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孔孟儒學」一詞的出現及其歷史意義

論「孔孟儒學」一詞的出現及其歷史意義

胡發貴

儒家出現後，對其思想與理論的稱呼，一般是「儒家」，「儒」，「儒術」，至於「儒學」一詞，則比較晚出，《史記五宗世家》載：河間獻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至於「孔孟儒學」，就更是後出的了，大概是到了魏晉以後，孔孟漸開始被並稱，並以孔孟儒學作為儒學正統的代稱。這一概念的出現，包含了豐富的歷史內涵。

一、孔、孟分說的歷史

在儒家學派中，孔子和孟子無疑是舉足輕重的大人物。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在歷史分期上是春秋末期人。孟子生於公元前372，卒於公元前289年，是戰國時代的思想家，兩人在時間上前後相隔一百多年。從現代的學術眼光來看，孔子是儒家的鼻祖，孟子是儒家的光大者，孔、孟毫無疑問是原始儒學的代表。不過在歷史上，前人對孔、孟的認識卻有所不同。

從古代文獻來看，有很長一段時間，孔、孟被看成兩個獨立而不相關涉的思想家。莊子在總結先秦學術發展大勢時，不僅沒提過「孔孟儒學」，甚至連孟子的名字都沒提及（《莊子·天下篇》）。荀子在討論十二子學術時，也是分別論述孔子和孟子的（《荀子·非十二子》）。司馬遷著《史記》，將孔子列為「世家」，而孟子則另立「列傳」來介紹。王充在《論衡》中著《問孔》與《刺孟》兩篇，顯然也是分論孔、孟的。可見，孔、孟在漢以前思想家心目中，是兩個不同的思想主體，這一認識既體現了人們對孔、孟思想與學術的認知與體認，也透露了孔、孟之間不同的歷史際遇。

孔子創立儒家，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其主旨雖然日益突出，即「儒家者流，……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藝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漢書藝文志》）但儒家內部也日漸分化，史稱儒分為八：「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韓非子顯學》）後儒不僅各伸其說，而且還互相攻訐，如荀子就抨擊子張、子游為「賤儒」，還指責孟子之說歪曲了孔子思想，其理論本身也「甚僻違而無類」（《荀子非十二子》）。對儒家內部這種聚訟紛紜，作為對立面的法家代表韓子非不無幸災樂禍地說：儒家派系如此林立，內部見解如此混亂，誰是其真正代表呢：「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韓非子顯學》）

韓子這一詰問，表明在戰國末期「道術將為天下裂」的大歷史背景下，儒學自身也呈現出「百家爭鳴」之態。孔子之後，群龍無首，孟子不僅不被看成孔子的繼承者，而且甚至還被視作「異端」。在這種情形下，孔、孟顯然不可能比肩而立，事實上是如霄漢懸隔。

二、孔貴孟輕的史實

孔、孟歷史地位的差異，也很能體現這種懸隔。

上面說過，莊子在評說戰國學術大勢時，就未論及孟子，孟子未入其視域。荀子不僅分論孔、孟，而且明顯是抑孟而尊孔的。他主張「仁人」應上法舜禹，「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孟子顯然不在典範之列。他對孟子不僅評價不高，還甚為蔑視，孟子被說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閑約而無解。」（《荀子非十二子》）他還認為孟子為孔子的「罪人」，荀子以為必須滅息包括孟子在內的「十二子」之說，方能表揚聖王之跡。可見，荀子對孟子學說的認知與判斷完全是否定性的。韓非雖然對儒家不以為然，但他還是肯定「儒之所至，孔丘也。」（《韓非子顯學》），而孟子只不過是孔子身後八個傳人之一。

司馬遷著《史記》，將孔子列為「世家」，相當於特辟專題予以介紹，而對於孟子，則在與他人合傳中一筆帶過，而且專門討論孟子的文字也僅有130餘字，內容簡而略。王充在《論衡》中討論過孔、孟，著有《問孔》與《刺孟》，從其遣詞和語氣來看，似乎對孔子要客氣些，對孟子則要嚴厲多了。

由此粗淺的敘述可見，在秦漢以前，學者對孔、孟的認知是不同的。秦漢以後，隨著大一統中央集權統治的形成和加強，孔、孟的地位也日趨懸殊，其間一個突出標誌就是孔子思想成為統治的思想。孔子開創的儒學在春秋固然是「顯學」，但這更多的是學術意義上的，並未受到哪個當權者的特別尊崇。到後來，尤其是經漢代董仲舒的表揚，孔子及其思想，日漸成為官方思想，孔子著述成為定於一尊的「經」。董仲舒在其賢良對策中向漢武帝進言，主張思想大一統，將孔子思想作為官學。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於是，孔子受到推崇，被戴上了越來越多、也越來越神聖的封號，其情形前文已有揭示，這裡不再累述。

但孟子的地位一直比較低，其思想影響也比較平淡。在漢以前，孟子頂多也只是被視作一著名學者而已。對於此時孟子地位不顯，漢儒趙岐認為其間一個很大原因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孟子題辭》）趙岐竭力表揚孟子，譽之為「亞聖」，稱他的書「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孟子題辭》）西漢文帝時，《孟子》與《論語》、《孝經》、《爾雅》一起「皆置博士」，立為官學。不過，時間不長，後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孟子》博士員也就取消了。《漢書藝文志》也只將《孟子》列為子部，只視其為一著名的學者而已。

三、「亞聖」的浮現

趙岐雖然將孟子視作「亞聖」，但似乎並未得到社會的廣泛承認，尤其是未得到官方的認可。漢代以降，隨著孟子地位的逐步上升，孟子「亞聖」地位逐漸得到公認。

《隋書經籍志》開始將《孟子》列入經部，唐代禮部侍郎楊綰上疏，建議列《孟子》入「兼經」，設為「明經」課目。此事雖未果，但透露了唐代尊孟的消息。韓愈在其著名的「道統」論中，鮮明的表達出尊孔孟而非尊孔顏的歷史性變化，他在文化發展的價值鏈上牢牢確立並突出了孟子的偉大地位。韓愈認為中國文化有一生生不息的偉大道統，堯將它傳給舜，舜傳給禹，禹傳給湯，湯傳給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又將此道統傳給孔子，孔子傳給孟軻，而孟子死後這道統則有失傳之憂了。因為荀子與揚雄，固然也是大儒，但他們對道統的理解不精確，解說的也語焉不詳。和荀子與揚雄比較起來，韓愈覺得孟子是醇乎又醇的大儒。而且在韓愈看來，由於孔子之道過於廣博，弟子們不能遍觀而盡識，故所學只得孔子思想的一隅，後來他們又散到各國，聚徒講學，又講孔子思想更是歧見紛呈了。只有孟子得孔子思想真諦，因為孟子的老師是子思，而子思的老師是曾子，曾子得孔子精髓。所以孔子死後，惟獨孟子得孔子真傳，故要求聖人之道的話，必然要自孟子開始。韓愈甚至認為，孟子的功勞不在大禹之下。

宋代孟子受到進一步的尊崇。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兗州知縣、孔子後人孔道輔，在鄒縣建孟子廟，當時大儒孫復為作祭文。宣和年間，《孟子》首次被刻成石經，成為十三經之一。宋代大儒更是孟子「升格」運動中的有力推動者，像歐陽修、孫復都是孟子的崇拜者。歐陽修說：「孔子之後，唯孟軻最知道。」（《歐陽修全集》卷66）孫復認為，「孔子既沒，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為之首，故其功巨。」（《孫明復小集兗州鄒縣建孟廟記》）二程則肯定，「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二程集》，卷29，中華書局，1981年）王安石更是宋儒中尊孟的代表人物，曾有詩詠懷道：「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王氏在其主政期間，大力表揚孟子：熙寧四年（1071），列《孟子》入科舉，熙寧7年（1074），立孟子像於朝廷，元豐6年（1083），封孟子為「鄒國公」，元豐7年（1084），孟子配享孔廟。

南宋諸大儒也非常尊崇孟子。朱子窮畢生精力註解《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四書」，陸九淵也自稱其思想「因讀《孟子》自得之」。宋寧宗時，有儒者建議將朱熹所注《論語孟子集注》作為官方之學，宋理宗淳祜元年（1241），下詔褒獎朱子，「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宋史》卷42）這裡顯然是將孟子視作孔子的當然傳人。故當時就有人說：「今國家設科，《論》《孟》並列為經。」（《直齋書錄解題》卷三）

正是經過唐、宋諸大儒的表揚，孟子地位逐漸上升，這期間朱子的《四書集注》尤為重要，一般認為朱熹的努力不僅促使了孟子與孔子的相提並論，而且人們也漸習以將孔子與孟子學說合稱為「孔孟之道」。

四、「孔孟儒學」概念的出現

正是在這種持續不斷的孟子升格運動的歷史大潮中，孟子漸漸靠近了孔子，成為儒家當然的二號人物，於是「孔孟儒學」也就順理成章的誕生了。

從歷史文獻上來考察，孔孟聯稱始見於魏晉。北魏《元昭墓誌》有這樣的文字：「識總指途，並驅孔孟。」（《漢魏南北朝墓誌集解圖版49之二》）東晉咸康3年（公元337年），國子祭酒袁瑰與太常馮懷，曾聯名上奏《請興國學疏》，文中以孔、孟對舉，認為兩人的思想宗旨是一致的：「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風乾載未泯。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頹，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卷莫啟，有心之徒，抱志無由。」（《重纂三遷志》卷三，光緒13年刻本）晉成帝司馬衍讚賞他的想法，惜未能實施。不過自此之後，孔、孟聯稱漸趨常見。

唐韓愈「道統論」，主張「孔子傳之孟軻」，孔、孟思想聯稱之意彰顯。宋代蘇軾《分類東坡詩》十八《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仕道固應慚孔孟，扶顛未可責由求。」更徑直以孔孟聯說。元朝至元8年（1271），董文忠語元世祖：「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為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元史》卷148本傳）這裡不僅出現了孔孟，而且還有了「孔孟之道」這一特定的學術術語，其意顯然非僅囿於指代儒學，更是指一種官方的、主流的統治思想。明清也常見孔孟聯稱和「孔孟之道」這一稱謂，如姚鼐說：「孔孟之道與文，至矣。」（《古文辭類纂序目》）

事實上，到了二十世紀70年代，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孔孟之道」還被反覆提及，只不過是作為反動思想的代名詞而已。但從這一概念的存在來說，它也反映出人們對孔孟一體的認識。

五、為什麼會聯稱孔孟

孔子和孟子雖然都是儒家，但正如上述，孔子早孟子一百多年，從兩人的影響來看，雖然漢代以後孟子的地位漸漸提高，但孔、孟之間的差別還是很大的；歷史上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孔、孟的思想要旨也有很大的不同，如唐代大儒柳宗元就認為：「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柳宗元集》卷20）

可是雖然如此，歷史上還是出現了「孔孟儒學」的成說，孔子和孟子被看成儒家的正統而權威的代表。這其間的原因又是什麼呢？大致說來，可能有這樣幾層：

其一是孔、孟生平出處相近。前面說過，孔、孟之間相差一百多年，但在大的歷史分期上來看，兩人都處於春秋戰國時期，具有大致相近的歷史背景。也因此孟子說自己「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孟子盡心下》）不僅時間相近，孔、孟所處的地點也相隔不遠。孔子生在魯國的曲阜，孟子則生在鄒國，史稱「魯擊柝聞於邾」（《左傳哀公七年》），孟子自己也說：「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盡心下》）

孔、孟的生平經歷也相彷彿。兩人都是幼年喪父。史稱孔子3歲時父親就過世了，他長大後連父親的墓在何處都不知道，以至他在母親亡故時，只得將靈柩停在通衢大道上，後來人告訴他父親培墳墓所在，才將父母合葬。由於孔子是父母「野合」所生，有學者認為是「外庶子」，不能繼承父親的貴族身份，加上父親死得早，所以孔子幼年、少年和青年時期，生活都較為貧困，當過管錢財的「委吏」和管畜牧的「乘田」，他自己也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據趙岐的說法，孟子也是「夙喪其父」（《孟子題辭》），具體幾歲不詳，後人猜測孟子也是三歲喪父，孟母為了教育好孟子，曾三次搬遷住址，孟母三遷，成為歷史美談。

另外，孔、孟都有遊歷諸侯，宣揚自己政治理想的經歷。孔子從魯定公13年離開魯國，到魯哀公11年回國，在外前後共漂泊14年。據司馬遷說，他「干七十餘君，莫能用」。實際上沒到過這多麼國家，比較較真的王充認為，孔子至多到過10幾個國家，考之史實，孔子去過的是衛、陳、曹、宋、鄭、蔡等6國。孔子的遊歷充滿危險和困苦，如孔子離開衛國到曹國，曹國不歡迎，又到宋國，不料想被匡人圍攻，到陳國，更鬧得差點飯都沒得吃。孟子也曾遊歷諸侯。約公元前329年率弟子首游齊國，成為齊威王顧問和稷下大夫。公元前326（齊威王三十一年），因母喪返魯，公元前323年到齊國。後又至宋國，至滕國，「館於上宮」。不久再次游齊，「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鹽鐵論》），齊宣王還待之以「客卿」之禮。公元前316年，燕國發生「禪讓」事件，齊國乘機進攻，孟子不滿，欲離去。齊宣王讓時子告訴孟子，「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孫丑下》）孟子不受，於齊宣王八年（公元前312年）回鄒，時年61歲。從公元前329－公元前312年，前後近20年孟子都在諸侯間周遊。由於時代的差異，孔子周遊時常常是狼狽不堪，貧苦得很，有時甚至如「喪家之狗」。相比較而言，孟子則闊綽多了，也風光多了。他出遊時，有時「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各諸侯王也能慷慨資助，如齊威王一次就贈金一百鎰，宋國也曾送他七十鎰金，薛國也贈金五十鎰。孟子是富裕多了。

孔、孟也都堪稱是教育大家。孔子首創私人辦學，教而無類，史稱他有三千弟子，七十賢人。孟子40歲左右在齊魯一帶招收弟子講學，據趙岐說孟子有名有姓的弟子共有15位。後人對這一數字有不同看法。不過，且不論孟子到底有多少弟子，他是古代一位著名教育家則是不爭的事實。晚年他回到鄒國後，就專心講學並與弟子合著《孟子》。

其二是孔、孟都有相近的「信而好古」的思想偏好，都志在傳承古代文明。孔子自稱「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論語述而》）。這兒的「古」，即堯舜所代表的歷史文明。孔子對堯舜非常崇拜，他曾如此大讚堯舜：「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對於周代的禮樂制度，孔子也是很神往，「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這句話就生動表明了他的心態。

對於周公，孔子更是神往不已，連做夢夢不見周公都十分在意，「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周公被視為儒家元聖。他姓姬，名旦，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叔父，商周之際的名人。他佐武王伐紂滅商，建周，成王繼位，周公輔政，「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左傳》定公4年）管叔、蔡叔叛亂，周公討平之，又分封天下。周公子伯禽封於魯，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公依商禮，制訂田、官、祿、樂、法、嫡長子繼承製等，形成完備典章制度，統稱「周禮」。他還提出「敬德保民」思想，主張天命靡常，以德輔天。孔子推崇周公，顯然是對周公所代表的文明的膜拜。由此心跡，前人認為孔子確實是「好古」的，如《中庸》說孔子「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司馬遷也說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史記孔子世家》）

孟子也是「信而好古」的。弟子稱他「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他自己也承認，他最為崇敬抑洪水、平天下的大禹，兼夷狄、驅猛獸、給人民帶來安寧的周公，著《春秋》而讓亂臣賊子害怕的孔子，他的心愿就是「承三聖」（《孟子滕文公下》）。所以司馬遷說他「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史記》卷七十四）正因為孟子「好古」，所以對也十分尊崇周公。他稱周公為「古聖人」（《孟子公孫丑下》），他認為周公兼有「四王」之德，「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言。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朱熹註：四事，上四條之事也），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離婁下》）

周公代表了上古華夏文明，對周公的崇拜，實質上是對華夏文明的嚮往。由此，孟子自然表現出夷夏大防的文化關懷。當時楚人許行為神農之說，他北游到滕國，陳良放棄自己原來的學說而追隨許行。孟子聽說後甚為不滿，認為許氏為蠻夷之人，其學說落後，陳氏不應從之。他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今也南蠻據舌（朱熹註：「惡聲之鳥。」）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楚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蔑視「南蠻據舌」的學者，固有其歷史的偏見，但也顯而易見，他宗旨是為捍衛周公所代表的華夏文明，這裡再次流露了他對周公的信仰。

其三是孔、孟思想的主旨相近。宋儒二程說：「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個仁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二程集》卷18）這裡雖然是肯定孟子對孔子思想的推進和發展，但這也表明孔、孟思想是有其相近性的。

比如孔子敬鬼神而遠之，重人事，關心民隱，注重如何富民、教民；孟子更為突出了孔子所表達的入世的立場，他的反戰言論，他的百畝田、五畝宅以及輕徭薄賦的仁政思想，等等，都十分鮮明地表現了孟子對現實社會的強烈關注。再如孔子宣揚仁義愛人，重視人的生命和價值。孟子也同樣強調人的價值是至上的，他宣揚不嗜殺人的政治家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人應該過上人的生活，統治者應與民同樂，豐年人民吃不飽，凶年人民逃難死於溝壑之中，這是非常殘暴和不人道的。再如孔子反對苛政，抨擊苛政猛於虎；孟子更多地從正面鼓吹仁政，要求給予人民「恆產」，使人民衣食無憂，過上安寧、富足的生活。又如孔子講究義利之辨，崇尚君子人格，推崇人能弘道的主動精神；孟子則更豐富和深化了孔子的義利思想，他主張「何必曰利」，倡導義以制利，並熱情宣揚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貧賤不移的「大丈夫」品格與「浩然之氣」。孟子還詳細辨析了「能」與「為」的客觀可能性與主觀能動性問題，他充滿豪情的斷定，「人皆可為堯舜」！孔子重視君臣等級，關注忠孝禮義，孟子同樣關注社會的禮樂文明，並提出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五倫」，他認為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標誌和重要成果。

《漢書藝文志》說儒家的要旨是「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可見，在儒家要旨上，孔、孟思想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其四是孟子志在傳承孔子之道。在學術脈系的傳承上，孟子和孔子沒有直接的授受關係，為此孟子不無遺憾，如他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不過，一般認為孟子思想源自孔子。司馬遷認為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子思之學源了於伯魚，伯魚出自孔子。從《孟子》一書的內容來看，他引用孔子的話達22次，引用孔子事迹12次，引用孔子弟子的話4次，曾子及其家族人的事迹5次，引用子貢的話2次、宰我和有若的話各1次（張茂澤，鄭熊著《孔孟學述》三秦出版社，2003年，207頁）。這些數字表明孟子對孔子的學術是十分心儀的。

孟子對孔子十分崇拜。他認為孔子集伯夷、伊尹、柳下惠等眾位聖賢的長處，是「集大成」似的、最偉大的聖人，他甚至說：「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司馬遷說他「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史記》卷74）確實，孟子一直以傳承孔子學說為己任的，他堅稱自己是孔子之學的傳人。他自稱「乃所願，則以學孔子」，他不僅以「私淑」孔子弟子自居，而且更自視為孔子思想的傳人。他下面這段表白，鮮明地表達了這種心愿：「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盡心下》）

孟子接孔子思緒，繼續發揚了孔子所設定的堯舜以降的文化脈系，並以繼承這種文脈為臬的。孟子不僅與孔子立場一致，在文化心態上也是相同的。

其五是後世不斷升溫的孟子升格運動，使孟子榮獲「亞聖」地位，漸漸靠近孔子，為孔、孟聯稱創造了適宜的社會輿論環境。前文說過，東漢趙岐首創孟子「亞聖」說，後世儒者又紛紛從不同角度論證孟子是孔子的繼承者和當然代表，如唐代韓愈的「道統」論對孟子的推舉尤為典型。他認為，「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宋儒孫復也認為孔子之後，孟子「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孟子在宣揚聖人之道上，居功至偉；宋儒程頤也主張，「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

從思想內涵上看，歷史上的道統論為孔、孟聯稱奠定了觀念基礎。道統論意為從堯舜以來，古代文明有一生生不息的文化脈絡，古人稱之為「道」。道統論在思想內容上，視孔子為儒家學說的開創者為堯舜以來文明的總結和光大者，而孟子被定格為孔子的繼承者和推進者，他們屬於同一道統，同一學派，亦即同一價值譜系內的同樣的大師。道統說自包孕育了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也就為孔孟儒學概念的提出，打下學理上的基礎，道統說使孔孟之道即成為儒學的代名詞，孔孟儒學成為儒家文化的當然代表。

除了學者，歷代統治者對孟子的不斷表彰，為孔孟儒學的出現提供了政治支持。宋理宗「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的詔書，儼然確認了孟子為孔子後第一人的歷史地位。清康熙《孟子贊》中，也同樣肯定了孟子傳承孔子思想的歷史定位：「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辟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子攸傳，禹功作配。「（《重纂三遷志》卷首）皇帝認可孟子的道統地位，不僅拉近了孟子與孔子的距離，而且還以權力的意志，強化了學者們所掀起的「貴孟」運動。眾所周知，在中國古代的封建集權社會，權力就是真理和是非的標準，皇上說孟子傳孔子之道，那麼孟子也就是聖人的傳人，即為聖人的化身，於是，孟子的「亞聖」地位便神聖不可置疑和動搖，「孔孟之道」或「孔孟儒學」的說法，也就更具合法性和權威性。

胡發貴，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原載《江蘇社會科學》2009年3期。錄入編輯：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