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執政時代開始推行所謂的「民主化進程」

穆巴拉克執政時代開始推行所謂的「民主化進程」

2011年01月28日 18:26來源：西亞非洲 作者：姜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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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81年，穆巴拉克繼任總統，其政府基本沿襲薩達特時代確立的有關政策：在政治領域，進一步促進以多黨制、議會製為標誌的「民主化進程」；在經濟領域，繼續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在新形勢下，兄弟會在第三代總訓導師歐麥爾·蒂爾瑪沙尼的領導下，採取以溫和的改革主義為方向的政治路線，力圖在現行國家體制下從事合法政治鬥爭，扮演宗教政治反對派的角色。而穆巴拉克政府一改薩達特晚期的鎮壓政策，採取分化、瓦解的措施，極力拉攏兄弟會，吸收一些兄弟會成員進入議會，並繼續推行政教分離的政策。

本文摘自：《西亞非洲》2003年第1期，作者：姜英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西亞非洲研究系2000級碩士研究生），原題：《埃及穆斯林兄弟會與政府的關係及其影響》

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以下簡稱兄弟會）成立於1928年，創始人為蘇非派虔誠信徒哈桑·班納。作為埃及、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第一個和影響最為廣泛的原教旨主義派別組織，兄弟會從初創伊始到現在，與埃及曆屆政府的關係時好時壞，甚至幾度被解散。本文即試分析兄弟會與埃及曆屆政府的關係及其對埃及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一．兄弟會與歷屆政府的互動關係。

在初創時期，兄弟會僅僅是一個鬆散的群眾組織。但是在哈桑·班納的領導下，兄弟會發

展很快，影響急劇增長。1936年埃及法魯克王朝和英帝國簽署了喪權辱國的《英埃協定》，在埃及人民如火如荼的政治風暴影響下，「兄弟會由一般群眾組織演變為政治實體」①。成為政治實體後的兄弟會與埃及曆屆政府的關係都有不同的特點。

1.與法魯克王室的關係

因為有華夫脫黨、沙第黨（the Saadi Party）、英國因素的存在，而變的錯綜複雜。當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對王室有利用價值時，王室便極力拉攏、利用它牽制和制衡王室政敵。1936年5月，法魯克初登王位，根基未穩，不願輕易樹敵，而當時兄弟會並非埃及主要政治勢力，對王室不構成威脅，法魯克於是利用兄弟會牽制在大選中獲勝的華扶脫黨，阻撓其勢力的發展。當兄弟會失去利用價值時，王室就坐視或親自參與打擊、鎮壓兄弟會。1944年10月，失去英國支持的華扶脫黨失勢，得到王室支持的沙第黨上台執政，王室認為兄弟會已無利用價值，再加上兄弟會因為堅持反英立場聲勢大增，開始採取獨立路線，於是1948年12月，王室與沙第黨宣布兄弟會為非法組織，對其進行殘酷鎮壓，哈桑·班納被埃及情報人員暗殺。因此，兄弟會只得在夾縫中求生存，利用對方的矛盾，獲得若干實質利益，例如，哈桑·班納曾宣布效忠國王，得到國王禮遇，順利發給執照，使兄弟會得以出版報紙。二戰以後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兄弟會在反帝、反殖、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中積極發展、壯大力量，並在軍隊和社會中擴大影響。民族危亡之際，兄弟會終不能容忍王室的腐敗無能和不思進取，尤其痛恨其不顧埃及人民利益，與英帝同流合污，致使埃及依然處於西方殖民列強的統治之下。兄弟會堅持反英立場，得到人民支持，勢力逐漸壯大，於是與同樣反帝反殖的世俗民族主義代表——埃及自由軍官合作，合力推翻了法魯克王室，掀開了埃及歷史新的一頁。

2.與納賽爾政權的關係

初期，納賽爾感念兄弟會襄助自由軍官政變有功，且雙方高層領導人素有舊誼，故納賽爾並未把兄弟會視為威脅，而是利用其作為對付納賽爾政敵——王室、舊政黨、納吉布的工具。但是，代表世俗民族主義的納賽爾政權和代表伊斯蘭主義和兄弟會在政治目標上存在根本分歧，納賽爾政權世俗化、現代化的目標與兄弟會政治、社會伊斯蘭化的目標南轅北轍，雙方的最後攤牌只是一個時間問題。1954年、1964年兄弟會因涉及暗殺納賽爾，兩度遭受大力鎮壓，實力大為削弱，其作用邊緣化，在埃及政治生活中幾乎聽不到它的聲音。但兄弟會勢力並未消失，而是潛入地下，從事秘密活動。此間，雙方亦有短暫合作，但都是脆弱而短暫的。1964年納賽爾打算與兄弟會聯合，對付越來越難以控制的共產黨勢力，於是實行特赦，釋放1954年入獄的兄弟會成員。但是，1966年，埃及政府發現兄弟會得到沙特財政支持，圖謀政變，暗殺納賽爾，並推翻埃及政府，納賽爾利用其強有力的統治，鎮壓兄弟會，共逮捕兄弟會成員18000人，嚴刑拷打，致使許多人喪命，最後在8月審判365人，處死包括兄弟會領導庫特布等四名嫌犯。總之，兄弟會與納賽爾政權的關係也經歷了一個由友好而趨向惡化的過程。直至60年代末，納賽爾因內政、外交上的缺失、經濟困窘、軍事挫敗，導致阿拉伯民族主義魅力盡失，埃及人民從泛阿拉伯主義的幻滅中覺醒，回首過去，尋求精神-宗教的慰藉，從傳統中尋找出路，深感伊斯蘭傳統最值得珍惜。標榜民族自尊、伊斯蘭榮耀的兄弟會遂成為穆斯林最後的希望。①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終於重獲生機，走出低迷，步向復興。

3.與薩達特政權的關係。

20世紀70年代阿拉伯世界掀起新一輪的伊斯蘭復興運動，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重新崛起。薩達特本人是親西方的務實主義者，上任之初，為了牽制納賽爾主義分子、左派勢力，建立個人權威，便鼓勵、拉攏伊斯蘭勢力，幫助復興穆斯林兄弟會，使得兄弟會東山再起，並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宗教政治反對派。由於當局的宗教政策，整個70年代，埃及社會中的伊斯蘭教氣氛很濃厚，包括受世俗教育的知識分子、職員、政府官員等人中都普遍有一種伊斯蘭教的認同感，群眾性的伊斯蘭活動空前活躍，學生中也有一種走向伊斯蘭傳統主義的趨勢，兄弟會的社會基礎呈現出年輕化、知識化的特性。薩達特和兄弟會處於一種微妙的、非正式的勢均力敵的局面。②他容許兄弟會會員以溫和改革立場傳播教義、出版雜誌、建立社會組織、財政機構等，釋放關押在獄中的兄弟會成員，允許大量被流放到沙特的兄弟會成員回國，甚至容忍兄弟會對他的一些政策持反對意見，但是兄弟會在法律上依然是不合法的，不允許其成立政黨。一般說來，兄弟會不採取暴力行動，也不煽動暴力行為。但是，70年代末，薩達特獨斷專行，採取親西方、與以謀和的策略，政治腐敗，經濟困窘，貧富差距嚴重，社會缺乏公義，西方價值觀瀰漫埃及社會，社會風氣日下。這種不合理現象引起人們的怨恨和社會不安，加深了國內的矛盾。反對派迫不及待地利用這種形勢加緊擴展自己的力量和影響，加強對薩達特政府的攻擊，無論是溫和還是激進的伊斯蘭分子都同聲譴責薩達特為伊斯蘭叛徒。薩達特對兄弟會威脅利誘，一方面採取深化伊斯蘭政策，命令以沙里亞法代替埃及現行法律，一方面拉攏宗教上層人士譴責暴力行為，宣布戒嚴法，限制政治生活，取消言論自由，並且利用激進分子暴亂之際，宣布兄弟會為非法組織，大肆逮捕激進分子。薩達特對反對派採取的一系列堅決措施，反而使事情極端化，最終釀成悲劇，有「信仰者總統」之稱的薩達特被聖戰者組織（由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分離出的激進組織）暗殺。

4.兄弟會與穆巴拉克政權的關係。

1981年，穆巴拉克繼任總統，其政府基本沿襲薩達特時代確立的有關政策：在政治領域，進一步促進以多黨制、議會製為標誌的「民主化進程」；在經濟領域，繼續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在新形勢下，兄弟會在第三代總訓導師歐麥爾·蒂爾瑪沙尼的領導下，採取以溫和的改革主義為方向的政治路線，力圖在現行國家體制下從事合法政治鬥爭，扮演宗教政治反對派的角色。③而穆巴拉克政府一改薩達特晚期的鎮壓政策，採取分化、瓦解的措施，極力拉攏兄弟會，吸收一些兄弟會成員進入議會，並繼續推行政教分離的政策。例如，釋放政治犯，包括兄弟會成員，開放黨禁、報禁，容許批評、意見，制定新選舉法，使兄弟會成員能夠以獨立人士，或以其他政黨名義參選。1984年國會選舉，兄弟會與新華扶脫黨聯合參選，獲得15%的選票，共58席，兄弟會成員獲8席；1987年兄弟會與自由分子和社會主義勞工黨組成聯盟參加國會大選，贏得17%的選票，贏得60個席位，新華扶脫黨失去兄弟會的聯合，僅獲得11%的選票（35席），兄弟會取代新華扶脫黨成為埃及最主要反對勢力。對向政府挑戰的極端勢力和團體，政府則堅決打壓，毫不留情，逮捕激進分子，嚴重者處以極刑，例如，1982年4月，約140名伊斯蘭好戰分子涉及暗殺穆巴拉克事件被捕入獄。但是，政府對激進分子的鎮壓，不僅未能制止暴力活動，反而更促使激進分子潛入地下，伺機而動。兄弟會雖然受到激進勢力的影響，但並未與其合流，而是仍然堅持溫和路線，謹慎地留在溫和陣營里，避免引起政府注意，遭到打壓。一些兄弟會成員甚至放棄政治意圖，開始從事佈道工作，鼓勵個人日常生活伊斯蘭化。穆巴拉克政府在1987年之後，似乎也未能避免前兩位總統與兄弟會的關係模式，初期，差強人意，後期，則衝突難免。1990年，政府以兄弟會牽涉暴力事件為由，打擊兄弟會，在1990年和1995年國會選舉中，對兄弟會參選設置障礙；2000年立法選舉之前，兄弟會再度受挫，15名優秀的兄弟會成員被捕入獄。但是，政府的打壓政策，只是意圖破壞兄弟會的內部結構，使之更加溫和，與政府合作，放棄抵抗。總之，1987年以後，由於埃及內外形勢，以及由於兄弟會自身的變化，「雙方維持冷和的關係」。①

二．兄弟會對埃及社會的影響

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從弱小到發展壯大，一度勢力強盛，它在政治上並未成功，因為它未能改造穆斯林關於政府和國家的傳統思想，並使之適應現代需要。事實上，它由於同政府對抗，而成了一個派系運動，對國際關係也採取不現實的看法，在法律事物上也不太靈活。②但作為宗教政治反對派的兄弟會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宗教底蘊和一定的經濟實力，在埃及各階層民眾中依然頗有影響。兄弟會激發了阿拉伯民眾共同的宗教感情，在理論與實踐中強調伊斯蘭教首屈一指的地位的同時，強調經濟、社會和教育需要同步進行。兄弟會對埃及社會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點：

1.在政治上，兄弟會是埃及最強有力的反對派。縱觀歷屆埃及政府對兄弟會的策略，無論是拉攏利用還是鎮壓解散，都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兄弟會是埃及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它的存在對於政府是一種威脅。20世紀70-80年代以來，由於雙方策略的改變，兄弟會積极參与多黨民主政治，承認政治多元主義和議會民主制度，在埃及政府允許它以其他政黨或獨立候選人身份參加議會選舉的情況下，幾次參選表現不俗。2000年埃及議會選舉，17名由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推選的候選人當選議員，並正式進入該國議會的事件引起各界的關注。政治界人士認為，本次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議會選舉中獲勝，標誌著在埃及的伊斯蘭運動重新崛起，兄弟會已成為埃及政治中惟一強有力的反對力量。因此，儘管在本次埃及議會選舉中，執政的民主黨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但一些非政府黨派和獨立派人士進入本屆議會後，為埃及政治氣氛進一步放鬆和調動各組織、各黨派人士積極參政議政創造了條件。1996年，一部分兄弟會前成員成立了一個中間黨派（Wasat），兩度向政黨委員會申請合法地位而未果，這說明兄弟會通過合法程序以獨立黨派參政議政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然穆斯林兄弟會的目標並不是要推翻現政權，而是要使共和國符合《古蘭經》的教義。

2.在經濟上，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伊斯蘭歷史長河中，如此多的伊斯蘭復興，主要可歸結為經濟因素。伊斯蘭社會經濟體制未改，宗教復興運動則永難歇止，穆斯林兄弟會幾度沉浮的政治生涯足可以證明此點。兄弟會始創時期，就是一個多功能的社會實體，每一個分支機構，都設有清真寺、伊斯蘭研究社團，學校、俱樂部和家庭工業等，成為一個「五臟俱全」的穆斯林小社會。經過70餘年的長期努力，兄弟會主流派的經濟實力逐漸增強，建立了包括銀行、投資公司、學校、醫院、法律服務中心、工廠、商店、農場、旅館、大眾媒體等在內的廣泛的網路，控制了許多「專業性辛迪加協會（醫生、工程師、律師、新聞記者、科學家）」①，並且許多富裕商人都成了兄弟會的領導成員，他們與國內外的商界，特別是海灣地區的石油鉅賈有著密切的聯繫。兄弟會社會基礎的轉變、知識含量的增加、經濟實力的增強、社會聯繫的擴大，使兄弟會有能力發揮綜合性的社會功能，更為重要的是，這對兄弟會的策略和政治態度、活動方式產生了明顯的影響。80年代起，兄弟會開始關注社會經濟問題，提出更加具體明確的經濟主張，強調走獨立自主的經濟道路，擺脫對東西方經濟的依附。

3.在意識形態上，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最大影響莫過於復興伊斯蘭，倡導伊斯蘭的傳統文化，成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開端，並使伊斯蘭平民化、大眾化。伴隨著對外開放，西方意識形態、價值觀不斷侵入埃及，兄弟會認為西方文化侵蝕著埃及人的靈魂，提倡通過重建伊斯蘭道德來治理社會，規範人的言行舉止。每當道德淪喪，政治腐敗，埃及社會充斥西方文化時，埃及穆斯林兄弟會起著凈化人們心靈的作用，是陷入迷惘的人們的精神寄託和心靈撫慰。同時，兄弟會將過去高高在上、神學家所把持的宗教簡化成淺顯易懂的主要教義，使老百姓易於接受、認同，並從伊斯蘭內部產生感化力量，以獨特的方式造福社會和人民。伊斯蘭復興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並且呈現出超國家、超民族的現象。

4.在社會生活上，穆斯林兄弟會的根基扎得越來越深厚。兄弟會的成員不僅來自各行各業，涵蓋各個年齡層，幾個左翼政黨也到伊斯蘭教中尋找希望。埃及社會存在的各種危機，使得穆斯林心中充滿著「回到伊斯蘭」的嚮往。面對國家的無所作為，穆斯林兄弟會開始實施一項慷慨政策：開設診所和學校，發放人道援助善款。在20世紀80年代，埃及輿論受到了這種傾向的誘惑，許多人紛紛參與宗教禮儀的復興，這些人往往是一些聲名顯赫的人以及小資產階級、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利用自己的影響為穆斯林兄弟會服務，滲透到職業工會，大學和司法機構中。兄弟會因此在埃及社會中尋找到了許多落腳點，力圖以自下而上的漸進化的社會伊斯蘭化的方式來融入埃及主流社會，實現自己的目標。

5.在國家安全上，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恐怖活動有所增加。因受60年代兄弟會領導人庫布特激進思想的影響，70年代從兄弟會分裂出的伊斯蘭激進分子決心通過武力反對政府，埃及在海灣戰爭中又站到了美國一邊，從此以後，恐怖活動愈演愈烈，激進分子在埃及境內攻擊外國觀光客和投資人，藉此打擊埃及旅遊業和減少外國投資，致使埃及觀光收入因此減半，旅遊收入至少損失十億美元，埃及經濟因而雪上加霜。近幾年來，埃及政府對穆斯林兄弟會進行的鎮壓有所升級，2001年11月初21名兄弟會成員在開羅被捕。穆巴拉克總統已指示，這些人將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罪行是「利用美國對阿富汗的軍事行動，煽動公眾的不滿情緒，並攻擊政府的對外和對內政策」。埃及國內的恐怖組織還與國際上的恐怖分子有所勾結。儘管伊斯蘭極端勢力只是埃及社會的邊緣力量，但因其破壞性大、烈度強、影響廣，成為埃及政府和社會的一顆毒瘤。

三．結語

自創立以來，埃及穆斯林兄弟會顯示了強勁的生命力，不斷發展壯大，成為未來真正能夠威脅埃及執政當局、削弱埃及統治基礎的最有影響的政治反對派。與其他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和政權一樣，兄弟會把國家伊斯蘭化和宗教純潔化作為人類全部生活的終極目標。毋庸質疑，伊斯蘭教不僅是宗教，但說到底又是宗教，而不是科學。①穆斯林兄弟會由於受原教旨主義的束縛，至今沒有提出一個較為完備、行之有效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綱領。況且兄弟會至今仍未取得政治合法地位，執政黨因擔心政權旁落而極力壓制兄弟會，限制其合法參政的權利。因此，埃及穆斯林兄弟會要在埃及這樣的世俗化國家裡奪取政權是十分困難的，主客觀情勢都不允許，即使取得政權，單憑「伊斯蘭是解決一切的辦法」這一空洞口號，要想治理好這個人口眾多、資源匱乏、經濟落後的國家實是難上加難。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原教旨主義政權已通過《古蘭經》、《聖訓》和創製，探索出一條實現全方位的伊斯蘭現代化的發展道路。②所以，穆斯林兄弟會只有檢討自己，提出具體的建國方案，適度接受現代化的觀念，調和世俗主義與伊斯蘭的觀念落差，面對現實，尋求解決方案，方能擺脫狹隘、傳統的宗教束縛，走向康庄大道，為國際社會所接納。但不管這樣，穆斯林兄弟會的吸引力依然存在，在今後某個時期，還可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發揮巨大的作用。穆斯林兄弟會政治、社會伊斯蘭化的目標和理想，即使不是具體的政策而只是一個口號，也可以在幾乎任何穆斯林社會作為一種理想繼續存在。因為兄弟會的理想和目標同伊斯蘭教本身一樣，超越了政治界線，並超越當地宗教法律和實踐方面的差異。③

參考資料：

吳雲貴：《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1

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11

曲洪：《當代中東政治伊斯蘭：觀察與思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1

蔡百銓譯：《阿拉伯人的歷史》台北，聯經，民國75年

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1

[美]凱馬爾H卡爾帕特編著陳和豐等譯《當代中東的政治和社會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美]中東雜誌1982年夏季號，第340頁

[美]托馬斯·李普曼：《伊斯蘭教與穆斯林世界》陸文等譯新華出版社1985.9

[台]朱張碧珠：《埃及穆斯林（回教徒）兄弟會之研究》中華民國8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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