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懷宏：僅愛薩特讓我們難以清醒

　　薩特試圖極大地調動起主體的自由選擇的意志，但卻缺乏對真實的社會條件的認識和思考。　　今年6月21日是薩特一百年誕辰，今年也是他去世25周年，而他去世的1980年正好是中國開始出現「薩特熱」的時候。另外，今年還是另一個法國著名思想家阿隆的百年誕辰，但阿隆乃至較後出生的加繆在中國都從來沒有像薩特這樣熱過，所以，一個饒有趣味的與外來思想接受史有關的問題是：當時中國年輕人熱衷的為什麼是薩特？薩特對我們今天又有何意義和局限？　　我也曾經是當年「薩特熱」的一個目睹和參與者，甚至可以說，我最早的真正學術意義上的著述就是從研究薩特開始的。當時激動我的字眼是「自由」，所以接連寫了一組有關薩特的論文，試著分析薩特的自由本體論、自由倫理學及其中關鍵的「自由」概念。　　回想起來，那時我們更多地關注薩特而不是別人，大概首先是因為薩特在法國也一直很有影響。薩特在二戰期間就因寫出了《存在與虛無》等深奧哲學著作和《噁心》等小說、劇本而引人注目，戰後他除了繼續大量寫作之外，還積極地干預和介入政治，加上從1945到1975年這「光榮的三十年」左翼知識分子在知識界佔據主導的氣氛，使作為左翼知識分子領袖和象徵的他，名聲和影響可以說一度如日中天。　　更重要的當然還是他的文學天才和特殊思想的吸引力。在20世紀中期的法國作家裡，總體上說來，薩特的文學天分可能是最高的，而他寫作又極其勤奮多產，對小說、戲劇、散文、政論等各種形式也都駕輕就熟。而他對一個被宰制的外部世界的荒謬和「噁心」感、他的自由哲學、他對主體的弘揚，他的強調個人選擇、他對「不誠」等概念的細緻分析、以及「他人是地獄」的呼喊和「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呼籲，對當時剛從文化禁錮和壓制的氣氛中走出來的中國年輕知識分子來說，自然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何況，這些思想很多是通過一種極其生動有力的藝術形式表達出來的。他註定要因此進入「不朽者」之列。　　當時許多中國的年輕學子，對反映薩特具體的政治立場和觀點的作品並不是太感興趣，而是醉心於其將哲學與文學融為一爐的那些傑作。而我們今天紀念薩特，也自然應當是更清醒了。我們懷念他，也是懷念青春、懷念生命力的洋溢、懷念那個重視思想、願意熱烈地為自己認定的理想和正義而鬥爭的「激情時代」。除了他的思想藝術成就，他的參與和鬥爭的精神，他對於被壓迫者的同情，也都是值得我們紀念和學習的。　　但是，借用薩特很喜歡的一個詞：「處境」或「境遇」(situation)，我們會意識到，借鑒任何西方思想都有一個謹防「處境錯位」的問題，他們的處境不同於我們的處境，他們面對的問題也不一定是我們最緊迫的問題。我們通過薩特的教訓也可以知道：在反抗直接面對的專斷權力時，卻有可能和更遙遠的專橫乃至暴虐的權力結盟；在反對世界一個方面的社會、經濟和文化霸權時，也有可能對另一方面的政治和軍事霸權或恐怖力量投懷送抱。亦即，任何否定都可能同時也是一個肯定——肯定一個可能更難於忍受的東西。　　另外，在鬥爭和反抗中是不是像加繆一樣堅持道德底線，或像阿隆一樣堅持某種清明思想，以及是否仍可容有某種馬塞爾那樣的精神信仰，這都不是從薩特那裡可以得到恰當解釋的。薩特試圖極大地調動起主體的自由選擇的意志，但卻缺乏對真實的社會條件的認識和思考。他許諾的在《存在與虛無》和《辯證理性批判》之後分別要寫的有關倫理和社會等內容的新卷都沒有兌現，這不僅是興趣的轉移，其實也是他的思想邏輯所難能。而如果沒有社會性的承擔，自由就可能退縮為只是說「不」的自由，印證薩特自己所說的「人是一堆無用的熱情」。　　所以，即便只是在法國與薩特大致屬於同代人的思想家中，除了薩特，也還可以去讀一讀阿隆、加繆等。這樣的閱讀的意義就在於：各種不同的觀點及其互異的表達形式在使我們得到思想和藝術愉悅的同時，還可以互相構成一種清醒劑乃至解毒劑。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倫理學研究室主任）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5年0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