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的首輔之路 | 鳳凰書社
嘉隆時期內閣地位的提高和首輔制的形成
明代的中央輔政體制經過多次重大的變遷。建國初期,本沿元舊,設立中書省,由左右丞相"綜理機務"。當時的中書省位高權重,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以及各院、寺、監等,都是中書省轄屬的部門,全國各級衙門給皇帝上的奏章,也規定要"先由中書省",一切以皇帝名義發出的詔令諭旨,也經中書省再下達,儼然是設置在皇帝和國家機關中間的一級權力部門,是必不可少的中轉站。任丞相的人,是處於皇帝一人之下,高踞百官之上的有大實權的重臣。應該說,設置中書省這樣的部門和丞相這樣的職位,實潛藏著皇權與相權的矛盾衝突。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皇權和相權的劃分一直不清楚,故此,不斷發生過壓抑相權以尊崇皇權,一再變更名義,調整職任以限制相權;但也多次發生過權臣強相欺凌懦君幼主,侵犯皇權的事實。朱元璋作為建國雄猜之君,是不可能長期接受沿自元舊的中書省和丞相制度的。洪武十三年(1380),他便以"謀反""通倭"等罪名處死了當時的左丞相胡惟庸,被株連的功臣戰將達二萬餘人,宣布撤銷中書省,永遠廢除了丞相一職。他強調自古以來丞相制度弊端深重,歷代曾任丞相的人,多有擅權亂政,甚至篡位弒君的,又指斥本朝曾任丞相的人,如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等人,也是"各不率職,坐視廢典","構群小夤緣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執政以誣賢"。曾規定,以後繼位的皇帝不許再設丞相,臣下敢請設立的,概處以極刑。與此同時,他有意提高六部的官秩和職權,改為直接由皇帝領導指揮;又將原統領軍權的大都督府分割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廢除了大都督一職,五個都督府亦直接聽受皇帝的調遣。這樣的變動,實質上就是在行政上,由皇權完全兼并了相權,皇帝其實也是總尚書;在軍事系統方面,則是瓜分了臣下的指揮權,皇帝其實又是總都督。一切最高的軍政權力都掌握在一人之手。朱元璋意圖一勞永逸地解決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皇權與相權、帥權的矛盾,希望能使本人和後代皇帝的統治永奠於磐石之安。
但是,事態的發展難以盡符個人的主觀願望。首先是,以一人的精力、時間來具體駕馭一個大帝國的運轉,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朱元璋曾試行過所謂四輔官制度,即專門挑選一些來自田間,"學問賅精,德行敦厚","精通經籍"的"宿儒"到中央來協助皇帝做一些具體工作,諸如代起草和複核一些文件,有時也應召"講論治道",所謂"訪近臣而求士,得爾諸儒來朝"。但是,對於這些人也是保持著高度戒備,規定每人上班一旬,便休班一或二旬,總之,任何一樁軍政大事,絕不讓四輔官中任何一人自始至終負責處理。還事先警告說:"倘心懷異態,無利濟之誠,則昊天昭鑒,加以禍淫,又何救焉。"為此,在人選上,主要是精選一些"高年篤厚"的人來充任。所謂"高年",即大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所謂"篤厚",即不必具備實際政治經驗而又絕無政治野心,且與任何功臣勛貴沒有什麼牽連的人。但是,這些老朽儒生雖然無能進行顛覆,卻也沒有能力有效地起到輔政的作用,不論在閱歷見識上抑或體力精力上,都難勝委任,有時還迂腐誤事。所以不到兩年,便紛紛被撤免或"告病還鄉"。這套制度遂以失敗告終。
內閣就是繼此而興的輔政制度。初期內閣的職權完全不能和原有的中書省相比擬,內閣學士或大學士更不同於丞相。當時規定,內閣大學士不得設置任何官屬僚佐,本人也不過是五品小官,僅能遵命辦事,不得干預各衙門的事務,不得參署詔敕,更不得以內閣或個人的名義發布任何指示命令,各部門奏事也不許關白內閣。可見,當時的內閣完全是一個輔助性的辦事機構,所謂大學士也不過是一些文書工作人員而已。與四輔官相比,無非是他們的年事較輕,尚能勝任撰稿抄寫等工作,他們的職任純是事務性而非政務性的,"職卑位微","帝方自操威柄,學士鮮所參決"。
到明成祖朱棣統治時期,內閣及其大學士的實際職權便已發生明顯的實質性變化。朱棣從實際政務需要出發,採取一種漸進的過渡形式以修正其父手訂的中央輔政體制。他在篡位勝利之後,立即在全國範圍內精選了解縉、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黃淮七位年輕有才能的士人進入內閣,並對他們放手重用,在諸如有關和戰、立儲、用人、徵調或蠲免賦役等重大軍國政務上,都徵求他們的意見,有意識地吸收他們參與論議國家的核心機密,五次御駕親征,楊榮、金幼孜均充任重要的隨行參謀,楊士奇則職任留守,輔導太子主持政務。終朱棣當政的永樂時代二十二年間,內閣學士的品秩雖然一直仍是正五品的官階,但實際上,他們所起的作用,已非官拜二品的六部尚書所能比擬,甚至對於六部的要政,也可以在御前參加高層次的商討審議,由皇帝裁定後,諭令六部遵行。
到了仁宗朱高熾洪熙時期,和宣宗朱瞻基宣德時期以後,情況又發生進一步的變化,內閣的地位和作用更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因為朱高熾和朱瞻基在位時,甚至在英宗朱祁鎮統治的早期,朱棣時期任用的內閣大學士如楊士奇、楊榮、楊溥等,即俗稱的"三楊"都還在位,並以前朝舊臣元老的地位和熟諳政務的身份輔政,年輕皇帝缺乏治理經驗,不得不聽取和尊重他們的意見,不能不把很多政務交給內閣處理,內閣大學士的發言地位和裁決政務的權力無可避免地逐漸提高。"迨仁、宣朝,大學士以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望益尊。而宣宗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參可否。"
有一段時期,內閣制度是能較正常運行的,無論在君臣抑或同僚關係上,都尚較協調。諸如在仁宣時期以至英宗朱祁鎮正統年間初期,被稱為"三楊"的楊士奇、楊榮、楊溥;在英宗後期天順年間的李賢、呂原、彭時;孝宗朱祐樘弘治時期的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等,這樣的內閣成員群體中,一般尚能以國事為重,能夠出自公心以輔政,有時對於在位皇帝的不謹言行和任性,也還能起到諫阻勸正的制約作用。當然,這也決定於在位皇帝的人品素質,和是否具有納諫遷善的雅量。自永樂至正統初期約六十年間,是明代內閣制度較穩定運轉,有裨益於治道的時期,明代前期一度出現過的"仁宣盛世",是與內閣制度起過的積極作用有關的。甚至到以荒淫浪蕩著名的武宗朱厚照正德時期,也形成過以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等人的內閣組合,曾同心合力諫阻朱厚照的胡作非為,抵制過他一些極端狂悖反常的措置,多少減緩了社會和政治危機,在非常艱難困蹶的情況下,勉強維持大局。這個時期的內閣和大學士,雖然也經受過不少挫折和困難,但其地位仍在持續上升,大學士的官階逐漸晉陞為正一品,六部尚書有事得請示大學士,實際上又演變為內閣的屬吏,基本上恢復了中書省統率各部、寺、院、監的體制,內閣大學士已經偃然如同漢唐的宰相,僅是不居丞相名銜而已。
從上述的演變過程中,可以很清晰地說明三點:第一,作為輔佐皇權以實現統治的部門和人員,不論是稱為中書省抑或內閣,也不論被委任為丞相或貶降為學士、大學士,都是在當時體制內有存在的客觀需要,不是任何一個"英明神武"之君所能撤廢的。第二,內閣制度本身職、權、責、利四者的嬗變,又是因時因事因人(包括君與臣)而發展的,其中的差異幅度很大。曾先後擔任過內閣大學士的人物,在明代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上都佔有過相當的地位。第三,由於在歷史上形成的原因,由於"祖制"難違,也由於各屆皇帝便於駕馭,內閣制度一直沒有取得法定的獨立的地位。它自始至終,只能作為皇權的附屬物存在和運行。內閣與皇權雖然存在諸多矛盾,有時還非常尖銳,但總未能擺脫皇權的重壓。
在嘉靖和隆慶時期,這些特點表現得更加突出。
"嘉靖以後,(內閣大學士)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這是內閣在禮節儀式上取得較正規高層位置的標誌。事實上,當時內閣大學士群體之內,其權勢地位也拉開了很大的差距,已嚴格按照高低順序,井然有序地有著首輔、次輔、群輔之分。所謂首輔,即內閣的首席大學士,儼然是內閣的主官;次輔,一般被視為內閣的副主官,但亦因人因時而異。至於群輔,大多數僅是處在襄助主官的地位。當時的政事,由首輔主理,次輔以下,若屬吏充位。皇帝召對或下達敕諭,亦以首輔為主要對象。重要政事的票擬,必執掌在首輔之手,次輔以下不敢起草,"嗣後首輔之與次輔,雖同在禁地,而權勢迥然不侔。"
內閣首輔制的出現,有各方面的原因:
第一,源出於正德和嘉靖交替時期的特殊歷史背景。朱厚熜以外藩世子,又年未弱冠而入繼大統,其得位又是由原正德末期的內閣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等人議定而冊立的。在厚熜未抵北京以前,廷和等已以《遺詔》形式推行了一系列重要部署,諸如驅斥番僧、放遣婦女、封撤豹房、收宣府金寶、捕殺江彬等,對前朝政事作了相當徹底的除弊清理。當此交關轉折之間,廷和不論在定策決計和應變部署,推行新政諸方面,所起的作用都特別突出,亦無可避免地需要集中一部分權力,表現出明快果斷,有氣魄。朱厚熜之能順利繼位,實與此有關。然後,廷和又以《登極詔》的形式頒布蠲免恩赦各事,進一步收拾人心,為新君奠立威望。故此,朱厚熜在最早階段,基本上是在既定方針之下,做一個現成皇帝。以楊廷和為首輔的內閣一度掌握過重權。
第二,基於皇帝的崇尚和愛憎,內閣成員被分出親疏。不少人是因一時受寵,而直線上升,取得首輔的高位並擁有過大權的。如楊廷和因反對"大禮"而被迫罷政,其後又被貶斥為民。嘉靖為了清除楊廷和等的勢力,先是令迎合"大禮議"的張璁(孚敬)入直文淵閣,並特許兼署都察院事,後又相繼任命吏部尚書桂萼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另一大學士方獻夫其後亦兼掌吏部,公開打破了閣臣不得兼領銓政或掌都察院的傳統,因為吏部主管文官人事升黜,都察院負責糾察官邪,以前都認為不宜於由大學士兼任。於是,當時的內閣都是一些"希合帝指",主張"統為重,嗣為輕"的人物組成。特別是,張璁晉為首輔,"自恃其能,恃寵不讓",儼然成為閣內一霸。嘉靖期間,上不次用人,朝士多驟貴,往往凌前輩,每出其上。如初元時,張璁劾罷楊廷和得志,既而與楊一清、費宏輩同事,又百端侮辱之,迫使他們不安於位。至於張璁本人則恃"聖眷深重,雖屢斥而屢召,不及禍也"。到中後期,又以是否積極參贊玄修作為用人的主要標準,"嘉靖中年,帝專事玄修,詞臣率供奉青詞。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閣。時謂李春芳、嚴訥、郭朴及(袁)煒為"青詞宰相""。其實,何止李、嚴、郭、袁等人,連先後為首輔,知名度遠過於李、嚴等的夏言、嚴嵩、徐階等人,也無例外是以"精治青詞"起家,利用贊玄求得帝眷或謀自保的。以"素柔媚"、庸碌無能為特點的顧鼎臣,亦"以青詞結主知",居然充位為大學士。這是在反常政局下出現的反常情況。
至於隆慶朝內閣的組成人員,以及首輔的人選,也顯然反映著諸臣和皇帝之間存在的淵源和密切關係。隆慶朝先後入閣的共有徐階、李春芳、高拱、張居正、郭朴、陳以勤、殷士儋、趙貞吉、高儀,共九人。徐階在嘉靖後期,多次甘冒風險為朱載垕力爭儲位,甚至為因"請立太子"問題遭受到嘉靖的反感和政敵的攻擊,隆慶對徐階的忠忱當然不存在任何懷疑;至於高拱、陳以勤、張居正、殷士儋四人,本來就是朱載垕當裕王時的王府官,曾經共渡患難,故此,也一直得到信任而不移。
嘉靖以來,內閣地位的提高和首輔制的形成,一直受到史家的重視,王世貞說"局體自是大變"。應該看到,這個時期先後曾任首輔的楊廷和、張璁、夏言、嚴嵩、徐階、李春芳、高拱等人,除李春芳一人外,其他各人都在在任期間各有表現,都顯示出自己的個人特點、才能、治道傾向以至人品素質,其功過一直受到當時和後代的重視。這顯然是由於首輔制的形成,給這些人物留下了較為寬廣的活動空間,容許他們能有所施展。緊繼他們之後的,在萬曆前期曾連任首輔十年的張居正,更是利用此一地位,推行重大的改革。傅維麟氏編著的《明書》,專門辟有"權相"一目,其中入選的僅有嚴嵩和張居正二人。傅氏對於嚴張兩人的評價大有不同,但認為他們均曾掌有過並運用過重大的權柄,故此將他們列為明代僅有的兩位"權相"。"權相"出於嘉靖時期及其稍後,應該說,也是與首輔主宰閣務的條件有關。
但,絕不能認為,自嘉靖以來內閣地位的提高和首輔制的形成,是由於皇權的衰替,或是由於皇帝的謙讓。事實並非如此。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當時特定歷史背景的產物。驟然拔擢往往會帶來突然的貶斥譴責;過分寵幸往往會繼之以勒令休致甚至殺戮。因為主宰任何輔臣榮辱禍福甚至生死的,只能是皇帝。至高無上,不容任何侵犯的權力,只能是皇權。嘉靖、隆慶以至萬曆皇帝之所以能容許閣權適度提高,一是由於需要,二是格於形勢,而非有意識地放權。相反,閣臣,特別是其中的首輔就任後,由於得近帝扉,得到裁理部分國務玄務的授權,有時還會自作主張,因而引起皇帝的猜疑,由敏感發展為憎惡,引發君臣間在政見和權力的碰撞。每當寵衰愛弛或政見對峙之時,喪權失位狼狽落敗的必是輔臣,重者受誅夷,輕者被竄謫勒休。嘉靖帝"張弛操縱,威柄不移","皇威四訖"。在新君即位前,曾"總朝政幾四十日",被不少史家譽為"有經濟之遠略","誅大奸、決大策","扶危定傾,功在社稷"的楊廷和,最後不但被迫休致,而且被削職為民,子和婿均被囚戍,嘉靖還說,"法當戮市"。因"委曲當帝意",曾受特擢殊寵的張璁,也屢經沉浮,四進四齣於內閣,有時一出一進只差一個月,如嘉靖八年(1529)八月,被諭落職,但九月,卻又被召回當首輔,最後卻以失意致仕告終。一度備受青睞的夏言,亦是四進四齣內閣的人物,其間隨意性很大,如嘉靖十八年(1539)正月,晉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五月,即以少保兼尚書致仕。未行,突詔下,復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再入閣。二十年八月落職,十月,又被授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復入閣。二十一年三月,"勛階兼官悉如舊",七月,卻借口發生日蝕,說是"夏言以臣欺凌君上"的天象,於是以"仰承天戒"為名,將這個素有傲氣的首輔革職閑住。二十五年,夏言最後一次被召入閣,卻因贊同曾銑"復套"之議,竟被"棄市"。長期怙寵弄權、最肆威福的嚴嵩,最後亦以子被處斬,家被籍沒,本人貧潦以死告終。徐階一向小心縝密,但亦多次被疑猜自危,不得不曲意委蛇以自保。高拱在隆慶朝多有建樹,權傾一時,但亦因驕盈自信,樹敵過多,更由於敢頂撞剛嗣位的萬曆皇帝朱翊鈞,和他當權的母親李太后,被馮保和張居正合謀離間,發動突然襲擊,而喪權失位,倉皇去國。以上觸目驚心的事實說明,此一時期內閣地位的提高和首輔制的形成,僅僅是更高度集權和專制皇權的補充,絕對不允許構成對皇權的任何威脅。皇權和相權在此一時期,正在進行著前所未有的,十分複雜微妙,但又充滿矛盾和衝突的調整。它確實為一些有抱負和有才能,甚至是有野心的閣臣們提供出一個又一個難得的機遇。但與此同時,又挖掘出一個又一個充滿名利誘餌而深不可測的陷阱。自有內閣以來,潛伏在內閣閣臣特別是它的首輔中的危機,從未有逾於此一時期的。張璁有感而言,"從來內閣之臣,鮮有能善終者。"葉向高也說,"閣臣承恩遇,善始終者能有幾人!"充分認識這一點,對於理解隆慶和萬曆時期的銜接和轉折,對於理解張居正柄政的背景條件和前後變化,都是很重要的。
本文選自《暮日耀光——張居正與明代中後期政局》/韋慶遠 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5月
責編:彭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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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嚴彬(微信 larf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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