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並非總是源於國家利益！

美國外交並非總是源於國家利益選自《美國的本質》於歌美國人所熱衷推行和維護的自由、人權、民主的價值觀和制度，看起來是世俗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但實際上起源於基督新教的價值觀和宗教改革，體現著基督新教的信念。這些價值觀與新教教義一起，構成了延續200年的美國式的價值觀及社會體系，構成了美國的國家和社會的本質。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美]伍德羅·威爾遜（曾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美國第28屆總統）學過外交學的人都知道，外交學有一個基本理論，就是：外交活動的根本目的是最大程度地追求國家利益。依照這一理論，國際上的外交活動都是圍繞著本國的國家利益進行的。所謂國家利益，一般是指以經濟利益為主的領土、資源、市場等可計量利益以及國家安全等不可計量的利益。這個理論有一句名言，叫做「國家之間只有永恆的利益，沒有永恆的敵人或朋友」。這句名言一直被講述外交和參與外交實踐的人們奉為圭臬。這個理論一般來講是正確的，可以說非常形象與深刻地講明了外交的目的與實質。它尤其是適用於世俗化國家。所謂世俗化國家，是指政治經濟社會已擺脫宗教控制的國家，用這一理論來讀解這些國家的外交，可以非常清楚地明白他們外交的來龍去脈，明白其目的與實質。比如，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世俗化國家，除了在古代一個非常短暫的時期外，宗教從來沒能夠統治其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近代日本的外交，就一直遵循著利益原則。它的典型的利益外交的實例，是三十多年前超越意識形態障礙並且不顧盟主國美國的反對而與中國建交。三十多年前主政日本的首相田中角榮，從國家利益出發，捨棄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不顧國內右派的威脅與反對，也不顧不願被攪亂戰略步伐的盟主國美國的反對，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一般人理解，田中角榮與中國建交是出於對中國的友好感情的緣故，中國媒體以及日本左派媒體也都喜歡炒作這種感情，但在其背後，其實是政治家們及其所代表財團對建交之後所獲好處的精確算計。田中角榮及所代表的財團看到，與台灣相比，中國大陸豐富的廉價資源和潛在的廣袤市場更有利於日本國家和企業的發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為日本企業就近獲得發展資源和進入中國市場鋪平了道路。這是日本外交史上利益外交的一篇傑作，充分體現了世俗國家的利益主導型外交風格。這種理論在中國也一直很有市場，很受許多學者及外交家的追捧和信奉。中國也屬於政教分離、社會世俗化的國家，對利益論外交有強烈共鳴。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外交的務實色彩愈見濃厚，意識形態色彩愈見淡薄，利益外交論愈發受到學者或專家的推崇。在近期的很多外交聲明以及論文中，我國的學者和有關人員都公開地不加掩飾地把國家利益當做外交活動的正當性依據。在聯合國大會的某次發言中，中國代表在對某提案表示反對態度時，提出的理由與根據是：它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我們很多外交人員在與不同意識形態國家的人員交往時往往提出「國家利益為重」的原則，即超越意識形態或國家體制障礙，尋找利益的共同點。但是，這種理論也有其薄弱之處，就是它不能涵蓋偏重意識形態國家的外交，尤其是不能涵蓋宗教影響強烈或者政教合一的國家的外交，利益論不能解釋這些國家外交的實質與目的。偏重意識形態或宗教色彩強烈的國家的外交，其行動取向深受意識形態以及宗教信仰的影響，其目的往往不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而是為了實現其意識形態或宗教的目的。作為極端外交行為的戰爭，這些國家，尤其是宗教國家進行的戰爭，往往不是爭奪領土或資源等逐利性戰爭，而是宗教戰爭。在當今世界舉足輕重的美國人的外交，其實也一直是偏重意識形態的外交。我們看到，美國的外交與一般世俗化國家有很大的區別，意識形態往往是其外交的重要目標：美國人一直把人權當做一個重要的外交要價。美國人在其外交活動中，習慣性地要求對方改善人權狀況，甚至在最高層次的領導人會晤中也非常認真地提出人權問題。比如在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中，美國人又將朝鮮的人權問題提出來，要求獲得一攬子解決，似乎解除朝鮮核威脅這種現實利益與朝鮮政府是否善待自己的國民同樣緊迫、同樣重要。美國人又堅持世界上的國家都應該成為民主政體的國家，要求別的國家採取西方式民主體制，並不惜投入大量的資源來促進世界的「民主化」。在原社會主義國家地區，美國挑起「顏色革命」，旨在促進該地區的進一步「民主化」；對非洲貧窮國家的債務免除上，美國以民主化實現與否為條件；在中東阿拉伯地區，美國試圖通過伊拉克戰爭來實現對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改造」。美國還將宗教自由當做它一個重要的外交目標。1998年10月27日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簽署的《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宣稱，美國政府把「宗教自由當做外交政策的一個核心因素」，蘇丹政府被美國認為是迫害基督教的政府，於是美國政府制裁蘇丹幾十年。當布希聽說在朝鮮存在著迫害基督徒現象時，不顧外交影響，對記者脫口而出「我極其討厭金正日」[1]。再往以前看，就會發現，不僅是現在，就是在以前，美國的外交也是以意識形態為目標，而不單純遵循利益論原則。比如說，二次大戰美國的參戰，就不是一個利益論能夠釐清的行為。美國作為一個新興的超級大國，在二戰前完全可以依照18世紀以來盛行的帝國主義邏輯，依據自己的實力，與當時佔上風的帝國主義國家德國和日本來共同瓜分世界，當時的德日兩國出於對美國國力的畏懼，也有這個企圖，因此多次向美國示好。但美國還是站在了民主主義這一邊，參與了針對德、日法西斯的戰爭，付出了巨大的戰爭代價。從利益考量來講，美國參與二戰不是一個很經濟的、符合利益原則的行為。這種人權外交、民主外交、自由權利外交從利益論角度來看很不明智。首先，從利益論來講，別的國家的公民是否享有充分的人權，不一定與美國的利益有直接的關係，依照利益論的邏輯，明智的做法應該是，只要別國政府支持美國在國際上的利益即可，而不必管該政府如何對待其人民。其次，一個最簡單的算計是，人權外交、民主外交容易造成很多國家的反彈，甚至可能產生對立面或敵對勢力，從而影響自己國家在國際上實現國家利益。但美國人卻不按照這個邏輯辦事，人權狀況以及民主與否，一直是美國對外交往中衡量敵友的一個標準，是美國對外交往中的一個重要要價。事實上，美國因為堅持人權外交，並且因為經常將經濟制裁當做實現人權外交的一個手段，結果自己也經常為此付出代價。在制裁蘇丹的幾十年中，美國政府禁止企業參與石油管道鋪設等項目，美國的財團也失去了相應的市場。在柯林頓時代，美國在與中國的幾次人權外交的較量中，都曾以經濟制裁要挾中國。但經濟制裁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做法，對華的經濟制裁，雖然意味著中國眾多的企業失去了美國市場，但也意味著眾多的美國企業，被排斥在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增長體之外。為什麼美國的外交偏重人權、民主等意識形態？作為世俗化國家的學者，我國的研究者們也喜歡用利益論來解釋美國外交的意識形態色彩，他們說，在全球實現民主化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這是一種自虐式的說法，難道民主不符合中國的利益？這種說法也不符合實際。單從利益指向而言，所謂西方民主國家不一定與美國的利益不發生衝突，其他國家也不一定與美國的利益一定發生衝突。帝國主義時期列強之間的衝突，有時也是民主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利益論者還解釋說，美國人的人權外交實際是人權大棒，專門打向美國的敵對國，也是實現自己利益的一個手段。其實這樣解釋不符合實際，美國也同樣指責盟國如歐洲國家和日本的人權不完善，並操縱人權機構在這些國家建立了分支機構，促進這些國家人權改善，並對這些國家及周邊國家的人權狀況予以監視。比如，自20世紀80年代起，就有許多菲律賓女郎或主動或被人騙去日本賣春，這些女郎固然為自己掙得了一些養家糊口的好處，但基本人權也遭到了蹂躪，有的人直接變成了被黑社會組織控制的性奴隸，失去人身自由。為制止這種現象，美國政府和人權機構對日本政府施加壓力，使日本政府將每年給這些女郎頒發的簽證由8萬個降低到8000個。在日菲律賓賣春女郎大為減少，這個貧窮國家少女的人權獲得了保護，日本政府在人權問題上也少了一些不良記錄。實際上，要理解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就必須了解美國的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要了解新教中的清教徒派的思想。美國的外交，深受其社會性質以及國民的行為方式的影響，而美國的社會性質和國民的行為方式又深深地受著美國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是清教徒思想的影響。因此之故，美國人的外交經常表現為被基督教理念所左右的、旨在實現基督教理念的宗教色彩強烈的外交。在基督教保守勢力強大或總統本人基督教信仰虔誠的時候，美國的外交指向，往往是直接的宗教目標。具體來說就是：美國人所熱衷推行和維護的自由、人權、民主的價值觀和制度，看起來是世俗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但實際上起源於基督新教的價值觀和宗教改革，體現著基督新教的信念。這些價值觀與新教教義一起，構成了延續200年的美國式的價值觀及社會體系，構成了美國的國家和社會的本質。美國在世界上推行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和社會制度，並充當這些價值觀和社會制度的保護人的角色，實際上是在推行和保護基督新教的價值觀和制度，旨在在全球建立一個基督教文明社會和國際秩序；在宗教信仰虔誠的總統執政時期，這些價值觀和社會制度往往被直接的基督教傳播行為所取代。促使美國採取這樣對外政策的，是美國人的緣於基督新教的天命意識。起源於基督新教教徒的救世主義態度，尤其是清教徒的一些特有革命性宗教信念，它們又強化了美國人的這種天命意識和使命感。美國人的外交雖然也經常表現為一城一池的爭奪、一錙一銖必較的利益性外交，使人看起來美國的外交也執著於利益，但其從全局上，從來沒有偏離過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體系的戰略目標。而且，其利益外交也是為實現其戰略目標而服務的，利益外交僅僅是戰術上的表現。理解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握住美國國家和社會的本質，才能真正把握美國的外交實質，明白其真正的外交目的，也才能明白中美關係的實質及走向；才知道怎樣與這個世界的巨無霸大國打好交道，怎樣與美國人相處。這本小冊子，將說明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和社會制度是如何起源於基督新教的，基督新教是如何構成美國的國家本質以及如何決定了美國的外交實質的，並且從美國作為基督新教國家的這一本質出發，結合現在國際上一些流行的觀點和看法，對中美關係未來的演變做一個預測。[1][美]伍德沃德：《布希的戰爭》，日本經濟新聞社版。布希原話為：「I loathe Kim Jong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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