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歷史與現實的五四精神--九三學社〈民主與科學〉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座談會發言摘編

〈民主與科學〉 編者按：2009年4月30日，為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民主與科學雜誌社在京召開了「穿越歷史與現實的五四精神」專題座談會，邀請專家學者就五四精神的精髓和內涵、以及「五四」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和現實之關係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和交流。本刊編輯部將此次座談會發言整理髮表，以饗讀者。穿越歷史與現實的五四精神——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座談會發言摘編緣起邵 鴻（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　　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無論從哪個角度上講，五四運動對中國近代歷史及其走向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其影響之深遠是很難比擬的。就九三學社來說，我們和五四運動還有一些特殊的淵源。九三學社的創始人許德珩先生，當時是北大學生，是五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是被捕的32名學生中的領頭的一位，還有幾位九三學社的創始人也在這32名被捕學生之列，像潘菽、初大告、楊振聲先生，當時也是坐了牢的。所以，九三學社的前身就稱為「民主科學座談會」，最後定名九三學社。九三學社成立宣言里明確指出，九三學社的職志還是要繼承和發揚「五四」精神，為民主與科學之實現而努力。許老等九三學社老前輩，基本上每到「五四」紀念日，都要開會、寫文章，特別是許老，自「五四」30周年以後，除了「文革」期間，每年都要寫一篇紀念「五四」的文章，直到1989年他還寫了最後一篇。紀念「五四」，同時思考今後的發展道路，成了我們九三學社的一個傳統。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我們想通過這種研討會形式，多聽聽思想界和學術界對「五四」的思考，用這樣的方式，一方面紀念「五四」，另一方面也為我們參政黨更好地履行職責，更好地繼承「五四」民主與科學的傳統，更好地推進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創造一些條件。重讀龔育之的文章《紀念五四：從兩大口號到三大口號》孫小禮（北京大學教授）　　感謝民主與科學雜誌社邀請我來參加這次座談會，我對「五四」毫無研究，很願意來聽會和學習。孫偉林讓我講講龔育之對五四運動的看法。幸好昨天我找到龔育之在2005年寫的一篇短文，內容正是談「五四」，題目是「從兩大口號到三大口號」。我覺得文章雖是四年前寫的，如今仍有現實意義，仍有切中時弊的針對性，所以我把它列印出來了，在這裡宣讀一下，我把題目改成：「紀念五四：從兩大口號到三大口號」，文字略有刪節。　　兩大口號，就是科學和民主。這兩大口號，是《新青年》提出來的。這個雜誌原名《青年》，1915年創辦，到現在正好九十年。它的創刊，是新文化運動的標誌。　　創刊號上陳獨秀寫了一篇《敬告青年》，就提出了這兩個口號。不過當時叫科學和人權(那時，人權和民主常是在同一意義上使用的)。1919年陳獨秀髮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說：《新青年》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被認為犯了滔天大罪。「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這是擲地有聲的一篇戰鬥宣言。旋即發生了轟轟烈烈的、波及全國的群眾性「五四」愛國運動。從此，德、賽兩先生在中國聲名大振。　　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陳獨秀成了早期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中國共產黨也提倡民主和科學，於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又成了德同志和賽同志。　　從「五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為科學和民主奮鬥了三十年，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　　五十多年中處於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科學和民主奮鬥得如何呢？　　概而言之，一方面有很大的成績，另一方面又有甚多的不足，還需要新的覺醒。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迎來了新的覺醒。　　這新的覺醒，是偉大的，也是艱難的。　　人權入憲，法治入憲，是新的覺醒，是重大進展。入憲，不是萬事大吉。作為有重大意義的新的開始，是萬事開頭難，萬事落實難。　　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又是新的覺醒。　　三大口號：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這是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來的。科學、民主、法治，要體現在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方面，要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中。　　人們有理由期望，這三大口號，科學、民主、法治，應在中國有新的扎紮實實的發展，而不是停留在口頭上、虛文中。　　人們有理由期望，中國所有的敘史論時的雜誌，都繼承《新青年》的優良傳統，在推進中國的科學、民主、法治中辦得更加活躍、精彩、起到更大的作用。　　龔育之在文中嚴正鮮明地指出：處於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民主和科學，有甚多的不足，需要有新的覺醒。在文章的最後，他提出了兩個期望：第一個期望是「科學、民主、法治，應在中國有新的扎紮實實的發展，而不是停留在口頭上、虛文中」，這裡除了賽先生、德先生，還加上了「法」先生；第二個期望是：「中國所有的敘史論時的雜誌，都繼承《新青年》的優良傳統，在推進中國的科學、民主、法治中辦得更加活躍、精彩、起到更大的作用。」這裡所說的「敘史論時的雜誌」，當然包括《民主與科學》雜誌，所說的期望，當然包括人們對於《民主與科學》雜誌的殷切期望。五四的旗幟是民主與科學沈寶祥（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由民主與科學雜誌社來舉辦這個紀念座談會，是很有象徵意義的。　　進入歷史新時期以來，我們紀念了五四運動六十周年、七十周年、八十周年，現在又在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我講幾點感想式的意見。　　（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和科學。民主和科學也是五四運動的兩面旗幟。　　陳獨秀首先提出了這兩個口號，樹起了這兩面旗幟。陳獨秀被尊崇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當之無愧。　　民主和科學，對中國人起了極大的啟蒙作用，也是反對封建主義文化的有力思想武器。　　大家都知道，民主與科學這兩個口號，不是中國固有的，而是從西方引進的，是西方社會創造的人類文明成果。今天，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從西方引進的民主和科學，能夠在中國人中間引起強烈的反響？為什麼能夠促進中國人思想和中國社會的進步？簡單地說，因為它適合中國人的需要，適合中國社會的需要。民主和科學，以及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等，這些，是人類創造的文明成果，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今天，我們回顧五四運動，悟出一條道理，像我們這樣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要善於借鑒人類創造的文明成果，來促進自己的發展。要處理好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借鑒人類文明成果的關係。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了更多更深的體會。三十年來，我們借鑒的最主要的人類文明成果，就是市場經濟體制。這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改革開放剛開始時，我們只是提出要吸收國外的資金、設備、技術、人才。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出：「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這是對外開放思想的升華，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條極為重要的經驗。從歷史上看，相對落後的文明吸收借鑒先進的文明成果，來加快自己的發展，是很自然的現象，也是一個規律性現象。奇怪的是，在五四運動以後近一個世紀的今天，居然還有人臧否民主、人權等人類共同追求的這些文明成果。他們的這種觀點，造成新的思想混亂，必然導致否定借鑒人類文明成果，很不利於推進改革開放，很不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今天我們提出「和諧世界」、「和諧海洋」，也是以承認人類有某些共同追求的價值觀為前提的。　　如果當年以陳獨秀為領袖的創辦《新青年》雜誌的一批人，包括李大釗、魯迅等人，也持上述那些人的觀點，他們還能在中國提出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嗎？如果這樣，恐怕也就不可能有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可能有五四愛國運動了。　　（二）民主與科學仍然是我們的旗幟。　　在撥亂反正中，胡耀邦指導我們理論動態組撰寫了《科學和民主》的文章，發表在《理論動態》第58期（1978年5月5日）。這篇文章指出，「四人幫」是科學和民主的大敵，他們搞的是愚昧和專制。這篇文章闡明了在建設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發揚科學和民主精神的重要意義。當時，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胡耀邦在1978年5月6日的理論動態組會議上說：這篇文章，幾十年來的問題，一下抓住了，科學和民主。這是他對十年「文革」的深刻總結，也是對基本國情的深刻認識。　　回顧十年「文革」，這一場大災難所以能發生，能延續十年之久，我們的社會缺失民主精神和制度，缺失科學精神，是一個基本的條件。「文化大革命」藉助於個人迷信這樣的愚昧而發動，藉助於個人迷信這樣的愚昧而延續，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又依靠以「大民主」為重要表現形式的專制，而發動，而延續。　　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一再提出這樣的問題：「四人幫」在林彪垮台後，還敢於搞他們那一套，而且很兇，時間很長，要研究一下。我看他們有兩條，一是以假亂真，篡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二是實行法西斯專政，簡單說是兩條，一是愚民政策，一是恐怖手段。這兩條，概括地講，就是愚昧和專制。　　撥亂反正，實質上就是要改變愚昧和專制，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推倒了「兩個凡是」，破除了個人迷信，恢復和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就是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另一方面，在撥亂反正過程中，民主也逐步恢復。鄧小平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他說：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　　胡耀邦曾說：專制與愚昧是四個現代化的大敵。這已經為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所證明。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就是要同專制與愚昧告別。在我們這個社會，恢復、發揚、發展民主和科學精神，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只能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而逐步實現。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我們要結合實際，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更高地舉起民主和科學這兩面旗幟。　　（三）科學發展要有民主政治作保證。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民主和科學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很大的發展。　　在民主方面，中國共產黨十五大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十七大又提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這樣的認識，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　　在科學方面，我們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已經進入了科學發展的階段，全國各地正在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活動。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民主與科學這兩面旗幟舉得更高了。在思想認識上，特別是在實踐上，民主與科學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正如上述《理論動態》的文章所說：「我們要估計到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遺留下來的官僚專制主義遺毒、缺乏民主習慣和經濟文化落後等不利因素。」在我們國家，培育高度的民主和科學精神，是長期的任務。對我們已經取得的成就，要十分珍視，但又不宜估計過高。　　在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好科學發展與民主政治的關係。這是現實生活中提出的問題。　　一位基層的同志在《學習時報》發表的文章說：只重發展不要民主，不是科學發展；只講民主，不重視發展，這樣的民主註定難以為繼。（《學習時報》第483期李玲《在實踐科學發展觀中深化黨內民主》）　　一位理論工作者在文章中說：改善民生和發展民主是一種相輔相成、互為促進的關係，既不能將兩者割裂開來，更不能將它們對立起來；民生與民主並不相互排斥，民主促進民生，民生需要民主，以發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一種錯誤的思維。他這裡講的民生，實際就是落實科學發展觀。　　這個問題涉及很多方面，我著重講兩點：　　1.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有民主政治作保證。中共十七大報告給科學發展觀三個定位，一是科學理論，二是重要指導方針，三是重大戰略思想。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首先是要作正確的決策，包括戰略決策。決策的科學化要有民主化來保證。決策的實施，更要發揚民主，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　　2.民主需要科學化。關於這個問題，我曾經寫過一篇小文章，題目就是《民主需要科學化》。我認為，民主不但需要制度化、法律化，還要科學化。不論是發展民主的戰略和決策，還是實施民主的具體辦法，都要講究科學，否則，民主就不實在，變成走形式。總之，經濟社會要科學發展，民主政治也要科學發展。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李醒民（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90周年前夕，《民主與科學》雜誌社以「穿越歷史與現實的五四精神」為題，召開專題座談會，這是很有學術眼光和現實意義的。這也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好紀念。　　什麼是五四精神？一言以蔽之，其核心精神是科學和民主精神。「五四」先哲或先賢可謂先知先覺、慧眼識真金，他們放眼就洞察到西方世界的兩大瑰寶即民主（德先生）和科學（賽先生）———也是全人類共同的思想財富———的普世價值，而這恰恰是中國傳統文化和本土思想最薄弱乃至最缺失的環節。把民主和科學精神作為五四精神的核心，正是立足於這一基點，也是考慮到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一個人、哪一個派別或哪一個運動具有如此敏銳的眼光和遠見卓識。在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我把這個時期定位在1919年前後，即從1914年中國科學社成立和《科學》月刊出版，中經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1919年的「五四」風潮、1923年的科玄論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以及遍及二三十年代的科學本土化運動和爭民主、爭自由的思想啟蒙和社會運動），「五四」先行者殫精竭慮、不遺餘力地闡發民主要義（以及與之一體化的自由、人權、法制等），鼓吹民主憲政；他們大力引進科學知識，同時特別倡言科學思想、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實證精神、理性精神以及懷疑批判精神。他們不僅是思想啟蒙的先驅，而且身體力行，直接投身到民主和科學的偉大實踐中。遺憾的是，由於多年戰亂和1950年代以降長達二三十年的走馬燈似的思想改造和政治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不幸被迫中斷，五四精神逐漸隱退甚至喪失殆盡，以致釀出反民主、反科學的「文化大革命」的鬧劇和悲劇，致使億萬民眾落難，整個國家遭殃，思想文化凋敝，人性人格倍受扭曲和摧殘，也使五四精神蒙受奇恥大辱。　　直到19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五四精神終於回歸它的發祥地，伴隨改革開放的東風煥發出新的活力。可以毫不誇張地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五四精神的接續繼承、發揚光大，乃至在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推進，是在新時期新的思想啟蒙。這是一個充滿精神追求和激情四射的年代，是中西文化熱席捲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的年代。當時，集中體現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的西方科學哲學像一股清風，吹拂中國的學術界、思想界和文化界，尤其在莘莘學子身上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和共鳴。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證偽主義和開放社會理念，庫恩的範式轉換和科學革命論，費耶阿本德的「怎麼都行」的多元主義方法論，默頓的科學的規範結構或精神氣質等學說都曾風靡一時，在國人的精神世界激起陣陣漣漪。當時，《自然辯證法通訊》、《科學與哲學》、《自然科學哲學問題》三家刊登西方科學哲學評介和國內學者潛心研究成果的雜誌被喻為「三大思想天窗」。以傳播科學新知和西方新穎思想的《走向未來叢書》和《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譯叢》等受到讀書人、尤其是青年人的熱烈追逐，一本書動輒連印數十萬冊，一時洛陽紙貴。「老三論」（控制論、資訊理論、系統論）和「新三論」（耗散結構理論、協同學、混沌理論）等新科學術語和方法風靡一時，成為知識人熱議和閑談的話題。科學主義（非貶義的）變成流行的社會思潮，無功利地學習科學和攀登科學高峰成為一種時尚，科學的春天真正來到了。與此同時，反思專制政治，探究民主真諦，追求民主秩序，爭取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呼聲也此起彼伏、不絕於耳。有幸的是天假良緣，其時我對馬赫、彭加勒等批判學派代表人物的文本和思想的重新解讀和撥亂反正，對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的指訛糾誤，對愛因斯坦等哲人科學家的科學哲學和社會哲學思想的發掘和闡釋，對科學精神和科學文化意蘊的探索和弘揚，也為80年代的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的主旋律譜寫了幾個小小的音符。　　80年代的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直指長期居於統治地位的極左思潮和盛極一時的教條主義。凡是過來人無人不知，這些思潮和主義是壓抑國民思想、窒息國人精神、泯滅公民意識、扼殺個性人格、阻塞中國人煥發創造力的痼疾和惡疾。不剔除這些頑疾，民主和科學精神就無法在中國大地上落地生根。正是80年代的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以摧枯拉朽之勢，廓清了前進道路上的某些思想障礙，才迎來國門對外全面開放，經濟改革穩步推進，民主法制逐漸確立，與時俱進見識最終提出。同樣使人感到遺憾的是，這場運動也戛然而止、無疾而終。像五四運動一樣，它也沒有把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進行到底，以致民主和科學精神至今仍未真正變為國民的自覺意識。政治改革步履蹣跚，民主監督缺席失語，一些官員濫用權力，貪污腐敗屢禁不止，面子工程不斷上馬，公款享樂無孔不入，思想創新缺乏活力，就是其中比較突出的表現。眼下，召喚五四精神復歸，繼續80年代的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的進程，是中國的必由之路和中國人的當務之急，也是具有歷史擔當和批判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有知識的人或知識人———不可推卸的現實責任和神聖使命。「五四」區別於以往愛國運動的標誌是「民主」與「科學」雷 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今年第四期的《上海文學》刊登了老舍的兒子舒乙紀念冰心的文章《真人———冰心辭世十年祭》，他專門寫道，有一年，紀念五四運動，冰心先生在電視節目中聽了紀念大會的發言，很鄭重地說：「五四者，科學、民主也」，又補充說：「科學、民主對『五四』而言，就像月餅對中秋節，粽子對端午節，而不是愛國主義；說五四運動只是愛國主義是不對的，是避重就輕。」冰心先生說的這句話很生動、很形象、很幽默，冰心這句話我這幾天經常講，我覺得冰心先生作為「五四」的經歷者，說到點兒上了。「五四」實際上的核心還是民主與科學。但是，從1949年到1979年談「五四」就不談民主與科學了，主要談和工農相結合，知識分子的改造，談要滅除個人主義。從1979年起，思想開始解放，又開始把民主與科學和「五四」聯繫起來了。「五四」的核心，或者說它區別於以往愛國運動最重要的標誌還是民主與科學。　　不了解歷史的人很難理解，為什麼1978年科學大會的召開，能夠產生那麼大的思想解放的作用？那是因為我們有過「大躍進」、「文革」時期上綱上線批判科學家，科學受到排擠和壓制而造成嚴重後果的慘痛經歷。而科學大會提倡科學、尊重知識，意味著幾十年來的基本政策和國家戰略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只有了解這些，才能理解為什麼後來人們又要重新懷念起「五四」的科學與民主。現在也有一些人難以理解為什麼要如此重視科學，其實五四提倡「科學」，主要是指科學精神，一種理性精神，一種獨立思考的精神，現在雖然科學在中國很興盛，但實際上獨立思考的精神並不興盛。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要廣義地理解「五四」，它是一種啟蒙，要樹立一種理性的精神。　　另外，對「五四」的研究，我始終不贊成從文本到文本的研究，只把思想家的言論、話語作為唯一的研究對象。比如胡適也有很激烈的話，也有很尊重傳統的話，有的人就只強調這一面，有的人只強調那一面。我覺得研究大的社會思潮必須和研究社會緊密相連，把社會思潮和實際的社會運動、社會後果聯繫起來。關於反傳統，胡適當時就說我們之所以要反儒教，並不是要反對儒學本身，而是反對它定於一尊的地位，反對它限制人們的思想自由，並不是說它對中國人一點用處都沒有、一點好處都沒有，這一點胡適當時就說得很明白。有人說「五四」是全盤反傳統，是一種破壞，沒有建設。其實，新文化運動建設成就多多，我舉一個最直接的成果，那就是對中國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的新學制的建立。1922年，政府開會討論學制問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成為會議的重要人物。在他的影響下，最終確立了小學、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實踐證明，這種學制適應了少年、青年的生理、心理和學習特點，直到現在還在我國實行。新學制實質是以兒童為中心、學生為中心，重視學生的個性發展，強調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注重平民教育和職業教育。這是新文化運動理念在教育領域的具體體現。1922年到1949年，近三十年間的中國在外患不斷、內戰不已、政府貪腐不堪的混亂情況下，教育領域卻是人才輩出，產生了許多學術、文化大師，人們到現在都仍在懷念那時的「老大學」、「老中學」，足以說明新文化運動在教育領域的成果之重大、「建設性」影響之深遠。所以研究「五四」、評論「五四」，應該多看具體的事實，具體的社會運動和社會後果，不要尋章摘句，脫離社會背景。　　關於愛國，我再講幾句。現在一些青年容易走向一種盲目的、狹隘的愛國主義，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就叫「非鎖國的愛國主義」，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了六條要求，其中一條就是「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四」那一代人都是愛國者，同時又是世界主義者，主張學習外國一切先進的東西，要做到這一點其實是很難得的。所以我覺得現在要提倡的恰恰是像「五四」時期那樣的理性的、開放的愛國精神，而不要狹隘的民族主義。面向青年 提供史實陶世龍（科普作家）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的經濟飛速發展，前所未有，成績巨大，有目共睹。與此同時，不能不看到精神上卻在滑坡，社會上誠信缺失，榮辱顛倒，不問是非，惟利是圖，也是空前的。需要居安思危，尋求解決之道。 對於貧富差距拉大，貪污腐敗盛行，假冒偽劣充斥等問題的存在和嚴重性，各家所見相同，但對產生這些醜惡現象的根源和如何消除，則大不相同，有的甚至是南轅北轍。 值此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思想界各種派別都在藉此發出自己的聲音，從網上的情況來看，對於「五四」先賢請來德賽兩先生，是為治療中國社會的痼疾，大多持肯定的態度，認為民主與科學乃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特別是實現民主。一些人認為，「五四」提出的任務尚未完成，仍需再啟蒙；另一些人則認為中國的歷史教訓和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政爭的亂局，可以證明西方民主不適合東方，民主與科學有東西之分，中國只能實行中國式的民主，而這早已實現了；還有人認為「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整個是一個錯誤，一個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的錯誤」，全盤否定。 眾說紛紜，但從根本上看，不外歡迎德賽兩先生，和不歡迎德賽兩先生、特別是不歡迎德先生兩種態度，實亦百多年來矛盾的繼續。 就網上所見，雙方不僅在看法上尖銳對立，而且也已出現不講道理，戴帽子、打棍子，甚至呼喚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局面，眼下似乎是在網上談兵，但不排除一旦氣候合適，還會有人試圖搞「文革」。 因此當務之急是怎樣緩解這些矛盾，猶如地震，常有小地震的地區，因能量逐漸釋放，一般反而不會有特別大的地震；夏威夷的火山，可以臨近參觀，也因為它經常噴發，一般不會爆炸。社會也是如此，如能正視問題的存在，容許討論，抒釋疏理，群眾便可認清方向，減少改革道路上的阻礙。 當前出現的尖銳對立，集中表現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而無論持何種觀點，都需要以事實為基礎具體分析，因為分歧的產生和加劇，很大程度是因為對事實的認知不同。我相信，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在了解歷史真相後，是能夠取得共識的。 因此，我希望《民主與科學》能更多提供那些年月的歷史真實，並更多面向青年。由於多方面的原因，今天的年輕人所知很少，而且所了解的有限的歷史，常已非本來面目，譬如一些人以為「文化大革命」，是真的在反對官僚體制，廢除特權，發揚民主和維護言論自由，實現社會公平。他們大多是年輕人，沒有親身經歷，而有關該段歷史話題的講述又常語焉不詳，所以有這些想法也不奇怪，但是長此以往，發展下去是很可怕的。 九三學社源出於抗日戰爭後期在重慶組織的「民主科學座談會」，以民主、科學為宗旨，成員中許多人正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有條件也有義務提供史實以為後繼者鑒戒。為此我提出了以上的希望。首先要正確理解五四精神劉志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對「五四」，我有一個文化情結，那就是民主和科學，這是我們前輩的追求，也必定會成為後輩的追求。30年前1979年的「五四」座談會，我也參加了，那時正值撥亂反正時期，與會者情緒高昂，大家歡欣鼓舞，對改革的前景寄寓莫大的希望。記得我發言的主題是「人的解放是五四運動的主潮」，現在看來當初的情緒過於樂觀，對可能發生的阻難估計不足，30年後的今天又參加同一主題的座談，卻有些悲哀。因為這些年來，五四精神受到很多質疑，有的認為根本沒有必要進行五四運動。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儒學在中國的中斷，是於「五四」時期激烈地反孔，使中國文化發生斷層，因此對中國道德文化危機的溯源，往往歸罪於「五四」時期的文化激進主義，這是不公平的。「五四」時期的反禮教，打倒孔家店，對思想啟蒙起了很大作用，對推進中國社會的改革是利大於弊，這無用贅言。真正使儒學在大陸衰落的是1949年後極左思潮的影響。 眾所周知，以階級鬥爭為綱，曾經主導中國的一切事務，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深入到社會的每個角落，無人逃脫其外，間有非議的莫不受到衝擊或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成為過街老鼠，人人蔘批。階級鬥爭絕對化的傳播，肇成儒家的禮義仁愛被人唾棄。登峰造極的是在「文革」時期，大規模地評法批儒運動，席捲全國城鄉，抓了大人又抓小孩，江青在幼兒園中宣布要對幼兒進行「粗知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什麼是「粗知」，就是從小就要接受「四人幫」那一套「階級鬥爭」。我親眼看到，在我們社會科學院的大院內，一名出身不好的老人受不了批鬥，縱身跳樓自殺，在圍觀的人群中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居然吐著吐沫，蹬著腳說：「活該，地主婆!」 看到這一情況我受到很大震撼，儒家所能剩下一點溫情脈脈的東西，全都被摧毀無遺。這又豈是孩子，大人又何嘗不如此? 「文革」期間，紅衛兵衝進曲阜的孔廟，把孔子的塑像拉下神壇，挖了孔子的眼睛，對孔子剖肚開腸，到處抄家砸廟，焚燒書籍，毀壞先賢的遺迹和歷史文物，這才是對傳統真正的割裂。對這種滅絕歷史的行為和極左思潮，如今又清算了多少? 「五四」時期確實有一些知識分子對傳統有過激的批評，但都局限在精英的小範圍內，對社會的影響並不大，有個例證可說明問題。早在上世紀20年代「五四」以後，江蘇第一師範學校招生有一份考題，考卷中要求考生列舉崇拜的人物，應考的有300 多人，都是中小學生，統計的結果，列於第一、第二的是孔子和孟子。這份答卷實際上是個難得的民意測驗，他們的選擇和追求反映了小知識分子的思想走向。從這些答卷中可以發現，孔子和孟子的影響極其深遠，崇拜者有200 多人，占應答人數的三分之二，如果再加上顏淵、范仲淹、朱熹、王守仁等儒學名人，有絕對的優勢。由此可見，清末民初一些人雖然對封建禮教和儒學有過激烈的抨擊，但對中下層的讀書人影響並不大，在中小學生中尊崇孔孟的觀念仍很流行。時過70年，1994年10月10日《北京青年報》報道《專家警示:新一代正在忘卻歷史》說 ，有記者在北京一所中學初三班進行調查，發現全班50名同學，只有一人知道孔子的名字，無一人知道中國為何稱5000年文明。1993 年第3期《青年研究》刊載《中學生追星現象調查研究》一文足以引人深思。文章說，南京師大教育系對南京兩所中學進行民意測驗，要學生列出最崇拜的人物，統計結果前十名的人物按次序是: 家人、周恩來、劉德華、毛澤東、張學友、郭富城、林志穎、雷鋒、黎明、周潤發，其中除了家人和已故的現代人物周、毛和雷鋒以外，都是港台明星，歷史上的儒家人物一個也沒有。 真正割裂傳統的是在十年動亂的「文革」，是一度愈演愈烈的極左思潮! 把「五四」當作替罪羊是不公平的，鑒於種種質疑「五四」的論調，歷史學家不去正本清源，是史學的悲哀。所以我們還要補上一課，理解「五四」才能真正弘揚五四精神。五四雖已遠去，啟蒙仍需努力章立凡（近代史學者）　　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各種紀念和解讀都會出現。進入21世紀以來，對「五四」的反傳統、反封建精神，海內外都出現了一些新質疑，大體可歸納為三類：　　一類意見是學理上的，例如林毓生、余英時對「五四」有一些新的說法。另一類意見是「中國特色」的，例如一位倡導「國學」的大學校長認為，「我們國家的整個教育制度全是西化的」；「經學就相當於國學。遺憾的是，蔡元培當部長，把經學搞掉了。其實蔡元培也不都是對的嘛，不要把蔡元培說得那麼神聖」。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期間廢止讀經反對尊孔，出任北大校長後提倡「兼容並包」並引入了西方的大學管理制度，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作了思想準備。但我國60年來的教育制度，更多的不是「西化」而是「蘇化」，如果為了反對「五四」前後教育的「西化」而重倡「尊孔讀經」，難免有繼續愚民之嫌。第三類意見出於信仰危機甚至逆反心態，導致對「五四」歷史及其思想遺產的鄙棄。從「反傳統」的意義而言，這類意見反倒像繼承了「五四」精神中的批判性，但批判的卻不是封建傳統而是「革命傳統」。　　「新文化運動」經常與「五四運動」混為一談，或以後者代替前者，或合稱「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實，前者是後者的發生背景和思想基礎，後者是前者的繼續和發展。沒有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及其帶來的思想解放，就不會有五四運動的發生，五四運動發展並豐富了新文化運動。對這兩個相互關聯的運動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解讀，一種是思想文化上的，另一種是政治性的。就思想文化而言，新文化運動是清末中西文化對撞下思想啟蒙潮流的繼續。從政治解讀而言，新文化運動發展到「五四」以後出現了分化，其中一部分人（以陳獨秀為代表）積極投身政治，創建了中國共產黨。而首先提出「新文化運動」概念的是孫中山，他在1920年提出，「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並對此作了政治解讀。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各種學說百家爭鳴，文化理念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但後來的解讀卻更多地是政治化的。　　孫隆基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港版）中借用人類學的概念，提出西方文化是「殺父的文化」，中國文化是「殺子的文化」。雖是極而言之，卻道破了中國封建文化扼殺民族創造力的特質。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長期教化與壓抑，培育了中國人平時順民、亂時暴民的「國民性」，並隨著封建社會的「歷史周期律」而引發社會危機。「五四」的反傳統精神，即是對五千年封建「殺子文化」的反抗。自「五四」以來，中國一直在這兩種文化的身影下徘徊。中國何時才能走出兩種文化循環的極端文化怪圈，創造一種「兼容並包」的新文化？仍是一道待解之題。　　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發展有成，但貧富差距懸殊，文化失去創造力。面對普遍的信仰危機，一些人又搬回被「革命」打倒的文化偶像孔子充當陪祭，「老調子」至今唱個沒完。蔡元培民國元年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之初，下令小學堂讀經科一律廢止，不久再度下令廢止師範、中、小學讀經科。他認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故各級學校不應祭孔。針對守舊派尊孔及「以孔教為國教」等主張，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創議。在民智未開、封建勢力十分強大的當時，皆是保護少年兒童免受毒害的必要之舉，但未見其有禁止大學講授經學的政令。他後來執掌北大，也是兼容新舊之學，提倡學術自由。「經學」與「讀經」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指責「蔡元培當部長，把經學搞掉了」，不知有何依據？中國傳統文化是精華與糟粕並存，不可一概而論。洋人講「中國學」或「漢學」皆有科學定義，國人籠統以「國學」自詡，甚至將「經學」與「國學」混為一談，皆有偷換概念之嫌。文化學是一個大概念，其實無分中西。胡適、蔡元培、陳獨秀、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巨子，都是學貫中西、受過全套傳統教育而又從封建營壘中殺出的人物。就新文化運動形成的學術風氣而論，胡適整理國故，得益於西方學術研究的科學方法；蔡元培辦北大力倡「兼容並包」，才有了梁漱溟、錢穆、馮友蘭等一代學術大師。顧准認為，「中國的傳統思想，沒有產生出科學與民主」，「批判中國傳統思想，是發展科學與民主所十分必須的」。孔子作為中國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在人類文化史上自有其地位。「五四」時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對歷代封建統治者將儒教定於一尊、實行文化專制的反動，縱有矯枉過正之處，其進步意義同樣不容抹殺。「五四」後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是對傳統文化的認真反思與批判繼承。　　「五四」的旗幟是「科學與民主」，二者豈有偏廢之理？有科學而無民主，則科學無以昌明；有民主而無科學，則民主徒託空言。中國在「五四」後出現了一批學術大師，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學生，也在海外成了諾貝爾獎的獲得者。這是非常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　　90年後環顧神州，「五四」已遠，新啟蒙仍須努力。繼承五四的憂患、擔當、包容、改造意識黃朴民（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　　我覺得「五四」有幾個意識應該受到重視。　　第一是憂患意識。「五四」時期，當中國文化跟世界文化接觸的時候，明顯感覺到自己的弱勢，「五四」前輩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因此就提出向西方學習，科學民主就是從西方借鑒過來的。我認為「五四」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有一個問題我很是想不通，為什麼我們能肯定古代歷史上北魏孝文帝「全盤漢化」的改革，但是卻總是對「五四」的向西方學習頗有微詞呢？傳統文化固然是厚重和偉大的，但時空變化，它到了近代並沒有能阻止我們被動挨打，文化不轉型顯然是不行的。在這一點上，「五四」的憂患意識非常明顯。這就是刺激和反應機制。外面的刺激越大，內部的反應就越大。五四運動中，觀念上、思想上都比此前更進了一步，中國人真正開始對自己的文化、體制進行反省，最起碼是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有所反省。現在有些人一提到國學，馬上想到讓小孩讀經，穿著長袍馬褂上課，穿著漢服祭孔，這實際上真是把國學完全做歪了，假如我們文化里還有好東西的話，那是它的核心價值中還有超越時空的內涵，值得借鑒和繼承，而決不能迷戀其「骸骨」，企圖通過形式上的復古來面對現代生活的挑戰。所以，在今天我們迫切需要的是懷著憂患意識來反思傳統，真正挖掘傳統中的好東西。　　第二是知識分子的擔當意識。我為什麼敬佩「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就是他們是有擔當的，不論政治傾向如何，他們都有所擔當，努力成為整個社會的「良心」，反映正義與進步的「良知」。現在看看我們的讀書人，一些所謂的教授、研究員，遵循的都是功利至上的實用理性，這就是缺乏歷史擔當感，苟且偷安，渾身上下就是「鄉愿」的醜態畢露。我認為，知識分子，尤其是從事歷史研究的歷史學工作者，更一定要有人文關懷，要有歷史擔當，這樣，你才不會屈服於權勢，不會眩惑於名利，你的東西才會得到社會的認可，才會體現時代的精神，才能真正流傳下來，像司馬遷寫《史記》，我們的能力水平「雖不能至」，但一定應該「心嚮往之」。總之，「五四」精神中的擔當意識，是我們今天還應該堅持的。 第三，「五四」體現了一種包容的意識。「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五四」的核心精神是不走極端，而致力於兼容並包，這顯然是一種成熟高明的文化生態。就拿國學來說，在「五四」以後國學出現了真正繁榮的高潮。現在很多人研究國學，爭論的問題和民國期間爭論的東西是一樣的，當時也有用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的，就像清華研究院；也有原教旨主義者，像馬一浮他們搞復興書院，強調「六藝」為一切學術之本，就是堅守原則、比較傳統的做法。現在我們提倡的「大國學」「新國學」，絕對不是要回到單純的經史子集範圍裡面，而是要在中西文化背景交融的理念下研究國學，以整個中華民族的共有文化立場而非狹隘的漢族文化角度研究國學。我們還是要包容，當然，包容也不是沒有主導，即在堅持主體性立場的基礎上，以開放的心態，汲取世界一切優秀文化的精華，原於傳統又高於傳統。 第四，「五四」的改造意識。中國文化裡面確實缺少很多東西，如忽視「人本」意義、美化封建綱常，等等，這一切都是我們進步過程中必須克服的障礙，不必躲閃，不必掩飾，而應該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態度，積極加以改造，使之融入世界文明的潮流。「五四」的反封建意識是我們今天要特彆強調的。我們現在確實有個問題，出於某些原因，很多歷史被刻意遺忘，但我們作為知識分子應該提倡拒絕遺忘。如果我們對歷史很快遺忘，我看再搞一次「文革」也完全是有條件的。民族的劣根性就在遺忘當中重新沉渣泛起。我們必須警惕封建殘餘的危害性。我作為中國國內高校中第一家國學院的常務副院長，我尊重國學、尊重文化，但是絕對不迷信國學，對中國社會中依然多少存在的封建殘餘深惡痛絕，個人能力是有限的，但至少在人大國學院的國學教學與國學研究中，我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堅持比較正確的立場，守衛讀書人的道德是非底線，為國學教育與研究始終沿著比較健康的、正確的軌道前進，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歷史感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基本品格冀建中（北京大學教授）　　今天的討論題目出得很有意思，叫「穿越歷史」。它使我們反思我們可以在多大跨度上穿越歷史。我一直覺得，有歷史感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的基本品格。同時我認為今天要真地認識「五四」的意義也必須要有一個大跨度的歷史眼光。　　我覺得我們穿越的第一個歷史跨度應該是一個百年的歷史，必須有百年的歷史跨度才能看清楚「五四」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在五四運動發生之後的十年到二十年間，我們的國家實際從社會的底層到知識層都發生過深刻的變化。我們目前的許多關於「五四」的討論忽略了在五四運動以後我們曾經有過一個科學、教育甚至經濟的黃金時期。像今天我們做教育的人，非常羨慕當年的晏陽初、葉聖陶、梁漱溟、蔡元培。我們曾經特別想有那樣的時代，可以按自己的理念辦教育，來對我們國民進行非常好的教育。在二三十年代，杜威、羅素進入中國到處講演。科學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都對中國產生過影響。那個時候出現了像梁漱溟、熊十力這樣的一些思想家，也說明當時思想界的氛圍是相對開放的。同時在經濟界也是同樣的，那個時期是民族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時期。所以，「五四」曾經對中國產生過非常深遠的影響。我曾經在瑞士偶然碰到一個人，他的父親竟然是二三十年代在中國做水稻改良的一個科學家。當時其實很多科學技術都進入了中國，很多知識分子身上的基本品格也是去做很多腳踏實地的工作，就像梁漱溟先生去做鄉村的自治運動，像晏陽初先生辦平民教育，梁思成與林徽因實地考察中國建築。他們都是具有現代知識分子品格的一代科學家。而所謂現代知識分子，就是把理論能力與實驗精神集於一身的人。 今天回顧這百年的歷史，實際要承認「五四」精神曾經對中國社會發生過深遠的影響，不能用虛無主義的態度來對待歷史。我希望我們應該有個百年的歷史跨度。這是第一。 第二，我覺得僅僅穿越百年是不夠的。如果僅僅百年，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在這百年當中都是苦惱著、困惑著，面對西方的強大與我們的貧困，我們經常不知道何去何從，所以出現了一些極端的情形，像王國維、魯迅等等。如何從這種困擾和極端中走出來？我們大概還是要了解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我們要研究這樣的問題，就是近代的科學民主精神進入中國以後，為什麼遭到如此多的坎坷。如果不了解我們的文化和五千年的歷史，我們永遠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講我們的民本與民主是不同的，但是我們要能夠講清楚民本和民主之間可以不可以有一個橋樑可以走過去。我覺得研究後者更有意義。其實研究五千年歷史，我們會發現很多問題，我們中國曾經也有過君主立憲的可能，但沒有走通。為什麼我們沒有走通，沒有變成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這就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題目。又如康有為，他的戊戌變法為什麼失敗？現在有很多人反思康有為，認為康有為可能是太貴族化了，太看不起農民了，所以在中國的這塊土壤上，他的啟蒙必然是要失敗的。這又是一個有意義的話題。還有，中國經歷了那麼多革命，湯武革命，商鞅變法，中國為什麼一直用這樣一種方式來實現社會的更替和變換呢？如果這些問題我們永遠研究不透，我們就永遠走不出百年的困惑。我們今天研究國學，實際上是研究我們今天的中國社會，不像有些人說的，只是來提高民族的自尊心。這個還不夠，還是空的，要研究中國如何走向現代化。我覺得我們要有一個五千年的歷史跨度。　　第三，我覺得我們要有一個世界史的跨度。有人認為民主科學是發達社會所固有的，我們這個土壤不合適，其實這也是在歪曲世界史。西方的民主科學同樣經歷了西方的500年的醞釀、發育，當中也有很多的戰爭、很多的流血，才形成了那樣一個人類的普世價值。所以，民主和科學也是西方社會當中一個變化的產物。所以，我覺得要非常了解那五百年的歷史，了解西方如何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戰爭，科學革命，最後經過了法國的啟蒙運動等等，這個過程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都是地域主義者，而不是一個歷史主義者。所以，我們就要了解西方如何從傳統走向了現代，如何從等級森嚴的貴族社會走向了一個平民社會，如何完成了世俗化、功利化這樣一種價值取向的變化。正是在世俗化和功利化這樣一種價值取向的構建中，民主與科學成為佔主導價值的一種文化。不了解這個過程，我們也很難理解科學與民主的真正含義。　　我們知識分子反思「五四」，我們就有一個責任，如何向民眾講述這段歷史，如何去尊重歷史。歷史斷代了，最後就只能產生「憤青」。一個沒有歷史感的知識分子叫「憤青」，一個有歷史感的知識分子才是一個理性的知識分子。從精神和文化的高度看「五四」孟建偉（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五四」及其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偉大的啟蒙運動，不僅對新文化是一種啟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分水嶺，而且對現代化也是一種啟蒙，給當代中國留下了一筆豐富的精神遺產。所以，我覺得紀念「五四」很有意義。　　「五四」給我的最大感受是，它的精神高度和文化高度。這個高度可能到今天為止都是我們所仰慕的。那個時候湧現出一批大師。這批大師同現在的還不一樣，他們往往是中西文化貫通，文史哲貫通，科學與人文貫通，還有就是理論和實踐貫通的大家。我們今天仍然能強烈地感覺到，那個時候那些大師級的人物所寫的書，現在還在大量地重印，還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和思想啟蒙的作用。可以說，在那個時候奠定了一種精神狀態，一種精神的高度和文化的高度，他們所奠定的文化精神及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到今天為止不管怎麼說都值得我們深刻思考，也是難以逾越的。　　我認為，那個時候對科學與民主的理解，其實是一種精神的理解，一種文化的理解，而不僅僅局限於操作層面。比如，他們對科學的推崇，從某種意義上說，並不是將科學僅僅看作是一種實證主義的東西，一種簡單意義上的自然科學，一種結論性的東西，而把科學作為一種精神和一種文化來推崇，這種精神和文化在西方文化里是一種很深邃和很崇高的東西，是西方文明中最精粹的東西。　　那時所推崇的民主也不單純是操作層面的民主，其實也是一種精神和一種文化。它有點像我們今天講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文化的東西。我們今天講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文化，是一個非常寬廣的概念，也是一個很有高度和內涵的東西。因此，當時對科學和民主及其精神的領悟和把握是非常到位的。二者高度統一，沒有矛盾。他們在人類思想文化境界上是一種非常一致的東西。「五四」的這種精神狀態，對後來的中國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比如，西南聯大就有這種精神和文化的高度，從而人才輩出。　　還有，上世紀80年代，也有「五四」精神的影子。其實，80年代和「五四」的啟蒙精神是很接近的。正是這種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激勵和推動著中國改革開放，向著現代化邁進。當然，在向現代化邁進的征程中，市場經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使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功不可沒，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　　紀念「五四」，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其中，最重要的意義之一，就是追尋精神和文化的高度。我們今天有一種傾向，那就是對精神和文化的漠視。今天雖然也講科學，但是，我感覺今天的「科學」兩個字跟那個時候講的科學不太一樣。今天，科學似乎被賦予太多的實證色彩和功利色彩，被賦予太多的形而下意義，人們往往將科學同項目和資金聯繫在一起，以致許多高校和研究所都在不斷強調和追逐項目和資金，甚至將項目和資金看成第一位的東西，從而使科學變成一個非常形而下的東西。而一旦將項目和資金看成是最重要的東西，成為評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這時科學實質上被矮化了，變得缺乏文化和精神高度了。 當我們反思今天的時候，我覺得「五四」精神裡面有很多值得吸取的東西，即從精神和文化的高度理解科學與民主。其實，科學和民主都有形而上和形而下兩個層面。科學有一個層面是形而上的，它要往上看，看到人類精神的頂端，進入最高的思想和精神境界。它要改變人們的宇宙觀。現在這個層面被淡化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科學往往只是形而下的，是往下看的，是實證的和功利的。當然往下看不是不重要，要解決溫飽問題，解決生產力問題等等，這同樣非常重要。但是，應當看到，形而上和形而下這兩個層面是密切相關，缺一不可的。他們共同構成了科學的精神和價值。 一旦科學缺少了精神和文化的高度，只剩下形而下一個層面，那麼，問題就產生了，甚至到最後科學和民主二者能否統一都成了問題。為什麼呢？因為如果科學缺少了精神和文化的高度，那麼，科學未必一定能夠做到民主。今天的科學制度裡面就有不民主的地方，權威制也許比其他別的地方還嚴重，只要有一個頭銜或者官位，往往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源。於是，本來最講科學的地方結果變得不那麼科學了。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關鍵是，科學中本應當有的精神和文化的高度逐漸被淡忘了。追憶「五四」精神，顯然有助於我們重建這個精神和文化的高度，從而推動科學更加健康的發展，使其在最大限度地實現技術價值和經濟價值的同時，也最大限度地實現精神價值和文化價值。 另外，今天的教育制度和培養人的制度方面也有很大的偏頗性，所有專業都被細化，文理科都分得非常細，這麼一種教育方式所培養的人還能同「五四」時期那種中西文化貫通，文史哲貫通，科學與人文貫通，還有理論和實踐貫通的大家相比嗎？這種培養方式是很難培養出大師的，因為你讓他站在精神和文化的高峰已經變得不大可能了。這種教育制度同我們今天對科學的狹隘理解有沒有關係？顯然密切相關。所以，追憶「五四」精神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它將永遠激勵我們去追尋那個精神和文化的高度。反思「五四」 超越「五四」張千帆（北京大學教授） 「五四」提出了民主與科學，這兩點確實抓住了中華民族傳統的命脈，因為中國幾千年來，確實沒有民主和科學的傳統，「五四」把這兩個口號提出來，是非常恰到好處的。直到今天，我們的民主和科學仍然任重道遠。而且，民主和科學應該是相輔相成的，但二者在中國的發展不相對稱。科學是得到了比較長足的發展，儘管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有些落後，但民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除了民主和科學之外，我認為「五四」還做了兩件事情，並且都對中國90年的歷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件事情就是對傳統文化的攻擊，其實我也同意「五四」本身是一個多元化運動，強調兼容並包，但它帶有一種矯枉過正的傾向。打倒「孔家店」，把儒學從正統的壟斷性的寶座上拉下來，這沒有問題，但是最後發展成完全排斥、否定儒學，這又對民族的道德基礎產生了很致命的衝擊。雖然1949年之後一直到「文革」，反傳統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並不能全部歸罪到「五四」頭上，但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持一種毫無保留的反對，便已經播下了全盤反傳統的種子。另一件事，五四運動走向了民族主義。「五四」愛國運動本身是沒有錯的，在那個時代民族主義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有《凡爾賽條約》對中國權利的漠視，後來又有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但愛國運動導致了一種極端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了對西方優秀文明成果的學習和吸收。 在90年後的今天，我們有必要超越「五四」。我們今天談「五四」，恐怕不能光談繼承「五四」，而且「五四」精神本身其實就是超越，是一種革命。所以，我們如果真正繼承「五四」，必須還得超越「五四」。我們今天可能需要做兩件事情，一是恢復傳統在中國應有的地位，這不是說再回到「孔家店」，再回到尊孔復古的年代，再去強求每一個小學生、中學生都去讀經，但是要讓儒學以及其他中國本土思想在中國獲得自由傳播和平等競爭的權利，真正能做到「五四」時期所提倡的兼容並包。儒學畢竟是中國傳統，雖然經過「文革」，經過這麼多年的洗劫，在中國還是有它的生命力。第二，要糾正「五四」思想傾向中所衍生出來的比較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潮，提倡從「五四」的民族愛國主義走向憲政愛國主義。今天，我們要真正落實憲法體現的平等、法治、自治精神，消弭族群、區域和階層矛盾，營造一個共同繁榮、長治久安的制度環境，這才是真正的愛國。 我們還要倡導青年人重視自身德性、知識乃至言行舉止的修養。「五四」是青年人的節日，今天青年人繼承「五四」愛國主義精神，並不僅僅是把「愛國」掛在嘴上，而忽視自身德性、知識乃至言行舉止之修養。一群侏儒必不能成就一個巨人國，一堆小人必不能成就一個君子國。所以，真正的愛國必先從「愛己」開始，必須使自己成為有德性、有尊嚴、適合現代文明的合格公民。所以青年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塑造自己的品格。 自尊：首先要承認和正視自己作為人的內在價值和尊嚴。有能力獨立思考，形成自己的獨立判斷，營造自己的獨立生計，凡事「正己而非求諸人」，而無需仰人鼻息、隨波逐流、趨炎附勢，或為了追逐一點名利不惜扭曲自身人格、放棄道德底線，巧言令色、投機鑽營甚至以身試法。同時，自尊還意味著認真對待所有人的價值和尊嚴，而不論性別、種族、國籍、年齡等任何外在因素。 自信：自尊產生自信，但是自信並非自滿或自大。但凡自信的人都會正視自己的短處，由於相信自己有能力改正，惟其如此才能使自己更加完美。和「五四」時代的青年一樣，今天的青年同樣需要了解真實的歷史、正視當前的現實、探索未來的出路，以負責的方式真正關心中國，抓住中國的真問題並尋找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這才是真正的自信、真正的愛國。 知恥：一個自尊的個性必不是寡廉鮮恥的，而是自重、自律、知恥的。當代青年尤其需要建立正常的恥感意識，要清楚意識到缺乏自信是恥辱，公開說謊是恥辱，掩蓋事實是恥辱，迴避問題是恥辱，廉價「愛國」是恥辱，言行粗暴是恥辱，炫耀自己也是恥辱。 力行：知道了不能做之事，還須力行能夠做和應該做的事情；知而不行、言而無信或缺乏敢做敢當的勇氣，同樣是一種恥辱。 因此，真正的愛國青年不能不獨立思考中國的現實問題；關注現實，不能不探索造成這些問題的制度根源，以及其它國家解決類似問題的制度和方法；掌握方法，不能不身體力行，為養育自己的國家付出一點實際的努力。其實，「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要締造一個憲政國家，青年首先要將自己塑造為一個適應憲政生活的公民，承認並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內在尊嚴，主張並捍衛自己和他人的基本權利，做到自尊、自信、知恥、力行。自尊，則既不會侵犯他人的權利，也不會允許他人或政府侵犯自己的權利；自信，則既不會盲目丟棄自己的價值而喪失生存發展的根基，也不會無視他人的優勢而失去自我進化的機會；知恥，則不會自大、自傲、自我陶醉、文過飾非、口是心非、嘩眾取寵、自欺欺人；力行，則不會袖手旁觀、麻木不仁，而必然會盡己所能從一點一滴推動中國的憲政進步。不要忘記歷史的經驗教訓王志新（中國科學院院士）　　今天在這裡召開「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座談會」，我想談幾點感想。首先，我覺得我們這代人，也可能包括了我們以後的幾代人，對於五四運動的精神和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作用了解的並不多，或者說很不了解。我們只知道五四運動倡導「科學與民主」，「反帝反封建」，但一遇到具體的問題就說不清楚了。比如「五四」是否導致了全盤西化、導致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科學與民主」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現在存在的一些問題是否是因為實行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等等。因此，現在社會上出現了從「左」和「右」兩方面否定五四運動的思潮。有些人，包括某些知名的學者甚至提出要再開展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們這一代人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知道「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破壞作用，但是現在的年輕人並不清楚那段歷史。我覺得社會科學家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就是要把什麼是真正的「五四」精神告訴人民群眾，特別是告訴年輕一代，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忘記了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是很危險的。 第二，我想談談我對民主的理解。1949 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國家就政治運動不斷，到「文化大革命」可以說達到了頂峰。那時候別說你想議論一些有關政治的問題，就是想對一般的問題發表一些不同看法都有很大的風險。現在可以說是建國以來言論最自由的時期，不管是「左」的還是「右」的觀點你都可以發表。官員和老百姓的「民主」意識也越來越強。當然，我國現在與真正的理想的民主制度可能還有很大差距，但從歷史上看，這三十年來的進步還是巨大的。我曾經和一位美國記者探討過這一問題，她也認為，不同國家在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民主所表現出的形式也會不一樣。不可能要求所有國家在同一時期都採用完全相同的模式。因此，從發展的眼光看，我國在民主制度的建設方面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的。只有肯定了過去所取得的成績，才能明確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第三，作為一名科學家，我再談談科學的問題。從客觀的角度講，我國現在的科學技術與發達國家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產生這一差距的重要原因其實和我們這幾十年的科技和教育的體制直接相關。上世紀50年代，我國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了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體系。從計劃經濟的角度看，這一體系還是比較完整和有效的。但是由於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在1979年以前，除了一些像「兩彈一星」這樣國防上特別重要的科研項目外，我們就幾乎沒有一段比較安穩的時期發展科學技術。更不要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致使現在五十歲以上的科技工作者全部耽誤了十年的寶貴時間。改革開放以後，由於我國的經濟實力不夠，科研經費投入不足，加上各個年齡段的科技工作者都要出國進修，而大部分留學生都留在海外發展。所以，我們科學技術比較落後是很自然的。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國家在科研上的投入也大大增加，我覺得現在應該是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最好時期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何真正把握住這一有利時機，我們還要在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上下大力氣。這三十年來，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了市場經濟體制，但是我國的科技和高等教育體制還基本上是計劃經濟的模式。有人甚至說，科技和教育是計劃經濟體制的最後堡壘。因此，我們要花大力氣改革現有的體制。體制改革是很困難的，但科學技術要更快地發展離不開好的體制。我認為，在體制建設上，特別要學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國外科學發展已經有幾百年了，有很多很好、很成熟的東西。在這一點，我們要發揚「五四」精神，要認真學習別人的優點和長處。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了，改革開放也三十周年了，如果我們再不加快改革，等到改革開放四十年、五十年的時候還沒有建立起一個穩定的、高效的、合理的體制的話，將會嚴重阻礙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要重視創建新文化系統岳慶平（九三學社中央研究室主任）　　我對五四運動非常重視，也有研究興趣。五四運動八十周年紀念日當天，我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重點強調繼承和發揚創新精神，「我們一定要繼承和發揚五四運動的創新精神和優良傳統，適應時代發展的新潮流，以創新姿態迎接即將到來的21世紀」。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紀念日之前，我在《民主與科學》上發表文章，重點強調清除封建殘餘影響：「以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為契機，進一步堅持和弘揚民主與科學精神」，「進一步加大清除封建殘餘影響的力度」。　　今天我想重點強調創建新文化系統。辛亥革命後的一系列事件，使國人感受到政治革命的局限性和文化運動的必要性，認識到在表層的政治革命之後必須進行一場深層的文化運動。五四先賢以民主與科學為武器，反對以舊文學藝術、舊倫理道德、舊思想觀念為主體的舊文化系統，試圖創建以愛國、進步、自由、平等、民主、科學為基礎的新文化系統。這充分表明了近代以來國人的現代化探索由物質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文化層面的逐漸深化過程。然而，五四運動雖然以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的新文化運動開始，後來也出現了科學與玄學的高層次文化論爭，但新文化系統始終未能創建，尤其是新舊價值觀念的創造性轉化基本失敗。這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後來的現代化進程充滿了艱辛和曲折。　　當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若以1978年的改革開放為現代化建設新的起點，則國人的現代化探索又在經歷由物質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文化層面的逐漸深化過程。如果說我們過去更多地重視物質層面改革與發展的話，那麼，現在和今後一定要在更多地重視制度層面改革與發展的同時，也高度重視文化層面的改革與發展。文化層面的改革與發展涉及的方面很多，其中至關重要的是通過新舊價值觀念的創造性轉化，儘快使國人確立具有一定共識基礎的正確價值觀念。否則，當前社會上廣泛存在的道德滑坡、信仰真空、誠信缺失、風氣不正等一系列深層次問題，根本無法有效解決。五四運動至今已90周年，我們一定要繼承和弘揚五四精神，努力完成五四運動創建新文化系統的未竟之業，高度重視和切實促進文化層面的改革與發展，真正形成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良好局面，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結 語孫偉林（民主與科學雜誌社主編）　　今天會上看到有科學家談文化，人文學者談科學，這正是龔育之先生生前倡導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聯盟。作為以「民主與科學」命名的刊物，紀念「五四」，是我們的使命和責任。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五四愛國運動的特殊意義是在於先驅們鮮明地呼喚「民主與科學」精神，可以說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一直與德先生、賽先生的命運是相伴相連的。發揚五四愛國主義精神也體現在我們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使我們在回顧歷史中更關注於現狀和中國發展的未來。我們期望有一天「民主」與「科學」能真正成為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思維方式、生活方式，這是我們民族發展的社會文化土壤。今天我們還應該多一份努力、多一份理性、多一份韌性、多一份信心。德先生、賽先生在中國的行程任重而道遠，中國現代化的行進在於每個炎黃子孫的持續努力，「民主」、「科學」的根基在於人民群眾的理解和實踐之中。我們繼承和發揚五四精神，惟有腳踏實地地進行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各項建設，實現「五四」先驅者為了中華之騰飛的理想，這是我們對「五四」最好的紀念。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