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的東西方

1557年，明嘉靖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定居澳門，正式拉開了歐洲與中國的貿易通途。

景德鎮瓷器的大規模輸入，始於葡萄牙東擴時期。據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記錄，1602—1657年，訂購華瓷達300萬件，以景德鎮瓷器為主。歐洲各國的東印度公司是經官方同意，唯一能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公司。明清外銷瓷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通過東印度公司流轉，直到1844年鴉片戰爭後結束。

17世紀以前，外銷瓷的造型裝飾絕大部分是中國樣式，17—18世紀，造型裝飾主要是西洋樣式，廣泛影響歐洲國家的社會生活，進化了人類物質和精神生活。

《青花耶穌受洗圖餐盤》、《末底改勝利圖餐盤》、《阿克琉斯浸禮圖餐盤》、《堂·吉歌德及侍者圖盤》、《荷蘭船員定製盤》……僅從這些瓷器的名稱我們就能窺見當時外銷瓷的風格大樣，以歐洲等外域繪畫藍本或木製模具為樣，訂製外銷的瓷器，這或許是中國外銷瓷後期的主要內容。中國的瓷器走出國門，到達西亞、歐洲及世界各國，外國人對瓷器從陌生到熟悉再到親自參於景德鎮外銷瓷設計製作，這條路走了近200年。

阿克琉斯浸禮圖餐盤（局部）

17—18世紀，隨著亞歐間商業貿易的頻繁，歐洲人對中國瓷器的需求達到頂峰，與香料、茶葉、絲綢相比，中國瓷器的貿易量相對少得多，卻對人們的藝術文化、生活方式產生了更重要的影響。這種貿易也促進了歐洲制瓷業的發展，推動了中國與歐洲在瓷器裝飾、工藝理念等方面的交流。

1851年，雨果在詩中描述景德鎮青花瓷「在釉彩鮮艷的陶瓷中，繪著天真的象徵——藍花」。作為中國的獨立發明，陶瓷藝術始終沿著自身的發展軌跡向前邁進。過去的數百年間，中國景德鎮的瓷器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輸出，所到之處無不震驚。

但是，中外文化交流始終是雙向進行，許多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也同樣通過各種途徑，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中國陶瓷藝術。

「絲綢之路」的開闢，使世界歷史上幾個文明古國的文化滲透到漢文化中，尤其是融希臘、羅馬、波斯、印度藝術為一體的「鍵陀羅式」佛教藝術，直接影響了魏晉南北朝以後的中國佛教藝術風格，也間接影響了中國的陶塑藝術。

從漢代張騫通西域到明初鄭和七次下西洋，中國與帕米爾高原以西的大片穆斯林地區之間，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十分頻繁。由於海外貿易和人員的交往，各自的文化因素相互吸收與融合，伊斯蘭文明之風吹進中國大地，最早且聲名最大的影響莫過於蘇麻離青的引進，這種源於西亞的鈷料讓中國瓷器上誕生了一抹風靡世界的藍色。

明代正德九年（1514年），在葡萄牙航海家科爾沙的利率下，領歐洲第一艘海船抵達廣州，此後二三百年間，法、英、德、俄、美等十幾個國家的商船陸續來到中國。通過他們與官方、民間的廣泛接觸，進行頻繁的貿易交往和文化交流，帶來的歐美文明使陶瓷藝術在裝飾形式、裝飾風格和表現技法都有新突破。

清雍正、乾隆期間，外銷瓷所帶來的經濟利益，驅使景德鎮窯場竟相效仿西洋和東洋的裝飾形式及風格，如唐英所說「仿西洋黃色、紫色器皿」、「仿西洋紅色、綠色、烏金器皿」、「仿西洋琺琅畫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無不精細入神」、「仿東洋抹金、抹銀」等。這種仿製，使景德鎮陶瓷在傳統紋飾畫法的基礎上新添了不少具有異國情調併流傳至今的裝飾品種。

當歐洲商人將砝碼壓在景德鎮陶瓷上，為了更好地迎合歐洲審美趣味，更送來他國畫家在中國傳授西洋畫法，將外域紋飾植於中國的瓷器上，曾任景德鎮御窯廠督陶官的年希堯就是義大利畫家郎世寧的弟子。

在沒有學會冶瓷技術之前、看膩中國風之後，歐洲及其他國家會用另一種方式，把能代表各自文明與時尚的畫稿和設計樣式通過商船帶到景德鎮，請這裡的匠人定製他們想要的瓷器。由此產生了明清外銷瓷歷史上重要的兩個瓷種：克拉克瓷與紋章瓷。

清光緒年制民窯外銷咖啡具

福建平和所產或稱作「漳洲窯」、「汕頭器」，卻不能叫「克拉克瓷」，這一稱謂僅限於景德鎮生產的具有開光裝飾特點的明清時期精細外銷瓷。作為首次外銷到歐洲的青花瓷，克拉克瓷大約在嘉靖後期始燒，持續百年。這類青花瓷器型以盤為主，少量碗、瓶、罐、盒等，盤、碗普遍為菱口，胎體細薄堅硬，開光裝飾配以中國傳統紋飾是其最顯著的特點。

明萬曆年制克拉克瓷盤局部

這種開光的裝飾效果最早也是來源於西亞，15、16世紀的阿拉伯地區，早期為西亞的中東、伊斯蘭人生產，由葡萄牙人銷往歐洲、中東、東南亞、西亞、美洲，乃至全世界。

曹建文工作室收藏了一件明萬曆年生產的克拉克瓷盤，盤面開光、繪畫略顯粗糙，底部粘沙。據介紹，這件克拉克瓷為低檔產品，無論做工、畫工都談不上精細。作為民窯生產的瓷器，克拉克瓷沒有受到官方的任何限制與阻礙，得以自由融合西方藝術手法與裝飾紋樣，形成樣式大致相同。

瓷博會上的克拉克瓷

紋章瓷是與克拉克瓷類似的另一類定製瓷。奧地利、西班牙的宮廷畫家設計的國王紋章，美國藝術家設計的紐約城紋章，俄國的雙頭鷹、法國的君子蘭、荷蘭的鬱金香等國家徽章，都成為景德鎮瓷工學習西洋畫法的藍本，在不斷繪製異域風情的同時，也促進了陶瓷藝術的多樣性發展。

中國陶瓷遠銷國外，直接影響各國的陶瓷工藝和瓷器風格，對歐洲人的生活與藝術產生了重大影響，外國陶藝受到中國陶瓷的啟迪，形成各具特徵的陶瓷藝術和陶瓷文化。法國路易十五時期的「洛可可」藝術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瓷博會上的克拉克瓷

中國瓷器的外銷不僅影響了歐美大陸的生活文化，還助推了日韓等國冶瓷技術的發展。中國陶瓷和茶器傳入日本，影響了日本的陶藝，催生了日本茶道，正如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中島健藏所說：「可以斷言，如果不談中國的影響，那麼我們根本無法說明日本的傳統工藝美術。」16世紀初在中國學習瓷器製造長達25年的五良大甫（中文名：吳祥瑞），回國後創燒的「伊萬里」，17世紀中葉，仿造克拉克瓷的「芙蓉手」，以及最具日本民族風格的日本青花瓷「鍋島青花」和「藍九穀」，這些都是中國瓷器傳入日本後，當地人成功燒造出的青花瓷。

從中國陶瓷的發展中可以看到，瓷器之所以在今天遍及世界，是中國制瓷技術不斷傳播的結果。這一傳播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中國文化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始終是互相影響的。

中國陶瓷影響了日本的陶藝，日本陶瓷的發展也豐富了中國的陶瓷文化。15世紀後期，以灰為代表的天目和黑釉成為日本茶具的主要色彩。於是，作為日本茶具原產地的中國，各窯口紛紛採用灰釉和青釉製作瓷器，這僅僅是日本陶藝對中國陶瓷曾經的一次影響。

荷蘭船員定製盤

自16世紀始，在歐洲文化的影響下，中國陶瓷的裝飾風格和表現手法都發生變化。歐洲畫家的素描和銅板畫技法，被用於陶瓷繪畫中併產生了新的突破。清康乾時期，以進口和自製的原料，結合西洋畫法，燒制了精妙絕倫的琺琅彩瓷器。這種瓷器的成功燒制，即是歐洲文化與中國陶藝交流的結晶。

當工業文明進入中國以後，陶瓷由傳統手工業結構分化出許多新的專業領域，陶瓷業不再是手工藝獨霸天下，而是被分解成工業陶瓷、建築陶瓷、日用陶瓷、藝術陶瓷、現代陶藝等。在陶瓷院校的引領和倡導下，現代陶藝的創作成為中國當代陶瓷藝術發展中的熱點。

雖然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陶瓷大國，曾在歷史上引領世界陶瓷藝術的新潮流，但在新的工業化時代，現代日用瓷的設計理念和標準卻來自西方；摒除實用、為藝術而藝術的現代陶藝在西方的發展也不過半個多世紀，但對中國陶藝界的影響卻是巨大的。

青花「IHS」字母紋大盤

傳統制瓷工藝的繼承與創新是同步的，而景德鎮與外國的交流融合也是同步的，除了原料配方、燒制工藝、窯爐結構一直沿用傳統以外，世界性的制瓷技術也在不斷創新，僅德國就發明了貼花、金水等工藝，清光緒後期「洋彩」（即「新彩」）也起源於17世紀的德國。

這些裝飾材料和使用技法的引進，為解放後我國大批量生產日用陶瓷準備了條件，加速了陶瓷工藝美術向工業美術過渡的進程，並直接影響了中國現代陶瓷藝術風格和陶瓷美學的觀念更新。

陶瓷雖是器物，卻在某些方面進化了人類的文明，世界各國文化底蘊與生活方式的不同都會體現在其生產瓷器的質地、造型、裝飾上，每一件瓷器都是凝固了的社會文化史。

隨著世界文化交流的頻繁，外來的畫風、造型、理念都進入了中國藝術家創作的思維，他們在創作中或多或少吸取了外國藝術家或畫派的影響，創作出具有時尚趣味的藝術陶瓷。景德鎮的樂天集市、建國創意園、聖羅帝景陶藝街，類似這種植皮洋風的現代陶藝充斥的市場在景德鎮並不乏見。其中很大一部分作品是陶瓷專業的學生所造，這些作品充分借鑒國外時尚前沿的藝術理論，誇張變幻的器型、大膽地運用色彩，甚至走入了「越是看不懂越是藝術」的誤區，但這些作品在外國人眼裡還只是有了一層「洋」外衣，其內核還是中國的，缺乏西方創作者的理論與氣質。

粉彩「VOC」字母杯碟

什麼品種結什麼果實，即便把蘋果掛在梨樹上，那棵樹也不會變成梨樹。交流的目的是融合，而不是單純的模仿，共性無法替代個性，根是東方的，無論外表如何西化，它也離不了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的浸染。

真正的外國人，他們即使在中國創作，其陶瓷作品也是充滿「西」風、「洋」氣十足的。

來自美國西雅圖的藝術家傑瑞德·菲茨傑拉爾德2007年開始旅居中國，在北京和景德鎮設立工作室，開始以中國畫宣紙、絹、陶瓷等為媒介進行創作。他的作品將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元青花藝術高度契合，以其獨特的方式呈現中西文化的兼容並蓄。

菲茨傑拉爾德的陶瓷作品在我看來應該是很少有人能看懂，或者用他的話說，他的作品是需要「讀」而非「看」。這就是典型的西方藝術家創作的理論，他們的作品較多西方色彩、形式主義、抽象主義、蒙太奇手法等，哲學理論痕迹太重，東方人很難讀懂，或者說，見仁見智，無定說。

末底改勝利圖餐盤

東西方所謂的交流也只是形式上的交流，其生長環境、地域文化、教育模式多方面的不同勢必讓兩者不能互換，如何取長補短，交流的過程中受到啟迪，在作品中體現各自不同的文化、地域特點，這是現代陶瓷藝術創作所必需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