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金國，韓侂胄無力回天---開禧北伐

　　韓侂胄為南宋權臣，一再企圖推翻和局。他的父親與皇帝趙構為姻親兄弟，韓本人又娶皇后侄女為妻，當太皇太后秉政時，韓勢傾內外，有權廢立天子。他既為宰相又掌樞密院事，更領有太師頭銜，自是能單獨決定和戰。只是他在南宋朝中極不孚人望，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驕奢之名。所以當他在公元1206年定計北伐卻出師不利時，很少有人同情他。

　　南宋開禧元年(1205年)4月，寧宗採納韓侂胄的建議，崇岳貶秦，追封岳飛為鄂王，削去秦檜死後所封的申王，改謚「謬丑」，有力的打擊了主和派，大快了人心。同年5月，寧宗下詔北伐金朝，史稱「開禧北伐」。開戰初期宋軍收復了一些地方，後因韓侂胄用人不當，於第二年被戰敗。況且這1206年又是多難之秋，更北的蒙古，鐵木真在此時自稱「成吉思汗」，千秋功業正待展開，此是後話。刻下則金人在戰場得勢，膽敢向南宋要求韓侂胄之頭顱，楊皇后與主和派禮部侍郎史彌遠趁機殺死韓侂胄，將其首送往金朝。由一個禮部侍郎謀殺太師，事成之後才由朝廷公布其罪狀，剖棺割屍將頭顱送金。朝政被史彌遠、錢象祖把持，嘉定元年（1208年），與金訂定了屈辱了「嘉定和議」。嘉定十七年（1224年）閏8月，寧宗病死於臨安宮中的福寧殿。不過事雖如此，也有作史者為韓抱不平，謂攻擊他的罪名太多虛構，況且他的賢愚不肖也改變不了一個事實：即韓侂胄為了一項宗旨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其北伐不僅被《宋史》認定為「自不量力」的行動，而且韓侂胄本人也以「奸臣」之名被載入史冊。到底如何評價開禧北伐及其最高統帥才合乎歷史實際？有人認為韓侂胄和開禧北伐都應該給以肯定。韓侂胄領導的開禧北伐，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都作了較充分的準備，符合歷史發展趨勢，故能以勝利開始，但由於朝廷的腐朽、投降派的猖獗、主和派得勢、秦檜餘黨的卑劣、內部的叛徒和用人不當等等原因，終以失敗告終，故開禧北伐並非沒有準備和自不量力，更不能把韓侂胄當奸臣對待。

　　韓侂胄本來就是抗戰派，他又是在抗戰派支持下上台的。韓侂胄和抗戰派要北伐中原、統一中國，首先就必須反對道學，從思想上統一認識，這顯然是北伐的需要。如果不先從思想理論上反對阻擋北伐的道學集團，就無法開展北伐的活動。韓侂胄從1195年開始執政起，同理學進行了4年的鬥爭，為開禧北伐在思想上作了充分地準備工作。反道學的鬥爭從組織上搬掉了北伐的絆腳石，穩政局、揚岳飛、貶秦檜是北伐政治上的準備，啟用軍政人員、推舉將帥、訓軍備戰是北伐軍事上的準備。此時北伐的條件和時機已經成熟：金朝國內階級矛盾尖銳，金朝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不斷加劇，西夏、蒙古的入侵，嚴重威脅金朝的統治，南北人民要求統一的愛國情緒高漲，南方經濟大大超過北方是北伐的物質條件。

　　由此可見，開禧北伐的失敗，並非敗於戰場，韓侂胄雖一度同意謀求適度的妥協，但從總體上講始終不愧為開禧北伐的最高統帥，也自始至終堅持了民族抗金的路線，符合南北統一的歷史發展趨勢。開禧北伐的失敗，主要是投降派的賣國，朝廷的腐敗，主和派的妥協，吳曦的叛變。秦檜餘黨史彌遠等「國賊」是造成北伐失敗的罪魁禍首。當然，韓侂胄用人和指揮的失誤，也是一條不可忽視的原因，加上他對投降派鎮壓不力和失去警惕，從而最後釀成了開禧北伐的失敗和自己喪命的悲劇。

　　《宋史》和好些論著，認為韓侂胄領導和發動的開禧北伐是為了鞏固個人的地位和「立蓋世功名」。朱紹侯主編的一直作為高校教材的《中國古代史》也說「南宋重臣韓侂胄想趁機用兵，樹立蓋世功名」，把韓侂胄作了「幾年準備工作」後進行的正義戰爭，就簡單地以「立蓋世功名」和「自不量力」的「趁機用兵」而橫加貶斥，實在不能使人苟同。如果這樣看待歷史人物，那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都得全盤否定，因為他們的政策和行動無不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韓侂胄發動的開禧北伐反映了南北人民渴望統一的願望，是主戰派對主和派長期鬥爭的結果。這正是韓侂胄能發動北伐的不可忽視的歷史條件和背景。北伐成功，南北一統，韓侂胄當然就有了「蓋世功名」。他為中國的統一立下了蓋世之功，當然，也就應該享有蓋世之名。這一點，清初顏習齋在《宋史評》中為王安石翻案時，也為韓侂胄作出了中肯的評價:「獨韓平原(侂胄)毅然下詔伐金，可謂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義復仇，雖敗猶榮矣！乃宋必欲誅之以界金也，尚有人心哉。」雖敗猶榮，正是韓侂胄民族精神的體現。而這樣一位愛國重臣，卻被投降派暗害並「函首」金人，這種卑劣的行為確實喪失了「人心」和民族氣節。

　　韓侂胄當時不失為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蔡美彪等史學家的話是經得起咀嚼的:「岳飛因抗金而被謀害，韓侂胄因出兵失敗而被暗殺。他們都是因為堅持抗敵遭受迫害而犧牲。但由於韓侂胄大力反對朱熹，長期遭到孔、孟、程、朱門徒的咒罵。元代儒生修《宋史》，特立《道學傳》不列入史彌遠，反而將韓侂胄與秦檜並列，辱罵他是『奸惡』。這段被歪曲了的歷史，應該被恢復其本來面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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