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夢家一九五九年下放哪裡（王黎群）

9月3日，是陳夢家悲憤抗爭、放棄生命的祭日。今年是「文革」爆發的五十年，也是陳夢家離世的五十周年。

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發出反擊右派的信號。「反右」鬥爭一開始，作為「三反」時期的「大老虎」，陳夢家應聲落網，被劃成「右派分子」的罪狀之一是「反對文字改革」。夏鼐日記7月13日條：「上午參加所中反右派運動大會，主要對象為陳夢家。」（《夏鼐日記》，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卷五，317頁）在「反右」運動開始之後，陳夢家的學術活動基本停止，在批鬥會上要不斷地自我檢討，接受來自各方的批判。檢討不能通過，就繼續做。

1957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連續召開了三天會議，「集中揭發和批判史學界右派分子向達、雷海宗、榮孟源和陳夢家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捍衛歷史科學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孟彥弘《不合時宜的倔犟——解放後的向達先生》，《書城》2009年第9期）進入1958年，隨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推進，幹部下放形成了高潮。1958年2月中共中央《關於下放幹部進行勞動鍛煉的指示》中提到，全國下放幹部總數已超過100萬人，全國已下放和準備下放的幹部大約有300萬。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百萬幹部下放」說法的來源。（王永華《1957百萬幹部下放勞動始末》，人民網2010年10月1日）

陳夢家在這場下放勞動運動中的命運又是如何？

考古所所長夏鼐在1958年12月22日的日記中記到，「上午赴所，開會歡送第二批下放幹部陳夢家同志等14人，由所中領導及下放幹部分别致辭，至午始散。」（《夏鼐日記》卷五，第419頁）

陳夢家先是在1958年9月25日至10月25日，編入河北省居庸關科學院綠化大隊第二小隊，下放到居庸關勞動一個月。9月24日出發前，他給趙蘿蕤信中提到了今後工作，「要造房子500平方米，在公路兩旁要栽樹等等。我一定努力好好工作，但同時也一定自己保重身體的，你可以放心，我自己會打算一切的。」（方繼孝藏信件原文）

楊泓1958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分派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現為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2009年，楊泓先生接受《南方文物》訪談，他回憶說：「1958年，我們八個同學一起被分到了考古研究所，其中三個人被派到蘭州分院，留下工作的五個人先是被派到洛陽去參加整風運動——就是考古所著名的『洛陽整風』，接著就分配下去做田野發掘工作。我被分到丹江水庫發掘，年末回來之後就到三室——即漢唐研究室工作。在那個時候，夏鼐先生是主張研究人員都要在編輯室參加編輯工作的。大凡考古所的老先生都在編輯室工作過。所以我當時是既在三室又在編輯室。編輯室那時的組長是饒惠元，副組長是周永珍，那時候在編輯室的先生還有徐蘋芳、陳公柔。我們那時候是兩個辦公室，兩個辦公室中間的一個小屋就是已經被劃成右派的陳夢家。那時管專刊的是徐寶善，還有比我高一屆的徐元邦和夏振英，還有幾位參加上海博物館的徐森玉先生合作編石刻匯總的，包括商復九、邵友誠、張明善等，此時還有幾位見習員。原來還有樓宇棟，但是我到編輯室那年他已經下放勞動去了。一年以後他又回來了，我們合作很短的一段時間，他不久又下放到陝西去了」。（《從考古學出發：楊泓先生訪談錄》，《南方文物》，2009年2月）從楊泓的回憶中，我們可以得知1958年陳夢家在考古所還繼續擔任《考古學報》編委、《考古通訊》副主編的工作，只是9月底至10月底被下放居庸關勞動了一個月。

王友琴、方繼孝說陳夢家「下放」河南農村勞動，自然是1959年里發生的事。但他們都沒點明下放勞動的具體地方。在目前缺少陳夢家本人日記、手稿等資料的情況下，想探知具體地點、細節等就無從下手，很是困難。

作家岳南曾寫過《聞一多學生陳夢家之死》，文章說：「陳夢家的工資被降三級，後曾一度隨考古所下放鍛煉幹部到河南洛陽白馬寺植棉場勞動。此時，趙羅蕤面對自己、父親趙紫宸和丈夫陳夢家受到批判和遭遇群毆的事實打擊，身患精神分裂症，被送往北京安定醫院治療」。

夏和順在2014年9月25日《深圳商報》上發表了《陳夢家種棉花》，文中提到1960年3月3日陳夢家在給容庚的信中寫道：「希白師：久未奉候，甚念。我去年一年在洛陽東郊植棉場學種棉花。」

由此可見，1959年陳夢家再次下放勞動，下放地就在洛陽東郊的某個植棉場。這也符合考古所楊泓先生的回憶。但確切地點是否就是岳南所說的白馬寺呢？

方繼孝的《陳夢家往事》影印了陳夢家寫給妻子趙蘿蕤的家信，信的右上角有明確時間：1959/11/25。下放勞動的夢家最不放心的是已患有嚴重精神病的趙蘿蕤，每隔一兩天，他就會寫信給妻子（方繼孝《碎錦零箋——文化名人的墨跡與往事》，33頁）。

信全文如下：

蕤：

收到廿日的一封信。昨天此間大冷，下地做不出汗的活，受些小罪了。曉間起床出門，因已結凍，寒冷異常，只好從眾，也用面盆了，這是今年的「退步」了。前天打了一針盤尼西林，昨天午夜，牙痛鬆動多了，今晚不太冷，又摸黑去董村打一針。所謂「西醫」不在，由一中醫代打，有點疼。聽一老者大吹其治鼓脹病和針法之高超。中醫又為我試了脈，說我近日有抑鬱，故食欲不振云云，說的也有些對。已到了最後一個月，不止是我，人人想家了。今年凍得早，每個人都想著回家烤火。秋天常吃小麥，做工有勁兒。近來吃紅薯多了，力量有所不足。好在我們也無重活。

你提到北京的物價，洛陽也一樣。並不足怪。對此有忌諱，我從來不談的。陳伯達的文章，我們學了一次，我自己看了一遍，在此時提出「自由平等博愛」的老問題，有些怪，也必事出有因，發人深思。反右傾運動，對像我這樣的人，有了很大的影響。陳文中提到政權一點，非常重要的，反右傾是一次很激烈的階級鬥爭，不下於反右，而與它極關聯的。這個鬥爭恐怕要繼續一個時期。在農村公社中，也反映了一些，常常開辯論會，找典型人做對象，教育群眾。對於食堂，對於排隊，一言一行都反映了對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態度。我在此終日無議，不是少說，根本不說什麼。因牙疼，也久不說話。有些小事情，注意得還不夠，還要小心又小心。希望平平安安的，在年底以前回家吧。看光景，我們是要住滿十二個月才允許回去的。

我已棉褲棉鞋穿上，大裳也取出來了，羅宋帽不久也可戴了。你看我回家之時，大約就是去年離家的一副裝束了。

祝你平安！

家夜九點半

夢家在信中提到了因為牙痛，摸黑前去董村打針。通過地圖查詢，應該就是洛陽市洛龍區白馬寺鎮的董村。白馬寺鎮地處洛陽市區東郊，距離二三十公里，靠近隴海線。董村介於洛陽與白馬寺鎮之間，距鎮區約十公里。從路途距離來分析，夢家此時下放之地不應該在白馬寺鎮。信中提及夜裡摸黑前去董村打針，也就說明他下放住地不在董村，而是靠近董村的某個地方。

恰巧得到好友子儀的簡訊提醒。子儀已寫成《陳夢家年譜》初稿二十多萬字。子儀說，夢家1963年9月15日在北京考古研究所為《尚書通論》寫了篇《重版自敘》，文中提到：「一九六〇年歸自洛陽十里鋪，故友王獻唐先生山東來書，殷殷以此書的修訂相囑。」（陳夢家《尚書通論》，中華書局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頁）

馬上展開地圖，「十里鋪」就安靜地在地圖上凝望著，十里鋪正是在洛陽東郊，離洛陽東火車站約十公里，到董村的距離三四公里，都屬於白馬寺鎮管轄。查閱網上資料，十里鋪村正是遠近有名的產棉地。由此斷定，夢家信中所言「要住滿十二個月才允許回去的」洛陽東郊植棉場就是十里鋪村。

1960年，陳夢家結束了在洛陽十里鋪村植棉場為期一年的下放勞動，重新回到北京，又開始了在考古所西周銅器斷代的學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