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補與中華民族精神的培育

06-16

　　在中華民族精神的傳統中，儒學一直處於核心的位置。千百年來，經過儒家傳統思想長期培育而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在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起著到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不過，也應看到，儒學對於民族精神的影響力也是有局限性的。儒學藉助權勢大行其道的同時，道家（包括道教）一直伴隨著儒學的發展而發展，兩家相互詰難而又相互補充，共同培育著中華民族精神。

　　儒家和道家是先秦時期諸子百家中並立的兩大學說。儒家思想的主要特點是重人生，其人生哲學是講道德、重進取的現實主義人生觀。「儒家思想以『人』為本，側重於從『人』的角度來觀照人生、社會和自然，重視人的生命意義與價值，宣揚以道德為人生的最高價值。」[1]孔子重視人，認為不論貧富貴賤，人格都是平等的，「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個體人格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在儒家的典籍中，「仁者，人也」（《論語·中庸》）、「仁者，愛人」（《論語·顏淵》）的論述最詳，強調「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從而親仁」（《論語·學而》）是做人的準則。儒家的其他德目如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恭、寬、信、敏、惠等，都是「仁」的內在要求，都是做人的基本規範，都是儒家為人處世的道德標準，都是儒家培養理想人格的價值尺度。儒家所稱譽的「聖賢」、「志士仁人」，就是指恪守道德規範的楷模。基於重道德的人生觀，儒家往往把人格價值、道德價值置於人的生命價值之上。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大丈夫在任何屈辱之下，都要竭力維護人格尊嚴，在生命價值與道德價值發生衝突的時候，寧可「殺身成仁」（《論語·衛靈公》），「捨生取義」（《孟子·告子》），也不苟且偷生。為踐履儒家的道德規範，就是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人生能苦能樂，先人之苦而苦，後人之樂而樂。孟子說：「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寫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些表達儒家道德理念的名言佳句，千百年來為人們世代傳誦。

　　儒家人生哲學求進取、講現實的特點體現為儒家剛毅進取、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基本色調。「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乾》）「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易·坤》）理想的人格應該像天一樣運行強健、自強不息，像大地一樣以深厚的德澤化育萬物。《周易》所追求的這種人格，幾千年來始終成為中華民族追求的理想境界，並經過歷代哲人的發揚光大，已經化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品質，構成民族精神的基石。儒家的進取精神和現實精神是聯繫在一起的，追求的是現實的道德的永恆價值和現實生活中的理想人格。孔子這樣向弟子表述自己的志向：「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孔子鄙視不求進取的人生態度，批評這樣的人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論語·陽貨》）倘若無所事事，只知道飽食終日，白白浪費大好時光，實在是枉為人生一世。人的生命是短暫的，時光有如流水般一去不復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孔子告誡我們：要珍惜時光，要在有限的生命中積極進取，充分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現實人生「任重而道遠」，要積極進取、自強不息。儒家的處世原則是「以和為貴」的「中庸」之道。孔子說:「中庸之謂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宋儒程頤解釋為:「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的解釋更是簡潔:「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馮友蘭先生則用「極高明而道中庸」一句話概括了中庸之道的實質。「中庸」之道是儒家人生哲學中的核心理論，「不偏不倚」、「以和為貴」正是「中庸」之道的「極高明」處。「中庸」之道並非不講原則的一味作老好人，而是「極高明」的處世哲學，是營造和諧的人際關係，創造和諧的人文環境，避免和克服片面性與極端主義的基本原則。而由「仁」引申出「忠恕之道」，則是儒家提倡的做人基本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成為儒家提倡的道德規範的底線。

　　儒家重道德、求進取、講現實的精神，強調在現實世界中養成剛毅進取、自強不息品格，達到理想境界。這一思想特質以其巨大的作用和影響而成為中華文化的主導，由此形成中華民族注重人生修養、貧賤不移、剛毅進取、自強不息、謙恭有禮、不為人先、吃苦耐勞、勤儉持家、求真務實、厚德載物、忠恕之道，利群愛國、樂觀主義、經世致用等一系列世代相傳的民族精神。儒學以積極的處世態度、入世的精神特質以及講求奉獻的價值取向，教育並鼓舞著一代代華夏子孫發奮進取，在現實人生中創立了無數功業。但儒家過於重視道德價值，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人的生命價值；過於強調現實的進取精神，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在精神方面的超越需求。因為對於一個完整的人生而言，既有現實的入世事業，又有出世的超越需求；對於整個社會而言，在現實事業中能夠成就功業者畢竟是少數，而大多數人不得不面臨一次又一次的失意和困惑；即使是現實人生中的功成名就者，在漫長的一生中，不如意之事常十之八九。出世的超越需求需要滿足，失意者也需要精神的關懷和撫慰，不如意之時也需要宣洩和精神的慰籍。生命與死亡也是人類擺脫不了的兩大難題，是人類不得不面對的殘酷現實，死亡的恐懼是人類揮之不去的夢魘，也是人類自古至今一直尋求答案而不可得的困惑。在生死問題上，人們同樣需要得到的精神的慰籍和安頓。而儒家學說在面對以上這類問題時顯得力不從心，沒有提出有說服力的理論。儒學的精神慰藉往往適合於少數成功者，往往是苦盡甘來時才能體會到事後的安慰。儒家思想中的這些不足之處，給其他學說的存在與發展提供了機會和空間。從某種意義上說，道家補充和糾正儒家學說的不足之處。

　　作為先秦時期的另一重要學派，「道家則以『自然』為本位，側重於從『自然』出發來觀照人生、社會和宇宙，強調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張順應自然，回歸自然。」[2]道家創始人老子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根源，萬物都從道化生出來，稟賦了「道」而具備了「德」（自然本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作為宇宙根本的道，遵循著自然無為的原則。在道家看來，萬物無一例外地都根源於「道」，由此它們也就沒有價值上的優劣，在本質上是平等的。莊子提出「物無貴賤」的論斷，認為站在「道」的高度觀照萬物，萬物並無貴賤高下之別，主張平等地看待一切、包容一切。由此引申出道家平等、博大、寬容的精神。「以道觀之」，也就是以「自然」的角度來審視一切。順其自然，因勢利導，成為道家處世哲學的重要內容。至於道家容易引起爭議的「不爭」、「不言」、「無為」等主張，並非是消極悲觀的出世態度，而是強調不亂爭、不胡言、不妄為，告誡人們因循自然規律作事情，從而取得「無為而無不為」的效果。這體現出謙讓不爭同時又堅忍不拔的精神。這種精神體現在人生修養上，就是道家提出的「知足常樂」、「少私寡慾」。老子說：「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老子·五十九章》）「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不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老子·四十四章》)這是道家站在重自然的立場上對人生的反思，體現了道家重視生命、淡泊名利的精神。

　　道家人生哲學主要表現為重視精神境界，提倡個體的精神自由。按照莊子的說法，作人應當追求自由、放達理想境界。要達到這樣的人生境界，就要盡量做到莫與人爭，少私寡慾，潔身自好，返樸歸真。用老子的話說，就是慈、儉、不爭。「吾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必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老子·六十七章》）作為普通人，要盡量做到處事謙下，善於保護自己；作為位居高位的執政者，則要盡量做到無為而治，不與民爭利。「聖人慾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故聖人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皆樂推不厭也。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六十六章》）莊子更是洞達人生哲理，提倡「逍遙遊」，也就是人的精神要儘可能的自由自在，不受外界名物引誘，待人處事要保持適度，做到「為善者無近於名，為惡者無近於刑。」（《莊子·養生主》）作人應當順其自然，報道執度，只有這樣這樣才「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同上）這就是道家倡導的潔身自好、不為物役、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生哲學。

　　道家還提倡尊道貴德、生道合一，主張「天人合一」說。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天地萬物和我們同生於「道」，站在「道」的高度，天地萬物的和我們都是相通的，人與天地萬物是合一的。「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莊子·在宥》）人應該效法天道的自然無為。道家的人生哲學與儒家的人生哲學相比較，在思想表現形式上似乎不如儒家那樣現實、積極，但是在精神追求上顯得自然、自由、洒脫。道家以「自然」觀照人，肯定人的生命價值，反對人為地損害生命，重視人的生命權，反對戰爭等濫殺無辜的行為，體現了一種與儒家迥異的生命觀。道家認為，一個人在精神上超然於外物，心靈超脫形體的局限將獲得充分的自由,於靜定中體悟自己的自然本性，與「道」契合為一，進入「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莊子·天地》）的境界。在這種境界中的人，道家稱之為「聖人」、「真人」、「神人」。道家提倡的養生之道，後來被道教吸收，進一步形成了道教長生論和神仙論。道教繼承了老莊保命全生養生之道，以「生道合一」作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以養生為修道，特彆強調「重生」、「貴生」，並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實踐方法。道教主張在人的生命體驗中實現內在超越，體現了道教功行兩全、崇尚實踐、注重驗證的精神。

　　儘管儒家提倡自強不息、積極進取、貧賤不移的精神是無可厚非的，但趨利避害、喜生惡死畢竟也是人的自然本性。對於現實社會中的芸芸眾生而言，最關注的往往是如何在整個生命過程中盡量避免挫折與坎坷，盡量做到身體安康、精神自由。減少疾病，延長生命，頤養天年，乃是人類發自本能的願望。道家以及後來再次基礎上發展成的道教，為上述人生的需求提供了理論指導。道家重視人作為個體的生命存在價值，肯定人在自然界和社會上本身的存在價值，尊重人的自然本性，關注人生的肉體與精神的各種感受，重視現實中人的精神超越，並提供旨在延長生命過程的養生之道，將自然規律和個人命運握於掌中，悟透生死，還虛合道，最大限度的開發人的生命潛能。老子提倡淡然閑適的生活方式，主張「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老子·八十章》）莊子提出「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莊子·逍遙遊》），主張「保身」、「全生」、「養親」、「盡年」，更是對追求出人頭地、高居人上的功名利祿之心的否定，體現出對個人精神生活的肯定。道家、道教學說可以成為失意者的避難所。現實有它殘酷無情的一面，在追求功名利祿的過程中遭遇挫折、失敗的人們，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往往從道家、道教那裡找到他們所渴求的精神安慰。「因有道家學說的存在，使得人們有了退卻的理由和餘地。就整個社會群體而言，強可為儒，弱可為道；智可為儒，愚可為道（事實上可能往往相反，亦未可知）。而就某一具體個人而論，進可為儒，退可為道；攻可為儒，守可為道；成可為儒，敗可為道；表可為儒，里可為道。因道家學說之存在，使人們比起從出生到亡故便一直無從選擇地被捆綁於儒學名利的戰車而拼殺致死的境遇，其幸運誠不可以道里計。」[3]關於道家、道教學說的思想精要，胡孚琛也做了很好的概括：「道學之道，以無為本，以因為用，以反為奇，以化為術，無成勢，無常形，立俗施事，來物成務，撥亂反正，救亡圖存，神妙莫測，其精華可以究天人物理，其塵垢秕糠可以陶鑄堯舜。老子以道垂統而教天下，人能得其一隅則可以治國，可以用兵；可以成事，可以立功；可以明心見性，可以樂生益壽；可以叱吒風雲，可以退藏於密；可以無往而不勝，可以隨遇而能安；可以用一字而走遍天下行之萬世者，其唯道乎。」[4]道家在本體論上強調一個「生」字，認為宇宙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在世界觀上強調一個「化」字，認為任何事物都處在變化之中，強弱、禍福等都是會向自己的對立面相互轉化的；在事物的轉化過程中貴在一個「因」字，主張因循自然、因勢利導。道家以「中」字為綱要，在處世之道上巧用一個「中」字；在協調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等關係上注重在一個「和」字；在個人修養上強調一個「忍」字上，而養生之道的要訣在一個「逆」字。道家以「無為」為體，以「無不為」為用，以柔克剛，以弱勝強，以退為進，以不爭為爭，以逆向思維的方式補充和糾正了儒家學說中的不足，以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為宗旨，以回歸自然為目標，以追求人的內在超越為價值取向。道家重自然特色和儒家重現實特色互相補充、互相配合，共同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礎，共同培育了中華民族精神。

　　【注釋】

　　[1] 方立天：《中華文化的三大傳統》，載《光明日報》，2004-01-13。

　　[2] 方立天：《中華文化的三大傳統》。

　　[3] 邸永君：《儒釋道相互關係之思考》，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81頁，2004（6）。

　　[4] 胡孚琛：《道學通論》，8頁。

　　（本文第一次發表於《河北學刊》2006年第4期，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哲學》2006年第10期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