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父子：赤子的世界

　　你是我的一面鏡子

傅雷本想讓兒子學畫，但他對丹青沒有興趣。「傅聰3歲至4歲之間，站在小凳上，頭剛好伸到和我的書桌一樣高的時候，就愛聽古典音樂。只要收音機或唱機上放送西洋樂曲，不論是聲樂是器樂，也不論是哪一樂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靜靜地聽著，時間久了也不會吵鬧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裡想，不管他將來學哪一科，能有一藝術園地耕種，他一輩子受用不盡。我是存了這種心，才在他7歲半，進小學四年級的秋天，讓他開始學鋼琴的。」

上世紀40年代初，樓適夷（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於上海初識傅雷。他對老友教子方法不以為然：

「爸爸打得我真痛啊。」1979年，傅聰從英國首次回國，與父母好友錢鍾書夫婦追憶往事時說。兒時練琴，他邊彈奏邊偷看《水滸》。父親在三樓從琴聲察覺出異樣，下樓一聲暴吼，「像李逵大喝一樣，嚇得人魂飛魄散。」5歲時，他在客廳寫字，父親在吃花生。不知何事父親火了，順手掄過來蚊香盤，擊中他的鼻樑，頓時血流如注。

「父親說兒子是一面鏡子。我倒覺得父親是我的鏡子。」90年代，他對「傅譯」研究者、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金聖華如此感嘆。1954年初，他赴京準備留學波蘭。父親在信里懺悔：「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溫了一遍。可憐的孩子，怎麼你的童年會跟我的那麼相似呢？」

鏡中，映出父親的《自述》：「我於1908年3月生於浦東南匯縣漁潭鄉，家庭是地主成分。4歲喪父，父在辛亥革命時為土豪劣紳所害，入獄3月，出獄後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鬱而死，年僅24。我的二弟一妹，均以母親出外奔走，家中無人照顧而死。母氏早年守寡（亦24歲），常以報仇為訓。因她常年悲憤，以淚洗面；對我又督教極嚴，16歲尚夏楚不離身，故我童年只見愁容，不聞笑聲。

為什麼對創作望而卻步

（略）

我的父親母親

當初，父親想出國，祖母不答應。父親素來敬重姑母傅儀，表兄顧侖布曾在法勤工儉學，在他倆勸說下，祖母終於同意，但有一條，留學前，兒子要和朱梅馥訂婚。

朱梅馥畢業於晏摩氏女中，家住南匯縣城西門，與傅母娘家毗鄰，其祖姑母又與傅家是遠親。她與傅雷從小認識。因生於陰曆正月十五，這位「幾乎中國一切標準美德集結一身」的女子原名「梅福」。婚後，傅雷嫌名偏俗，改為「梅馥」，又取歌德名著《浮士德》里心儀女子之名，在家喚她「瑪格麗特」，她則稱他「老傅」。楊絳打趣道，「那是『老傅』還是『老虎』，因為據他們的鄉音，『傅』和『虎』沒有分別，而我覺得傅雷在家有點老虎似的。」

「她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驚人的溫柔，成天忙於燒飯、洗衣、帶孩子；還替他查字典、翻書、抄稿、寫信，忍受著他有時極不近情理又沒有來由的慍怒。傅雷偶然同幾個朋友打兩圈小牌，打一兩次回力球，夫人靜觀，不敢多口。他輸了卻怪夫人不替他當好參謀，大叫一通，嚇得孩子們不敢吭聲。但等怒火一過，他又向夫人反覆道歉，表現得格外真誠。於是梅馥一笑置之。」劉海粟回憶。

劉海粟說，有位巴黎小姐瑪德琳，一頭金髮，皮膚白皙，眼珠像地中海的海水一樣蔚藍。她很會畫幾筆，也能彈鋼琴，思想不是太深刻，卻酷愛探討藝術，和傅雷一談話，就像賽納河中的流水聲一樣喁喁不絕。傅雷給母親寫下辭婚長信，「看完信後，我一夜不能入睡。第一，巴黎的戀愛並沒有經過什麼考驗；第二，照傅雷的做法，對老太太和梅馥姑娘都是沉重的打擊，我最後決定：把信揣在懷中不寄。」一天，傅雷手握一支槍，氣沖沖走了進來。他面色蒼灰，「瑪德琳好像有了男朋友，她變了！」

「他一再努力都失敗之後，對我說，我是自找苦吃，誰也不怨，捫心自問，沒有對不起瑪德琳的地方，我之所以想自殺，是因為上次的信給母親的打擊太重了。當時太糊塗，如果表妹尋死，老人家活得成么？如果你死了，你母親不是更痛苦么？我把揣在懷中未寄的信退還給他，他感動得流下了淚水。」

1931年秋，他們乘香楠沙號回國，抵滬時適逢「九·一八」事變。次年1月，傅雷與朱梅馥在上海完婚。

「我阿姨過世多年。她年輕時長得好美，到老都很美。聽我母親說，那時候，傅伯伯非要阿姨坐在他的身旁，他才能安心翻譯。如果沒有她，他就關在書房大發脾氣。傅媽媽在外怎樣勸他都不行。他甚至宣稱，要用鋼筆戳自己的喉嚨，把傅媽媽嚇得不輕。為這事，我舅舅還找他理論過。阿姨活著時，不好意思說上一代人的感情。但每次談到傅伯伯，她的表情就很甜蜜，臉上掛滿陽光，手捂在心口，一副陶醉的模樣。傅聰來香港演出，與我阿姨也特別親昵。我想他很愛這位長輩，大概也是因為她是他父親愛過的人吧。」66歲的香港影星蕭芳芳回憶。

她的母親成家和，是傅雷在上海美專時的學生、劉海粟的第三任妻子，後改嫁她的父親。她的阿姨成家榴，曾是一名女高音。「成家和開朗潑辣，在美專是學生會主席。」傅敏微笑著說，小時候家中來客，他躺在地上賴皮，她厲聲喝道：滾起來，小赤佬。她是他和哥哥的「好姆媽」，而成家榴是他倆的「好爹爹」。

傅敏的妻子回憶，「以前我還對傅敏說，沒想到你父親挺浪漫。見到她才明白，她的氣質做派，讓人不由自主愛慕。她極具才情意趣，與母親是兩種類型的女性，一個外放，一個內向。我相信父親和她之間，一定是品味高雅的交流。而母親——不單單是溫柔的妻子、孩子們慈愛的母親、沙龍里的漂亮夫人，她有菩薩心腸。」

傅敏形容母親的愛「包容浩蕩」。當年，成家榴不在，父親找不到靈感與激情。每當這時，母親便暗地打電話：家榴，你快來吧，老傅需要你。她還對丈夫給對方寫情書克制隱忍，這些信成家榴珍藏至死。她向傅聰坦言，你父親是愛我的，可你媽媽人太好了，我不得不離開。

「那時你5歲，弟弟2歲，我內心的鬥爭是劇烈的，為了怨恨，不能忍受，我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我再三考慮，覺得不是那麼簡單，我走了孩子要吃苦，我不應該那麼忍心、自私，為了一個『我』而犧牲了你們的幸福。我終於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下來。反過來想一想，要是你爸爸當時也只為了眼前的幸福而不顧一切，那麼，今天還有你們嗎？還有我們這個美滿的家庭嗎？」

「我對你爸爸性情脾氣委曲求全，逆來順受，都是有原則的，因為我太了解他，他一貫秉性乖戾，嫉惡如仇，是有根源的。……孤軍奮鬥，愛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舊傳統和殺人不見血的舊禮教，為人正直不苟，對事業忠心耿耿，我愛他，我原諒他。為家庭的幸福，兒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業成就，放棄小我，顧全大局。」

「你有沒有注意，到後期，她的字跡都與傅雷相像？」望著朱梅馥的書信，金聖華問我。

哥哥繼承了父親的剛烈感性

傅聰9歲時，傅雷的好友，男中音歌唱家林俊卿將他介紹給自己的老師，前上海交響樂隊創辦人、義大利鋼琴家梅百器，他是19世紀大鋼琴家李斯特的再傳弟子。

「百器一聽我彈琴就說，這孩子是個可造之材，不過第一要先學技術。然後把一枚銅板放到我手背上，練琴時銅板不準掉下來。」「他的嚴厲，減少我對音樂的自然反應。」在外多年，傅聰感覺仍沒將放在手背、練習平衡的銅板放下——「有時他問我放鬆了沒有，為了避免嚴厲的責備，我就說放鬆了，其實一點也沒放鬆，相反，緊張極了，手很僵硬，這就養成了一種很壞的習慣。」

1946年8月，梅百器逝世。此後，「傅聰換了幾個教師，沒遇到合適的；教師們也覺得他是個問題兒童。……我便要他改受正規教育，讓他以同等學歷考入高中。」

彼時傅聰極叛逆，他不願練琴，憤懣反抗父親，「甚至於要出人命」。他還想跑去蘇北革命，「學費交給別人作盤纏。人家走了，他沒走」。傅敏說，相對性格沉穩的自己，哥哥更多繼承父親的剛烈感性。

1931年10月中旬，劉海粟邀傅雷在上海美專擔任校長辦公室秘書主任，兼授美術史和法文。

2000年，簡繁出版《滄海》一書。書中記載，劉海粟秘書柯文輝對他說，為劉立傳查閱資料時，「讀到一段小故事，說有一次老先生約張弦去家裡，打開一本宋朝畫馬名家李公麟的畫冊，請張弦臨摹一幅給他看。張弦把畫臨好了，老先生很滿意，就留他下來吃飯。第二天又約張弦臨了一幅，留他吃了一頓飯。完了，他在張弦臨的兩幅畫上題了『海粟擬李龍眠』，算是他的作品了。張弦工作了兩天，就是吃了兩頓飯，一分錢的報酬也沒拿到。張弦和傅雷是莫逆之交，傅雷自然知道這件事。」

張弦收入微薄，傅雷幾次向劉海粟要求為其加薪，未果。「劉海粟對我個人極好，但待別人刻薄，辦學純是商店作風，我非常看不慣，故母一死即辭職。」

1936年8月19日，傅雷夫婦在鄉下收到畫家劉抗來信，方知與張弦告別不到兩月，張「遽爾身染沉痾」。第二天噩耗傳來，「悲慟之情，難以言喻」。他致信劉海粟，「把張弦的死訊在報上登一新聞，讓他數年來的桃李得悉；籌備一個遺作展覽會；設法替他賣掉些作品，所得的款作為他遺孤的教育費；設法叫博物館購藏他的一張作品。」「但信去後亦迄無迴音，甚為詫怪！」1937年，他在張弦老同學籌辦展會上，大罵劉海粟，公開與他決裂。

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國土上

「東不至黃浦江，北不至白渡橋，避免向日本憲兵行禮，亦是鴕鳥辦法。」抗戰8年，傅雷索性閉門不出。賣地成為一家生活的主要收入來源。

妻舅朱人秀是老地下黨，在其引導下，家中兩兄弟相繼入黨。他們的子女說，傅雷死後，他們曾問長輩，伯父會不會有事？得到的答覆是：沒關係，是上面派他接近傅雷的。朱人秀告訴傳記作家葉永烈，當年傅雷「受右翼朋友影響」，不懂黨的政策，一聽到蘇區搞土改，鬥地主分田地，便賣掉家鄉剩餘土地，典當私宅，攜全家去往昆明。他本想借西南一隅觀察局勢，可還是去了香港。在香港，很多人遊說傅雷就此安頓下來。但他作出決擇，「我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國土上。」

你們的意志終於抬頭了

全家遷居昆明時，傅聰考入當地的粵秀中學。因父子頻發衝突，去香港時，父母只帶走傅敏，將他託付給朋友照管。15歲，他自行考入雲南大學外文系，琴藝停滯不前，偶爾為合唱隊擔任伴奏。朋友們可惜他浪子般虛度光陰，1951年夏，幫他在教堂里開辦個演，他照著《101首世界名曲集》逐一彈奏。傅雷跟樓適夷說，「你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把帽子脫下翻過來，大家幫幫忙，這孩子就是這樣回上海來了。」

1953年正月，父子再起爭執。傅聰根據自身音樂感受，認為貝多芬《第十小提琴奏鳴典》要比父親肯定的第九首《「克勒策」奏鳴曲》重要。兒子的頂撞，讓傅雷勃然大怒：「狂妄，你才看過多少書？」傅聰倔強地離家出走，住進小提琴家毛楚恩家中。在毛家，沒有父親的監督，他依舊每天早起練琴，未曾鬆懈。一個月後，傅雷因姑父去世，感喟人生無常，讓家人接回已在想家的傅聰。

「傅聰17歲，我才肯定他可以專攻音樂；因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時，就是酷暑天氣，衣褲盡濕，也不稍休；而他對音樂的理解也顯出有獨到之處。除了琴，那個時期他還另跟老師念英國文學，自己閱讀不少政治理論的書籍。」傅雷洞悉，兒子的藝術心靈已步入成熟期，「自幼培養的獨立思考與注重邏輯的習慣，終於起了作用，使他後來雖無良師指導，也能夠很有自信的單獨摸索，而居然不曾誤入歧途——這一點直到他在羅馬尼亞比賽有了成績，我才得到證實，放了心。」

1952年底至1953年1月，紀念貝多芬逝世125周年，傅聰首次登台，在蘭心劇院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奏貝多芬第五鋼琴協奏曲。不久，北京派員來到上海，為羅馬尼亞「第四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賽」選拔琴手，有人舉薦了傅聰。聞知兒子要與上海音樂學院學生競爭赴賽名額，傅雷致信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夏衍。

「大意是，聽說音樂學院不太服氣，不能怪他們。學生們因參與政治運動，致使練琴不夠。可傅聰待在家中，時間要比他們充裕。如果只有一個參賽名額，不用考慮傅聰。」傅敏回憶。結果，傅聰與電影導演史東山之子、來自上海音樂學院的史大正入選。

1953年夏，在中國青年代表團四百多人中，傅聰、周廣仁、史大正分在獨奏組。「學院很多人崇拜史大正，他人又好。起初，認為他比傅聰彈得好。」中央樂團老宿舍樓里，曾任大提琴首席的馬育弟說。青年文工團團長、時任任文化部藝術局局長周巍峙曾向他透露，傅聰參賽以及調入中央樂團，讓自己與中央樂團團長李凌背負壓力。學院中人議論，這個「上海小開」是社會中人，不具學歷資格。「好在他拿獎，一塊石頭才算落地。」

1953年8月16日，新華社發布電訊，傅聰榮獲鋼琴獨奏三等獎。他將銅牌忿忿摔在地上。一位評委預言，他雖未拿金牌，但將會了不起，此人對肖邦理解非同一般。聯歡節後，他作為中國藝術代表團成員去東歐訪問演出。在波蘭，他彈奏了大量肖邦作品，引起轟動。

「波蘭文化部一個老太太非常喜歡傅聰，她是他留學的關鍵人物。」梅百器另一個弟子、鋼琴家周廣仁說，當年波蘭總統貝魯特向團長周巍峙正式提出，邀請傅聰留學波蘭，並參加「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

在波蘭，傅聰得到克拉科夫音樂學院創始人傑維茨基的指導。「傑老師」被譽為肖邦權威，也是「肖邦國際鋼琴比賽」評委之一。74歲的他精力旺盛，喜歡站著授課，遇上音樂慷慨激昂，會吼叫高唱。但在藝術表現上，他卻反對絲毫的誇張。傅聰記得剛到波蘭，老師從他琴聲中聽出，「聰啊，你的心裡有一頭猛虎，你得好好控制住。」

1955年2月22日，「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揭幕。場外傅雷密切關注名單上每個選手。「除非洲來的以外，沒有一人的學歷像你這樣可憐的——換句話說，跟到名師只有六七個月的競選人，你是獨一無二的例外！」

第一場比賽，他因練琴時用力過猛，手指受傷，排到最後一天。「那是最吃虧的：因為評判員聽了10天從早到晚的肖邦；那一天輪到我，原定中午12點。在我前面還有3人上台，從10點開始的。我10點半去，不料前面3人不是手痛就是病，都不能彈。我一到，催場的人就說馬上得出台，我手也冷，心理準備毫無，但我並沒有慌。」

進入第二輪，他明顯得心應手。到第三局，選手們從74名淘汰得只剩下20名……3月20日獲獎名單宣布，傅聰名列第三，還榮獲惟一的「瑪祖卡」最佳獎。當晚5點多，傅雷夫婦接到馬思聰夫人從北京打來的報喜電話。

「東方升起一顆星，這麼光明，這麼純凈，這麼深邃；替新中國創造了一個輝煌的世界紀錄！我做父親的一向低估了你，你把我的錯誤用你的才具與苦功給點破了，我真高興，我真驕傲，能夠有這麼一個兒子把我錯誤的估計全部推翻！」傅雷的興奮溢於言表，此前他曾寫信給周巍峙，不願傅聰參賽。

「從錄音中清清楚楚感覺到你一切都成熟多了，尤其是我盼望了多少年的——你的意志，終於抬頭了。我真高興，這一點我看得比什麼都重。」傅雷欣慰地說。

不經意間，傅敏的意志也在抬頭。從香港回來，傅家租住宋奇家在江蘇路的宅府。他偶然發現以前的猶太租客遺留下的一把小提琴。宋母將琴轉送給他，他也去請雷垣教琴，還向中央樂團小提琴家韋賢章求教，又跟隨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主任陳又新苦學兩三年。聽到他想報考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傅雷斷然搖頭：「不行！」

直升華東師大一附中高中部，傅敏依然心結難平。傅聰來信鼓勵他停學。父親傅雷則自有一番道理：「第一，在家不能單學小提琴，他的語文根底太差。我自己太忙，不能兼顧；第二，他至此為止在提琴方面的表現只能說中等，在家專學二三年後是否有發展可能毫無把握；第三，敏的看譜能力不強，夜長夢多，對鋼琴，更渺茫；第四，截至目前為止，敏根底最好的還是自然科學與教學，至少這是在學校里有系統的訓練的；不比語文、文史的教學毫無方法。倘等高中畢業以後再酌量情形決定，則進退自如。倘目前即輟學，假如過了兩年，提琴無甚希望，再要回頭重讀正規學校，困難就多了。」

「你是塊教書的料。」傅敏哭鬧時，父親平靜地說。他現在心服口服：「教師的起碼素質是，認真仔細。生活、學習井井有條。他對我平日觀察，我就是這麼一個人。」

1956年7月，傅敏高中畢業。他的第一志願是北大外國文學系，如果不能成為小提琴家，就要做父親那樣的翻譯家。校方見他家庭教育素質全面，力勸他報考外交學院。傅雷並無異議，畢竟這所學院不是誰都能進的。

3年後，外交學院卻將傅敏以「預備師資」之名，送往北京外國語學院，只是檔案關係還屬於學院。他心知肚明，外交家之夢破碎，因為父親劃右，哥哥出走。

沒有廉價的檢討

「蟄伏滬瀆忽忽又已半載，苟全生命，乏善足陳，方今諸子百家皆遭罷黜，筆墨生涯更易致禍，懍懍危悚，不知何以自處。」早在1950年6月，傅雷便向畫家黃賓虹發出危言。

傅聰稱父親走出書齋是1954年、1955年，「他到社會上去，看到整個國家轟轟烈烈的建設景象，深受感動，又說看了許多解放戰爭、革命戰爭時的小說，補了課，他感到以前『不能夠只問目的不問手段』的認識是書生之見。」

1955年，傅雷出席上海政協第一屆委員會常委委員擴大會議，作為文學、新聞、出版小組副組長與政協代表，遞交7份意見書共18萬字。傅敏記得很清楚，為作好會議發言，父親寫好講稿，讓母親卡住時間，掌握時限練習。「他還特意請人上家中，糾正不標準的普通話。」

當年民主促進會馬敘倫、徐伯昕等領導人邀請他回到民進，他卻堅決回絕：「黨派工作必須內方外圓的人才能勝任；像我這種脾氣急躁、責備求全、處處絕對、毫無涵養功夫的人，加入任何黨派都不能起什麼好作用；還不如簡簡單單做個『人民』，有時倒反能發揮一些力量。」

1957年3月，傅雷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參加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會後，他來到中央樂團看望團長李凌。在那裡，他高贊毛主席講話深得人心，「一定要將會議精神好好傳達國外的傅聰。」

傅雷為兒子手抄《毛主席對<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大會講話》，他顯得興緻勃勃：「此次會議，是黨內會議，黨外人士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毛主席每天分別召見各專業小組的部分代表談話，每晚召各小組召集人向他彙報，性質重要可想而知。……我們黨外人士大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

5月1日，《人民日報》發出整風運動指示，鼓勵「大鳴大放」。一周後，傅雷便發表文章《大家砌的牆大家拆》：「一肚子理學，彷彿普天下的真理，馬克思主義的精華，全在我心手中；一面孔道學，彷彿一舉一動，片言隻語，無不正確；道貌岸然，令人望而卻步：少數黨員的政治優越感就有點這種氣派。一味情虛膽怯，誠惶誠恐，覺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太多的謙遜也不容易叫人放膽親近：某些黨外人士的政治自卑感就給人這種印象。這種印象和那種氣派碰上了，久而久之便在黨群之間糊起一層紙，——相敬如賓；紙變成板，——相安無事；最後變為一堵牆，——相對無言。」

沒過多久，風雲突變。……一時間，「右派」之名如達摩克利斯之劍，令人惶惶不可終日。一批人先後被點名，裡面就有報社總編、傅雷的好友徐鑄成。

7月6日，作為報社社外編委，傅雷在《文匯報》發文《識別右派分子之不易》：「從解放起到去年8月為止，5年半中間，徐只在1950年與我見過兩次面；直到《文匯報》復刊前才又來看過我二次，復刊後又看過我二三次（一次是專談訪蘇觀感）。一向我只感覺到他佩服羅隆基章伯鈞（因為有一次他說民盟中央只此二人能獨立思考），可沒想到他完全受他們指揮，更沒注意他平時問『文匯報該怎麼辦』，其實是真主意，假商量；……直到近十天來報上陸續揭發，我才知道他是有陰謀的，有集團的，以民間報紙花色繁多為名，遂行他辦成一張反社會主義報紙的策略，為資產階級復辟打先鋒。」

我問傅敏，怎麼看待父親這篇文章。他說這恰好說明父親的天真，「按他的話說，我沒想到新中國成立那麼久，還會有右派？1950年以後，他看到國家蒸蒸日上，從疑慮變為信任。徐鑄成找他商量整風，他提出怎樣做才有理有利有節。不想徐卻寫什麼『與傅雷密謀』。」他指的是1957年8月22日，《文匯報》第三版刊載徐鑄成《我的反黨罪行》。文中一節是，「和傅雷密商許多問題」。1960年，統戰部委派徐鑄成再做傅雷「思想工作」。一踏入傅家門，就被朱梅馥推了出去。

「可悲。」傅敏又說到父親的表姐夫裘柱常，也是黃賓虹弟子顧飛之夫。「他翻譯科技性文章，曾讓我父親改得一塌糊塗。批判我父親的頭天晚上，他上家中貌似安慰，我父親這人直筒倒豆。第二天會上，他搞歪曲揭發。兩家再無往來，我父親嘆恨，沒想到幾十年都瞎了眼。」

1957年8月24日，《文匯報》和《解放日報》聯合聲討，《傅聰的成就靠誰？傅雷的鞭子，還是黨的培養》。接著，《文匯報》刊登《市政協大辯論進入高潮，傅雷中間路線思想……受到批判》。8月26日，在《批判錯誤思想 準備反擊右派 談話旁聽側寫》一文中，傅雷違心檢討「自認為是一個有糊塗思想的普通人民，屬於中間分子」。

「雙百」期間，他就知識分子、整風、文藝界、出版界領域，發文12篇。「反右」中，卻重點批判他，說他堅持資產階級民主，反對社會主義民主，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

1958年初，上海作協黨組書記周而復及作協其他黨組成員與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想保傅雷「過關」，為此他們已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疏通。石西民素愛閱讀「傅譯」，他暗示傅雷，檢討不妨將調子再定高點。傅雷斬釘截鐵，沒有廉價的檢討，人格比什麼都重要。

見他不肯低頭，他們讓他的好友柯靈前去說服。柯靈向傅雷剖白眾人苦心，不久便收到傅雷來信，「說開會的結果，他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他強作達觀，說處在這樣的大風浪中，犧牲一個區區傅雷算不了什麼。我像猛然墜入冰窖，從頭頂一直涼到腳心。使我特別難受的是，好像是我把他誘進了陷阱。……我回到上海，找到那位同志，探聽對傅雷問題的處理，葫蘆里賣的究竟是什麼葯。那位同志向來作風明快，此時卻沉吟半晌，只說他也沒有料到是這麼個結果。我意識到他本人大概碰到了一些麻煩，不好多問，這很像是一個謎。」

「文革」後，周而復向傅敏揭穿謎底。當年節骨眼上，一位中央主要負責「反右」的領導來滬，示意上海右派太少。為填充名額，柯慶施將傅雷加了進去。

4月30日下午的批判會上，傅雷被宣告為右派分子。深夜，朱梅馥不見他的身影，憂心忡忡。最後他還是回來了。書齋里，夫婦倆無言對坐。許久，他才開口，如果不是阿敏還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

出走前後

「親愛的敏弟：首先讓我對你道歉，隔了這麼久才給你寫信，我前不久是給你寫了信的，可是我沒有寄，因為我的心情非常壞……我實在需要安心下來，要是老這樣思想鬥爭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藝術更受不了。」1957年11月5日，傅聰在信中向弟弟訴苦。

這年9月，他與留蘇作曲家吳祖強應召回國，在京參加整風運動。因為父親與吳的大哥、戲劇家吳祖光「身份特殊」，他倆被限制在沙灘紅樓文化部招待所內「集中學習」，被命令與親人劃清界限、勇於揭發、虛心接受小組成員的「批評幫助」。中秋節冷冷清清，兩人手捧吳祖強六妹送來的月餅，忐忑惶惑。

「我哥在整風鳴放期間，在波蘭極為踴躍。他給李德倫（知名指揮家）寫信，李德倫熱心將信四處宣揚。北京音樂界原定挨批的學生對象中有他、吳祖強、嚴良堃。等我哥一回，便取代了嚴。」三人寫檢查，上面表示傅聰寫得最好。「他是中文底子好，這兒不見得好。」傅敏指了指腦門。一個月後，周恩來下令，留學生不用反右，讓他們回去吧。傅聰險些不能繼續留學，多虧夏衍保住他。

在京時，傅聰住在馬思聰家，樓適夷代他父母前來探望。閑談中，他高談蘇聯問題、波蘭問題。這位忠誠的老黨員告誡他，作為留學生，不宜談論這些事情。隨後，樓適夷向周巍峙反映他思想活躍，周巍峙又向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轉述。錢俊瑞批評傅聰：「再這樣下去，就把你調回來，叫你下鄉勞動去！」

10月底，傅聰臨走前見傅敏。「飯桌上，我哥向我透露，錢俊瑞跟他談了兩小時。還說周總理特別關照要同他談談，他們已經對他摸過底，說他是一塊大材，要他抱著超過世界水平的雄心，多接觸群眾，將來至少要下去勞動5年。」傅敏說，這話把傅聰嚇壞了。

「我無法理解鋼琴家去勞動以後怎麼辦？難道改行？」回到波蘭，傅聰為此苦惱，他已從母親來信中獲知，「作協批判爸爸的會，一共開了十次，前後作了三次檢討，最後說是進步了，是否算是結束，還不知道。爸爸經過這次考驗，總算有些收穫，就是人家的意見太尖銳了或與事實不符，多少有些難受，神經也緊張，人也瘦了許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頓，這對他最是痛苦，因為心不定。……爸爸這一年來似乎衰老了許多，白髮更多了。」

「我心裡更難過，我也說不出什麼話來，我能說什麼呢？」1958年2月，高教部長楊秀峰去波蘭，單獨找傅聰談話，批評他驕傲，脫離政治。中國同學中有人反映，他出名後，常被邀請出外演出，所以他有收入租房，進出乘坐計程車，過著「資產階級生活」。

這年6月，使館突來指示，要他立刻回國。「傑老師很傷心，他和校長給使館寫了信，希望至少考了畢業再回去，希望到明年2月，使館又找我談，我說我爭取11月以前畢業，使館才同意了。」父親劃右後，傅敏幾次想寫信，都被母親攔住。雖不明就裡，可國內一個勁催促，讓傅聰預感不妙。1958年12月，煎熬中，他決定離開波蘭，去英國。

「傅聰出走，得到一位英國籍音樂教師的幫助。他看到傅聰護照時，說了句至關重要的話，你的護照全歐洲通用。原來，傅聰與我們一般的留學生不同，因為他有時要到波蘭以外的國家演出，所以發給他這樣的護照——這一點，連傅聰自己也未曾注意到。在那位教師幫助下，傅聰悄悄買到了從華沙飛往倫敦的機票，決定出走英國。由於單獨在外居住，他的行動避開了中國留學生的注意。傅聰坐在飛往英國的班機上時，正遇倫敦有霧，班機推遲起飛。這時，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已察覺他的動向，正要採取措施，倫敦上空的霧散了，班機起飛了。他還在空中，外國通訊社便已發出了關於他出走的電訊。他剛剛抵達倫敦機場，外國記者們便包圍了他。他一句話也沒說，鑽進轎車，飛馳而去。」一起留學的史大正回憶。

「他沒想過不回來。只是形勢一天天變化，讓人沒法回來。」艾方惠吁嘆，她是朱梅馥高中同學張原我的女兒。傅聰曾引薦史大正做她的鋼琴教師，她不知道，如果傅聰那時回國，下場會不會與史相似——1955年，史大正的父親史東山自盡。「文革中不讓他彈鋼琴，折磨他每天樓上樓下搬鋼琴。」文革後史大正定居英國，至死未再演奏。

1959年初，好友周煦良來到傅家，說上海作協負責人之一葉以群拿著印有「傅聰出走」的簡報找他，告知一位中央領導明示，各人做事各人當，請傅雷放心。儘管他打好腹稿，盡量婉述，傅雷聽了，還是「頓如霜打雷擊」。

「陳毅同志對夏衍說，應該爭取他回來。只要回來了，沒事。夏衍把我找去，要我把這層意思轉告傅雷。我如實告訴了傅雷，他表示要做好傅聰的工作。」柯靈說。

同時，朱人秀也經常來傅家，「組織要我多關心他。我把黨的方針政策以及外國的形勢講給他聽。」傅雷向他流露，想與長子通信。傅聰到英國後，曾寫回一封長信。半年後，傅雷夫婦才收到此信。他們將信交給朱人秀，由他請示黨組機關。獲批後，1959年國慶，他們寫信給日思夜想的兒子，「孩子：十個月來我的心緒你該想像得到；我也不想千言萬語多說，以免增加你的負擔。你既沒有忘懷祖國，祖國也沒有忘了你，始終給你留著餘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國的大門是永遠向你開著的。」

此時，傅家經濟困窘。1949年以後，和巴金一樣，傅雷純以稿費維生。但劃右後，他已不能出書。「我們請示過中央宣傳部，據指示可以讓傅雷繼續譯書，但新出的必須改名。於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室主任鄭效洵去函，跟傅雷商量改名一事，傅雷回信堅決拒絕改名。」樓適夷告訴葉永烈，那時人文社內部商定，一面請傅雷譯書，支付稿酬。一面把譯稿壓下，待他「摘帽」後出版。

朱梅馥實在忍不住，向傅聰道出隱情：「這兩年來營養之缺乏，非你所能想像，因此百病叢生，神經衰弱，視神經衰退、關節炎、三叉神經痛，各種慢性病接踵而來。他雖然一向體弱，可也不至於此伏彼起地受這麼多折磨。……於是我不得不在1月6日給你的信上明明白白告訴你：像我們這樣的父母，向兒子開口要東西是出於不得已，這一點你應該理解到。爸爸說不是非寄不可，只要回報一聲就行，免得人伸著脖子等。2月9日我又寫道，我看他思想和心理活動都很複雜，每次要你寄食物的單子，他都一再躊躇，彷彿向兒子開口要東西也顧慮重重，並且也怕增加你的負擔。的確，他自己也承認這一方面有複雜的心理，有疙瘩存在，因為他覺得有求於人，即使在骨肉之間也有屈辱之感。」

她還告訴傅聰，即使身心俱損，父親還在為他抄寫6萬字的《希臘的雕塑》。「他知道你對希臘精神的嚮往，但認為你對希臘精神還不明確，他就不厭其煩地想滿足你。因為丹納的《藝術哲學》不知何時出版，他最近竟重理舊稿，把其中講希臘的一個chapter（章），約五萬餘字，每天抽出一部分時間抄錄，預備寄你。爸爸雖是腰酸背痛，眼花流淚（多寫還要頭痛），但是為了你，他什麼都不顧了。前幾天我把舊稿替他整理出來，他自己也嚇了一跳，原來的稿子，字寫得像螞蟻一樣小，不得不用了放大鏡來抄，而且還要仔仔細細地抄，否則就要出錯……」

傅雷則對兒子吐露知識分子的艱辛：電影、戲劇、史學、哲學方面有些錯誤的有毒的作品和理論，陸續受到嚴正的批判。文藝界、音樂家都以本國的、現代的為主；「介紹外國文學當然更要著重批判，不能單單因為是古典名著，就無原則地照搬，對青年發生壞影響。」「巴爾扎克和別的古典作家一樣，他的作品跟我們眼前的情況和要求相距太遠了，考慮了好幾個月，挑不出合適的東西可譯。至於批判，既要對原作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和研究，又要相當的馬列主義修養，兩相結合，才能寫出一篇不犯大錯的譯序：真是談何容易！」

身體禁錮，精神躑躅，令他安慰的是兒子成了朋友。「孩子，你說過我們的信對你有如一面鏡子；其實你的信對我們也是一面鏡子。有些地方你我二人太相像了，有些話就像是我自己說的。平時盼望你的信即因為『薰蕕同臭』，也因為對人生、藝術，周圍可談之人太少。」

1961年9月30日，報上登出「右派」摘帽名單，傅雷也在其中。相對妻子「滿腔愉快的心情」，他認為「本來戴帽子與摘帽子都是他們的事，與他無關」。

訣別

1962年夏，傅敏大學畢業，在家晃悠半年，工作毫無著落。「文革「中，他從大字報上得知，是檔案上的家庭背景令人不敢要他。挖掘他的人是北京女一中女校長楊濱。該中學教導主任讀過傅敏檔案後，回去與楊濱商量，她果斷拍板：這麼好的英語人才，他們不要我要。

「我們知道班裡要來個英文老師，他父親是傅雷。我知道傅雷，我家有本《高老頭》就是他翻譯的。傅老師初到班上，文質彬彬，單純極了。政治討論中我問他，老師，如果敵人把你抓起來，你會不會叛變？他大義凜然地站起身：我堅貞不屈！聽到空軍某位要人去世了，他當場眼淚就流下來了。他從沒拿自己當黑五類子女，也就是說，他對別人的歧視毫無感覺。班上無論多麼蠢笨的孩子，他一視同仁，想方設法誘導他們動腦子。這些笨孩子今天不是當了英語教授，就是出國。當年比我們學校拔尖的女附中與男附中學生，知道有他教英語，都上我們這兒聽課。」傅敏在女一中時的一位女學生向我講述。

愛才的楊濱將兩個俄語班改成英語班，讓傅敏授課。1963年到1966年，學校創辦英語實驗班，又讓他負責。《世界文學》主編陳冰夷曾想將他招入社裡，傅雷婉拒：還是讓他安心教書吧。「假期回家，我跟父親講怎樣教學生，他聽得津津有味。還跟過去一樣，他一個接一個問題啟發我，替我謀劃，我們談到深夜。」傅敏眼裡泛著暖意。

傅聰出走後，曾對媒體立下「三不」原則：不入英國籍，不去台灣，不說不利祖國的話、不做不利祖國的事。1964年，因全世界演出需要簽證，他加入英國籍。傅雷夫婦為此鬱悒很久。偏在此時，傅聰與妻子、小提琴大師梅紐因之女彌拉，有了孩子凌霄。接信後，他們內心五味雜陳。「父親沒多說。他想不通也無能為力。」傅敏說。

1965年10月25日，為境況所逼，傅雷不得不向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求援。由於白內障，信由他口授，妻子執筆。收到信後，石西民致信上海市委照顧傅雷生活和工作。第二年「文革「爆發，石西民自身難保。

傅雷不止一次向錢氏夫婦自比「牆洞里的小老鼠」。他知道自己不善周旋，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有書齋。翻譯是他透望世相、傳遞心聲的途徑，「1949年以後，成為他惟一表達思想的方式」，南京大學外語學院副院長、中國法語教學研究會副會長許鈞說。那時，他已譯完巴爾扎克《幻滅》三部曲，精神上的幻滅也日益加重，「終日為前途渺茫，憂心忡忡，焦灼不堪」。越是如此，越思念遠方的兒子。夫婦倆常常半夜驚醒，百感交集，憂心如焚。

1966年8月12日，凌霄兩歲生日還剩兩天，傅雷不無辛酸，「想像著我們的孫兒在你們的客廳及廚房裡望著我們的照片，從而認識了遠方的爺爺奶奶，這情景，又是多麼叫人感動！儘管如此，對於能否有一天親眼看見他，擁抱他，把他摟在懷裡，我可一點都不抱希望。」

反右時，傅雷曾遭姚文元攻擊。當1965年11月文匯報刊出姚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他深感在劫難逃。

「1966年6月初，《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我就直覺，父親要出事。」傅敏說，七八月間，有人登門命他交出與父親的通信。他說都燒了。為避免書信被人查出，他全部投進馬思聰家的大鐵爐。「那些信里，父親對我談的還是做人，」他握著紙杯的手不停地顫抖。惟有父親為他翻譯的《英語史》作修改的11頁長信，他捨不得，私托朋友保管，最終還是失去了。

8月23日，里弄突擊讀報回來，傅雷與妻子在書房清理舊畫古董。保姆菊娣在屋外聽他說，音樂學院可能要來砸，要砸就讓他們來砸，最多大不了兩條命。

3天後，北京開始大抄家。傅敏忙往家中打電話，電話那邊母親寬慰他，我們都好，你放心。傅聰也從海外艱難打進電話。「姆媽」，「阿聰」，電話兩端，母子剛喚出聲，便哽咽難語。勉強說上話時，電話已掛斷。

「8月27日晚上7點多鐘，我母親、朱人秀、丁濟南醫生等6人來到他家。他把母親存放在他那兒的首飾還給她，其他人事情也處理妥當。大家簡單吃下一點東西，當作告別。他坦蕩地說，這次，他無論如何也不願人格再受侮辱，他要帶著梅馥一起走。我母親深知，他一旦下定決心就不可挽回。但還是力勸，老傅，如果要走，你能不能將梅馥留下？他說，他不能讓她一人活下去受苦。」艾方惠回憶，她父親1949年前曾是外國領事館法律顧問，50年代初被打為反革命，投入監獄。傅雷為之申冤，數次寫信給領導。「『包庇反革命』也是右派罪名之一。到了文革，打倒『地富反壞右』，你說他逃得過嗎？」

8月30日深夜，好友周朝楨納悶傅家燈火通明。走近門口，裡面聲音嘈雜。為探究竟，他按響門鈴。大門打開，朱梅馥站在門裡，與他對視片刻，默默地將門關上。

8月31日下午，朱人秀打電話到傅家。朱梅馥柔和的聲音，換成陌生人的質問。

艾方惠的母親沒有對她隱瞞。此後，她每天騎車在傅家門前溜達。9月3日，傅宅大門貼上了法院封條。母親聽說後告訴她，你不要再去了，他們「走」了。

他們全是騙人的

劉海粟之妻夏伊喬曾向簡繁回憶傅雷與劉海粟最後的一次爭吵。在傅家，她隱約聽到劉海粟在勸說，他們也沒有錯，要我們思想上、行動上都要服從什麼的，傅雷訓斥他，「你劉海粟做人從來不講原則，見風使舵，趨炎附勢，你怎樣討好巴結他們，是你的事情，我不管；但你還跑來替他們做說客，還要我同你一樣投降他們？」

「他說他們全是騙人的！一件一件事情，都是騙人的。」夏伊喬複述道，「他寫信希望他（傅聰）不要再回到我們國內來了，這是一個要上當的布局。」

第二天，花匠前來報訊，傅雷夫婦上吊自殺了。保姆菊娣來到艾家，向張原我母女泣訴了經過。8月30日下午，區房管局先來搜家，晚上7點多離開。11點多，上海音樂學院紅衛兵突然闖進來，領頭者是傅聰的琴友李名強。過去他對傅雷畢恭畢敬，一進門卻喝斥：傅雷，你的問題很嚴重。傅雷當即怒道：你混蛋！

「那是因為傅家保姆只認得我。」在香港，鋼琴家李名強接受了採訪，他現任香港柏斯音樂集團總顧問及該基金會副主席。「抄傅家那天，鋼琴系支部書記打來電話，勒令我領人帶路。鋼琴系的紅衛兵給我戴上袖章。如今一想，他們肯定知道傅家地址，那樣做是為考驗我，能否在政治上劃清界限。我能不去么？誰會願當『反革命』？」

傅雷曾讓妻子照亮手電筒，在花園嘗試嫁接月季。這成為他趁夜深人靜掩埋「變天賬」的「罪證「。紅衛兵掘地三尺，將花草連根拔除。一番折騰，他們在閣樓里喜獲戰鬥成果：一面嵌有蔣介石頭像的小鏡子，一頁登有宋美齡相片的褪色畫報。傅敏說這兩樣是他姨媽在解放前寄存在他家的東西。「別人寄存的東西，我家從來不動。」

9月2日中午1點，紅衛兵們從傅家得意而去。晚飯時，朱梅馥囑咐菊娣，明天少買點小菜。第二天8點多菊娣如常開工，卻不見傅雷夫婦起床。9點多她按捺不住，推開卧室房門，發現床上無人。

首個進入現場的是地段戶籍警左安民。卧室里，鋼窗的橫檔上，傅雷吊在右邊，朱梅馥吊在左邊。他推門勁使大了，一股風吹入，傅雷上吊的繩子斷了，掉落在旁邊藤椅上。繩子是用土布被單撕成長條打成的結。「走」前，老倆口還不忘在地上鋪上棉被。他將朱梅馥解了下來，輕輕放在棉被上。房間內，「一盞很暗的燈還亮在那裡。」

「菊娣說，傅媽媽上吊時曾有失敗，」艾方惠說。由此，她們推斷傅雷先送妻子「走」後，自己才緊步後塵。死畢竟需要勇氣。地上遺落的煙灰，是他內心掙扎的痕迹。

何去何從

「我舅舅催我料理父母后事，可我怎麼回去？」1966年暑假，無頂的中山音樂堂里，紅衛兵們嚴密巡視，老師們正襟危坐。掄起的皮鞭聲，撂地的鐵鏈聲，倉皇的腳步聲，讓傅敏手心後背直冒冷汗。

9月4日傍晚。紅衛兵急促地拍門，「電報」，上面6個字：「父母亡故速歸。」他發愣捏著信。「我發現人很奇怪。悲到極點時，欲哭無淚，欲喊無聲。」過後他才知道，父母被拖著跪在地上輪番批鬥，三天三夜。

同年11月，傅聰從法國友人處知道父母死訊，與弟弟反應近似，他當時念頭是雙親終獲解脫。當天他還有場獨奏音樂會，本想取消，但倘若父親在世，一定不會贊同。演奏前他說，今晚我演奏的節目，都是我父母所喜愛的。

「文革」中，校長楊濱成了「走資派」。失去護佑的傅敏被打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關進學校的牛棚。學生們想去看看他，「但那兒有專人把守」。

父母已死，自己有冤無處訴，這個世界還有什麼可留戀？趁關押他的人帶他上廁所，傅敏去摸廁所里的電門，腳上穿了膠鞋沒成功。第二次他趁上廁所，從窗戶竄出去，下面就是阜城門河，「不會游泳，嗆死算了。」可還是沒如願。他死命朝城門牆撞去，工宣隊拉著血淋淋的他去往北大醫院。手術台上，他們不給他上麻藥，縫針時他一聲不吭，大夫感嘆這人夠堅強。妻子指著他的頭說，那兒落下碗口大的傷疤，從此，他的頭髮都往左邊梳。

從1968年夏到次年春節，「大會小會，各個班級輪著批。冬天渴了沒水喝，我就舔冰坨子。大小便不讓隨便解，我就解在報紙里，放風時拎出去。」他餓得全身浮腫，輪到春節吃餃子，一氣能吃一斤多。放出後，他接受勞動改造挖城牆。1969年下半年，又被攆進幹校。自牛棚出來後，他堅決要調離女一中。1972年，校內一位軍代表同情他，想方設法將他調進七中，「頗費曲折，才重執教鞭」。

1974年，傅敏結婚，妻子在新華社工作，經歷與他極相似：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出身於大資本家家庭，父母在「文革」中自殺，她也曾被打為反革命投入監獄。「她總顯得很憂鬱，」傅的表姐妹說，長輩們不解，傅敏命已夠苦了，怎麼又找了一個苦命人？

婚後兩人生下一女。但同情不能代表雙方誌同道合。1979年，他們前後到英國進修，「1980年，我要回來教書，而她明確要留下。」傅敏嘆口氣，1984年，他與前妻離婚一年以後，女兒也送往英國，「她現在幾乎不會說中文，更別提看祖父的家書。」

父母「走」後兩三年，傅聰與彌拉的婚姻也走向解體。「兩人個性合不攏。女方不想離，但他非要離。我們給他算過，他36歲準會離婚。」艾方惠說，離婚後凌霄跟著母親，「那是一個好孩子。來到父親這裡，不說母親的事。回到母親身邊，也從不說父親的事。」70年代，傅聰又與女鋼琴家卓一龍結合，生下次子凌雲。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傅聰托友人轉達他想回國，杳無音訊。1977年初春，他與妻子驅車在外，忽聽收音機里傳出中央樂團演奏的貝多芬第五交響樂，那是久違20年的樂聲。他淚流滿面，「這麼多年來，朋友留在國內，受了那麼多苦，我卻躲開了。」

傅敏生死未卜，他拜託德國《明鏡》周刊記者Tiziano代為打聽。1978年，Tiziano來到中國，利用外交途徑，找到傅敏外交學院時的同學，此人在外交部禮賓司工作。「同學打電話讓我趕往北京飯店。Tiziano在那裡給我拍照，回去快遞給我哥。我哥看到我的模樣，才知道我還活著。」傅敏說，其後收到哥哥的來信，「想念北京的藍天。」

他將信轉給柯靈。柯靈看後給上海機關部門寫去長信，無果。這時，香港《新晚報》約他撰文《憶傅雷》，文章寫好後交給巴金看過，在《新晚報》與北京《文藝報》上刊發。傅雷彼時尚未平反，文章在港引起反響。

1978年底，吳祖強作為中央音樂學院領導小組副組長，率領一批音樂家赴英國與羅馬尼亞考察。出國前，「領導上就對傅聰問題作了研究」。到英國後，他直奔傅聰家，不想傅聰正在瑞士演出，他只好向門縫中塞信留言。

一天晚上，吳祖強回到下榻飯店，接到傅聰電話。半小時後，傅聰帶著一包花生一瓶酒趕到，「穿著中式棉襖，還是過去那樣子。那天晚上，我們一口氣談了一個多小時。」與大使館協商後，吳祖強帶隊「破例」赴傅聰獨奏音樂會。加演時，傅聰特意演奏了賀綠汀的《牧童短笛》。

見他熱切盼望回國，吳祖強問他，「可否給鄧小平同志寫一封信」。「他告訴我，那封信翻來覆去，怎麼也寫不好。……最後，他終於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同志，幾句話，很簡單。內容大致是說，他的弟弟是他惟一的親人，現在國內，他很希望回去看看。」

1978年12月28日，鄧小平在傅聰的信上批示，「傅回國探親或回國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辦理。」次年4月24日，傅敏至廣州，迎接從經香港回國的傅聰。到北京後，傅聰住在和平賓館，傅敏想來同住，未被允許。史大正的妹妹史大里（曾任中國舞協副主席）知道後，與文化部林默涵副部長商量。第二天，傅敏便搬來與哥哥促膝長談。「他才清楚出走以後，家中發生的樁樁件件事情。」

當年，父母的骨灰放在西寶興路火葬場，無人認領。自殺黑五類，死後不準留骨灰。有一女子自稱是他們「乾女兒」，請求取回骨灰。她無錢購賣骨灰盒，從登記本上查到朱人秀的名字及地址，戴著大口罩來到朱家。朱人秀問她姓名，她自稱姓「高」（上海話中，「高」與「江」相近），問她家住哪裡，她遲疑不說。朱人秀不放心，讓外甥陪她同行。她將骨灰盒暫放家中，與朱人秀約好後，又存放到永安公墓。為避人耳目，她在盒上註：傅怒安。

1998年，這名女子發表了《我為什麼保存傅雷的骨灰——致余開偉先生》一文：「我最初的動機就是要寫封信給國務院周恩來，反映下邊老百姓的遭遇，因當時有幾個我有往來的人都走上這自裁的絕路，……為了寫這封信，勢必要了解情況的過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無人領取的事，遂動了一個念頭……」文章署名「江小燕」。90年代初，葉永烈帶著傅敏，在上海大學與她見過一面。這名虔誠的基督徒無論對媒體還是他，低調始終如一。

在永安公墓，由於多年無人祭掃，也沒交管理費，傅雷夫婦的骨灰險些被清理出去。一位善良的管理工將骨灰盒轉至青浦鄉下公墓。1979年2月3日，上海文聯臨時支部發布《關於改正傅雷同志右派問題報告》。4月26日，文聯與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分別舉行「傅雷、朱梅馥」追悼會，為他們平反昭雪。隨後，傅雷的骨灰葬於龍華烈士陵園，朱梅馥因身份不符，未能合葬。傅敏只得將父母的骨灰，暗暗各取一些融入彼此盒中。葬禮當天，張原我只打發兒女前往，自己卻不動身。她對女兒說，假如老傅在，他一定不願死後埋進那裡。

《家書》內外

1985年5月，上海公安部門將傅雷夫婦遺書等物，交還朱人秀。遺書用白布包裹，火漆封住。

「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 首次回國時，傅聰表示對自己的出走，一生負疚。「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當時我是逼上梁山。」

2008年，傅雷誕辰百年巡展在上海舉行。傅聰飽含熱淚，埋頭朝前走，不許任何人跟著。「我理解我哥，他像我父親。他要是回來，我父母自殺只會提前。」傅敏說。

80年代初，《傅雷家書》首版發行，傅聰當時在中央音樂學院講課。排練時，馬育弟注意到他臉色蒼白，黯然沉思。「他那時住在北京飯店。拿到這本書後，半宿無法入睡。他不是個酗酒的人，可是那晚，他喝了一瓶酒。」

1979年5月，傅敏前往英國，住在傅聰家進修英語。走前，樓適夷向兄弟倆表示，父親寫給他們的信極具發表意義。此時，傅敏已將父親的《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部分手稿交給自己的高中同學、上海一家出版社編輯室主任金永華，裡面還夾著一封父親當年寫給他的信。

「我讀了那封僅存的傅雷寫給傅敏的信，很受感動。我認為傅雷的家信極有價值。正巧，追悼會之後，傅敏要去英國探親。我想，傅雷寫給傅聰的許多信件，由於存放在英國傅聰家中，不會受到文革衝擊，一定會完整保存。出於職業的敏感，我相信出版這些家書會很有意義。我對傅敏說，你去英國可以把你父親的書信，複印一份回來，如果上海能夠出，我給你出。如果上海不能出，我可以介紹到香港三聯那裡出。當時傅敏沒有吭聲。」金永華向葉永烈回憶。隨後，他將那封倖存的信件，刊登在上海雜誌《青年一代》上，「可以說是最早發表的傅雷家書」。

1980年夏，傅敏回到北京，七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劉鳳梧親到火車站迎接。傅敏直截了當提出：第一，出國前，他已是校外語教研組組長，回來後，他不想再當任何「長」；第二，準備離婚，沒房，申請住在校內。「我要騰出精力，一邊教課，一邊編家書。」

那年深秋，三聯書店著名出版人范用突然到訪。「他是受樓伯伯推薦，才來找我的。當時，就談妥由三聯出版此書。那時候，稿子還處於雛形階段。以後幾個月才有三聯的老編輯秦人路直接跟我聯繫有關出版事宜。書稿形成後，大約是1981年的春夏之際。」

「出版《家書》遇到阻力。說傅聰是『叛國』，說出版這部書是提倡走白專道路。……幸好，當時我得到了一份胡耀邦同志關於邀請傅聰回國講學問題的批示：……他回來演出，教學，要完全允許他來去自由；不要歧視，不要冷淡……。1980年傅聰回到國內，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對自己過去的出走表示內疚。這可以看作是公開場合的表態。後來種種事實表明傅聰是一個愛國者。這樣，排除了阻力，《傅雷家書》終於在1981年8月出版。」范用說。

馬育弟記得，80年代中期，傅聰有一次回到北京，住在民族飯店。那天正好沒有演出，他們一起吃飯。桌上傅聰說起，父母「走」時他沒哭，他估計會有那樣的結局。但晚上電視里播放戲曲節目，他看到戲裡，一個孩子在四處尋找自己的爸爸。那會兒，他坐在房間里，嚎啕大哭。

我們的根在何處？

「傅聰也老得罪人。」馬育弟說，在國內學院講座時，指導學生彈奏肖邦，他會批評，你這樣彈不對，怎麼能這樣彈？「從不顧慮以往教學生的老師怎麼想。」

1989年春，他與傅聰組織莫扎特室內樂團，在京演出大獲成功。他們本欲在夏季再到深圳劇院首演。這時，傅聰在英國接受了BBC一次採訪，「此後十年不曾回來」。直到1998年，在中央樂團力邀下，他才再次回國演奏。

馬育弟知道傅聰的脾氣。

兒子凌雲問父親，為了巴以戰爭，何至於氣憤至此？「在西方，一般人看來，各打五十大板就算公平了。他就是這個意思。我認為這是基本立場問題。就是站在誰的立場上說話，你究竟同情誰。為這事，我差點將他趕出家門。」傅聰的立場，深受父親影響。他曾向金聖華追憶往事，「那時候，李公朴、聞一多遇難，甘地遭暗殺。父親為這些事曾幾天不吃飯，關起門不見人。媽媽流著眼淚敲著門，老傅啊，不要這樣，吃點東西吧。」

2013年8月中旬，北京王府井一家五星級酒店大廳內，傅凌霄推著行李箱疾步朝我走來。現在他是帝亞吉歐大中華區公共事務及傳播總監。

「我四歲父母就離婚了。這不是令人開心的事，我不太想說。我和母親有許多共同點。我們都是混血兒，她童年時父母也分手了，父親也不在她身邊。她很清楚當音樂家有多苦，尤其我父親與外公都在音樂上很成功，為避免我承受壓力，她沒有鼓勵我學音樂。於是，我走上了屬於我的work path（職業軌道）。」

「至於我父親，我從小沒與他在一起，不像凌雲能與他產生摩擦，他倆各執主見。與弟弟相比，我在這方面稍弱，但我們都缺少耐心，也比較固執。凌雲在倫敦一本學術刊物做管理。我與他見面時，很少談論父親。父親會做飯，但不會開車，不會用手機，不懂上網，更不會發電子郵件，要感謝我的繼母照顧他。他不像其他人的父親，能跟兒子坐下，教導他們如何選擇。我娶了一位中國太太，他很高興，可對我的工作，他卻不太感興趣。記憶深刻的是，1988年，我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他第一次出席我的畢業典禮。還有7歲時，他忽然來到瑞士，到學校看我。他為老師與同學們彈奏鋼琴，大家『哇』地驚呼。我為此驕傲。」

2000年，傅凌霄第三次來中國。在上海，叔叔傅敏帶他去了祖父母的舊屋。「大概在十二三歲時，我聽父親說起，他們怎樣死的。有一次，叔叔給我看資料，講得很含糊。我理解，這對他不是一件容易事。後來，我也讀《傅雷家書》。因為中文不好，沒有讀完。看了信再看祖父的照片，他讓我感到不是很輕鬆。我總覺得，我父親通過他的信雖然學到很多，但也帶給自己沉重的負荷。雖然看過很多描寫文革的書與電影，也知道當時很多中國家庭都有類似的悲劇。但我必須承認，我沒有生活在其中，我不能確定理解祖父母所處的時代背景。」

傅凌霄坦承，他遇到的很多合作夥伴、政府官員，只要知道他祖父是傅雷，「都會讚揚我的祖輩多麼有文化。可有時我很困惑，我不知道怎樣做一個中國人。雖然快五十歲了，我還不知道，我的根在哪裡？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1期，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彭蘇 實習記者 鄭子琳　（限於字數，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