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貞觀之治是一場形式主義的烏托邦
武德九年（626年）十月，登基不過三個月的唐太宗李世民，主持召開了一場由大部分要臣參加的御前政論會議。會議討論的主題是「自古理政得失」，目的是希望找出一條適合本朝發展的路線方針。
剛剛從關東地區巡視回來的魏徵在會上信心滿滿地說：「正如餓極了的人很願意吃東西，大亂之後百姓也更願意接受教化。只要上下同心，按照聖哲的教導行事，幾個月就能見效。要是兩三年才見效，那就是失職！」
名儒封德彝對此卻很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夏、商、周三代之後，人心日漸澆薄，故秦朝重用法律，漢代推崇霸道。不是秦、漢的君主不想教化百姓，而是教化不了。封德彝們的結論是：「魏徵一介書生，不識時務，若相信他的邪說，必會禍亂國家。」
這場著名的辯論，最終是魏徵獲得了勝利。許多年以後，唐太宗發自肺腑地感嘆道：「我之所以取得如此光輝的成就，全是魏徵的功勞。」又過了許多年，歷史學家們在總結過往的經驗教訓時，激動不已地呼喊出了這個名詞：「貞觀之治」！
歷史學家們激動不已，歷史卻沉默不語。
在這沉默不語的歷史背後，有這樣一連串數字：
西漢初年，全國百姓戶口為300萬上下，人口約1400萬。（《中國人口史》）
光武帝去世時（57年），全國戶口為427.9634萬，人口2100.7820萬。（《續漢書·郡國志》）
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戶口數為245.9840萬，人口數1616.3863萬。（《晉書》）
貞觀初年，戶口不及300萬。（《通典》）
……
在這一連串的數字背後，是另一連串璀璨的名詞：文景之治、光武中興、太康之治、貞觀之治……
漫長的800年里，這些幾乎永恆不變的數字，簡直平靜得令人窒息。
為了可以把這條殘酷的脈絡表述得更清晰一些，下面這一連串數字也是必不可少的：
秦始皇統一全國時，人口數約為4000萬。（《中國人口史》）
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國戶口數1223.3062萬，人口數5959.4879萬。（《漢書·地理志》）
漢桓帝永壽二年（156年），全國戶口數大約1067.7690萬，人口數5647.6856萬。（《續漢書·郡國志》）
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年），全國戶口數大約890.7536萬，人口數4601.9956萬。（《通典》）
在這一連串數字的背後，是另一連串災難性的名詞：秦末大亂、綠林赤眉之亂、黃巾之亂、隋末大亂、安史之亂…… 二歷史永遠是理性的，甚至永遠是符合數學邏輯的。
從秦漢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長時光里，人口的生殖力與土地的生產力之間，一直都在作殊死搏鬥。在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尚未得到充分開發的前提下，中國的大多數人口一直都集中在古老的黃河流域。耕地一直都是有限的，農作物品質也一直沒有什麼改進。無論這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先民們如何披星戴月，6000萬人口，似乎一直都是這塊土地所能承載的極限。
王莽時代的大騷亂，一直被史書解讀為王莽暴政的結果，但卻忽略了一個顯著的事實：隨著生殖力的急速增加，漢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經不及漢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糧食畝產又幾乎沒有什麼提升。王莽花了半生的時間來經營一個帝國的精神文明，但最終卻無法解決生殖力增加所帶來的巨大的生存問題。所以，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最先反對王莽的都是農民，知識分子直到最後一刻才棄他而去-王莽因精神文明建設而成功，卻不得不因為無法繼續推動物質文明建設而失敗，他滿足了知識分子們的虛榮，卻滿足不了草民們的肚皮。生殖力過於旺盛所帶來的流民問題，在王莽之前，已經困擾了漢帝國近百年。這不是王莽和他那個時代能夠和平解決的問題-除非他們能夠發明雜交水稻。
同樣的道理，當東漢人口再次接近6000萬這個極限時，一場大規模的農民騷亂再次爆發。而史籍卻仍在一味地奢談那些年朝廷的腐朽與昏庸-譬如宦官專權，再譬如外戚干政。
6000萬人口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極限。明清兩代對江南的充分開發，以及番薯、玉米等新農作物的引進，曾一度將這一上限提升至4個多億（道光年間數據）。但更多的時候，歷史往往等不及這個上限的到來就選擇了提前洗牌，譬如秦、隋兩代。
這是因為，在傳統的農業社會，勞動力與生產力之間往往是成正比的。同樣的一畝耕地，兩個勞動力耕作，顯然要比一個勞動力耕作產出更高。所以，國家對勞動力的大規模徵用，實際上等同於在變相地壓低生產力上限。吃租賦的人口大量增加，又等於變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長的結果，是秦、隋兩代的生產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萬。隨後就是大量流民的湧現，導致武裝暴動和王朝的短命而亡。
中國歷史一直都缺乏對「暴政」和「仁政」的具體定義。但凡社會安定，這段時間實行的定是「仁政」；但凡社會動蕩，這期間實行的必為「暴政」。這自然有道理，但從結果去為前因定性，難免會出現失誤。王莽成為逆賊和暴君，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沒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時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則是另一個例子-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時代做出和光武帝一樣的政績，因為王莽無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長的戰爭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統一全國時，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
貞觀之治和文景之治都是一樣的例子。生殖力與生產力之間緊張的關係突然鬆弛下來，偌大的唐帝國只剩下不足300萬戶口，總人口已不及隋煬帝年間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著百姓物質條件的極大改善，同時也意味著對勞動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轉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淵晚年社會漸漸安定，到貞觀八年（634年）前後人丁繁庶、家給人足的「盛世」的到來，恰恰不過二十來年，一切都不過是自然調節的結果。
歷史既證明不了封德彝的悲觀，也無法肯定魏徵的「功績」。同樣，偉大的貞觀之治，也和偉大的太宗皇帝無關。在這個幅員遼闊、苦難深重的國家，每當只剩下可憐的300萬戶人口時，只要坐在未央宮或者太極殿里的皇帝沒有喪心病狂，不管他是誰，「盛世」都不會爽約。
不過，作為一個治世傳奇，除了人丁繁庶、家給人足的「偉大政績」之外，貞觀之治還包含了另外一層意思：一個傳奇皇帝，一個史上最接近「內聖外王」的皇帝的存在。 二歷史永遠是理性的，甚至永遠是符合數學邏輯的。
從秦漢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長時光里，人口的生殖力與土地的生產力之間，一直都在作殊死搏鬥。在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尚未得到充分開發的前提下，中國的大多數人口一直都集中在古老的黃河流域。耕地一直都是有限的，農作物品質也一直沒有什麼改進。無論這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先民們如何披星戴月，6000萬人口，似乎一直都是這塊土地所能承載的極限。
王莽時代的大騷亂，一直被史書解讀為王莽暴政的結果，但卻忽略了一個顯著的事實：隨著生殖力的急速增加，漢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經不及漢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糧食畝產又幾乎沒有什麼提升。王莽花了半生的時間來經營一個帝國的精神文明，但最終卻無法解決生殖力增加所帶來的巨大的生存問題。所以，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最先反對王莽的都是農民，知識分子直到最後一刻才棄他而去-王莽因精神文明建設而成功，卻不得不因為無法繼續推動物質文明建設而失敗，他滿足了知識分子們的虛榮，卻滿足不了草民們的肚皮。生殖力過於旺盛所帶來的流民問題，在王莽之前，已經困擾了漢帝國近百年。這不是王莽和他那個時代能夠和平解決的問題-除非他們能夠發明雜交水稻。
同樣的道理，當東漢人口再次接近6000萬這個極限時，一場大規模的農民騷亂再次爆發。而史籍卻仍在一味地奢談那些年朝廷的腐朽與昏庸-譬如宦官專權，再譬如外戚干政。
6000萬人口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極限。明清兩代對江南的充分開發，以及番薯、玉米等新農作物的引進，曾一度將這一上限提升至4個多億（道光年間數據）。但更多的時候，歷史往往等不及這個上限的到來就選擇了提前洗牌，譬如秦、隋兩代。
這是因為，在傳統的農業社會，勞動力與生產力之間往往是成正比的。同樣的一畝耕地，兩個勞動力耕作，顯然要比一個勞動力耕作產出更高。所以，國家對勞動力的大規模徵用，實際上等同於在變相地壓低生產力上限。吃租賦的人口大量增加，又等於變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長的結果，是秦、隋兩代的生產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萬。隨後就是大量流民的湧現，導致武裝暴動和王朝的短命而亡。
中國歷史一直都缺乏對「暴政」和「仁政」的具體定義。但凡社會安定，這段時間實行的定是「仁政」；但凡社會動蕩，這期間實行的必為「暴政」。這自然有道理，但從結果去為前因定性，難免會出現失誤。王莽成為逆賊和暴君，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沒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時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則是另一個例子-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時代做出和光武帝一樣的政績，因為王莽無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長的戰爭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統一全國時，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
貞觀之治和文景之治都是一樣的例子。生殖力與生產力之間緊張的關係突然鬆弛下來，偌大的唐帝國只剩下不足300萬戶口，總人口已不及隋煬帝年間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著百姓物質條件的極大改善，同時也意味著對勞動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轉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淵晚年社會漸漸安定，到貞觀八年（634年）前後人丁繁庶、家給人足的「盛世」的到來，恰恰不過二十來年，一切都不過是自然調節的結果。
歷史既證明不了封德彝的悲觀，也無法肯定魏徵的「功績」。同樣，偉大的貞觀之治，也和偉大的太宗皇帝無關。在這個幅員遼闊、苦難深重的國家，每當只剩下可憐的300萬戶人口時，只要坐在未央宮或者太極殿里的皇帝沒有喪心病狂，不管他是誰，「盛世」都不會爽約。
不過，作為一個治世傳奇，除了人丁繁庶、家給人足的「偉大政績」之外，貞觀之治還包含了另外一層意思：一個傳奇皇帝，一個史上最接近「內聖外王」的皇帝的存在。 再譬如，《通鑒》同一卷里還有一段關於唐軍擊破軍閥劉黑闥的記載。司馬光也憤憤不平地留下一段《考異》：「據《太宗實錄》記載，劉黑闥再次造反，高祖對太宗說："上次擊破劉黑闥，我想殺光他的黨羽和部隊，將崤山以東變成無人區，你不聽我言，落了現在這個結局"。高祖隨後派李建成去平叛，命其坑殺叛區所有15歲以上的男丁。最後，在李世民的苦苦勸諫下，此事方才作罷。」司馬光一番考據之後，對這段記載不屑一顧，說道：「高祖即使再不仁，也不至於有殺光整個崤山以東地區百姓的事，史臣們想把所有的優點都送給太宗，但對高祖的污衊，未免也太過分了！」
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
五
為父親捏造這些「劣跡」，對李世民而言，有著很強烈的現實目的。
譬如「高祖稱臣」這件事情，往大了說，和將自己塑造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一樣，可以凸顯出自己在創立唐帝國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在自己手裡，帝國才得以脫離對突厥的附庸地位，取得絕對的獨立性；往小了說，則是諱疾忌醫，借誣衊老父「稱臣突厥」，來掩飾自己即位初年與突厥「結盟」的那場「渭水之恥」（武德九年，太宗登基，突厥來犯，太宗在渭水與之訂立屈辱性盟約）。既然在老父手裡帝國已經向突厥稱臣，那麼自己當年在渭水河畔，雖然以大量人口、金帛委曲求全，但比起稱臣的恥辱來，好歹也算得上是一種進步。
這些最後都成了李世民用來規避走向「內聖」的各種障礙的手段。
玄武門前濃重的血跡和隨後對老父的幽禁，既舉世皆知，自然成了李世民無論如何都繞不過去的道德難題。這個道德難題有兩層含義：家庭倫理道德中的「孝悌」與政治倫理道德中的「正統」。中國歷史上，曾有許多暴君都曾面臨過類似的道德難題，不同的是，他們都沒有像李世民這般迫切地想要去解決這一難題。一方面這和李世民當日所面對的險惡局勢有關，譬如太子李建成的殘餘勢力仍然足夠龐大，而李世民最擔心的，就是這些李建成舊部打出「誅篡逆，復正統」的旗號。另一方面，李世民所獲得的輿論支持，主要來自儒家知識分子，他早年設立的文學館，網羅了四方名流賢達，尤其是「十八學士」海內知名。為了換取這些儒家知識分子們所把持的社會輿論的支持，李世民也必須勉為其難地去解開這個道德難題。
簡而言之，解決這些道德難題，一開始動力並不是成為「內聖」，而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統」地位，獲取儘可能多的支持。所以，李世民處心積慮地大造社會輿論，將自己打扮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不過是為了抹殺父親作為創業之主的地位；同理，極力抹殺兄長李建成在創業過程中的功績，也是為了證明他不夠資格擁有這個帝國。論功行賞，這帝國只能是李世民的，老父親一不小心做了唐高祖，明擺著是佔了自己的便宜。然後再在史書中偽造幾條「高祖許諾以秦王為太子」之類的記載，「正統」問題也就算勉勉強強地解決了。
而解決監禁父親所帶來的「孝悌」問題，李世民則採取了一種迂迴策略。他誣衊父親多次有過喪心病狂的大屠殺的「劣跡」，甚至將兄長李建成也虛構成執行老父大屠殺政策的劊子手，醉翁之意不在酒，不過是想要用「仁」之大義來規避「孝」之小義而已。在儒家政治理念中，天下乃有德之人的天下，高祖李淵既然如此殘暴不仁，那麼，其反對者李世民強行接替他的權柄，雖屬不孝，但卻符合「仁德」，瑕不掩六「孝悌」在儒家政治觀中具有綱領性的地位。漢儒們很早就說過，如果一個人在家裡不能夠做到「孝悌」，出來做官也就不可能做到正直和忠誠，所以李世民希望在「孝悌」問題上獲得儒家知識分子們的諒解，也並不那麼容易。
貞觀六年春天，監察御史馬周就曾尖銳地指責過他的「大不孝」。馬周說，年邁的太上皇，獨自住在狹窄潮濕的大安宮內已經很久。東宮皇太子的宅邸尚且處在宮城之內，太上皇作為至尊，居所居然跑到宮城外面去了，這像什麼話？況且陛下也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沒有去探望年事已高的太上皇了。馬周還說，陛下眼下正興緻勃勃地準備去九成宮消夏避暑，卻從來沒有想過太上皇留在濕熱的大安宮裡所受到的煎熬，這實在是太過分了。
馬周的激烈言詞，顯然深深地刺激了唐太宗。作為補救措施，他邀請老父親隨自己一同前去避暑，結果卻遭到了拒絕，理由是隋文帝就死在了九成宮。從這一邀一拒中，也不難看出這父子二人間的感情裂痕已深。
為太上皇建造單獨的避暑行宮，成了解決這場「孝道」糾紛的最終方案。可惜的是，在巍峨的大明宮落成之前，李淵卻早早地去世了。
貞觀七年的冬天，從少陵原狩獵歸來的李世民，在未央宮舉行宴會，邀請唐高祖也一同參加。個中盛況，《資治通鑒》有詳細記載。李淵在宴會上命突厥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吟詩，笑道：「如今胡、漢一家，自古未有！」李世民則向老父親敬酒，說道：「我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全是您的教導之功。以前漢高祖劉邦也曾在這個地方大擺筵席，向他的老父親敬酒，卻在老父親面前誇耀自己的成就。對此我是不願意效仿的。」李淵大悅。
看起來父子間似乎已經隔閡盡除。
不過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李淵在貞觀九年去世。李世民的妻子長孫皇后則死於貞觀十年。儒家知識分子們驚訝地發現：偉大的「天可汗」，為他的父親所修築的陵寢，規模居然明顯地小於為長孫皇后修築的陵寢。
顯然，這對父子自玄武門喋血之後，從來就沒有達成過真正的和解。
儒家政治理想中改造皇帝的熱情再次燃燒起來。貞觀十年的某一天，李世民邀請他最器重的大臣魏徵，一起登上了皇宮中一座新修築的高台。李世民眺望著遠方起伏的山巒，魏徵卻說自己視力不好，什麼也看不見。李世民把規模宏大的昭陵（長孫皇后所葬之處）指給魏徵看，卻遭到了這位剛直大臣的無情搶白：「臣以為陛下爬這麼高，是為了眺望獻陵（唐高祖所葬之處）。若是昭陵，臣早就看見了！」
七
對於儒家知識分子們的這種「改造」熱情，李世民似乎一直都表現得相當配合。
貞觀二年的夏天特別長，秋雨都來了，暑熱卻還沒過去。宮中炎熱潮濕，大臣們於是聯名上奏唐太宗，請求營建一座乾燥避暑的閣樓。李世民說：「朕呼吸系統有病（氣疾），當然不適合長期住在潮濕的地方。不過若答應你們的請求，耗費恐怕會很多。當年漢文帝珍惜十戶中人之家的資產，而放棄修建露台。朕德行不及漢文帝，如果耗費卻比漢文帝還多，又哪裡有資格做百姓們的父母？」
貞觀四年，唐太宗又對身邊的侍臣們說：「大造宮殿、池苑、台閣，是帝王所喜歡的，同時也是老百姓所不喜歡的。朕尊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決於朕。但朕確實是能夠自我控制的，只要百姓們不喜歡，朕一定會順從他們的意願。」魏徵在邊上補充說：「隋煬帝就是個慘痛的教訓。」
可惜，事實上李世民並不是一個真正能夠自我控制的人。同樣是在貞觀四年，就在說這番自誇的話前後，他還曾下詔大興土木，營建東都洛陽的皇宮。大臣張玄素對此極為不滿，上奏說：「陛下以前去東都，把那些華麗的建築都給拆毀了，以示節儉，天下人因此而眾口稱頌。如今又回過頭去重建，這算什麼呢？陛下天天說巡幸不是什麼要緊的事情，只會白白浪費錢財。如今國庫空虛，陛下又要營建宮殿，這又算什麼呢？當日太上皇要燒毀東都多餘的宮殿，陛下覺得如果不燒，拆下來的瓦木還有用，還可以賜給貧民，雖然最後太上皇沒採納，但天下人都稱讚陛下的仁德。事情才過去五六年，陛下如今卻大興土木，這又算什麼呢？」
張玄素的這番擠兌沒留任何餘地，李世民很尷尬，只好回頭對房玄齡「解釋」說：「朕營建東都的本意，其實是因為洛陽處在國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來朝貢。如今玄素既然這麼說了，日後朕去洛陽，就算露天而坐，也不會覺得苦的。」當然，房玄齡也知道「方便朝貢」不過是個很蹩腳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給自己找了個台階，他當然也要附和一句「陛下聖明」。儒家知識分子心目中「內聖外王」式的理想君主，必然寡私慾而好仁德。唐太宗善於納諫和勇於改過的事迹史不絕書，其「鏡鑒理論」和「水舟關係論」更深入人心，看起來也很符合寡私慾而好仁德的標準，不過讓一個活生生的人，嚴格按照某種既定的模板運作，顯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在魏徵激贊張玄素阻止太宗營建洛陽宮、實有「回天之力」的同時，貞觀五年，剛剛建完仁壽宮的唐太宗，突然又再次將營建洛陽宮提上了日程。民部尚書戴胄再三勸諫，得到了太宗的極口稱讚，並因此提升了官爵。然而，洛陽宮終究還是修了起來，而且極為奢華，據《資治通鑒》記載，「鑿池築山，雕飾華靡」。
在個體的慾望與儒家知識分子寄希望於自己的仁德這二者之間，李世民一直處在一種痛苦的煎熬之中。出於私慾，他一心想要修築洛陽宮；為了那眾人稱頌的仁德，他又屢次接受大臣們的勸諫，放棄了修築。當屈從於個體的私慾而不顧一切把洛陽宮華麗地修築起來之後，他似乎又受不了滿朝士大夫們打量他的異樣目光。所以，最終，洛陽宮問題演變成了一場鬧劇：他狠下心，把負責工程的建設部部長（將作大匠）找來痛罵了一頓，指責他營造得過於奢華，免了他的官，然後把剛剛落成的宮殿，又給拆毀了。
八
類似的煎熬一直都伴隨著李世民。
貞觀六年正月，太宗準備從皇宮搬往新落成的「避暑山莊」九成宮裡居住。九成宮距離京城300多里，大臣姚思廉覺得皇帝去那裡住對處理國家政務極不方便，於是極力勸阻，但李世民卻堅持要去，理由是「氣疾」。
貞觀二年，李世民曾表示為了不損耗天下百姓，自己忍受一下「氣疾」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因而拒絕大臣們為他興建避暑閣樓的提議。現在他拿出「氣疾」為自己辯護，多少有點兒自食其言的味道。不過若真是因為「氣疾」之苦，倒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當時還只是正月，避暑的理由實在是難以成立。李世民之所以如此迫切想去九成宮，不過是因為新落成的九成宮的居住條件，要遠遠好於他現在居住的寢宮。
姚思廉的勸阻暫時讓太宗留在了京城。不過到了三月份，長安城剛剛春暖花開，李世民還是車轔轔、馬蕭蕭地去了九成宮。一直在那裡呆到這年的十月份，冬天都快來了，實在是無「暑」可避了，才回到京城。
在貞觀年間漫長的進諫與納諫遊戲中，唐太宗與他的臣僚們正變得越來越形式主義。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慾，將他納入「內聖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太宗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麼改觀：獎賞過諫臣之後，他想去遊獵，仍然會去；想修築新的別宮，仍然會修。
當然，一個人程序化地生活久了，也會偶爾出軌宣洩一下，太宗也不例外。貞觀八年，一個小官僚皇甫德參進諫說：「陛下往日修築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則過分征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向宮裡學的。」太宗聽了大怒，對著房玄齡發飆說：「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徵用一個勞動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後朕的宮女們都剃著光頭，他才滿意？！」至於他對著長孫皇后說要找機會殺了魏徵這個「田舍漢」，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這一年，魏徵敏感地覺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變化，他直言不諱地說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歡直言了。雖然還勉強接受，但早已沒有了往日的豁達。」
同樣是在這段時間，魏徵開始以自己的「目疾」為借口，屢屢「求為散官」。九
按照儒家經典教義來改造皇帝，自王莽死於亂刃之中以後，就成了儒家知識分子們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這種理想的產物。追溯起來，這種改造與被改造，其實是從玄武門事變後開始的。事變後的太宗，急於獲得社會輿論的認可，自然就和懷有「內聖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識分子們一拍即合。
這種結合，一開始就有著形式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特徵，與王莽當年對「內聖」的主動追求，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所以，王莽即便是逼死自己的兒子，也仍然可以感受到道德潔癖所帶來的強烈快感，但對唐太宗來說則完全相反，在對「內聖」的偽追求過程中，他無時無刻不感受到物慾所帶來的煎熬。
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動，最終演變成了單純的進諫和納諫活動，而且完全流於形式主義。太宗不斷地納諫，不斷地獎賞進諫者，但對於執行進諫的內容，卻一直都興趣索然。
這種形式主義遊戲玩久了，有時候也會讓人感到很厭倦。貞觀十一年，李世民就對魏徵發牢騷說：「進諫的人都指責朕遊獵過於頻繁，但朕以為雖然如今天下無事，可武備還是不能鬆弛的，所以時而與左右之人在後苑狩獵，並且這又沒有勞民傷財，能有什麼錯？」
魏徵無奈地回答：「陛下既然讓大家進諫，也應該讓大家暢所欲言。如果說得對，陛下採納了，對國家自然有好處；如果說得不對，陛下不予理會，也沒什麼損失。」
李世民說：「你說得太對了！」
魏徵的回答里流露出了強烈的悲觀情緒。從唐太宗的牢騷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種抗拒「改造」的情緒。這種抗拒，在同年發生的另一件事情上，表現得更加充分。
這年十月，御史柳范彈劾吳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頻繁外出遊獵。結果李恪被免除了官職。李世民憤慨道：「長史權萬紀輔佐我兒，卻不能有所匡正，論罪當死。」柳范梗著脖子回答：「房玄齡輔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處遊獵，該死的不光權萬紀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
臣僚們在這一年裡屢次勸諫李世民不要頻繁遊獵，李世民則借遊獵一事屢次向臣僚們發難，反抗「改造」的意思是很明顯的。一個人如果不是發自內心地去完善自己，而勉強接受外界壓力的「改造」，最終都不免會有這樣的反抗情緒。
作為一個極為重視歷史存在感和歷史形象的皇帝，李世民曾多次違制向史官索求關於自己的歷史記錄。貞觀九年，他就希望能夠閱讀國史，結果被諫議大夫朱子奢抵制了回去；貞觀十三年，他又詢問褚遂良自己起居注里的具體內容，擔心裏面記載了自己的缺點……儘管史官們一再婉拒，但最終太宗仍然從房玄齡手裡看到了國史，並對撰史工作作出了「公正的指示」。這一行為，既是對儒家「內聖外王」理想的認可（希望自己在史書里留下「內聖」的美好形象），同時也是對這一理想的背離（一個抵達「內聖」境界的人，又何必關心史書對自己的評價）。
十
貞觀十三年，魏徵在進諫時說：「陛下這些年來一直濫用民力，而且還振振有詞，說什麼"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這是什麼歪理！」
從早年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孰真孰假？哪個是表演，哪個是真言？答案在300年後。
859年，唐宣宗李忱在孤寂中悄然去世，儒家知識分子們絲毫沒有吝嗇自己的讚美，在史書中給了他一個「小太宗」的稱號。李忱臨朝的13年，是一段極為沉悶的時光，沒有發生過任何激動人心的事件，也找不出任何光彩炫目的數據，相反，藩鎮割據依舊，宦官弄政也依舊。 李忱「小太宗」的勳章，恰恰點破了「貞觀之治」的真相-和太宗皇帝一樣，李忱也一直都努力表現著自己對儒家知識分子，尤其是對文職官僚們極為罕見的尊重。沒有任何像樣的大事件可以用來標誌李忱。瀰漫在他所統治的13年里的，只有無數細節生動的故事和軼事。各式各樣從諫如流的美談，就在這種鋪天蓋地的細節泛濫中放肆地四處流淌。受到特殊優待的儒家知識分子，尤其是文職官僚們，沒有辦法不將李忱和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君王唐太宗聯繫起來。因為，太宗朝正是如此。
反觀貞觀年間的歷史，是不難發現李世民那些濃厚的表演痕迹的。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對自己日後留在史書中的形象是如此強烈地關注，以至於他對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飾。他不止一次地通過與臣僚們對話的方式，極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簡樸、愛惜民力的光輝形象。
然而，在這些令人感動不已的對話背後，九成宮、大明宮、飛山宮、襄城宮……也正同時破土而出；因為九成宮修建得過於華麗，他又下令將其摧毀；襄城宮同樣被摧毀，但原因卻是因為修築出來之後不符合他的心意。二者的對比很容易讓人看出，哪一場屬於表演，哪一場屬於真意。
貞觀時期的20多年裡，太宗確實接受了太多太多的進諫，然而接受是一回事，執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數的進諫最後並沒有得到有力的貫徹。當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虛懷若谷的帝王風度，當他對犯顏直諫的寬容被史官們載入實錄之中後，很快他就忘記了諫言的具體內容。對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進諫，而不是接受進諫的內容，所以經常可以見到這樣的場景：頭一個月他還在表彰勸諫自己不要沉迷於遊獵的大臣，第二個月他就已經在野外縱馬引弓了。
意味深長的是，對儒家知識分子，尤其是文職官僚們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納諫，而不是執行納諫的內容，因為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義，只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內聖外王」的烏托邦罷了。至於貞觀之治，剔除那些家給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場完美的形式主義表演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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