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現代間諜的自我修養

美國政府都抓不到的斯諾登，登上了《連線》（Wired）雜誌封面。在莫斯科的一個酒店房間里，斯諾登再度披露不少美國情報機構的內情，包括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研發的秘密武器，他還同時完整解釋了自己做揭秘者的原因。採訪中，斯諾登說：「我是斯諾登，曾為政府效命，現在，只為公眾效力。」圖為《連線》官網截圖，斯諾登懷抱美國國旗。

文/陳非

一架滿載著各國記者的俄航班機從莫斯科起飛，原定坐在17A的愛德華·斯諾登卻沒有出現。這並不值得任何一個記者羞愧：在一個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僱員面前，即便他還不到30歲，新聞工作者那點追蹤調查的手段實在不值一提。

冷戰過去近20年，當世界已經更習慣於猜測「鄧文迪離婚後會分到多少財產」這樣的問題時，斯諾登和他引出來的稜鏡門事件，把本已退居好萊塢的「間諜」，再次推到公眾面前。

NSA認為自己比中情局好，中情局認為自己比FBI好，FBI又覺得自己強過前兩個。

一直到2005年《紐約時報》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簡稱NSA）大量監聽本國公民的國際長途電話前，NSA還是美國三大情報機構中最不出名的。這個據說是全球單獨僱傭最多數學博士和電腦專家的部門，常年被吐槽為「No Such Agency」（查無此部門）——部門的座右銘則是「Never Say Anything」（絕不說任何話）。

美國調查作家詹姆斯·班福德於2008年出版的《影子工廠：從9·11到竊聽整個美國的國家安全局》中，估測整個NSA有超過3.5萬員工，是中情局的三倍大，在美國每年約500億美元的情報開支中，「NSA拿的一定超過三分之一」。

美劇《24小時》的播出正趕上9·11，鮑爾為了情報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契合了遭受恐怖襲擊後的美國人的心情，包括美國政府。2007年，AT&T的前僱員爆出NSA監視了美國與海外間的所有通信並存檔。2010年，維基解密的一個成員披露，NSA不經任何法律程序就監控了他包括gmail在內的個人通信。這都是9·11的產物。

與《24小時》中虛擬的反恐部門CTU相比，現實中的NSA除了沒有直屬的外勤部門外，幾乎一模一樣：部門直接向總統彙報，技術官可以瞬間用衛星調出某個區域內的所有電話錄音，以及，一到需要與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FBI）合作時，便開始編排對方「程序複雜、古板且不可理喻」。

據NSA的事後報告，早在1999年，他們通過監聽一段在紐約地鐵上發生的長途通話，追蹤到了位於阿富汗的拉登，接著又定位了基地組織在葉門的分部。在他們發現基地要派出兩人前往馬來西亞後，與傳統做法一樣，他們將情報的一半分享給了中情局——兩人的名，而非姓，中情局因此無法在資料庫中搜查到。當中情局的拉登小組好不容易在迪拜追蹤到了其中一個叫阿米爾的恐怖分子，並發現他持有有效的美國入境簽證時，他們又做了同樣的事：禁止小組中的FBI特派員向美國總部報告基地組織成員即將入境。

尷尬的事情隨之而來：阿米爾於2000年首次進入美國，中情局由於職權所限無法派出特工跟蹤，NSA又遭遇了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技術故障，監聽中斷了5天，情報自然也沒有了。FBI的檔案里有阿米爾所有的行蹤紀錄，卻不知道他是個恐怖分子。在3個月後的國會調查上，時任NSA主管邁克爾·海登莫名地辯白道：「即便我們講話這會兒，拉登正通過和平橋進入紐約，一旦他到達屬於美國領土的這一段，他就是合法在美國的，我的部門必須尊重他的個人權利，不能以無根據的猜測侵犯他。」

顯然，NSA和常人想法不太一樣。擺過這場烏龍後，他們繼續監聽返回葉門的阿米爾，預估到會有針對美國的襲擊，卻一直到阿米爾再次獲得簽證進入美國，都沒有通知FBI。班福德的調查顯示，在9·11發生前的兩周內，兩名恐怖分子一直住在離NSA總部只有2英里遠的一個汽車旅館裡，沒有外勤部門的NSA卻只是監聽。「他們有信心，自己一定能比FBI更好地處理這件事。」班福德說。

9·11發生後，NSA的無作為沒有得到政府部門的質疑，反而是小布希簽發了一份秘密文件，准許與國家安全相關的監聽不再走傳統的法律程序。時任美國情報與國家安全聯盟主管蒂莫西·桑普爾說：「9·11就像是敲了警鐘，警告我們如果不再採取一些可能是極端的手段和行動，事情就有可能再發生」。

就NSA沒有外勤部門一說，9·11後擔任NSA數據研究主管的埃里克·哈茲爾廷解釋道：「我們收集情報，但通常並不知道它有什麼用，就像是空間中的無數個點，我們要慢慢地把每個點都聯繫起來——跟解謎一樣，才能看到事情本身。」為了搜集這些「點」，NSA不斷擴張，包括監聽人員及用於存檔的伺服器。據班福德在2008年稱，NSA光是聽完現在存檔的錄音，就要花上幾個月。

面臨同樣問題的還有中情局。電影《刺殺本·拉登》和美劇《國土安全》里都有一個不分晝夜監視「恐怖分子」並一遍又一遍分析數據的中情局女特工，這與上世紀流行的大腿上別著槍從天而降的美女間諜形象十分不同。使用高科技監視手段並對其整合分析是當代間諜的主要工作，也是「不用出卧室就能做的情報工作」。2008年奧巴馬上任後，美國情報部門在監聽隊伍上進行了一輪擴張。中情局在當年推出的電視招聘廣告上，使用白人、亞裔及非裔三個形象道出：「當你能為祖國獻出力量的時候，為什麼還要去企業上班？」2009年，中情局頭腦親自前往位於底特律的全美最大阿拉伯移民社區，招募特工。面對「阿拉伯背景的特工是否會遭遇更多信任危機？」這個問題，招聘人員答：我們會簡化相關政策。

所謂的「簡化政策」，主要針對能使用小語種的移民，尤其會說中文、普什圖語與達里語（均為阿富汗地區使用的語言）。監聽工作的低難度係數讓越來越多普通背景的人加入了情報工作——正如中情局介紹「斯諾登只有高中學歷」一樣。2011年，好萊塢大片似的中情局招聘廣告問世，一個漂亮女生在街頭獨白：「我不再坐著看新聞，而是24小時地活在其中」，針對人群正是涉世未深的信息科技一代——與21歲進入軍隊，一度要「幫助伊拉克人擺脫壓迫」的斯諾登一樣。

美利堅的間諜「擴招」並未止步於此。《華爾街日報》2010年報道，單在美國本土，就有超過1271個政府組織和1931家企業為情報部門提供信息。斯諾登供職的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便屬於這一部分。對於正式的工作人員，情報部門都會定期評估，這一類企業中的「臨時工」間諜卻未必，斯諾登的「道德困境」由此而生。

2010年，阿桑奇的維基解密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黑客間諜案。

間諜的道德修養約等於對組織的忠誠度。

美國人一說到道德這個命題，英國人就要笑了。2010年，就在時任NSA高管的托馬斯·德雷克爆出政府監聽不通過法律程序時，有上百年歷史的英國秘密情報局，又稱MI6，才首次准許其在任工作人員——局長約翰·索爾斯發表公開演講。而在以往，英國的兩大情報部門——由內政大臣管理的英國安全局即MI5，與外交大臣管理的MI6，都極為低調。大家對於這兩個部門的所有了解，僅限於英劇《軍情五處》和MI6特工邦德。

在英國記者彼得·泰勒於2012年製作的紀錄片《現代間諜》中，一名被隱去身份的英國在職情報官員稱，美國情報部門所使用的監聽手段在當下的英國不可能發生，因為「你要填很多很多的表格，確保所有的事情都經過上級批准」。至於裝攝像頭或竊聽器那一類任務，必須是在對象涉及相當嚴重的罪行情況下，經過部門高級主管確認，才能執行。這位MI5官員稱：「如果邦德真的存在，那他絕不會活得這麼瀟洒，他要花很多時間在書桌前，寫很多報告，接受很多評估。」

與9·11之於美國一樣，英國在7·7倫敦爆炸案後開始間諜「擴招」。低學歷和有阿拉伯背景的移民，取代上世紀的牛津劍橋生，成為熱門人選——如果能長得過目即忘，那就更適合執行外勤任務了。在MI6的網站上，你能應聘技術官等多個職位，網站甚至有中文版、阿拉伯語版和波斯語版。但與《國土安全》里女主人公克萊爾隻身24小時監視尼古拉斯這一類美式孤膽間諜不同，英國情報部門強調自己的特工更講求合作與「照規矩辦事」。

2003年，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向聯合國安理會呈上「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1999年向德國投誠的一名伊拉克工程師的口供，他稱親眼見到一種可以生產生化武器的移動設備。德國人把情報分享給了華盛頓後，這名工程師又給白宮畫了一張圖紙。近十年後，鮑威爾當時的首席幕僚威克森公開承認，因為圖紙「不夠漂亮」，鮑威爾讓他組織團隊重新做了設計，這才呈到安理會上。而讓威克森承認的前提是，那名伊拉克工程師在薩達姆死後，坦承圖紙是捏造的，他根本沒見過這種設備。他說：「我只是想讓獨裁快點結束。」

間諜對自身的道德審視從來都是與忠誠度有關的，美國作家勞倫斯·布洛克筆下那個誤打誤撞就成了中情局間諜的譚納並不存在——為了找寶藏就加入情報行業，也實在差強人意。他的反面教材是2010年背著炸彈把中情局阿富汗分部炸翻的基地組織—中情局雙面間諜。MI6經常用來發給投誠間諜的是減刑和金貴難求的英國護照，他們在7·7後策反了基地組織在巴基斯坦的頭目，繼而出動了阿拉伯面孔的特工，去接近被供出的一個在英國的組織成員。在情報部門的敘述中，打入敵對組織的間諜絕不能像《無間道》那樣和犯罪團伙一起打砸搶，他必須不溫不火地等待對方提出購買衝鋒槍這樣的要求，再聯合另外兩個扮演軍火商的同事，人贓俱獲地拿下對方。

隨著司法程序的完整，現代間諜必須為上級部門提供完備的多方證據，才能「證據確鑿」地將目標送進監獄。在上述案件里，特工提供了每一次與恐怖分子接觸時的對話錄音或視頻，仔細拿捏該說的每一句話。前任倫敦警察廳反恐主管鮑勃·奎克總結道：「我們（的特工）不能鼓勵目標去犯罪，不然上了法庭，就會受到許多質疑。」

這當然不是說英國的間諜工作是完美的。利比亞內戰期間，MI6派出的一支秘密小組在著陸後就被反政府軍逮捕。外交大臣事後在國會上解釋這支小組其實是去協助反政府軍的——但對方不知道，引得台下一片鬨笑。

間諜的門檻降低了，但綜合技術要求反而更高了：既能耍美人計，又能編寫加密程序。

安娜·查普曼原名安娜·庫斯琴科，二十齣頭到倫敦後，她跟英國人艾利克斯·查普曼結婚，2006年，她前往紐約以查普曼的姓氏開始向美國政經界滲透。這個有著經濟學碩士學位的俄羅斯美女自己編寫了一套程序，能使用加密網路與附近的上級進行數據傳輸，避免了暴露身份的危險。2010年，她與當地的一個俄羅斯間諜組織一起被FBI逮捕。

大多數人認為這只是尋常的反間諜程序，實則不然。在FBI的報告上，這個間諜組織潛伏美國長達15年——而FBI知道他們的存在也有10年。這些俄羅斯人依靠購買死去的嬰孩身份成為「美國人」，其中一名叫墨菲的女間諜已經是曼哈頓某銀行的負責人——在她被逮捕時，鄰居依然認為，相對於俄國間諜這個身份，「我更能相信她們一家是火星人」。FBI反間諜部門主管弗蘭克·費里尤茲說，美方之所以打破沉默，是因為安娜成功接近了一名內閣成員，「近到能妨礙國家安全」。但安娜沒有被送進監獄，她和被捕的成員被送到了維也納，用來交換4名俄羅斯羈押的「美國間諜」。回國後，她被普京邀請前往紅場出席閱兵式，為企業做金融類諮詢，還主持起了電視節目——在一個由克格勃擔任總統的國家，這樣的轉型也不算太高調。

現代社會也許降低了間諜的門檻，社會透明度的提升卻讓間諜可以行走的灰色地帶越來越窄，在和睦的國際關係下，很少再有國家願意為間諜任務承擔責任。斯諾登選擇把情報分給不同媒體，不無他的憂慮。

在被安娜交換回美國的四人中，最赫赫有名是俄羅斯核武器專家伊戈爾·蘇佳金，他因頻頻造訪美國駐俄大使館而被牽入間諜罪名的調查。但他一直否認自己的間諜身份，還計劃要返回俄羅斯：「我都是正大光明去的美國大使館。我覺得，真正的間諜應該是秘密工作的。」他道出的，也許正是千古不變的間諜本質。

轉載 《新周刊》第39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