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淵當前，他們推了胡風一把：丁玲 老舍 巴金 艾青|尚書房

他們寫了許多不朽的文學作品，但卻很少有解剖自己當時舉手通過對於批判胡風決定時心理的真實想法，也少見他們對於參與批判胡風所做的反思，這不能不說是他們文學生涯中一件不完整的事情，也是一件令人不解的事情。

共識君按：1950年代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肇始於一場文藝爭論，卻迅速發酵為嚴重的政治事件，不僅胡風本人被定性為"反革命"，遭到審判，更牽連清查出2100多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今天，儘管胡風案已平反，但其中的諸多隱秘細節仍鮮有人知。

本周【尚書房】為您推薦《我所親歷的胡風案》（全新修訂本）一書，口述者王文正，1955年曾任上海「胡風專案領導小組辦公室」審訊員。在他看來，作為歷史的親歷者，應該對胡風案件真實記錄以給歷史和後來人一個交待。

以下為書摘，感謝當代中國出版社授權發布

《我所親歷的胡風案》（全新修訂本）

王文正口述 沈國凡采寫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5年8月

胡風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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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7月22日，胡風懷著極其複雜的心情，走進了中共中央文教委員會辦公室。

文教委員會副主任習仲勛接待了他。習仲勛熱情地與胡風握手，並詢問他最近生活和工作的情況。兩個人談了一會兒之後，很快便進入了主題。

胡風從隨身的小包里取出一疊厚厚的稿子來，雙手捧著交到習仲勛手裡。

這是一部沉甸甸的東西，是胡風花了整整三個多月的時間才完成的一份報告，他希望習仲勛能夠將它轉交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和周恩來總理。

習仲勛看了一下標題，只見上面寫著：《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

胡風盼望這個報告能夠引起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重視，調整文藝方針，使作家們獲得一種更加寬鬆而活躍的文學創作環境，同時也改變自己的處境。

胡風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這個報告一共二十七萬多字，以後人們都習慣地將其稱為"三十萬言書"。

胡風將"三十萬言書"交上去以後，感到了一身的輕鬆。

對於未來，對於"三十萬言書"的最終結果，他開始是樂觀的。

他深信上面的領導會明察秋毫，發現文藝界存在的問題，相信他反映的情況是真實的，理論上是站得住腳的，深信不久的將來，對於建國初期的文藝界以及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們就會有一個陽光明媚的春天。

然而在胡風意氣風發、侃侃而談的時候，他的對手們卻沉默著。

這是一種可怕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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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揚所作的《我們必須戰鬥》的發言里，胡風不再被稱為"同志"，而是成了"先生"

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報》公布了《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這批材料後收入人民出版社於1955年6月出版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時加了這樣的按語——

按

宗派，我們的祖宗叫作"朋黨"，現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攤子"，我們聽得很熟的。幹這種事情的人們，為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往往說別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則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沒有宗派的。

胡風所領導的一批人，據說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個具有"資產階級理論""造成獨立王國"的共產黨宗派所"仇視"和"迫害"，因此，他們要報仇。

許多人認真一查，查出了他們是個不大不小的集團。過去說是"小集團"，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裡。過去說他們好象是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他們隨時隨地尋找我們的缺點，作為他們進行破壞活動的借口。那個地方有他們的人，那個地方就會生出一些古怪問題來。這個反革命集團，在解放以後是發展了，如果不加制止，還會發展下去。現在查出了胡風們的底子，許多現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釋，他們的活動就可以制止了。

編者如此強硬、定性式的按語，字字落地有聲，絕非一般報紙的編輯所能寫出和敢於寫出的。這裡面的語句，後來大都成了共和國歷史上階級鬥爭的經典名言。

胡風的對手們是明白這樣的按語為何人所寫的。

老照片：胡風一家人

滿懷著虔誠與希望的胡風，被一下子推到了與人民為敵的深淵，成了一個令人憤恨的"反革命分子"。

同一戰線的文人之間不同觀點，不同認識，不同體驗，不同創作方法，不同的認識世界和感受生活、體驗生活的原則，以及相互之間近三十年來的恩恩怨怨，吵吵鬧鬧，最後竟變成了如此嚴肅的、一場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這恐怕也是胡風的對手們所未曾料到的。

人們在經歷開始時的驚愕之後，反擊的風暴便變得異常地猛烈。

他們十分清楚，對於胡風反擊的態度，同樣決定著自己的命運。

狠狠地打擊別人，批判別人，是保護自己最好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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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4年的12月8日召開的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周揚作了《我們必須戰鬥》的發言。

周揚的發言主要是針對胡風在"三十萬言書"中所提到的理論，並舉例進行了反駁，肯定胡風的這些理論不是唯物主義的，而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同時談了胡風的文藝理論與他們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之間的分歧。

周揚還將胡風與舒蕪進行了比較，表示舒蕪與過去的自己決裂，積極揭露胡風的唯心主義文藝理論的行動，是受到黨的歡迎的，而胡風卻"表現了狂熱的仇視"。"這就是胡風先生對於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的最典型的態度。"

這裡的胡風，在周揚的發言中不再被稱為"同志"，而是成了"先生"，由此不難看出，這件事情一開始就是定下了基調的，因為此時的周揚不是當年魯迅所稱的周起應了，他現在是代表著一個執政黨領導著全國的文藝工作，他的話，從某種意義上代表著最高領導層的意圖。

郭沫若和茅盾在會上也進行了同樣的發言。

周揚、郭沫若、茅盾這三位建國初期領導中國文藝事業的"巨頭"，在這裡正式拉開了批判胡風的帷幕。

一個後來顯赫一時的人物看準了這個時機，開始以他的筆為棍子，向著建國初期的中國政壇靠攏，這個人就是姚文元。

姚文元

1955年1月30日，《文藝報》發表了姚文元的一篇批判胡風的文章，題目叫《分清是非，劃清界限》，對胡風的一些文藝理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文章發表後，得到一些人的讚賞。以後，姚文元又在批判胡風的運動中發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成為批判胡風最積極的撰稿人之一。

2月5日、7日，中國作協在京召開主席團擴大會議，作出了展開對於胡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文藝思想批判的決定。

從此，胡風成了文藝界，後來又逐漸成為全國各行各業各族人民批判"反革命分子""帝國主義分子""國民黨特務"的一個活靶。

沒有人對這種做法提出懷疑，也沒有人敢對這種做法提出疑問，事情一旦被牽入政治的範疇之後，就連那些整天都在批判胡風的人，也都不得不感到自危，因此批判起來也就越起勁——因為這也是表白自己的一個機會。

在那種政治氣氛下，沉默便會被人認為是贊同胡風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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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已經或將會被載入中國文學史的大師們，當時也做了違心的選擇。

在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上，舉手通過對於胡風批判決定的文學大師有：

丁玲

老舍

沙汀

劉白羽

草明

歐陽山

艾青

趙樹理

陳白塵

康濯

吳伯簫

聶紺弩

袁水拍

等等

他們寫了許多不朽的文學作品，但卻很少有解剖自己當時舉手通過對於批判胡風決定時心理的真實想法，也少見他們對於參與批判胡風所做的反思，這不能不說是他們一生的文學生涯中一件不完整的事情，也是一件令人不解的事情。

但當年也曾在會上舉手的巴金是值得人們讚揚和敬佩的。

巴金並不想參加對於胡風的批判，可是他害怕自己會被無辜地"扔"進那個無底的深淵，最後還是參加了，並說了違心的話，寫了違心的批判文章。對於魯迅不相信胡風是特務的說法，也作了有悖魯迅原意的解釋，說魯迅是受了胡風的騙。

巴金當時有一篇很著名的批判文章，名叫《談〈窪地上的"戰役"〉》，是批判"胡風分子"路翎的。在這篇批判文章中，巴金用自己在朝鮮前線的親身體會，舉例說明路翎這個"胡風分子"完全歪曲了事實，小說中"充滿了惡毒的謊言"。

這篇批判文章，後來曾被收入多家大學中文系所編的當代文學史中，成為教育青年一代的"教材"。

然而，巴金是真誠的，在數年之後，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了反思，感到對不起胡風，對不起路翎。1986年，巴金用顫抖著的筆，寫下了《懷念胡風》的文章，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感到懺悔、痛心和悔悟。

晚年巴金

巴金在這裡對當時的文藝工作提出了質疑："難道我們那時的文藝工作就沒有失誤？"而事實證明，當時的確是有所"失誤"的。

巴金接著又說，到現在卻無人能夠站出來承認對那個時候的錯誤"應當負責"。

別人則無法管了，反省一下自己總是可以的吧。巴金在這裡反省道：

「但是我向著井口投擲石塊就沒有自己的一份責任？歷史不能讓人隨意編造，沉默妨礙不了真話的流傳，潑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只是為了那些"違心之論』我絕不能寬恕自己。」

半個多世紀已經過去了，至今仍活著的人們，恐怕都應該像巴金一樣反思自己，這其中除了文藝界之外，還應該包括我們這些當年參與審查、辦理此案的公安機關和宣傳部門工作人員，真實地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剖析自己的心靈，在這個開國之初的驚天大案中究竟違心地做了些什麼事情，這對於歷史和未來都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這些親歷者如果不加緊做這方面的事情，對胡風案件，後人所獲得的將是一部不完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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