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治危機：威權統治、民粹主義與軍人干政｜文化縱橫

劉義 / 上海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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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末爾·阿塔圖克的「國內和平、世界和平」外交政策，保證了年輕的土耳其共和國的獨立。然而，90年後，阿赫邁特·達武特奧盧基於「戰略縱深」的「新奧斯曼主義」，再度將土耳其推向了一個危險的境地。土耳其的政治危機，固然反映了大中東地區權力政治的一般特點；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大國勢力的角逐仍使其難以堅持一種相對獨立的政治。土耳其新近的一系列政治危機，正反映了其政治實力和政治理想不對等的悖論。

▍「一場未遂的軍事政變」

2016年7月15～16日，土耳其發動了一場「未遂的軍事政變」（stillbornjunta coup attempt），[1]導致3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傷。這是繼1960年、1971年、1980年以來的第四次暴力「軍事政變」。1997年曾發生所謂的「後現代軍事政變」（postmoderncoup），2007年則有一次「軟軍事政變」（soft coup）。土耳其政治似乎難逃每十年一次的政治危機循環。

分析者指出了關於此次政變的三種可能性解釋：一種猜測是說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Erdo?an）自導自演了「假標誌」（false flag）事件，意在謀取更多的權力，但這種詮釋被認為太過離譜。二是庫爾德勢力的觀點，認為凱末爾主義者（Kemalists）引誘軍隊中的居倫運動成員發動政變。他們明白這一定會失敗，但可以此對軍隊中的居倫勢力進行清洗。三是來自警方的說法，稱正義與發展黨（AKP）政府計劃在7月16日逮捕軍隊中的居倫運動成員。後者獲悉了這一信息，從而提前採取了行動。[2]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幾個月之前，美國相關機構和人員就預測，土耳其有可能發動一場軍事政變。一個關鍵的原因是總統埃爾多安權力日益集中化，且使土耳其在內政外交方面都陷入了困境。另一方面，為了對付庫爾德工人黨（PKK）的暴力行動，政府重新加強了跟軍方勢力的合作，這導致了後者力量的再崛起。然而，軍方依舊比較擔心社會大眾的反對，這恰恰是埃爾多安和正義與發展黨的優勢所在。所以，綜合說來，軍方很可能會採取政治而非軍事的方式來介入。[3]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在此次事件中軍隊的總參謀長等高級將領沒有像以往的政變一樣走在最前面。不過，土耳其政府則將此視為美國方面支持或參與軍事政變的一個佐證。

▍政治結構：伊斯蘭教與世俗主義

土耳其政治結構的一個基本問題是伊斯蘭教與世俗主義之間的矛盾，這也被認為是土耳其前幾次軍事政變的根本原因。[4]然而，在此次政變之後，隨著政府將法圖拉·居倫（Fethullah Gülen）的「恐怖組織」（FET?）認定為政變的幕後黑手，我們似乎更多地看到了政治伊斯蘭內部的分裂。

1923年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國是以世俗主義為特點的。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廢除了哈里發制度和伊斯蘭教法庭，同時還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宗教事務委員會（Diyanet）以管理全國的清真寺。1928年，伊斯蘭教作為土耳其國教的憲法條款被刪除；1937年，世俗主義作為新的憲法條款被寫入。

政治伊斯蘭在當代土耳其的復興，得益於多方面的綜合因素：一是20世紀50年代多黨制的成立，民主黨為爭取民眾支持取消了諸多關於伊斯蘭教的限制；二是1960年軍事政變後的憲法確定了集會結社的自由權利；三是80年代軍政府為對抗共產主義而倡導土耳其－伊斯蘭綜合體（Turkish-Islamicsynthesis）：四是世紀之交加入歐盟的倡議為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權提供了新的保障。[5]

然而，政治伊斯蘭的興起從來就不是團結一致的，充滿了各種內部分裂和矛盾。這主要體現為以納吉邁廷·埃爾巴坎（NecmettinErbakan）為代表的「民族觀念」（Milli G?rü?）運動和以法圖拉·居倫為代表的社會運動。前者建立了一系列的伊斯蘭政黨，如1970年的民族秩序黨（MNP）和1972年的民族拯救黨（MSP）。其中，1983年成立的福利黨（RP）將其推向了權力的中心舞台。在1995年的選舉中，福利黨獲得21.6%的選票，成為第一大黨，埃爾巴坎擔任總理。這在土耳其共和國的歷史上可謂首例。法圖拉·居倫則更強調社會運動的維度。他先是發起夏令營的活動，後又成立「陽光之家」（I??kevler），將宗教和生活結合起來。1975～1976年，居倫訪問安納托利亞的城市，發表關於《古蘭經》與科學、社會正義等問題的演講。他倡導的「黃金一代」主題得到了社會的積極響應。在1997年的「後現代政變」中，居倫公開譴責埃爾巴坎，但自己隨後也選擇自我流放到美國。

在世紀之交，土耳其的政治伊斯蘭發生了重要轉型。一方面，居倫運動在90年代中期發展為全球性的綜合網路，包括在100個國家的6所大學和500間學校，還有電視台、報紙、銀行等機構。而且，通過記者與作家協會（GYV）等組織，居倫運動的公共影響也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民族觀念運動的年輕一代，如埃爾多安和阿卜杜拉·居爾（Abdullah Gül），在福利黨關閉後採取了新的策略。民主和全球化的共同目標，促成了二者之間的共同合作。在「9·11」事件之後，雙方關於文明對話的共同關注，贏得了國際聲譽。[6]

然而，二者之間的合作遠不止此。當正義與發展黨在「保守民主制」（conservativedemocracy）的標籤下蟬聯執政時，居倫運動的龐大網路成為了支持其統治合法性的重要社會基礎。除了加入歐盟等共同目標，二者在2009～2010年聯合成功打擊了軍方的力量。這被稱為是一個巨大的勝利，但同時也為未來的分裂埋下了伏筆。特別是居倫運動在權力系統的深層介入，以及為打擊敵人而不擇手段的方式，都給正義與發展黨造成了潛在的威脅。

在國內，居倫組織先是在2012年因為政府同庫爾德工人黨談判的問題而對國家情報局局長哈坎·費丹（Hakan Fidan）提出質疑。2013年底，居倫背景的法官掀起腐敗案調查，直接對時任總理埃爾多安等人發起了挑戰。[7]雙方關係由合作轉入敵對。政府先是逮捕或撤換居倫運動背景的警察和法官，接著向其旗下的媒體集團發起攻擊，相關的企業等也遭到關閉的威脅。2014年，埃爾多安成為土耳其第一位全民選舉的總統後，對居倫運動的清洗進一步加強。當其觸角從公務員轉向軍隊時，雙方的矛盾達到了白熱化的地步，以致只能通過冒險性的「政變」來解決。

▍政治文化：威權統治與民粹主義

要理解土耳其政治危機的深層矛盾，還必須挖掘其政治文化的特徵。這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威權統治、民粹主義及軍人干政。

土耳其共和國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奧斯曼帝國被殖民主義瓦解，土耳其人整體上陷入了一種所謂的「色佛爾綜合症」（Serves Syndrome）。共和國的創立者凱末爾·阿塔圖克正是從軍營中崛起，成為爭取民族獨立的英雄。這種戰爭的情結回應了突厥人在中亞草原的尚武精神，以及奧斯曼帝國的擴張特徵；加之經歷了二戰和冷戰的磨鍊，這成為了一種內在的精神品質。凱末爾本人即獲得了帶有帝國特徵的「伽齊」（Gazi）稱號。20世紀30年代，在納粹主義的影響下，他以「灰狼」（Grey Wolf）的形象跟獨裁者們相併列。[8]這種處境和情結一方面賦予了軍人在土耳其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培養了土耳其社會中的戰士精神。

土耳其政治文化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國家主義和民粹主義，這也是作為共和國精神綱領的凱末爾主義的重要內容。[9]這種特徵在戰爭背景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強調。前者體現為土耳其共和國的國有化經濟政策，這既有前蘇聯的影響，也有德國納粹主義的影子。而凱末爾興起的「人民之家和人民之屋」（People"sHouses and Rooms）項目則是後者的一個體現。最重要的，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領袖的角色日益突出，政府機構也日益專制化。穆斯塔法·凱末爾不僅獲得了「永遠的領袖」的稱號，還被大國民議會授予「阿塔圖克」（土耳其之父）的姓氏。而且在其治下，兩次建立反對黨的嘗試都夭折了。相反，共和人民黨（CHP）和政府機構日益疊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黨國體制。這種刻板印象直到20世紀後半期都無法消除。

伊斯麥特·伊諾努（?smet ?n?nü）被稱讚開拓了土耳其的多黨制時期，土耳其也一度被認為是中東－伊斯蘭世界唯一成功的民主國家。然而，伊諾努的行為，這很大程度上是無奈的結果。土耳其民主的推行，被看作是為加入北約的權宜行事。最重要地，多黨制和民主選舉的實施，沒能改變土耳其社會的根本結構。如論者所言：「對凱末爾主義政權全部或部分的反對，並沒有導致民主的進程，而是新霸權的整合，新的人員通過跟其敵人一樣的方式實施自己的方案。」[10]當民主黨在20世紀50年代跟凱末爾主義一樣排除異己，甚至採取更為過分的手段，軍事政變改變了土耳其政治的進程，並為20世紀後半期的政治模式樹立了典範。

20世紀80～90年代的土耳其政治體現為一種矛盾的結構：一方面是圖爾哥特·厄扎爾（Turgut ?zal）領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一方面是1980年軍事政變確立的威權政治體系。土耳其的新興中產階級正是在這樣一種矛盾的結構下誕生的。他們得益於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政策，又在冷戰的背景下得以堅持自身的伊斯蘭身份。然而，這些新興的中產階級也陷入了一種尷尬的處境：一方面他們的宗教身份區別於傳統的世俗精英團體；另一方面政府的威權統治又不能給他們以足夠的空間。因此，所謂的「土耳其模式」製造了自身的矛盾。[11]

正義與發展黨的統治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土耳其政治文化的這一深層矛盾。在加入歐盟的進程受阻後，威權政治的特徵日益明顯。埃爾多安的成功，一方面基於個人的克里斯瑪魅力，另一方面則訴諸廣泛的「國民意志」（national will）。因此，像居倫運動這樣的社會團體，要在一個狹隘的政治夾縫裡生存，就只能化身為隱藏在背後的「平行政府」（parallelstate）。[12]他們跟政府的合作可以採取光明正大的方式，與政府的對抗則只能訴諸見不得人的手段。而一旦雙方的矛盾陷入死局，土耳其政治文化的另一個特徵就會介入，並作為最後的方案——軍事政變。

▍結語

當最近的政變發生時，筆者正好處於在土耳其職的尾聲階段。儘管已經連續幾年跟蹤土耳其政治的局勢，政局的突然變動卻使個人陷入了一種失語的狀態。對政變的具體細節的追究，實在非一個知識分子之能事；但對背後的深層結構和文化原因的分析，卻是一個專業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作為本文的最後一點補充，筆者認為，除了分析土耳其內部的結構和文化特徵，還必須考慮到國際格局的因素。土耳其橫跨歐亞的重要戰略地位，使其成為歷來諸強爭霸的焦點。凱末爾·阿塔圖克的「國內和平、世界和平」（Peace at Home, Peace in the World）外交政策，保證了年輕的土耳其共和國的獨立。然而，90年後，阿赫邁特·達武特奧盧（Ahmet Davuto?lu）基於「戰略縱深」（strategic depth）的「新奧斯曼主義」（neo-Ottomanism），再度將土耳其推向了一個危險的境地。土耳其的政治危機，固然反映了大中東地區權力政治的一般特點；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大國勢力的角逐仍使其難以堅持一種相對獨立的政治。土耳其新近的一系列政治危機，正反映了其政治實力和政治理想不對等的悖論。

本文受上海市教委暨上海教育發展基金會「曙光計劃」支持（15SG38）。

注釋：

[1] Murat Ye?ilta? and Necdet?z?elik, 「Turkey』s Stillborn Junta Coup Attempt: Process, Responses andProspects,」 Analysis, No. 19, Ankara:SETA/Found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July 2016.

[2] Ezgi Basaran, 「Turkey Coup:Who Was behind Turkey Coup Attempt?」 BBC, July 16, 2016.

[3] Michael Rubin, 「Will thereBe a Coup against Erdogan in Turkey?」 NewsWeek, March 24, 2016; Gonul Tol, 「Turkey』s Next Military Coup: HowEmpowering the Generals could Backfire,」 ForeignAffairs, May 30, 2016.

[4]關於土耳其的軍事政變，一本權威著作參William Hale, Turkish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關於伊斯蘭教與世俗主義的矛盾，參拙文：《分裂土耳其：伊斯蘭化與世俗化的90年角力》，《澎湃新聞》2014年7月4日。

[5] Angel Rabasa and F. StephenLarrabee,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 inTurkey, Santa Monica: RAND, 2008, p. iii.

[6] Ahmet T. Kuru, 「ChangingPerspectives on Islamism and Secularism in Turkey: TheGülen Movement and the AKParty,」 Louis J. Cantori, Marcia K. Hermansen and David B. Capes (eds.) Muslim World in Transition: Contributions ofthe Gülen Movement, London: 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40-151.

[7] Kadir Ustun and Erol Cebeci,「AK Party-Gulen Split: Political Fallout from Corruption Probe,」 SETA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January2014.

[8]參H. C. Armstrong, Grey Wolf, Mustafa Kemal; an Intimate Study of a Dictator, London:A. Baker, 1932.

[9]PaulDumont, 「The Origins of Kemalist Ideology,」 Jacob M. Landau (ed.), Atatürk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Boulder: Westview Press & Leiden: Brill, 1984, pp. 25-44; Frank Tachau, 「ThePolitical Culture of Kemalist Turkey,」 Jacob M. Landau (ed.), Atatürk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Boulder: Westview Press & Leiden: Brill, 1984, pp. 57-76.

[10] John M. VanderLippe, The Politics of Turkish Democracy: ?smet?n?nü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ulti-Party System, 1938-1950, Albany, 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 3.

[11]CihanTu?al, The Fall of the Turkish Model: Howthe Arab Uprisings Brought Down Islamic Liberalism, London: Verso, 2016, p.28.

[12]OsmanCan,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Political Crisis in Turkey,」 Insight Turkey, Vol. 16, No. 2 (2014),pp. 3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