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賽亞?伯林與「狐狸和刺蝟」說

2012年09月16日 16:43來源：經略 作者：張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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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觀念史家以賽亞·伯林（IsaiahBerlin，1909-1997年）近些年來在中國思想界與讀書圈中，可謂名聲卓著。伯林的重要著作，除《馬克思傳》之外，已基本引進國內。作為一個俄裔思想家，伯林的諸多論述，其論題都與俄國相關。尤有代表性的文集，是《俄國思想家》。該書最為經典性的篇章《刺蝟與狐狸》，就是通過對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觀念差異的論述，區分了兩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及其對待世界的態度。

伯林講，思想家分刺蝟與狐狸兩種：刺蝟之道，一以貫之（一元主義）；狐狸狡詐，卻性喜多方（多元主義）。這就是伯林著名的刺蝟與狐狸論。

這不是說伯林沒有偏愛。他有偏愛。伯林愛的是狐狸。所以，伯林常講的，不是「刺蝟型」的盧梭、黑格爾、謝林、馬克思，而是冷門的「狐狸」們，如維科、赫爾德、赫爾岑等等。在他看來，這些在當代世界早已被遺棄的思想家，才是多元自由主義、消極自由的最好實踐者，是對抗按照一元主義方案設計的極權社會的最好良藥。

伯林擅談，關於兩種自由的討論，基本上隱藏在兩個話題之中，其一為猶太人的身份與國家問題；另一個就是俄國知識分子的內在衝突與國家問題。終其一生，念茲在茲。我想，這兩者，都和伯林的身份有一定關係。

俄國是伯林的故國，怎麼理解故國興亡？如何看待「老大哥」的興衰？這是觀念史家伯林最關切的，也是我們關切的。

伯林1909年出生於當日俄國的里加，後移居彼得堡，1920年舉家移居英國。對於彼得堡這座城市，伯林再熟悉不過了。這座城市，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上四度更名，第一個叫聖·彼得堡，此名譯自德語（SanktPeterburg），為彼得大帝欽定；1914年一戰爆發，俄羅斯與德國鏖戰東線，為了避嫌，彼得堡遂改成俄國名，成了彼得格勒；1924年，列寧逝世，彼得格勒又更名為列寧格勒，1991年，蘇聯崩塌，列寧格勒又改為彼得堡。

20世紀俄羅斯的歷史，猶如伯林故國舊首彼得堡的名字一般，城頭變幻大王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恰好，高壽的伯林，全看見了。怎麼理解這個複雜的20世紀，需要從歷史深處去尋找。觀念史家的辦法，往往是從思想根源上來探討問題的根源。由此，不難理解伯林在《俄國思想家》中，一再闡發俄羅斯思想與文化界所謂「黃金時代」的人物(1840-1860年代)，他將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作為生平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就有此用意。

為什麼伯林要去追溯遙遠的十九世紀的黃金時代？很清楚，伯林的心目中，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存在某種對立關係。

我的問題，不在於追究伯林的消極自由與赫爾岑貴族保守主義之間有什麼樣的淵源，我更樂意認為，按師承或問題排列的思想史追溯，未必是有效的。赫爾岑晚年，關注農村公社問題甚於其他，顯然伯林顯然不會醉心於此。伯林與赫爾岑，唯一吻合的一段時光，或許是1859年左右，赫爾岑沉醉在改革沙皇的美好想像時期。

綜觀伯林著述中關於俄羅斯的論題，一個有趣的現象值得注意。伯林更關注的，是俄羅斯沙皇1905年改革前思想史與蘇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文藝思想界狀況。這中間，明顯缺少一個連貫一致的環節，即1905年至1928年，俄羅斯思想界究竟在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這是在是個很意外的缺失。這個時期有一半的時間，恰恰是伯林在俄國的時間，通常來說，最初的知識與印象世界，是會給予人極深的印象。不過，奇怪的是，伯林很少談及，也沒有專文論述這一段歷史，或是或隱或顯地講了，但總是一筆帶過。一個思想家對其生平中發生重要影響的事件，取迴避正面討論態度，這是相當令人遺憾的。

但這不能不說，伯林對俄國革命沒有「態度」。伯林很有「態度」，對俄國大革命，一言以蔽之，是全盤否定。按照伯林的論斷，1917年大革命，是開啟現代世界積極自由變成政治實踐的「潘多拉魔盒」。儘管「因」早就種植在了一系列歐洲思想家中了，但這個「果」，卻結在了1917年。

那麼，伯林的俄國論述的中心是什麼？顯然，是一連串思想家及其圓點。這個圓點，就是伯林迴避正面迎擊的1905至1928年俄國大革命。假如，歷史不是線性的，而是圓形的。那麼，或前或後，俄羅斯兩個世紀的歷史，都在圍繞這個以革命為中心點展開。

今年是蘇聯解體二十年，自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歷史學界似乎也陷入了一種討論怪圈，或者選擇1917年二月，或者選擇1905年冬，但無論如何，都不是1917年10月。儘管關於俄國大革命的歷史討論，已經基本上進入非實證性歷史工作，而是政治化的辯論，關鍵問題仍然存在，俄羅斯不能迴避這兩個世紀的中心點，世界史也不能迴避這個關節點。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關於十月革命前後，俄國諸多文學思想流派的作家的著述有較大規模的引介，其中不乏著述對大革命有所論斷。各家觀點，不盡一致。本文無意於概括各方論點，只從伯林的論述出發，討論為什麼伯林缺失了這一段思想史的觀察，以及伯林對於俄國革命，究竟是什麼樣的態度。

刺蝟與狐狸之爭

伯林對於俄羅斯興衰的入題方式，同樣是觀念史研究。在伯林看來，正是俄國知識分子對於一元政治觀念不屈不撓的實踐，才構成了俄國二十世紀的一系列政治悲劇，而二十世紀俄國的政治-文化實踐本身，又以一元取消多元的方式展開，這就是伯林兩本著作《俄國思想家》與《蘇聯的心靈》的主題。

觀念的承擔者，是知識分子；觀念史，也就是18知識分子史。《俄國思想家》，講的是「刺蝟」對「狐狸」的戰爭、俄國知識分子與帝國的衝突；《蘇聯的心靈》，講的是國家對知識分子的壓制。我想，如果不是伯林在1990年代身體狀況不允許，他必定還要寫一本書，關於革命年代俄羅斯的新政治與及知識分子的煩惱。

可惜，這三部曲少了一部。正是因為這或許缺失的最後一部，讓人無法觀測伯林對於俄國革命，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想法。

無論在訪談中，還是在著述中，伯林多次強調「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這個名詞的特殊性，這是他理解俄羅斯思想與政治的切入口。

今天，知識分子大致是指受過高等教育的文職人員與技術人員，沒有政治指向，很中性化。不過在1917年之前的帝俄時代，這個詞的意思就大相徑庭了。帝俄時代所謂的知識分子，前期是指受了教育，為人民福祉吶喊的人。別爾嘉耶夫說，當十八世紀末期的著名反對派拉吉舍夫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說，「看看我的周圍，我的靈魂由於人類的苦難而受傷」，俄羅斯的知識分子便誕生了。別爾嘉耶夫的說法，傾向於貴族精英知識分子，甚至於帶點宗教人道主義意味。從真正的實踐角度來說，十八世紀圍繞沙皇周圍持啟蒙態度的「改革派」，能不能說是俄羅斯第一批知識分子，是可持疑義的。或者說，別爾嘉耶夫的論斷，缺乏社會學意義上的支持。

那麼，關於俄羅斯知識分子誕生這個工作，伯林就做的完整的多了。

伯林在《俄國思想家》中，考證了知識分子一詞的詞源，正式產生於1870年代，具有很濃烈的道德訴求。1860-1890年代，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19馬克思主義各種流派相繼湧入俄羅斯，基於不同的政治訴求，各流派之間不斷搏殺。「知識分子」這個定義，也就成了政治競賽的詞語工具，越革命，越「知識分子」。到帝俄晚期，「知識分子」就和職業革命家划了等號，無論博學鴻儒，還是販夫走卒，只要幹革命，都是「知識分子」。由此，知識分子這個詞的意思，在俄國，從一開就不是簡單的專業化術語，而是處在不斷下降化、社會功能化的過程中，其涵義，隨著時間變化越來越靠近「革命」。

但由此，知識分子這個詞，在帝俄時代得面目不清，往往給人誤解，知識分子似乎跟「文化」不沾邊。其實不然，帝俄時代，幹革命的，多數還真屬於「有文化」的：無政府主義的主要成員，是貴族革命家；民粹派的主力，是平民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者，是新一代平民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有文化」，就享有「革命的文化領導權」。

按照伯林在《俄國思想家》中一再表述的意見，俄國社會是這樣一個金字塔結構社會，上有沙皇--貴族地主小集團，有文化有權力，下有大批農奴--城市平民，沒文化沒權力。這個金字塔帝國，沒有英國式的有部分文化有部分權力的「資產階級-市民社會」中間階層作為緩衝地帶。所以帝俄的命運，只有兩種，一種是農奴-市民被改革（1861年大改革、1905年大改革），另一種是沙皇-貴族地主被革命（1917年大革命）。貴族地主的改革搞不好，就只有等人們來革沙皇-貴族地主的命了。

奇妙的是，恰恰是風雲激蕩的19世紀，沙皇放開了教育政策，稍稍有些社會地位的小市民，也能上大學，這就導向了1860年代平民知識分子階層的崛起，帝俄主動培養了一個奇怪的中間階層，即「有文化領導權沒政治權力」的知識分子。

帝俄知識分子要鬧革命，鬧的不是文化領導權，而是政治領導權。恰恰羅曼諾夫家族對政治領導權吝嗇到無以復加，這是他的禁臠，他人不得染指，哪怕稍稍分享一點，也不行。1905年，彼得堡知識分子領導市民卑躬屈膝向沙皇請願，希望開民權開議會，其結果卻是機槍掃射。這是帝俄歷史上的「黑色星期天」，1000多無辜市民殉難。

1905年之後，有文化的知識分子，無論是民粹派（社會革命黨），還是馬克思主義派（社會民主黨），徹底明白了，和沙皇請願請不到「政治領導權」，只有發動民眾來奪取領導權。

在對知識分子詞源的考訂與歷史語境的解釋中，伯林講清楚了他的蘇聯難題。蘇聯怎麼來的？是這批革命知識分子不斷實踐的結果。

或隱或現，我們看到了伯林的結論：「狐狸」都被沙皇逼成了革命黨或者多愁善感的遁世主義者，所以解決問題，只能靠「刺蝟」們了。刺蝟按照他們的辦法，用「積極自由」的實踐方法，創製「一元主義」的蘇聯。

刺蝟當道，狐狸遁跡，這是十九世紀走向二十世紀俄羅斯知識界的趨勢，其背後隱含的，是革命走向問題，有複雜的歷史語境。思想史的發展，往往並不按照一二高明哲人的指點前行。

對於1905年後的俄羅斯思想史，伯林同情俄國知識界的狐狸們的尷尬，批評刺蝟們的高蹈。伯林願意談米哈伊洛夫斯基、普列漢諾夫乃至於列寧這些「帝俄公敵」的失策，卻不太願意講俄羅斯1905年給狐狸們出的難題，這是他的政治立場給他帶來的理論盲區，同時也是其政治立場所無法解釋的誤區。

實際上，1905年之後，俄羅斯思想界的對抗性政治，進一步加劇。與此相配合的，是知識分子的政治空間日益被壓縮。斯托雷平出任俄國首相的時代，是政治上高度集權的時代。在明的壓制與暗的對抗之中，1905年之後的歷史走向，已不難猜測。歷史不能採取一種單純的道德譴責來加以批判，如果真存在「刺蝟」按照「一元主義」構建蘇聯這一事實的話，那麼，沙皇的「一元主義」顯然更為殘酷與苛刻。

文化與革命黨國家化

1917年，按照伯林的說法，是「刺蝟」們贏得了革命。

但革命的影響力，顯然不至於蘇聯，非但如此，1917年俄國革命還激蕩起中歐的革命浪潮，甚至於給一戰後一代西歐知識分子以極大衝擊。怎麼回應這場法國大革命之後歐亞大陸上最猛烈的革命浪潮，給深具保守主義傳統的英國知識界出了道難題。18世紀英國保守主義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文化批判，是在這樣的前提上展開的，即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預設的啟蒙前景，看起來固然美好，而其事事仰仗理性的設計，卻違背歷史、自然乃至於人性，根本上來說，理性設計最大的弊端就是不懂歷史、不通人性的「沒文化」表現。

伯林深諳保守主義，其「消極自由」觀，顯見是受了保守主義的啟發。蘇聯有沒有「文化」建設成就，對伯林來說，不是單純的「文化問題」，而是「政治成敗」問題。

1945年，伯林得到一個以外交部人員造訪蘇聯的機會。能近距離觀察蘇聯，對此，伯林深感欣慰。

伯林沒有辜負此行，他帶回來革命後俄國知識界的報告（《斯大林統治下的俄羅斯藝術》）、帕斯捷爾納克與阿赫瑪托娃的近距離觀察以及對阿克梅派詩人命運的思考（《一位偉大的詩人》、《與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的交談》、《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這就是《蘇聯的心靈》的主要內容，也是該書副標題所揭示的--「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文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伯林在《斯大林統治下的俄羅斯藝術》一文里說，1928年斯大林上台之前，蘇聯文藝界還是掀起了一股實驗主義的高潮，甚至於給世界藝術創作以持久性的影響。1928年，形勢就急轉之下了，渡過了葉若夫（內務人民委員，大清洗執行人）恐怖時代的俄國文化界在1939年的狀態，「就像一個被戰爭摧毀的地區。只有一些宏偉的建築仍然相對完好，孤獨地矗立在一片片廢墟和荒野之上」，俄國知識界的精英，不是自戕或大清洗，就是卑躬屈膝苟延殘喘。還剩下「宏偉建築」帕斯捷爾納克，神經質，講話前言不搭後語，生活在對國家既愛又恨的矛盾之中；而阿赫瑪托娃，依然驕傲，卻連發表詩歌的權力也沒有，日丹諾夫誣衊其為「聖女加婊子」。據伯林的觀察，阿赫瑪托娃就像是「悲劇中的女王」。

1928年，就是伯林對於蘇聯能不能「有文化」加以辨析的分界線。1917年的革命在經歷十年的戰爭、內部權力鬥爭之後，執政黨從黨派路線鬥爭的工具，轉化為國家機器。黨-國一體化的要求，不僅要取消敵視的反對派，而且要取消自身的反對派。

在這場取消運動中，文藝界的反對派，如阿克梅派，首當其衝。其次是取消自身的反對派，如對於拉普的打擊、1928年之後建作協等等體制化運動、大清洗等等。

在這場數十年的取消運動中，不僅在沙皇時代不得不轉向多愁善感的「狐狸型」詩人被打擊，連刺蝟們，也難以倖免。按照刺蝟理念建立起來的蘇聯，在集權化的過程中，同樣反對刺蝟。表面上看，不合情理。《蘇俄文化》一文中，伯林慎重地談了這個問題，伯林說，「思想爭論會激發出人們的批評精神，所以對於那些陷入權力鬥爭的政權來說，思想爭論要比信仰各種獨裁主義更危險」，蘇聯的黨-國一體化，就要取消所有意識形態的辯論，刺蝟與狐狸，殊途同歸。斯大林的取消政治辯論以及文藝辯論的最佳手法，是樹典型。典型就是典範，不可置疑，比如馬雅可夫斯基的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方法。在伯林看來，通過討論蘇聯的「文化建設」的失敗，已經說明他的政治判斷了。

整個蘇聯的歷史，確實越來越朝向「沒文化」的軌跡上行進。伯林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但伯林的質疑仍是單向度的，他把問題拋給了蘇聯，卻沒有自省。1970年代，索爾仁尼琴被「沒文化」的政權驅逐出國後，面對西方世界的前來聽他演講的朝聖者，說出了他的感受，資本主義的複製世界腐爛至死，美國民主是「荒唐胡鬧」，科學技術是「罪惡之源」，跟蘇聯一樣的「沒文化」。也就是說，在索爾仁尼琴看來，現代社會及其政治，都處在衰敗之中，非僅蘇聯。

1990年，歐東劇變，伯林寫了篇短文，題為《不死的俄國知識階層》，是為《蘇聯的心靈》的最後一篇。伯林說，他很高興，他又看見俄國1815-1830年代的貴族俄國知識階層在俄國又復活了。

1990年代，索爾仁尼琴歸國，對俄國現狀大為不滿，撰文說，俄羅斯坍塌了。言下之意是，非但「文化」沒了，連「國家」都塌了。伯林主張回到貴族知識階層的傳統，求得「消極自由」的大智慧。索爾仁尼琴卻說，不僅蘇聯要清算，連彼得以來所有的西方傳統和西方本身，都要清算，只有尼康大主教（1652年出任大主教）以前的傳統，才是好的。尼康大主教以前的傳統是什麼傳統？是東正教傳統的神權政治。伯林講的，還是啟蒙的政治，是啟蒙政治中的右翼觀點。在索爾仁尼琴看來，啟蒙的政治理念，無論是貴族的，還是平民的，都是一丘之貉，是現代「沒文化」政治。所以，他就沿著斯拉夫主義的路線，乾脆就講信仰的政治。

伯林要的，是不革命，是1840-1860年代。而索爾仁尼琴所求的，與站在革命兩翼的現代性全然無關。兩位講「文化」的蘇聯反對派，兩位都帶點保守主義意味的作家，現都已作古，想必身前死後，都很難握手言和。

（本文原名為《伯林和俄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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