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民主」無法逃脫的宿命：隻能成為笑談

1978年，中東石油大國伊朗在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國王領導下進行的「白色革命」已整整15個年頭了。在這15年中，由於石油價格的飛漲和國王的銳意革新進取，古老落後的伊朗正迅速脫離「傳統」，在通往「現代化」道路上突飛猛進、日新月異，取得了炫目於世的成就。經濟繁榮昌盛，武備精良強大，似乎就要再現兩千五百年前古波斯帝國的燦爛輝煌。但就在這年年底，權柄赫赫的巴列維國王卻極出世人意料地被身披黑色長袍、頭裹黑色纏頭的毛拉們掀起的「黑色風暴」——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的」伊斯蘭」革命所推翻。力量如此懸殊的「兩種革命」彼此較量，結果竟是弱勝強敗﹔而且「在這十五年裡，全國人民的願望竟然完全翻了個個兒。這種顛倒是怎樣發生的呢?」《伊朗》費·胡韋達：《伊朗國王倒台始末記》，第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其中必有深刻且引人深思的多種原因。　　一　　伊朗人為古波斯人的後裔，居魯士大帝和大流士王在兩千五百年前所建立的龐大帝國，為古波斯的全盛時期，我國漢史稱安息。但隨著帝國的傾覆，波斯先後被許多民族、國家征服。公元7世紀時，伊朗為高舉伊斯蘭教大旗的阿拉伯人所佔領，伊斯蘭教遂成伊朗「國教」。若細分起來，伊朗人皈依的是伊斯蘭教中的什葉教派。伊斯蘭教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政教合一，《古蘭經》不僅是宗教信仰和禮儀的規范，也是俗世社會必須遵從的行為准則。而諸如教育、司法等領域，更是必須由神職人員掌握。　　在漫長的歷史中，伊朗逐漸衰敗。18世紀末，伊朗東北部的土庫曼人愷加部落統一了伊朗，建立了愷加王朝。由於地處東西交通要沖，所以近代以來便成一些歐洲大國的爭奪對象，屢遭侵略。1801年俄國兼並喬治亞﹔英國同伊朗三次戰爭導致伊朗割地賠款及承認阿富汗獨立。此後法國、奧地利、美國等相繼強迫伊朗訂立了不平等條約。19世紀下半葉，英、俄攫取了在伊採礦、築路、設立銀行、訓練軍隊等特權。1907年，英、俄兩國簽約劃分了在伊的勢力范圍：北部屬俄國，南部屬英國，中部為緩沖區。伊朗雖然名義上仍是「獨立」國家，但實際分別置於英、俄的影響甚至直接控制之下。若用「我們的」術語來說，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往昔的輝煌與今日的恥辱形成鮮明對照，伊朗在追求復興強國的路上必然產生強烈的民族主義，而強烈的民族主義又很容易導致籠統、盲目的排外思潮。　　與中國類似，伊朗的一些志士仁人也是為了「救亡」而提出「憲政主義」的。他們認為學習西方限制國王權力的改革是國家強大、抵禦西方列強侵略的根本之策。所以，伊朗的「憲政主義」與「民族主義」一開始就纏結在一起。進一步說，如果沒有「救亡」就很難有「啟蒙」，更沒有「啟蒙」的進展。但正因如此，「啟蒙」確又很容易被「救亡」壓倒。1905—1911年，伊朗發生了「憲法革命」，穆罕默德·阿裡·沙國王被迫召開議會，制定了伊朗第一部憲法。雖然有憲法，但並無人遵守，因此伊朗政治陷入混亂之中，與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亦有類似之處。長期的政治混亂為軍人或日軍閥奪權創造了條件。1921年，一位目不識丁但因軍功顯赫升至高位的哥薩克武夫禮薩·汗發動政變推翻了軟弱的愷加王朝，自任陸軍大臣，接管了政府權力，又於1923年取得首相職位。最後，他乾脆在1925年以議會的名義廢黜國王，自封為王，正式建立巴列維王朝。　　禮薩王急欲使國家富強起來，實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大規模土地改革，廢除一些不平等條約等，因此獲得廣泛支持。伊朗鄰國土耳其在基馬爾領導下進行的政教分離的現代化運動使禮薩王印象極為深刻，決心效仿基馬爾，在伊朗也推行政教分離的現代化運動。他組建了現代的國家軍隊，創辦一些用大機器生產的工廠，修築鐵路和公路，並從神職人員手中奪回教育和司法權，創建了從小學到大學的現代學校體系，用俗世的科學知識取代神學教育，建立了以法國法制為藍本的現代司法體系，以俗世的民法取代伊斯蘭法，尤其不準教會干政。為了移風易俗，他提倡穿西裝，並要婦女摘去遮蓋了千百年的黑色面紗。這些自然遭到宗教勢力的強烈反對，王室同教會發生激烈沖突。為鎮壓教會，國王曾率兵前往什葉派領袖居住地庫姆，公然無視伊斯蘭最基本的戒律，穿著馬靴踏入神聖的清真寺，用手杖抽打一名德高望重的阿亞圖拉。他終於用殘酷的手段使教權屈服於王權，但為此實際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種下了群眾基礎極廣的教會與整個巴列維王朝彼此間數十年的仇恨之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風雲中，具有親德傾向的禮薩王(他在20世紀30年代為強調波斯屬雅立安人種而把波斯改名伊朗)在英國和蘇聯的壓力下被迫於1941年退位，將王位交與自己年僅二十二歲的兒子巴列維。　　二　　從小留學歐洲的巴列維國王登基時以花花公子著稱，毫無政治經驗，自然形同傀儡。經過十幾年的政壇磨煉和幾次重大政治危機後，巴列維國王終於大權在握，於1963年開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藉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為「世界第五工業強國」。這個一攬子的現代化?世俗化方案，一開始就遇到以威望極高的霍梅尼為領袖的什葉教派的激烈反對，以至雙方於1963年初夏在德黑蘭街頭發生流血沖突。結果當然是以國家軍隊對教會力量的血腥鎮壓而告結束，阿亞圖拉霍梅尼被迫流亡國外。　　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此舉已摧毀了什葉教派抵抗運動，神職人員已經就範，曾任美國駐伊朗大使的W·H·沙利文寫道：「國王自己也認為，從此可以放手推行他的現代化、西方化以及世俗化計劃，不再會遇到什葉教派的嚴重抵抗了。」<美>沙利文：《出使伊朗》，第65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年版)此後，便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給伊朗帶來巨大變化的「白色革命」。

巴列維國王在《白色革命》一書中對這一「革命」作了詳細的說明。他聲稱:「導致這場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權利應歸全民，而不得為少數人所壟斷。」「我們需要進行一場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舉結束一切社會對立和導致不公正、壓迫和剝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礙前進，助長落後的反動勢力，指出建設新社會行之有效的方法。而這些方法也要與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國家的自然氣候、地理條件、其民族特點、民族精神和歷史傳統相適應，並能盡快地使我們達到和趕上當代世界最先進社會前進步伐的目標。」當然，他意識到：「這些方案和計劃有兩個因素對我們來說是基本的和神聖的：一、依靠精神和宗教信仰——當然，就我們來講，是伊斯蘭教。二、是維護以至增加個人和社會的自由，使之能夠得到空前的鞏固和發展。」總之，「我們這場真正的革命，全部都遵循我指出的兩個神聖的總原則，即：考慮精神和宗教的因素並維護個人與社會的自由，消滅一切剝削痕跡，消滅隻對少數人有利而對大多數人不利的現象。」所以要「進行土地改革來消滅封建主義和地主及雇農的關系﹔勞資關系也要建立在新的、工人不再感到他們是被剝削者的基礎上」，還要提高婦女地位、消滅文盲等等等等。((伊朗)巴列維：《白色革命·前言》，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具體說來，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廢除佃農制，把可耕地的四分之一分給三萬多農戶，但這卻嚴重侵犯了教產。在城市把一些工廠企業出售給合作社和個人，向發達國家大量派遣留學生，興辦大量現代學校，培養了大批現代知識分子,對婦女的各種規條得到進一步放鬆。不能否認,這些使伊朗經濟、社會迅速發展。許多巨型現代化工廠魔術般地出現在原本荒涼的田野,德黑蘭由一座骯臟破敗的小城一變而為舉世聞名的繁華大都市，貧窮的伊朗突躍為世界第二太石油輸出國而幾乎成為財富的代名詞，僅1974市年就給國外貸款上百億美元，並在兩年內購置了價值6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人民的總體生活水平也有了明顯的提高，國力迅速增強……　　然而，在這舉世公認的成就之下卻潛伏著深刻、巨大的社會危機。這點，不僅巴列維國王當年沒有意識到，大多數「觀察家」也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不少人在劇變之後對此進行的探索、總結和反思，卻依然發人深省。　　「白色革命」使伊朗經濟飛速發展，1968—1978年平均年增長速度為16～17％，按人口平均的國民產值從1960—1961年度的160美元躍增為1977—1978年度的2250美元。特別是1973年伊朗剛剛從西方石油財團手中收回主權，恰逢國際石油價格暴漲，國家每年的石油收入從40億美元猛增至200多億美元，從債務國突變為債權國。許多人都認為國內容納不了如此巨大的資金，政府開始放肆花錢，不計成本、不顧發展平衡地大上項目，僅軍費就從1970年的9億美元猛增至1975年以後的每年100億美元。而許多巨大項目又因不配套而閑置待廢，反造成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經濟環境的高度「緊張」，引發高通脹。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不是貧困，而是這種巨大的財富吞噬了巴列維王朝。　　另外，經濟的發展明顯與社會發展脫節。盡管有現代化機器，卻嚴重缺乏合格的工人和技術人員，更缺乏現代化的管理人員。由於發展的不協調，形成了種種「瓶頸」，沙利文寫道：「缺乏充分准備就投入建設龐大的工業企業，肯定會形成瓶頸問題。這些瓶頸問題往往是在同官僚機構打交道時碰到的。按照古老的波斯傳統，官府的關節隻需用錢就能買通。鑒於這些計劃規模宏大、投資巨萬，稍有拖延就會造成嚴重損失，因此行賄的金額十分驚人。結果，貪污盛行，涉及政府最高層，而且事實上也涉及了王室成員。據我看來。強制推行工業化計劃所帶來的貪污之風，是對國王及其政權的一個重大威脅。」《出使伊朗》，第46頁，正是種種駭人聽聞的貪污之風(因篇幅所限，恕不細述)造成了整個社會道德的頹敗，並逐漸對巴列維政權產生離心力。　　人們認為，隻有民主和法制才能有效反貪倡廉。但巴列維國王卻不這樣認為，因此始終無法制止愈演愈烈的貪污受賄之風。但面對愈演愈烈的貪污受賄之風，他不得不於1976成立了「皇家調查委員會」，想以此監督貪官污吏。這種「自我監督」的機制自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至死都認為「皇家調查委員會」是監督官員、反對腐敗的最佳機制，在他流亡國外的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依然如此寫道：「這是檢查國家事務的現代化服務機構。在我看來，這種自我評價的辦法比西方國家必須依靠『忠誠的反對派』的辦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對派的批評很少以客觀情況為依據。可惜的是，同我們後來的許多條款一樣，這一條也沒有來得及取得成果。」而「他們要求『真正的議會民主』，實際上隻不過是蠱惑人心的宣傳，結果將是對民主的歪曲與諷刺。這種民主常見於威信掃地的多黨制。我所要的是增進我國實際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對手們對這個主張不感興趣。」他仍然強調「隻有在君主立憲制的庇護下，伊朗各級生活才能廣泛實行民主化。」「因此，為了實現真正的帝國民主，就需要有一個君主從上邊進行統一。」他還將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認為伊朗此時仍要首先發展經濟：「沒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將只是一種幻想，建立在飢餓、無知及物質和精神墮落基礎上的民主只是一種諷刺，最終將成為民主最險惡的敵人。」(伊朗)巴列維：《對歷史的回答》，第126、151、131、182頁，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版)　　美國等西方國家是巴列維的盟友，但這些國家的政府對巴列維政權的專制統治又多有嚴厲批評，要求他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西方新聞界對他的批評不必說更加強烈。面對種種批評，巴列維反駁說：「作為他們的同盟者，他們不顧在我們這樣的國家裡行不通，仍然希望我實現西方民主思想。」「新聞界，尤其是美國的新聞界經常是帶有伊朗應該是什麼樣的成見，而不曾管它實際上是什麼樣，更重要的是將來會是什麼樣。伊朗被突然從中世紀推到現代技術發達的世界，把這樣一個國家與有著幾百年民主傳統和文明史的國家相比就像拿蘋果和橘子相比一樣，它們簡直無法比較。」「戰後美國歷史從來是要求其他國家，不論其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如何，都來效仿美國。」他堅持認為「民主是一個歷史進程。無論是從下層開始還是從上層開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強制實行。我自己的經驗表明，從上層逐步學著實行，比下層的大動蕩要有效得多。」而且，「我認為每個國家都有權利和義務實現或者是恢復偉大的文明。這就是為什麼伊朗不能不保持其世代流傳的和帶有普遍性的傳統。」(巴列維：《對歷史的回答》，中譯本第19、20、21、183頁)總之，他認為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他的批評是以自己的價值觀念強加於人，他格外強調在政治制度方面一定要保留伊朗「世代流傳」的傳統和特色。　　在自己的政權已被推翻、希望能自我監督的「帝國民主」已被証明錯誤時，仍強調「自己的經驗」正確有效，真乃莫大之諷刺。從上層逐步實行改革確實要比由下而上變革大動蕩要好得多，但前提是上層必須主動實行滿足社會需要的變革。而問題經常在於統治者總是強調政治改革的條件不成熟，要「逐步」，結果卻是總以此為理由拒絕或拖延改革，最後導致矛盾總爆發而錯失「逐步」改革的機會。　　不過，在伊斯蘭革命中被伊斯蘭法庭處決的前首相阿米巴·胡韋達的弟弟、曾任伊朗駐聯合國大使的費雷敦·胡韋達事後對此則有清醒的認識，他反思說，沒有進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敗不止的原因，恰恰也是政治反對派得以發展的原因：「在國家發展的那個階段，國王的基本錯誤並不在於加快經濟發展，而在於對政治自由的疏忽。到1970—1972年，物質條件改善需要與民主齊頭並進。這裡，國王犯了嚴重的判斷錯誤，放過了一些機會。」這樣，清真寺就成為反對派的政治活動中心，因為「在一個不能夠在議會發泄不滿情緒的社會裡，相對來說不可褻瀆的聖地，自然就成了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中心。」(《伊朗國王倒台始末記》，第53、5頁)　　「白色革命」曾經激發、造就了一批「現代」知識分子，胡韋達寫道：「伊朗看起來沿著合理的方向前進，以至於許多知識分子和技術專家，紛紛參加了國王的現代化運動。我的一群朋友認為，真正的經濟發展，必定會帶來民主。因此，要做的事情是支持國王的改革，並且為經濟發展和政治自由化提供動力。」(《伊朗國玉倒台始末記》，第47頁)但巴列維國王長期堅持所謂「帝國民主」，使知識界逐漸產生了強烈的離心和對立傾向。但巴列維則堅持認為知識界疏離的原因在於「面對這麼多新奇的事物，我們有些學生沒有準備。他們思想還不夠成熟，不知怎樣對待顯然是很舒適的新生活。」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父輩和祖輩所經歷的困難」，「同被寵壞了的孩子一樣」，經常提出過分的要求。(《對歷史的面答》，第115、116頁)利文寫道：「他們來自保的農村並受過嚴格的伊斯蘭傳統教育。他們來到西方化的現代城市，對違背他們基本是非觀念的事物看不慣他們的收入雖然比他們有生以來所能期望的還要高得地望著為進行投機買賣建起來待價而沽的高樓大夏空著沒人住，而自己在德黑蘭南部的貧民區，十幾個人住在—個房間裡。他們看到政府官員和中產階級乘坐有專職司機駕駛的奔馳牌轎車在城裡來來往往，自己卻因公共交通工具嚴重不足而不得不拚命擠車。他們的失望和不滿是大量的，而能使他們感到寬慰的事情又實在太少了。他們當中許多人吸毒成癮，許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為來發泄心中的怨恨。」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出使伊朗》第47頁)。 重要的是，巴列維與教會的關系一直非常緊張。教會在霍梅尼領導下一直堅決反對世俗化、西方化和現代化，與巴列維勢不兩立。巴列維曾通過人威脅霍梅尼說：「別讓我穿上我父親的靴子。」霍梅尼則憤怒地回道：「對你來說，你父親的靴子還大了好幾號呢!」教會認為「白色革命」不僅侵犯了教產，而且還敗壞了道德。德黑蘭街頭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電影院、酒吧間、賭場、豪華酒店和日益泛濫的色情業是道德嚴格的伊斯蘭教無論如何無法容忍的。使教會認為國王犯下死罪的是，他把兩千五百年前居魯士建立帝國看做比此後一千年先知穆罕默德被迫從麥加流亡一事還要重要，實則用居魯士反對穆罕默德。他舉行了一系列活動和儀式將自己作為居魯士的合法繼承人，並在1977年修改歷法，不從回歷算起，而從居魯士締造波斯帝國時算起。此舉引起舉國憤怒，為他垮台的一個因素。在一年後的滿街抗議聲中，國王不得不收回成命，恢復伊斯蘭歷法。　　霍梅尼雖長期『流亡國外，但在國內影響極大，始終堅信真主、真理、正義、道德在自己一邊，以『『簡朴、自由和公正的生活」為號召，堅持進行反對國王的原教旨主義革命。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為要淨化信仰、純潔道德、在人世間建立完美理想社會的原教旨主義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基礎。社會愈是窳敗不堪，原教旨主義的吸引力就愈大。對完美社會的追求，是深植於人類的天性之中的。　　這樣，巴列維就不得不面對要求擴大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和要求恢復傳統的宗教人士這兩方面的反對。曾經支持「白色革命」、現在進一步要求擴大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和一部分民眾認為巴列維此時已過於保守、過於強調伊朗傳統和特色拒絕政治改革而廈對他﹔力量強大、一直反對「白色革命」的宗教界人士和另一部分民眾卻認為他的經濟、社會政策完全違背了傳統、違反了教義而反對他。當面臨這兩種力量從相反方向的共同反對時，「白色革命」就岌岌可危了。　　三　　「白色革命」引起的種種社會矛盾一直未獲解決，問題越積越多，危機越來越深。胡韋達記述說：「伊朗1977年的情景，就像一群餓鼠吞噬一塊肥肉一樣。」1978年秋，對國王的反對終於公開爆發，迅速擴大。反對者來自社會各界：「工人、知識分子、市場商人、戴或不戴面紗的婦女、纏著黑色、綠色和白色頭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和衣衫襤褸的窮人。」(《伊朗國王倒台始末記》，第105、145頁)「對人民的疏遠和苛求、工藝技術進步和政治僵化之間的明顯矛盾，是不幸的主要根源。它們最終敗壞了國王的所有工作，盡管這些工作的本意無疑是好的」。(《霍梅尼》，第69頁)1979年1月中旬，巴列維國王終被推翻，逃往國外，「伊斯蘭共和國」宣告成立。霍梅尼的基本原則是國家決不能凌駕於宗教之上，任何違反伊斯蘭教的法律實際上都是違法的。而因爭取民主自由而堅決加入反對巴列維行列的「穿西服」的知識分子，此時方深有所悟，其中一些人後來亦不得不逃往國外。　　當然，也有人事先看出了某些徵兆，法國作家維利埃在1976年出版的對巴列維充滿贊譽之辭的《巴列維傳》一書的最後坦率寫道：「伊朗孩子們要學會讀和寫的三個詞，就是：Koda，Shah，Mihane(真主、國王、國家)，說不定到了某一天，其中的第二個詞兒甚至就可能給消滅掉了。」(《巴列維傳》，第362頁)不過，他也隻說對了一半：他是根據「通則」認為經濟的發展將促進現代民主政治的產生，而沒有料到伊朗的「特例」，最終促發的卻是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義革命!　　「白色革命」失敗的根源在於巴列維始終反對民主憲政，始終認為民主憲政只是一種西方的「地域性」制度而不是一種現代經濟制度所要求的普適的制度和價值，因此認為別人對他種種批評只是他人以自己的價值觀念強加於人。所以他一直強調用伊朗特色對抗民主政治，別人明明是為他好，他卻認為是害他。他沒有認識到，不同國家的憲政確會因歷史、文化傳統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和特點，但對權力的制衡、限制這種精神卻是相通的。然而他隻想要現代經濟制度，卻不想要現代政治制度。伊朗人民生活水平確因「白色革命」大大提高，巴列維便據此認為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也能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他沒有意識到，當溫飽得到保障後，人們對貪污腐敗、社會不公便格外不能容忍。事實說明，隻有權力互相制衡、限制的民主憲政才是防止、反對腐敗的有效措施和根本制度，而由皇家掌握大權自我監督的「皇家調查委員會」根本無法制止腐敗﹔「帝國民主」其實並無民主，已成笑談，最終難逃被推翻的命運。他的所作所為，正應了中國一句老話：「天堂有路偏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可惜，直到臨死他都未能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　　「白色革命」的失敗也凸現出了改革不徹底的困境。不徹底的改革必然弊病叢生，在經過了改革初期的繁榮階段因而普遍支持改革後，人們對種種弊端的感受必將越來越強烈。因此。是以繼續改革來克服種種弊病，還是以此質疑、否定改革而回到舊體制，這是身處改革?社會轉型中的人們不能不面對、不能不認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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