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關係，簡單還是複雜

官商關係，簡單還是複雜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 高波

　　習近平總書記告誡各級領導幹部，面對紛繁複雜的物質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賓，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大道至簡，這為我們重構官商關係指明了方向。但這看似簡單的問題，不論是從歷史角度還是世界範圍看，既舉足輕重又頗為敏感複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國家法治水平、市場健康程度和社會道德狀況。就中國而言，在當前正風反腐關鍵期，構建規範有序的官商關係是凈化政治社會生態的必由之路。

　　看當下：畸形官商關係是腐敗重症傳染源

　　我國當前一些地方存在的官商關係隱秘而複雜，背離了正常的官商關係軌道，權錢交易、官商勾結，既嚴重損害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也惡化了政治生態。

　　官商關係異化畸變，主要表現為官員以「權」逐「利」，商人以「利」圍「權」，利用政策和制度的漏洞鋌而走險，為個人或小集團謀取非法利益。從十八大以來紀律審查和巡視監督的情況看，不少腐敗官員都與不良商人存在利益往來，不正常的官商關係腐蝕了幹部，敗壞了社會風氣。

　　封閉式「朋友圈」貪腐問題突出。一些領導幹部與老闆之間保持相對穩定的關係圈子，進行封閉式權錢交易，甚至與不法商人結成利益共同體。人們常說：「一個落馬官員的背後有一個不法商人，反之亦然。」 權錢交易、官商勾結成了易發多發的腐敗「標配」。此外，落馬官員普遍存在搞「一家兩制」的情況，由家裡人、身邊人、枕邊人等充當「白手套」，違規違紀經商辦企業撈取不義之財。

　　官商共謀竊取國有資財現象嚴重。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官商勾結將國有資金、資源、資產、資質等「四資」轉移為私財的手段花樣翻新，頻頻涉及資本運作、槓桿收購、資產重組等手段，隱蔽性、複雜性大增，謀取國家公財如「探囊取物」，案值遠遠超過一般權錢交易。

　　商人圍獵幹部的「殺傷力」甚大。必須看到，在一些官員「邊腐邊升」的同時，也有不少不法商人「愈賄愈富」。而且，一些巨富大款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搭車蹭票」，資產規模海量擴張，不少黨員幹部面對其數千萬現金賄款「乖乖就範，繳械投降」。 應該說，我們對「收糖衣炮彈」的黨員幹部重典施治的力度越來越大，但對「發糖衣炮彈」的不法商人的治理略顯滯後。

　　看歷史：共生性官商關係由來已久

　　綜觀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在象徵政治權力的「官」與代表財產權利的「商」之間，存在著雙向需求、互相利用的寄生共榮關係。

　　總體上看，中國封建社會「官尊商卑」是主基調。出於中央集權農業國家的治理需要，商人長期處於從屬附庸地位，乃至受到排斥打壓。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商人用財富換取權力庇佑，官員用權力換取財富供養，這種「官商互利」潛規則日益盛行，形成了「賈為厚利，儒為名高，一弛一張，迭相為用」的社會生態。胡雪岩等富可敵國的「紅頂商人」，還可把財富轉化為政治特權，並用特權換取更大利益。

　　當然，中國傳統社會中也一直有「官商兩道、重義輕利」、「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等優秀文化基因。比如，在義利觀上強調「義，利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等；在公私觀上主張「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一公則萬事通，一私則萬事閑」，「寧公而貧，不私而富」等。此外，關於官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的交往關係定位，至今仍有極大實踐價值。這些傳統文化精髓與核心觀念，貫穿於數千年文明史，應成為支撐方今官商關係重構的精神「富礦」。

　　看世界：現代化官商關係知易行難

　　從本質上說，官商關係既反映政府和市場關係，也映射權力和資本關係。如果認為「官商勾結併發症」只是中國的「土特產」和「原發病」，西方發達國家一直站在道義制高點上，那就大錯特錯了。時至今日，構建健康有序的官商關係仍然是世界性難題。

　　西方先發國家並未擺脫「官商關係魔咒」。18世紀以來，西歐國家率先開始工業革命，推動了西方社會步入「企業優位、市場優位、商人優位、資本優位」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一方面，隨著利益集團公開化、遊說制度化、政治獻金資本化等，民主漸成「選主、錢主」，揮舞支票本的企業主和資本家掌握官商關係「訂單」。另一方面，官商關係的瑕疵乃至硬傷，是西方政客們頭痛不已的問題，直至付出政治生命終結的代價。如日本戰後自民黨第一位非門閥出身的首相田中角榮，因「洛克希德賄賂案」被東京地方法院判刑4年、罰款5億日元。曾號稱「以色列最棒政治家」的前總理奧爾默特，因為與房地產商的黑色交易被判入獄6年，與其一同受到行賄和受賄指控者多達17人。

　　後發趕超國家普遍面臨「官商關係陷阱」。後發國家採取「官商抱合型」模式發展經濟，官員為商人提供「貼身服務」，以補貼和優惠政策扶植本國企業快速發展。如韓國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用行政手段和國家資金扶植現代、三星等大型企業集團，造就了「漢江奇蹟」。這帶來親密型官商關係，也滋生出腐敗「惡之花」，特別是財閥家族壟斷經濟金融命脈，通過權與錢、官與商的槓桿左右政局，帶來「成也官商，敗也官商」的「現代化陷阱」。韓國《朝鮮日報》曾稱其重大政治弊端即在於政商交易根深蒂固。此外，許多發展中國家夫貴妻榮、子承父業的家族政治異常活躍，豪門與權貴聯姻、官商合流司空見慣。

　　正如美國學者亨廷頓所說：腐化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權力與財富的交換。由於不同社會中用一者換取另一者的難度不等，所以腐化的具體形式也各有特色。事實上，「官商雙簧」、「官商兩棲」型腐敗問題，不但在各國特別是西方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十分嚴重，在很多後發國家的經濟起飛階段為害尤烈，直到今天依然是不少國家政壇上揮之不去的「政治霧霾」。

　　看未來：構建新型官商關係恰逢其時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正風反腐力度逐漸加大，社會輿論監督的氣場與日俱強，對官商關係的規制和重構提上重要日程。主要可從以下方面進行探索和思考：

　　第一，凈化官商關係是正風反腐系統工程的關鍵之一。從單邊角度看，不論是官員職業操守、公共倫理、從政生態的重構，還是商業誠信、合規經營、市場秩序的強化，都對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有明顯的改善作用，是「拉抬」道德水準的可行之策。從互動關係看，官商之間交往關係的性質和定位，是諸多社會關係中具備槓桿效應的「關鍵變數」，社會成員的價值取向、行為趨向或隱或顯要受其影響。如對政商關係中「腐敗潤滑劑」的社會零容忍度，是新加坡和香港等地走出腐敗高發期的關鍵因素之一。概言之，盯緊官商關係，則正風反腐易；忽視官商關係，則正風反腐難。

　　第二，走出官商關係零和博弈的雙輸關係誤區。官商關係是一種客觀存在和社會現實，不可能迴避，不如先易後難，務實找到適應國情的重構之道。中國當前正致力於深度激活政府和市場兩個積極性，帶動國家治理新變局。官商關係不應是零和博弈的雙輸關係，而應致力於構建有邊界、有規則、有底線的雙贏互動格局。如在地方政府和官員事實上需要與企業界經常性接觸的情況下，不妨借全面深化改革大潮蕩滌舊常態的陋規積習，明確倡導「等距離交往，無差別服務，同國民待遇」，形成「不勾結亦不脫節」、「不生分也不過分」的新官商關係，細化量化官商相交的負面清單和正面清單，而非「避『商』唯恐不及」或是「圍著少數老闆轉」。

　　第三，通過「官商並治」改良社會生態。一方面，建設清明政治和簡政放權，是重構官商關係的現實基礎和優先選項。我國應結合國情黨情社情，發揮「紀律籠子」和「法律籠子」的「雙籠合圍」優勢，把紀律挺在法律前面，通過做實個人重大事項報告制度、規範領導幹部配偶子女經商辦企業行為等舉措，把防治領導幹部以權謀私、規範其商事活動和利益行為落到實處，弱化其「結『商』營私」的深層動機。另一方面，在堅持政府及其官員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的前提下，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強化企業合規誠信經營的主體責任和社會責任，加大對商業賄賂和行賄人的打擊力度，切實提高不法商人「愈賄愈富」的機會成本，讓「發糖衣炮彈的人」無利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