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是科學嗎？實證分析客觀嗎？
經濟學是科學嗎？實證分析客觀嗎？
——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反思（三）
我們知道，科學一詞首先源於自然領域，它強調知識的客觀性，而這種客觀性又由可還原性和可實證性來保障；但顯然，科學並非是自然學科的專有名詞，那些以科學化為目標的學科也並不一定要以自然科學為模具。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首先要認識科學的目的，而傳統上，對科學的目的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解：是為了發現有用的原則，抑或只是為了尋求解釋和真理？「科學實在論者」認為，科學不但使我們能夠做出準確可信的預測，而且能使我們發現關於這個世界的新真理，按此對現象作出解釋，只要一個理論得到充分的支持（即使還存在不可觀察的現象）就是科學的；而「工具主義者」則懷疑發現真理和作出理論解釋的可能性，而是認為科學的目標就是要發展一套工具以使人們藉此作出可靠而有用的預測。儘管這兩個流派在對不可觀察的事物所作出的論斷的解釋上存在差異，但它們一致認為科學家應當發展出清晰的描述不可觀察事實的理論，使不熟悉的現象變得令人熟悉，通過發現某一現象背後更基礎的規律來解釋現象；正因如此，從廣義上理解，任何一個人們努力加以完善並提高自身認知的知識體系都可以被看成科學。也正是由於科學中所潛藏的個人認知、信念以及由此帶來的主觀性的差異，我們可以把科學進一步分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其中，社會科學由於研究的是內在於人之認知的社會現象而被視為帶有人文性的學科，而自然科學則由於研究的是相對外在於人類活動的自然規律而被視為具有客觀性的學科。
其實，儘管客觀主義和實證主義者往往認為，科學的知識是一種精確的、非個人的並通過遵循嚴格、明晰的規則來獲取的知識體，它僅僅以觀察數據為基礎，而不涉及觀察數據之外的任何假定實在，認知主體也不對知識作出任何貢獻，研究者僅僅服從證據，這種證據也有能力促使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在同樣程度上認同；相反，如果在科學的探究中滲入個人的想像、信念、判斷或認知，那麼就會因主觀主義而損害知識。然而，既然科學體現為主體對（自然的或社會的）現象的認知，那麼，它本身就必然包含了主體的經驗和信念。例如，波蘭尼就認為，科學的整個目的和價值就在於它是關於實在的，所有的知識都依賴於個人的整合、判斷和承諾行為，正是這些行為指向了真理以及我們所知東西的正確性；同時，由於知識中滲入了人的認知過程，是被個人所支持和認可的，因而必然是不精確的，科學只能部分地被系統闡述，根據研究者的個人判斷而被運用、修整和補充。在波蘭尼看來，基於數據的經驗主義往往不能證實科學陳述的有效性，相反，科學的有效性往往以人們的感覺經驗以及持有的某些信念為基礎，這些信念包括（1）部分由一般的傳統逐漸灌輸給我們並被現代人深信不疑的，（2）部分被科學家作為科學傳統的要素而接受，（3）部分作為個人預感而形成，或者（4）被認為是我們內心意識的指示。因此，現在主義方法論不能、也不應該帶給我們它所承諾的那些東西，因為科學知識和其他個人知識沒有太大的差異；相反，它只不過建立了「一種關於有效意義的堂.吉訶德式的標準，如果嚴格地執行這些標準，相當於我們自願變成了低能兒」。
然而，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式邏輯的長足發展，邏輯學家們開始探究建立形式語言的可能性；在形式語言中，邏輯關係是精確的，日常語言的模糊性可以被清除掉，從而把語言中的「語法性質」和它的意義或者說「語義性質」區分開來。在這種情況下，邏輯實證主義者相信，科學理論必須用邏輯學發展出的某種形式語言加以表述，從理論的公理出發，所有的定理在形式上都能以純粹形式推導出來；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逐漸從人文性學科向構建純理論的方向發展，並經過邊際革命的衝擊而逐漸朝數理經濟學轉變。特別是，這種實證主義發展到波普爾的證偽主義那裡，又進一步得到了「科學的」和「哲學的」強化；因為按照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和他所提出的科學發現的邏輯，凡是不能被證實或反過來被證偽的理論判斷，均是非科學的，或言應該被歸結為形而上學問題而被排除在「科學」之外。正是在這鋪天蓋地的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精神的浸染下，當代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做起這樣一種「想出一個研究題目→做出幾個假設→構建模型→進行數學推導證明→得出結論→再進行理論推測或提出政策建議」的「科學論證邏輯」功夫來了.
顯然，這種數理化傾向在20世紀下半葉的現代主流經濟學界表現得尤其明顯、突出，以至所有涉及規範性問題的研究——如思辨哲學、倫理學等——都被貼上了「玄學」（形而上學）的標籤而被排除在經濟學的研究範圍之外。所以，韋森就寫道，「在當代經濟學在各個領域大踏步前進和繁盛發展的同時，也生了一些非常令人值得深思和反省的現象，那就是在唯科學主義的盛行的當代社會中，經濟學『莫名其妙地』且『自發地』走向了一個高度形式化和技術化的演化發展路徑，以致於不僅幾乎所有經濟學家們都致力於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數學語言來表述，用數學模型來構建，而且還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文章寫作格式，或言幾乎所有經濟學文章都按照一個套路——即先選定一個題目，再想出幾條假設，然後構建模型，進行數學推導和證明，最後證畢而達致結論——來演練。沒有這種高度形式化和技術化的論證和證明形式，任何經濟學論文都會被蔑視為是『非科學的』，是一種『storyteller』，從而從事這類研究和以這種『storyteller』形式寫文章的學者，在國際學術刊物上幾乎不能發表出文章，不能出版書籍，進而不能繼續保留大學的教職，更難能爭得在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言的機會」。
不過，儘管主流經濟學很快就皈依了邏輯實證主義，但科學哲學領域的專家們也很快意識到理論與觀察之間的關係遠比想像的複雜，如上面所述的波蘭尼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且，儘管波蘭尼的上述見解就來源於對自然科學理論發展的思索，但這一見解也早已為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家如韋伯、凡勃倫、榮格、阿德勒、奈特、西蒙、豪斯曼、羅森伯格以及麥克洛斯基等人所闡述。例如，榮格就指出，「絕大多數自然科學都在企圖純客觀化地表述它們的研究成果，似乎這些成果的得出毫無人的參與和觀察，似乎在這些成果的產生過程中，人的精神——一種為科學研究所須臾不可缺少的因素——的合作可以視而不見」；再如，阿德勒強調，「人類生活在『意義』的領域中，我們經歷的事物，並不時抽象的，而是從人的角度來體驗的。即便是最原始的精力，也受限於我們人類的看法。……無人能脫離意義。我們是通過我們賦予現實的意義來感受現實的。我們所感受到的，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經過闡釋的現實」。事實上，正如豪斯曼指出的，「支持實證主義對科學理論看法的當代哲學家可謂廖若晨星。理論並不能以實證哲學家臆想的那種方式被形式化。而且，把理論首先看作是語法對象的看法，對於理論的創立和應用也並不恰當」。
邏輯實證主義在社會科學以及經濟學領域之所以存在如此嚴重的局限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任何社會現象的深入探究和人類行為的實質性探討都需要涉及到人的動機和意圖；進一步地，動機和意圖也不是人類行為以及由此衍生的社會經濟現象的根本因素，而是涉及到更為廣泛的社會關係。也就是說，社會經濟現象本身就不是獨立的，不但存在事物與認知主體之間的互動、共生關係，還存在著認知主體和其他社會主體之間的互動、共生關係，因而社會科學領域的現象本身就是一個網路關係，其內在的規律也是內生演化的。例如，根據奈特就認為，動機或目標「不應是自然科學中『因果關係』意義上的『原因』。因為，如果用動機或目標來解釋行為，那麼它也應當被先前的事件或狀態解釋。而這意味著動機成為多餘的了，行為完全可以由先前的事件來解釋。動機不應當被視為自然事件。自然中的因果關係與人類行為的目標和手段之間最本質的不同，來源於待解釋的問題所給予的事實的性質。如果不考慮人類活動的努力、意外以及更重要的——謬誤，就幾乎不可能提出什麼關於人的真實問題」；為此，他強調，「為了解釋人類行為，必須至少引入三個因素。典型的人類行為，部分可由自然因果律解釋；部分可由意圖或願望解釋，作為行為的絕對依據，它們是『事實』，儘管不是自然事件或自然狀態；部分可由對實現『價值』的渴求來解釋，它不能劃歸實際的慾望，因為這種渴求沒有可以用文字描述的對象」。
顯然，如果說波蘭尼、榮格、阿德勒和奈特等人的認知能夠適合於一般科學的話，那麼，它將更為適合社會科學以及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一方面，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很少有人會否認，在邏輯學、數學和物理學中意識形態偏見的影響僅限於對問題和方法的選擇，即社會學的解釋在過去至少兩三個世紀里沒有挑戰科學發現的『客觀真理性』。這種『客觀真理性』也許可以、甚至正在受到挑戰，但不能只是根據命題提出者的社會地位來判別它的真偽，而只能從其他方面提出質疑。……即，邏輯性、數學和物理學等學科所研究的問題基本上和觀察者的社會地位無關，實際上也與歷史變化無關……但社會科學則不具有這種優勢。……對社會科學的發現不僅可以用質疑所有媒體的基礎的方法進行質疑，而且可以質疑它們緊緊反映了作者的階級屬性」。另一方面，經濟學正是採用奈特所講的上述第二種解釋原則——實際的慾望——來解釋實際問題，而這「也許是三種之中最為脆弱的。任何慾望的『絕對性』都值得懷疑，我們懷疑是否存在這樣一種慾望，它的完成不需要改變意義和價值的系統」；實際上，也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對自己的科學任務變化並不滿意，而屈從於公共責任的要求和為國家、為時代服務的慾望，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把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個人的政見和政策主張——包括直至心靈追求的整個道德人格都帶進了他們的工作」。
當然，儘管流行的觀點往往把意識形態視為偏見的根源，認為它會「導致某些不正當行為，研究者會為了使事實或來自事實的推論符合某種理想或利益而不惜對它們進行歪曲」，但是，正如熊彼特指出的，「這種不當行為和研究者展開論證的『價值前提』或辯護本身並沒有必然聯繫」，而且，「辯護並不意味著欺騙」；即使研究者的思想中存在先入之見的意識形態，但這種「意識形態（也）並不就是謊言，它們是以個人對它所見的所有事物的真實陳述」，更不要說，「每個其他的社會群體都（會）發展出一套保護性的意識形態，假如這些意識形態不是真誠的，那就什麼也不是」。事實上，任何經濟學的政策含義都不是像工程學結論的含義那樣是客觀的，相反，任何政策建議都是技術推演的結果與價值判斷或偏好的結合；因此，經濟學本身根本離不開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的考慮，經濟學家個人的價值立場和特定的價值信念都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經濟學的研究。特別是，儘管經濟學是研究人的理性行為的，但是，一個具體社會關係的理性行為本身就受到其道德規範的限制，因而任何經濟行為的有效性都不是孤立的，相反，它必然會涉及到整個社會倫理的影響；例如，豪斯曼和麥克佛森就指出，「雖然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是研究某類社會現象的『實證』科學，經濟學卻是建立在理性的規範理論基礎上的學問，且和政策制定有著特殊的關係」。
由此可見，經濟學本身具有這樣的雙重特徵：一方面，經濟學所研究對象——經濟現象——本身就是人類行為的產物，而不是外在於認知主體的，因而主體對經濟現象的認知也不是脫離自身的經驗和感覺的，即經濟學學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另一方面，人們對社會現象進行探究並不是像自然科學那樣僅僅是應用不可變更的原理，相反是試圖對不合理的現狀進行改造以促進人類社會更為良性地發展，從而社會科學的研究本身具有強烈的規範性。也就是說，社會科學以及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之理論探索本身就充滿了主觀性和規範性：主觀性體現了個體的私人知識和傳承的社會習慣，規範性體現了個體的社會關懷和立場視角；因此，經濟學不但不能滿足邏輯實證主義所要求的那種科學標準，也根本達不到自然科學的「科學」高度。實際上，儘管主流經濟學強調客觀和科學，但正如麥克洛斯基指出的，「經濟學家很少遵循他們確立的方法論原則，很多冠冕堂皇的方法論並不是經濟學家科學信念的基礎」；相反，他們往往「是在更寬泛的基礎上討論問題的。他們的真正的、日常的修辭方法，他們在頭腦里和研討室里論辯的方式，與官方的修辭學大為不同」。
也正是由於具有不同於自然科學的學科特質，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應該與自然科學存在很大的不同：它必須考慮人的主觀因素。事實上，儘管主流經濟學模仿物理學和生物學而採用所謂最大化的極值策略，但是，正如羅森伯格指出的，「經濟學家對極值理論的痴情，在經濟學與物理學和進化論的反差面前顯得蒼白無力。只要極值策略研究綱領在經濟學領域內取得哪怕是一丁點兒它在別的領域內取得的巨大成就，經濟學家實際上就大有理由堅持這個研究綱領，但是，200年來在這個方向上的工作，既沒有產生如物理學家發現新行星那樣的新發現，也沒有產生像牛頓力學指導下的控制機械運動的機器那樣的新技術。經濟學家在其領域內也並未取得可以匹敵生物學對『大進化』及其內在的適應和遺傳機制的理解那樣的深刻洞見。經濟理論沒有能夠取得和其他領域內的極值理論的應用相媲美的成就。」同樣，愛因斯坦也強調，「天文學同經濟學好象並沒有什麼根本的方法論上的差別：這兩個領域裡的科學家都企圖發現對一類範圍有限的現象普遍適用的規律，儘可能地弄清楚這些現象的相互關係。但實際上，這種方法論上的差別還是存在的。在經濟領域裡，由於所觀察到的經濟現象時常要受到許多很難分別開來估計的因素的影響，使得要發現普遍規律就很困難了。此外，從人類歷史上所謂文明時期開始以來所積累下來的經驗—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決不是完全由經濟性質的原因所影響和制約的。比如，歷史上多數大國都靠征服別的國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經濟上自封為被征服國家的特權階級。他們奪取土地所有權的壟斷，並且從自己的隊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會的階級分化成為永久的制度，並且創立一套社會倫理準則，從此以後人民在他們的社會行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覺地遵守著這套準則」。
其實，主流的實證經濟學家往往把自己打扮成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家，並從19世紀的物理學中抽象出了現代主義的「科學方法」信條：（1）科學的目標在於預測與控制，（2）只有可觀察的推論才能決定一個理論的真偽，（3）可觀察性要求客觀的、可重複的實驗，（4）當且僅當一個理論的經驗內容被證明是虛假時，這一理論才能被認為是假的，（5）應該珍視可觀察性，主觀的「觀察」或內省不是知識，（6）開爾文（Kelvin）的箴言，當你不能用數字表達某事物時，你的知識還是貧乏的，不能令人滿意的，（7）把科學推理與非科學推理、實證的與規範的區分開來正是方法論的任務。但顯然，這種「標準觀點」只不過是邏輯實證主義、行為主義和假說-演繹科學模型的大雜燴，因而只有很少的當代哲學家相信這些命題中的半數，而越來越多的主要的少數哲學家則根本不相信這些東西。事實上，儘管啟蒙運動之後，西方自然科學界逐漸採用了笛卡爾和孔德等發展的邏輯實證主義研究路線，它認為「只有無可懷疑者才是真實的」，波普爾、庫恩和拉卡托斯等也繼承了笛卡爾式的懷疑原則；但是，自杜威、維特根斯坦對笛卡爾的懷疑主義研究綱領提出評判開始，在整個20世紀下半葉對這種狹隘綱領的反思已經席捲了整個西方學術界，其中代表性人物有圖爾敏、費耶阿本德、羅蒂、波蘭尼、佩雷爾曼等人。
不過，儘管「作為一種科學或經濟學的方法論，現代主義可以說錯誤百出」，但是，自J.N.凱恩斯在《政治經濟學的範圍和方法》一書中區分了實證經濟學和規範經濟學，並把政治經濟學定義為一門獨立的實證科學以來，經過哈奇森、弗里德曼等人努力，經濟學就逐漸被認為是一門研究「是什麼」客觀科學，而且，迄今為止實證主義的地位在經濟學依然堅如磐石。究其原因在於，「儘管有些經濟學家有哲學傾向，但經濟學家閱讀的專業哲學數量，大概就像哲學家閱讀的專業經濟學作出一樣，深為有限。因此，毫不奇怪，現代主義衰落的消息並沒有傳到所有人的耳朵里」。而且，儘管已有由一些經濟學流派如奧地利學派、制度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都對實證主義作為經濟學基礎的某些部分作了批判，即使屬於主流陣營的奈特也對開爾文的箴言評論說，「是的，而且當你能夠用數字表達他時，你得知識仍是貧乏的，不能令人滿意的」；但是，主流經濟學家依舊像有戀屍癖一樣堅持實證主義，充滿了對經濟學科學性和客觀性的臆想。
當然，這種科學主義方法論與芝加哥學派具有密切關係，弗里德曼的《實證主義方法論》以及貝克爾和斯蒂格勒的文章都為芝加哥學派定下了基調，而它的後繼者們則作了更為極端的解釋，並且隨著芝加哥學派地位的提高而成為整個經濟學的主流，這可以從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數中以見一斑；所以，麥克洛斯基感慨地說，「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一個在大多數方面讓其他經濟學家頭痛不已的經濟學流派，居然在官方方法論方面得到了大家的贊同：弗里德曼方法論的一個弱化版本，居然成為大多數經濟學家的智力裝備之一——對他們來說，弗里德曼式的論證幾乎可以不經大腦，衝口而出」。芝加哥學派在中國當前學術界尤其受到青睞，因而弗里德曼的邏輯實證主義更是受到幾無任何批判的選播和應用；正因如此，韋森感慨地說，「世界上絕大多數經濟學人很少有時間去回顧並審視一下從近代啟蒙運動的科學精神到孔德的原初實證論、再到卡爾納普新實證主義的演變歷史和潛在的問題，很少有人去花時間閱讀從20世紀30年代的維也納小組的邏輯實證主義到卡爾·波普爾的科學發現的邏輯，到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理論，再到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的方面的哲學文獻，更沒有多少人去啃讀從皮爾斯、詹姆斯、杜威這些早期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的著作到當代美國新實用主義的大哲學家奎因和戴維森的深邃艱深的理論文獻了」。
總之，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理論根本上體現在其強有力的思辨性上，邏輯實證主義希望把科學理論和「無意義的」形而上學分離開來也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這不僅是因為以實證主義方法處理理論與觀察間的關係問題往往困難重重，而且因為任何理論的發展首先需要經受得起邏輯一致性的檢驗，譬如，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一般均衡理論——那個被任何客觀差的事實支持嗎？事實上，儘管主流經濟學強調實證的客觀性，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客觀的」的數據收集和分析，也沒有任何不涉及價值觀的和不以政策建議為目的的「科學」的理論建構；相反，只有存在一定的理念和價值觀，才可以提出相對應的政策主張，因為任何政策都涉及到利益分配，都涉及到人類的社會關係和價值理念。因此，麥克洛斯基強調，「如果一絲不苟地按照它（現代主義方法論）要求的去做，那就會狹隘到荒謬的程度。……如果經濟學家（或物理學家）把它們局限在經濟學（或物理學）的命題範圍內，嚴格地按照現代主義的步驟行事，他們會發現自己沒有什麼可說的東西了……現代主義承諾，知識應當是確定無疑的，獨立於形而上學、道德律和個人信念的；其實，它帶給我們的是一套科學家們的形而上學、道德律和個人信念，只不過改了名字叫做『科學方法』而已」。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正因為科學本身就不可是客觀的，因而理論的發展往往都不是建立在結論被證實的精度上，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和學派演變就證明了這一點。麥克洛斯基就指出，「如果按照現代主義科學方法論規定的那套原則，經濟學中就根本不會有凱恩斯革命這回事。直到20世紀50年代早期，凱恩斯主義的洞見仍然不能轉化為統計命題來表述，然而這時大批的年輕經濟學家已經接受了凱恩斯主義。儘管在統計檢驗中屢戰屢敗，但流動性陷阱和投資的加速數模型仍然被當作科學的常規事實，進入了經濟系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現在主義的方法論可以在1936年就把這一切結束掉：在凱恩斯的理論中，客觀的、可檢驗的、可控制的證據在哪兒呢？」同樣，「如果按照現代主義的方法論行事，那麼貨幣主義的反革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儘管到了20世紀60年代，現代主義方法論已經有力地影響了經濟學家，特別是貨幣主義者，他們是最激烈地為現代主義辯護的。但是，實際上，貨幣主義的實驗非常粗糙，著作又很冗長，但他們卻因為這些取得了勝利……在這場（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的）爭論中，貨幣主義真正說服人們的，完全在於他們書本的巨大篇幅——它包含了豐富而機智的論證，儘管多數論證都和主要論題無關」。特別是，弗里德曼的「假設不相關」理論認為，理論越精緻就越遠離真實世界，那麼，這種理論有什麼意義嗎？也正因如此，科蘭德強調，在實證經濟學和應用政策經濟學之間應該有個清楚的界限，當我們把經濟學理論應用於具體社會實踐時不能簡單地利用實證分析的結果，而是要把「實證經濟學理論的認識轉化成能夠實現社會目標的真實世界的政策，並考慮到真實世界的制度因素，以及政策的社會學和政治學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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