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銘基：《史記》、《漢書》關係新議

一、緒論《漢書》一百卷，題為班固所撰，乃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斷代體史書，記載前漢一代史事。《漢書》創斷代紀傳之體，其中包括十二本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共一百篇，約八十萬言。[ 晉人張輔雲﹕「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六十，頁1640。）張氏徒以字數多寡討論《史》《漢》優劣，誠不足取，惟其指出《漢書》敘二百年史事而用八十萬字，則屬可參。] 自司馬遷《史記》書成，武帝太初以後史事，闕而不錄，續《史記》者不乏其人，據《史通?古今正史》所云，即包括劉向父子、揚雄等，至後漢光武帝建武年間，班彪以為續《史記》者言辭鄙俗，而揚雄、劉歆等人又褒揚新莽，不可仿效，因成《史記後傳》六十五篇。[ 詳參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十二〈古今正史〉，頁314。又，王充《論衡?超奇》所言有所不同，其謂「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黃暉、劉盼遂：《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十三〈超奇〉，頁613。）據此，則與《史通》言六十五篇者有所不同。] 《傅子》因雲《漢書》乃班固「因父得成」，[ 案﹕《傅子》今佚，此由《意林》轉引。見王天海、王韌：《意林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卷五，頁537。] 可知班固實以父親所編漢史為藍本，及後終成《漢書》。又，《後漢書?曹世叔妻傳》云：「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1]2784[ 案﹕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敘。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受讀。」（《史通通釋》，卷十二〈古今正史〉，頁314。）劉氏所載與《後漢書》略同。] 據此，可知班固續撰《漢書》，未成而卒，漢和帝因此詔命班固女弟班昭踵武為之，後馬續又繼班昭完成未竟之文。是《漢書》本出班彪、班固父子，並由班昭完成十志，〈天文志〉則由馬續完成。總之，「《漢書》的成書，經過班彪、班固、班昭、馬續四人之手，但以班固為主」。［2］自《漢書》書成以後，授受具眾，與經學無異，注釋者亦眾，如以《史記》繫於《漢志》六藝略春秋類之例言之，《漢書》繼《史記》而作，則其書亦必以「正名」為務，觀之而可令亂臣賊子懼，具備《春秋》之微言大義。以此為論，必當重新審視《史記》與《漢書》之關係，並據此探知何以《漢書》必待師授而可明。王基倫、洪淑苓雲﹕「班固《漢書》因襲了《史記》的體例，取用了部分材料，而又能擴充內容，再創體制新義，顯見《漢書》的成就非凡。在少數地方，《漢書》提出不同的觀點，或是補充一些史料，也值得我們注意。」[3]所言是矣。以下即是數項《史》《漢》關係之新議﹕二、繼《史記》而作並與《史記》合看司馬遷《史記》所記上始黃帝，下訖漢武，[ 有關《史記》載事之下限，眾說紛紜，最少有七種說法，包括1. 訖於麟止說 2. 訖於太初說 3. 訖於天漢說 4. 訖於武帝之末說 5. 訖於太初、天漢折中說 6. 訖於徵和三年說 7. 斷於太初四年而大事盡武帝之末說等。大抵《史記》里漢武以後史事，不屬史遷手筆，當無異議。] 自此以後，漢室史事闕而不錄。《後漢書?班彪列傳》雲﹕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3]1324可見班彪對續作《史記》者不甚滿意，以為多屬鄙俗。因此，班彪乃採集前史遺文，附以各種說法，正其得失，寫成《史記後傳》數十篇。王充《論衡?超奇》更以班彪續書「為甲，而太史公乙。」[4]班彪續書篇數，亦有異說，此謂「百篇以上」，《後漢書》則言「數十篇」，《史通》謂為「六十五篇」。[ 顧頡剛雲﹕「王充與彪並世，所記較可信據，或本有百餘篇，後亡佚其半，僅存六十五篇耶？」（顧頡剛﹕〈班固竊父書〉，載《史學史研究》第2期（1993年），頁2。）] 姑勿論篇數多寡，班彪嘗作《史記後傳》，當無可疑。班固《漢書》僅為百篇，而承襲自班彪《後傳》者當在多數。且班固編撰《漢書》，其意亦在接續史遷無法記載之文，即漢武帝以後西漢史事。班固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篹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5]4235班固批評史遷，以為漢承堯運，其德至大，至武帝時才追記漢史，卻因通史體例，而使漢居末流，甚至後於暴秦與項羽。此外，在武帝太初以後史事，更無記載。因此，班固乃綴合見聞，本「述而不作」之精神，以成《漢書》。劉知幾雲﹕「《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以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編。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6]20以為班彪《後記》續司馬遷《史記》，班固則將父彪與史遷之著述斷為《漢書》。據劉氏所言，大抵《史記》上起黃帝，下訖漢武﹔班彪則續漢武以後前漢史事，以成《後記》，附《史記》而行，即《史記》和《後記》合言黃帝至於前漢末年史事。班固見父書，決意只錄漢事，故「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斷一代之史，以成《漢書》。今觀《漢書》，尚可見班彪《後傳》之遺。浦起龍雲﹕「〈敘傳〉竟不及父彪續史事，欺所生，欺萬世，糾班史者當以是為首款。」[6]21細意比較《後漢書?班彪傳》與《漢書?敘傳》，可見〈敘傳〉不言父彪「作後傳數十篇」之事，故浦氏有此疑。又，顧頡剛雲﹕「固之作史，接受父之遺產而欲湮滅父名，攘為己作，故〈敘傳〉之中於彪之史學及其著書遂不道其一字也。」[9]顧氏承浦起龍所言，以為班固將父著「攘為己作」。二人斥之頗苛，實不必然。顏師古雲﹕《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7]3130顏氏以為《漢書》之贊語具由班固所撰，然部分贊語本出班彪，則班固必出之父名，而不略人之美。考《漢書》諸贊，有三處明確題為班彪所撰，分別是〈韋賢傳〉、〈翟方進傳〉、〈元後傳〉；並有兩段（〈元帝紀〉、〈成帝紀〉）雖不題班彪之名，卻幾可肯定為父彪所撰。〈韋賢傳〉、〈翟方進傳〉、〈元後傳〉等三篇贊語明確題為「司徒掾班彪」所撰，自出班彪之手，毋庸置疑。此外，〈元帝紀贊〉、〈成帝紀贊〉亦當出自班彪手筆。〈元帝紀〉「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句，顏注引應劭曰：「〈元〉、〈成帝紀〉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則彪自說也。外祖，金敞也。」[7]298[ 案﹕金敞為班彪外祖父，安作璋雲﹕「金敞有三子﹕涉、參、饒。成帝時，金涉以明經儉節，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金參出使匈奴，為匈奴中郎將，越騎校尉，關內都尉，安定、東海太守。金饒為越騎校尉。」（安作璋﹕《班固評傳》（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9。）] 班彪父親為班穉，娶金敞之女為妻，故〈元帝紀〉所謂「外祖」者，當指金敞。又〈成帝紀〉「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句，顏注引晉灼曰：「班彪之姑也。」[7]330班彪之姑即班婕妤，為漢成帝之妃。觀此五例，若謂班固掩奪父名，未可遽信。又顧頡剛雲﹕「〈元〉、〈成帝紀〉之贊明出彪手，何以不具顯彪名？可見固史未成而卒，此三傳之猶留彪名者乃其刊落未盡者耳。」[9]此言亦有偏頗。班固雖死，據《後漢書》載，女弟班昭「奉詔校敘」《漢書》，倘班固有意掩用父書，刊落未盡，班昭大可盡復父名，或盡刪之。其實，班氏一家共成《漢書》，《漢書》乃班氏家學，今雖題班固為作者，只是後世學者出於便捷，初非班固本意。《漢書》繼《史記》而作，故於武帝太初以前史事，多述《史記》，偶有不同，或作補充，要皆以《史記》為根本。舉例而言，《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有漢人賈誼之生平事迹，如河南守吳廷尉征之、在文帝朝最為年輕等，其〈鵩鳥賦〉與〈吊屈原賦〉，《漢書》皆載之﹔惟賈誼於西漢國策影響深遠，《史記》卻未有錄其政論之文﹔反之，《漢書》補充〈治安策〉（或名為〈陳政事疏〉），實乃《漢書》補充《史記》之重要部分。又如董仲舒，《史記?儒林列傳》載錄其生平，《漢書》仍之，復補〈天人三策〉，則董生之學術思想自此瞭然。趙翼《廿二史劄記》云：「今以《漢書》各傳與《史記》比對，多有《史記》所無而《漢書》增載者，皆系經世有用之文，則不得以繁冗議之也。」[10]29此言是矣。《漢書》補充文章奏疏，既可足傳主之生平，亦可明前漢之國策。此等「經世有用之文」，正是《漢書》為補充《史記》而採錄，乃班氏有意為之，亦是《史》、《漢》應該合看之明證。三、襲取《史記》，獨見微言大義《漢書》襲取《史記》，世多有論之。朴宰雨《史記漢書比較研究》詳細列舉《漢書》因襲《史記》篇章，計六十一篇。班氏「述而不作」，大量採用《史記》，惟同中有異，《漢書》亦有刪改《史記》所載太初或以前漢事，當中可見《漢書》之幾個特色。（一）自壞體例據班彪所言，《史記》「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1]1327班彪以為《史記》載錄傳主之字、郡、縣等，或記或不記，次序隨意，班彪所續《後傳》，自當改正如下﹕《史記》《漢書》1司馬相如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8]2999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7]25292蕭何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8]2013蕭何，沛人也。[7]20053曹參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8]2021曹參，沛人也。[7]20134陳平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8]2051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7]20385董仲舒董仲舒，廣川人也。[8]3127董仲舒，廣川人也。[7]2495今見《漢書》乃依班彪所言，傳主先列名字，復為郡縣，若有不明，則只能從缺。如上引司馬相如，《史記》首列名，繼之以郡、縣，末列其字；《漢書》先列名字，復言郡縣。此亦可證上文謂《漢書》所載多本班彪《後傳》。然而，《漢書》雖對《史記》體例之不嚴有所不滿，卻有自壞體例之舉。考之《漢書》，其不依傳主名字郡縣序次者有之，蓋有三焉，分別是〈司馬遷傳〉、〈王貢兩龔鮑傳〉、〈敘傳〉。若按《漢書》全書慣例，敘寫司馬遷應寫成「司馬遷，字子長，夏陽人也」云云。可是，班固並沒有採用此種方式，而是襲取《史記?太史公自序》，起首即雲﹕「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7]2727此以曆數祖先之形式，撰成《漢書?司馬遷傳》，實屬奇筆。惟《漢書》並非《史記》，無必要歷敘司馬氏之先祖。如此述而不作，實出於對司馬遷之尊敬。循此例，《漢書?敘傳》敘述班氏祖先，[7]4197亦屬自壞體例之二。此篇因屬自敘先祖生平，反而不如〈司馬遷傳〉之強烈。至於〈王貢兩龔鮑傳〉，始之以「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於首陽，不食其祿，周猶稱盛德焉」，[7]3055篇名似為合傳，實為類傳。全篇所記皆為賢德之人，近乎古之所謂逸者。考班固所以載錄王吉、貢禹、龔勝、龔舍、鮑宣等五人事迹，意在「激貪厲俗」。[7]3058由是觀之，班氏所以自壞體例，實乃有意為之，一為頌揚史遷，嘉其編撰《史記》之功；二為歷敘先祖，頌其扶風班氏源流；三為激貪厲俗，歌頌賢德之人。（二）有「列傳」而所據實為《史記》班固明言《漢書?藝文志》本之於向、歆父子《別錄》、《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7]1701今〈藝文志〉有班固自注，張舜徽指出篇中「凡句下之注不題姓字者，皆班氏原文」。[11]125張氏復於《漢書藝文志釋例》發明班固自注之義例，言簡意賅，足發人心，此處不贅。張氏《釋例》「標註作者行事例」一項，尤堪玩味，其文如下：凡事迹見於《太史公書》者，則曰有列傳，如儒家《晏子》、《孟子》、《孫卿子》、《魯仲連子》，道家《筦子》，法家《商君》，縱橫家《蘇子》、《張子》，《詩賦略》《屈原賦》，《兵書略》吳起、魏公子之屬是也。[11]127張氏謂「凡事迹見於《太史公書》者，則曰有列傳」，《漢書》襲取向、歆父子之書，序已明言，殆無可疑。至於小注則出班氏手筆，然則「有列傳」者，實為班氏視己書為續《史記》之書，且《史記》、《漢書》當合看之證。張舜徽此說實本顏師古《漢書注》，師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7]1727考諸《漢志》班氏自注為「有列傳」者共十一次。《晏子》八篇、《筦子》八十六篇，「列傳」所指乃《史記?管晏列傳》；《孟子》十一篇、《孫卿子》三十三篇，「列傳」所指乃《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魯仲連子》十四篇，「列傳」所指乃《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商君》二十九篇，「列傳」所指乃《史記?商君列傳》；《蘇子》三十一篇，「列傳」所指乃《史記?蘇秦列傳》；《張子》十篇，「列傳」所指乃《史記?張儀列傳》；《屈原賦》二十五篇，「列傳」所指乃《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吳起》四十八篇，「列傳」所指乃《史記?孫子吳起列傳》；《魏公子》二十一篇，「列傳」所指乃《史記?魏公子列傳》。以上十一人皆屬先秦，《漢書》不可能載錄此等人物，故「有列傳」者，必指《史記》無疑。此亦《漢書》本於續《史記》之作，《史》、《漢》應當合看之一隅。（三）揭露漢室之失，不虛美，不隱惡班氏編纂《漢書》，出於對《史記》之不滿，以為《史記》將漢室置於百王之末。王樹民云：「《漢書》的突出特點，在極力美化封建統治者，異常地提高了統治者在歷史上的地位。」[12]以為《漢書》旨在褒揚漢室。劉知幾指出：「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6][ 案﹕《後漢書?班固列傳》雲﹕「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敍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 賤守節愈矣。」（卷四十下，頁1386。）亦貶斥班固之一言。] 以為班固掩飾漢代帝王之缺失，並且貶抑忠臣。其實，《漢書》作者（班彪、班固）既為漢臣，歌頌漢德，本無可疑；至於悉數掩去漢室之惡，則未必然，冉昭德甚至稱讚班固能夠「不為漢諱」。[13]舉例而言，《史記》、《漢書》同寫漢文帝，《史記?孝文本紀》稱讚其「除肉刑」，[8]428《漢書?刑法志》謂「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7]1099《漢書》不單不就文景之治加以歌頌，更揭露文帝之施政輕用刑罰。朱東潤雲﹕「史傳有了互見之例，不但重複可以避免，而且可以示褒貶，明忌諱，但是必待研討全書而後才能看到事實的真相，倘使謹讀本傳，那麼不但不能得到真相，甚至所得的印像，止會是朦朧而不確實。」[14]「《史記》寫作的特長，在於運用互見之例，常能使讀者對於當前的人物，從不同的方面，加以認識。這一點特長，在《漢書》里是保留下來的，有時在運用上使人感覺到比《史記》更大膽，更靈活，因為班固所觸及的人物，常常是幾乎已經論定的，但是他提出其他的事實，我們不能不重加考慮。」[15]朱說是也。利用史傳互見之法，結合本紀與各篇所記，便知文帝為人。至於景帝，包括其為太子時以棋盤擊殺吳王太子、[ 事見《漢書?吳王濞傳》，其曰：「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漢書》，卷三五，頁1904。）] 即位後將老師石奮調官、[ 案﹕石奮本為太子太傅，《漢書?石奮傳》雲﹕「及孝景即位，以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為諸侯相。」（卷四六，頁2193-2194。）此可見景帝即位以後，即將老師調任，其人忘恩負義，不報師恩。] 吳楚七國之亂時以晁錯之命抵禍，[ 事見《漢書?晁錯傳》，其曰：「吳楚七國具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敺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巿。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巿。錯衣朝衣斬東巿。」（《漢書》，卷四九，頁2301-2302）] 《漢書》皆直書而不隱。准此，如就所載內容而言，《漢書》甚具「實錄」精神，而且更為「大膽」。再如〈司馬遷傳〉，《漢書》襲自《史記?太史公自序》，其中有一關鍵句子如下﹕《史記?太史公自序》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漢書?司馬遷傳》貶　　　　諸侯，討大夫王明通以為「班文刪『貶天子』三字。蓋班氏以為天子不可貶，而諸侯可退，大夫可討，此為尊王之精神，亦為尊漢所本也」。[16]王說似是。呂世浩亦與王明通取意相近。[17]323然而，《史記》和《漢書》既然應該合看，《漢書》乃續《史記》之作，天子不得貶，讀者但取《史記》對照《漢書》，自可見班固刻意刪去「天子退」三字，欲蓋彌彰，反而彰顯《漢書》立意褒貶之《春秋》筆法。（四）襲取「謗書」，勇氣可嘉《漢書》流傳甚廣，師授源流明確，《史記》則不然。《史記》書成以後，流傳不廣，至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7]2737《史記》在《漢書?藝文志》歸入「六藝略」之「春秋類」，史遷外孫楊惲亦以為此書「頗為《春秋》」。[7]2889至於《春秋》筆法，史遷以《春秋》為六經之首，並謂此書可以「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乃「禮義之大宗也」。[8]3297,3298史遷借壺遂之口，以為《春秋》可以「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8]3299 猶如量度世事之尺，可論定是非。壺遂以為孔子生逢亂世，撰寫《春秋》無可厚非，可是史遷生於漢武盛世，何以仍欲繼史遷而撰《史記》。史遷之回答唯唯否否，含混其詞，以為《史記》跟《春秋》不可比較，壺遂之言實謬。《史記》一百三十篇，其中十篇早已有目無書，今所見者實為後世所補。衛宏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8]3321葛洪所記略同。[ 葛洪《西京雜記》云：「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為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葛洪：《西京雜記》（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卷六，頁267。）可見所載與衛宏所言相類。] 據此，是有目無書者，或出武帝所削，張晏以為包括「〈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8]3321今所見十篇之文，當出後人所補。大抵《史記》所載，有不利於漢室皇權者，故流傳不久即漸有散佚。《後漢書》載王允謂「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李賢注清楚定義何謂「謗書」，其曰﹕「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緡、榷酤之類是也。」[1]2006此等「漢家不善」之事，《史記》多有載之，故得「謗書」之名；可是，「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緡、榷酤」，三事《漢書》亦皆襲取《史記》，[ 案：《漢書》之中，「高祖善家令之言」見於〈高帝紀下〉：「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漢書》，卷一下，頁62。）「武帝筭緡」則見於〈武帝紀〉「初算緡錢」。（《漢書》，卷六，頁178。）「榷酤」事見〈武帝紀〉「初榷酒酤」。（《漢書》，卷六，頁204。）由是觀之，《漢書》悉載此三事，不加迴避。] 則《漢書》亦可謂之為「謗書」乎？除了《漢書?司馬遷傳》直斥史遷之文以外，班固〈典引〉亦有對史遷之不滿，其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18]班固所言引人遐思，如果班氏父子對《史記》如此不滿，大可揚棄不用，另著新文。可是，《漢書》百篇之中，因襲《史記》竟多達六十一篇。呂世浩雲﹕「班固之一生，皆因貪利慕榮而曲學諂媚，不惜變亂篡改《史記》之良法，其後終因攀附權凶、驕縱子弟而死。前後相較，太史公之死可謂重於泰山，而班固之死可謂輕於鴻毛。二者之高下，如是而已矣！」[17]359呂說可商。班固之死，確與攀附竇憲、驕縱子弟相關，然以為《漢書》變亂《史記》，卻是太過。班固生時，學術早已定於一尊，較諸史遷而言，更為閉固。西漢中葉，武帝接納董仲舒之上疏，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史遷編撰《史記》正在此時。《漢書》則不然。學術既已定於一尊，史家對政局之異見需要更多勇氣才可出之。面對《史記》，班固只能態度謹慎以取用。《後漢書》班固本傳載有一事，尤可注意。在撰寫《漢書》以前，班固已嘗因撰寫漢代歷史已為人誣告，陷於囹圄。如非固弟班超代為上書，並親見明帝，具陳兄長著述之意，班固早已死於獄中，而不能有《漢書》之作。[1]1333由是觀之，班固早已明了撰寫歷史之危，然不單繼承父業，更加大量取用《史記》，以及對史遷之歌頌。此正反映出班固之史家精神，與史遷源出一轍。因此，《漢書》之中，班固亦必以不虛美，不隱惡，以史書為尺度，欲令亂臣賊子懼。其實，班固襲取《史記》、自壞體例以為史遷立傳，本身已是對司馬遷其人其書之表揚。徐朔方《史漢論稿》：「《漢書》承襲《史記》這一事實生動地表明班固對司馬遷的敬仰和崇拜。」[19]徐說是也。如果《史記》已是「謗書」，而班固又不遺餘力加以襲取，再加上《漢書》續寫《史記》，二書應當合看，則《漢書》必待專門傳授，方可了解其微言大義，上文所言《漢書》之授受過程亦可得到佐證。四、結語本文討論《史記》與《漢書》之關係，兼及《漢書》之微言大義與《春秋》筆法，可總之如下：1.《漢書》續《史記》而作，然《史》、《漢》關係除文獻互見外，尚有其他重要原因。《漢書》乃繼《史記》而作併當與《史記》合看。武帝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漢書》前身為續《史記》，乃班氏家學，自班彪始撰，而班固續之。2.襲取《史記》而獨見微詞。班氏父子嘗批評《史記》，以為其記人姓名籍貫體例不純，《漢書》推尊史遷，故於〈司馬遷傳〉自壞體例，歷記司馬氏之先祖。又《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有列傳」，亦表明《漢書》當與《史記》合看方見甚大義所在。《史記》書成以後，少人傳習，或因「謗書」之嫌。《漢書》襲取《史記》者眾矣，則「不虛美，不隱惡」者不獨《史記》，而《漢書》與有榮焉。3.尊顯漢室而不失《春秋》筆法。楊樹達〈漢書釋例〉嘗謂有「微詞例」，即《漢書》行文之中有《春秋》之微言大義。今觀《漢書》不為漢諱之例大有所在，言有盡而意無窮，深具《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之精神。呂世浩以為「班固之一生，皆因貪利慕榮而曲學諂媚」，以《漢書》之微詞言之，實屬可商。參考文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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