(4)再論 中華無跪禮

以前沒有跪，因為南宋以前都是席子，雙膝向前地坐在席子上，名為正坐。明朝桌椅普遍了，人們解放了膝蓋，不習慣正坐了，但祭孔的時候，還延續宋元的雙膝正坐，坐著疼，坐不久，於是站一會正坐一會，有了「下跪」這個怪像。 中華無跪禮，下跪不是哀求，是強求，強烈要求受跪者要像孔子般公道，當官的在大街上不敢受百姓跪，老百姓跪大街了，當官的一定要側身閃開，不敢跟孔子比。 下跪不是自我奴化，是強烈譴責，看當權者受不受得起。跪你，等於在罵你。 法國理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蘇聯和美國是一樣的，已經沒有理論上的區別了，為了冷戰對抗，都變成了官僚主義。官僚主義毀滅文化，冷戰過後，人類就沒存在的必要了，因為我們都沒文化了，智障們的時間表不能稱為歷史。 官僚主義的最大特點是無情，官僚是要達標的，數字化政績，所以對身邊的人無情、對管轄地區無情、對未來無情，以犧牲人情、地方、未來，來偽造成績。 冷戰讓東西方都成了無情的世界，偽造的世界。 這個世界，中華大地上經歷過，就是秦朝，實在受不了，於是推翻它。漢朝延續了秦制的中央集權官僚化——是歷史常識，可不單延續了秦制，同時延續了周朝的分封制，不封大諸侯了，細碎諸侯，後來再細碎為門第，再細碎為行會、祠堂、商會、學派------ 細碎是為了避免戰爭，一地做大，為發展，必回侵犯周邊地區，於是必有戰爭。細碎了，可以大家一塊均衡發展。 皇帝制必產生官僚主義，短期好辦大事，長期必傷百姓，文明消亡，整個社會陷入一種頹廢自毀的傾向，結果必崩潰，文明倒退。 周天子的分封制，給地方自治權，給階層自治權，文化昌盛，但地方上會出大才，必傷天子，如周武王取代了商紂王，秦始皇取代了周天子，是戰亂之源。 以細碎諸侯的方式消除戰爭隱患，又保留住地方活力，用來制約反人性反文化的官僚主義。細碎化之後，人人皆諸侯，平民就是貴族。 中國平民的本質是貴族。至北宋成功取消貴族階層後，不是「沒了貴族，平民沒變」。而是「沒有貴族了，將貴族階層原有的權力分散給平民」，平民性質變了。 漢以後的社會制度，是皇帝和天子並存，中央集權制是面子、分封制是里子，天子隱性地存在，漢以後的皇帝不單幹秦始皇的事，還要干國家祭祀、治理江河、公益事業、榮譽評定、大赦天下、最高仲裁人等天子的業務。 分封制以細碎化的方式存在，商會、行會、書院、祠堂、師門、寺廟、退休官員體系、縣誌體系都是自治自理的。 皇帝和天子同體，分封制暗存，可以修正官僚主義。我們一個朝代輕易就兩三百年，和平二三百年啊，起碼比蘇聯有智慧吧，就是總結出了這套復調結構。蘇聯沒有復調，遺憾了。 貴族細碎化成的平民，細碎得沒了力量吧？ 平民自古有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比印度甘地的遊行、絕食好多了，甘地辦法少。 我們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不用在生理上折騰自己，我們可以講理，就是孔子整理出來的經典，漢朝開始，法制上就是」以儒辯法、以經解法「的方式，根據儒家的《春秋》《詩經》等經典否定政府政策，或是來重新定義政策的意思。 不是用以前的案例來論辯今日的案例，而是用儒家經典，是漢朝法庭的特色。」道義所在「是有法律效應的。清朝法律也有這樣的規定——當朝廷政令與地方民俗發生衝突時，以地方民俗為準，民俗就是法律。 一個正常的社會，光靠法律是維持不下去的，因為法律必有漏洞，法制社會如果變虛偽，人人都鑽法律空子，國家必崩潰。清朝早就是法制社會了，法律條款周密得讓學美國法律的留學生們老年後懺悔，後悔年輕時不看書，趕時髦批判傳統文化，回國後就說中國沒制度沒法律，叫囂上位。 但清朝晚期，由於官場最大勢力的官僚買辦資本帶頭鑽法律空子，整個社會虛偽了，於是崩潰。 正常社會都不是法律能維持的，是靠道德維持的。 道德是什麼？不是嘴裡說說，筆上寫寫，中華道德就是歐洲法律用詞的」習慣法「，習慣是有法律效應的，一個國家要靠民眾默契維持，光靠明文契約是維持不了的。 默契是道德。道德等於結構社會。 四書五經不是哲學著作，是政治學，是法律書。老百姓學了這個，就不用像甘地那樣遊行、絕食了，可以跟官員講理。看《鍘美案》，包公本來不想管，秦香蓮沒撒潑，講人倫道德，包公就得管了；《打龍袍》，連皇上都能打，怎麼這麼有底氣？憑的是道德。 清末留學生一代，回國批判四書五經，是奪了老百姓口才，從此遇上事，不知道說什麼了，老百姓可憐了。 八國聯軍進北京的國殤之後，光緒皇帝回京先廢了八股文，後廢了四書五經，拿錢拿地建了北大前身京師大學堂，跑去演講，竟然大談道德無用。 只知道造輪船大炮的皇帝，必是要亡國的。道德是社會結構，帶頭毀這個，必亡國。 儒家從來都不是單維持皇權的，是維持社會的。孔子和孟子是分封自治制度的擁護者，這兩位聖人生在秦始皇之前，都沒見過皇帝制，他倆的理論怎麼可能維持皇權？ 之後的第三聖候選人——董仲舒，講」天人合一「，是要以星座、氣候、怪異來打壓皇權；另一個第三聖候選人——司馬光，寫《資治通鑒》，是以歷史教訓規範皇權，告訴皇帝，玩權謀要亡國，當皇帝得講理。 《漢書》以後的史學傳統是」以儒著史「，中心思想是」皇權-—官僚主義的制度只能傳兩代人，集權制和分封自治的復調結構可穩定社會二三百年。」 溥儀遜位時，當年報紙有《皇權並不存在》的討論，專門摘出來皇帝同時具有的天子分封特徵，列舉出種種分權自治的事實，看得大眾很迷茫，原來我們早就是君主立憲制了，比明治天皇、英皇喬治更徹底，那光緒和袁世凱還瞎搞什麼？ 因為漢朝以來的皇帝制都連體嬰兒般地帶著天子分封制，單揀出來皇帝部分，就是集權的，單揀出來天子部分，就是分權的，各有龐大事例。 大清之亡，不是亡在制度，舊有制度熟練高明地降低了官僚主義和軍閥主義的風險。亡在原有的「集權、自治」的復調結構遇上了官僚主義和軍閥主義的升級版——官僚買辦階層和代言外國的軍閥，買辦官僚維護自身利益和外國人利益，不維護皇權，代言外國的軍閥不是地方經濟自然產生，猛然做大，兩大塊突兀，社會結構崩壞。 集權和分權的分寸找不著了，再加上儒家文化一毀，老百姓失去了維護利益的依據，語言系統亂了，自治空間就保不住了。鼓勵年輕人詆毀道德，必有人之後要收割大錢。人人胡言亂語，才好漁翁得利。 民國軍政界人物都愛報紙論戰，篇篇雄文，掩人耳目，賺滿了去外國移民的子孫錢，這樣亡了民國。 我抓住民國題材不放，就是想看清楚老輩人怎麼一步步活在了無情的世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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