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官窯青花瓷的產生與藝術文化內涵之探秘(一)

元代官窯青花瓷的產生與藝術文化內涵之探秘(一)

序言：十三世紀中後期,我國歷史上建立了元朝。雖然在歷史的長河中僅存97年。但在中國的陶瓷史上,卻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時期。特別是根據<<元史.百官志.將作院>>載：「浮梁瓷局,屬將作院」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立。「掌燒瓷器,並漆造、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員。「畫局」秩正八品,「掌描造諸色樣制」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員。不難看出：元朝在建國之初就專門設立了官府機構「浮梁瓷局」和「畫局」。元朝還有多處史料有相關的記載：如泰定(1328年)以後,官府明令各窯採取,「有命則供,否,則止,稅課而已」的貢瓷政策,引自<<浮梁州志序>>，並嚴令：「窯有尺(音chě)籍,私立者刑」,「御土燒罷即封」和「興燒之際,按籍納金」等一系列記載說明。青花瓷在元代建國初期，就開始研製燒造，是由官府設立的研燒機構，「浮梁瓷局」和「畫局」，是在官府直接領導與組織下進行生產與設計的。統治者統治一個朝代與社會必須有統治者的思想，有思想必有文化主張。根據大元帝國的名字來源是宋高宗咸淳七年（1271），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元世祖）聽取漢臣劉秉忠（1216——1274年）的建議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改國號為大元,所以元代的統治思想與文化主張的主要來源之一應該是出自<<易經>>理學，用<<易經>>文化內涵來解讀元代上層社會政治與藝術文化也是其主要的理論根據之一。元代是在一種半奴隸半封建社會制度下進行的統治，上層社會政治與藝術文化的產生是在這種統治制度下進行著嚴格的社會管理，是按統治者的思想與文化主張研究與設計圖案進行生產的青花瓷，這種嚴格管理制度幾乎貫穿於整個元朝。再者，通過明初學者曹昭<<格古要論>>中一些相關的記載：「元朝小足卵白釉瓷，內有樞府者高，青花及五色花者，俗甚」。證明元朝在浮梁確實已經生產出青花及五色花瓷，在浮梁燒造青花及五色花瓷的成功，無疑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本文只論證青花瓷，青花瓷精湛的制胎工藝、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精美絕倫的裝飾與繪畫藝術。對世界人民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對古陶瓷的研究與考證主要依據兩方面資料，一方面是有史以來歷史文字記載，但必須具有史料價值的，幾百年來對學術界有參考價值並得到認可的記載。另一方面，是從古文化遺址、墓葬、窖藏中挖掘出來的實物進行考證。但絕不能用出土文物與沒有理論根據的人為認定的標準器來確定古文化遺址、墓葬、窖藏的記年，那是互為因果的考證關係。如果考古的認識是建立在標準器之上，標準器出現認識性錯誤。則，一切考古的年代全是人為性錯誤認定。就此件青花瓷而言：因是傳世的繪畫藝術品,除對歷史文獻記載考證外，必須對本朝的繪畫藝術與歷史政治文化產生的根源進行考證。否則，所得出地結論都是不可靠的。經本人結合實物進行歷史的藝術與文化考證,元代官窯青花瓷沒有記年的漢字款。在半奴隸半封建的異族統治時期所產生的藝術品，其反映的主要內容是，建立了大帝國，如何顯示統治者的強大，包括所統治的地域，統治的民族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等，目的就是歌功頌德做統治政權的歷史見證。而漢族當時是被統治的民族，是絕對不可能將漢字文化做為主要文化現象，表現在異族的具有歷史性意義的藝術品之中。研究元代青花瓷就要研究元代上層建築的藝術文化與政治文化，它代表的是當時社會最先進的經濟基礎。所以用一種在歷史上公認造假，仿古高峰期流失出去的帶記年款的瓷器，做為標準器進行比對考古鑒定，研究元代歷史藝術文化的產生，本身這種學術觀點就是極不嚴謹的。導致各種為其辯解與推理的文章和觀點層出不窮，什麼「麻倉土」就是「高嶺土」，什麼「瓷石」加「高嶺土」的二元配方就是元青花的胎土，元青花是「賞賜品」,青花瓷「永不褪色」，「眼學」就是「科學」，「錢眼裡面學文化」等如此沒有任何理論根據的文章與學術觀點。可想而知現在陶瓷研究領域的認識水平是何等的低下，研究與鑒定的學術觀點是何等地「封建」。導致出現了大量沒有史料依據的推測文章與鑒定，大明鼎鼎的考古專家，在確定瓷器年代時，竟然用大維德象耳瓶的龍紋與考古發現的瓷器龍紋進行比對推測，這樣的考古意義何在？理論根據何在？結論可信嗎？請問「錢眼裡面學文化」如何解釋？是否歷史文化只有愚昧無知永遠形成不了定論的顛倒黑白的「專家」才可以學？誰研究誰學歷史文化就是往錢眼裡鑽？這就是當今陶瓷考古研究與鑒定領域的所謂「學術界」？諸如此類的陳辭亂調，對於元代青花瓷的研究設置了重重的障礙。那裡是在研究，是在演繹元青花，是在維護其封建的權威學術地位。請問：中國陶瓷考古研究與鑒定領域的學術界在那裡？ 本文將結合實物，以歷史記載與考證陶瓷釉下繪畫藝術的起源，社會政治文化為主要依據與線索，論證與解讀元代青花瓷。揭秘挖掘出元代藝術品不為後人所知的藝術文化寓意，歷史文化內涵以及統治者統治思想的來源，與走向滅亡的主要根源之所在。元代官窯青花藝術品所承載的歷史政治文化與繪畫裝飾藝術的表現等是多領域學科，它的發現與解讀，將揭開一個朝代眾多領域的歷史文化之迷。是歷史的實物見證。此可為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是空前絕後的。 研究考證元代青花瓷的目地，就是挖掘發現一個朝代不為人知的輝煌燦爛的藝術文化，以及統治者的統治思想與文化主張，使之能以史為鑒，吸收優秀的歷史藝術文化，弘揚與發展中華民族在世界藝術陶瓷史上的地位。能更深的了解中國歷史上一個民族從強大帝國走向滅亡的主要根源之所在。這些問題是元代藝術品留給後人的寶貴的文化與藝術財富。它在歷史的長河中早已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這種烙印主要表現在，它的藝術性與裝飾性。是時代的特徵。即是開陶瓷釉下繪畫藝術之先河的時代藝術品，又是使後世（洪武政權）視之為大逆不道的異族文化，它的藝術性與裝飾性早在明初就已經遺失，時代特徵是後世之迷，只能忘塵莫及。其價值體現在，它所承載的是一個朝代綜合藝術文化與社會政治文化的結晶。只能使後世嘆為觀止。由於考證元青花所涉及的領域之廣泛（如：政治、歷史文化、統治制度、地域、植物、民族文化、宗教信仰、藝術、美學、手工業、傳世品的特徵等）。加之近八十年來，國內外的專家學者,是在一種理論出現嚴重錯誤的認識下展開的研究與鑒定。必定會在認識水平低下的研究者中，產生了一種根深蒂固的錯誤認識。糾正這種錯誤認識本身就需要做許多的工作。要想正確認識與研究元代青花瓷，就必須轉變思想認識。同時需要對現在研究所依據的元代青花瓷理論（波普理論），必須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與從新的再認識。在研究過程中由於人們受認識能力的限制，所以元青花能正確地被統一認識，是一項浩瀚的學術工程。而真正具有學術研究價值能揭開歷史之謎的本朝藝術品，在當今研究出現如此混亂的狀態下被發現與解讀，所承受的各方壓力可想而知。由於沒有被社會媒體發現，承受著社會媒體宣傳之苦，而錯誤的認識卻利用特殊職務之便，以及媒體（媒體並不專業，是受偽「專家」、「學者「的誤導）這一優勢還在以訛傳訛，人云亦云。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啊！在此只能不得已而為之，用筆解憂吧！ 美學博士波普理論的主要錯誤犯在只看事物的表面現象。導致一些認識水平低下的研究與追隨者犯下了同樣的錯誤，將波普理論視之為正確的理論依據，沒有更深更廣泛的去研究中國元代歷史政治文化與繪畫藝術的產生及其根源，使之在此理論下所研究的器物和歷史記載與本朝政治文化嚴重不符，使歷史政治文化出現了嚴重對立的局面，藝術創作來源找不到理論根據。民國時期北京琉璃廠的古董商不可能不知道至正十一年是元代統治時期吧！現在如咸淳七年制的一對完整青花瓶在潘家園出現，那個古董商會如獲置寶呢？不要漫罵我們的前輩，他們並沒錯。香港國學大師饒宗頤對美學理論的評價是最為準確的，美學是框框學，以點找面，一旦點找錯，則整個理論全是人為性認識錯誤。而國學則是用面證明點。所以說：波普理論是空洞的理論。這個空洞的點就需要很多的辯解推理文章去彌補，越補越自相矛盾。造成國內外在這一領域研究出現了如此混亂的局面。根本就不可能，也永遠形成不了一套完整的複合本朝歷史文化的各學科各領域的理論體系。也好，也造就了一些「專家」、「學者」。由於在研究過程中夾雜著某些不自律的行為，在國內的文物界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危害性極大。某種意義上波普理論嚴重地影響了國內的研究。使國人在這一領域研究步入歧途近八十年之久。如果國內的陶瓷「專家」「學者」能靜下心來，認真地去研究歷史文字記載與本朝的政治文化，繪畫藝術就不會出現如此混亂的局面。為什麼能形成依賴于洋人的空洞理論去進行研究與鑒定？原因之一就是認識低下，之二就是利益驅使。本文認為：美、英、日、學者對元代青花瓷的研究是一種文化入侵，是在篡改與掩蓋中國歷史政治文化與藝術文化的真實性。陶瓷與其產生的歷史文化和藝術文化是中華民族的象徵，研究青花瓷藝術的起源與發展，理應由中國人自己應該去做的事，外國「博士」只看事物表面現象的簡單認識的理論，是不可能研究與解讀中華歷史與藝術文化之博大精神的。從根本上說，波普永遠無緣見到真正意義上的元代官窯青花瓷。因此其理論沒有任何理論根據，是空洞的。研究元青花的理論在國內，理論的主要依據：就是歷史的文獻記載，統治者的統治理念即統治者的思想來源與文化主張，本朝繪畫特點的起因以及藝術創作的思想來源。青花瓷就是為當朝統治者服務而產生的藝術品。對於元代官窯青花瓷的研究與鑒定是多領域多學科的，它已大大超出陶瓷領域的研究範疇，是歷史文化遺產，它已經涉及到國學領域的研究與定性，現在研究只是認識問題，認識的理論都沒有研究清楚，根源都沒有找到，鑒定從何談起，搞鑒定的理論根據是什麼？標準又能從哪裡產生呢？從胎釉的顏色？花紋是如何的畫法？龍是什麼特徵？這一切都是簡單的感性認識，景德鎮的大街小巷都能生產。如此之多、如此地簡單認識，元青花也不是什麼神秘的藝術品？近七百年來為什麼世人揭不開元代青花瓷的神秘面紗？就是因為它有一段心酸的歷史。所以它絕不是陶瓷考古研究與鑒定領域就能簡單定性的歷史文化，近七百年的歷史之謎，為什麼在今日出現千村萬戶犁花開的景象？它是歷史上橫行於世界的大帝國時期產生創作的藝術品。那裡存在「賞賜」？歷史上有對元朝統治者朝貢的記載。沒有一個出處記錄下，元朝統治者「賞賜」瓷器給那個番國與附屬國的事例，完全是推測，不符合正常的邏輯推理。不可視其為理論。在此，本文關於特殊理論性的發現與認識不能完全公之於眾。近七百年的歷史之謎，不是當今社會的信息網路時代，不是社會文化大開放的年代，對其研究是不會有任何發展的。在仿古之風如此猖獗的信息網路時代，請諒解不能完全公之於眾！仿古造假與「專家」「學者」所形成的「理論」一條龍配套「服務」，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性是及其嚴重的，欺騙與誘惑力更強，後果是不可以想像的。收益者是何許人也？損失最為嚴重的又是誰呢？再次請諒解！我心愛地「元青花」收藏者們。請千萬不要再沉睡於人為編造的謊言與睡夢中，儘快地覺醒吧！你們已經是深受其害者，絕不要將你們的痛苦遭遇再遺留給我們的後代。後人會對今世有正確評價的，當事者迷啊！正確的認識只是時間問題。要勇敢地去面對事實，看清元代青花瓷的本來面目，不要心存較幸，更不要懼怕事實真相大白於天下。至少在這一領域不會再去接受「善意」的研究與鑒定，在市場經濟大潮的影響下，那有免費的午餐。 正文：根據明初學者宋濂（1310——1381年）修獻<<元史>>有六百年左右時間的歷史記載，已經明白無誤的告知後人，元朝建國之初，在浮梁成立了官府機構，研究燒制瓷器，是一種官府行為。從設立的「浮梁瓷局」與「畫局」可以看出，就是在為所燒造的瓷胎上進行繪畫而成立的「畫局」，其中包括對圖案的裝飾設計和所蘊涵的歷史文化等。是歷史上最早對青花瓷有記載的明初官方資料。說明在單色釉瓷器的釉面下裝飾繪畫圖案是由元代初期開始的。胎土與繪畫完美地結合所產生的藝術品，是由「浮梁瓷局」制胎，由「畫局」做畫共同產生的。是一種為上層統治階級服務而產生的藝術品。這種藝術品所反映的歷史文化必定具備時代特徵，帶有當朝統治者的統治思想與政治文化主張是在情理之中的，也是必然的。 1：浮梁瓷局制胎：研究胎土必須以歷史記載為依據，絕不能通過發表幾篇演繹的學術文章就輕易的改變歷史記載的真實性。制胎就得從燒制瓷器的胎土入手，關於御土窯，元代設「浮梁瓷局」是至元十五年（1278年）瓦解於元末的戰亂——農民起義軍首領項普瑞軍攻克浮梁，佔領浮梁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這就是說波普理論的標準器（是至正十一年1351）在元代統治勢力範圍內生產的，理應是由御土窯的麻倉土燒造的瓷器。據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孔齊<<靜齋.至正直記>>卷二上記載：「饒洲御土其色白粉堊，每歲差官監造器皿以貢，謂之御土窯，燒罷即封，土不敢私也」。這裡說的御土就是麻倉土。研究陶瓷發展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麻倉土開採在前，高嶺土開採在後，這一點文獻記載有據可查。而元孔齊<<靜齋.至正直記>>的成書時間在元代的末期，足以證明麻倉土並沒有枯竭。從「窯有尺（音chě）籍，私立者刑」來看，各窯場是用記音符號的方法記錄在冊的，是一種隸屬（即奴隸與統治者）的關係。是否根據製作器物的大小用記音符號來確定還沒有發現第二件實物可參考。本文不能下肯定的結論。沒有登記在冊私立的窯場是要受刑法處理的。所以，根據元代統治時期，管理如此之嚴格，以及現在除青花瓷之外，單色釉可確定為元代官窯瓷器又有幾何？說明元代瓷器的燒造量是很少的，流傳於後世者更是少之又少。可斷定，麻倉土是不會也不可能枯竭的。因為「燒罷即封」，是有季節性的燒制，是有計劃性的燒制。而波普理論下的青花象耳瓶是「瓷石」加「高嶺土」的「二元配方」，就是不為元代官窯或元代統治時期所生產的主要證據，元代絕對不會存在「官搭民燒」這一現象，官窯都「燒罷即封」，足以證明制瓷業並不會如此的景氣，就制瓷業而言，賦稅不會很重。各窯場是受官府嚴格掌空的。「二元配方」與「官搭民燒」之說和歷史記載嚴重不相符合，找不到歷史記載的證據，元代所設立的窯場，是由當時社會統治制度決定的。沒有歷史記載的推測，是杜撰，是演繹。即御土窯的「麻倉土」是元代官窯青花瓷的胎骨，同種名稱的器物，它的特殊器型都是後世胎土手工藝製作所達不到的，是後世的胎土所製作不了的器型，其主要原因就是「麻倉土」的特殊性質。真正意義的「麻倉土」想必陶瓷專家也不敢輕易確定，因沒有準確紀年的實物可共參考。「麻倉土」是見證元代官窯青花瓷的主要證據。胎土也是揭開歷史之謎的唯一證據。現在建立的元代青花瓷胎土的資料庫因所依據的理論從根本上出現了人為的認識性錯誤，所以必須從新認識。對元代官窯青花瓷胎土的錯誤認識，是現在研究亂源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