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慶傑：美國金融危機成因及美國金融改革
美國於2007年爆發了由房地產次貸危機引發的系統性金融危機，並由此導致了全球範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而且至今為止世界主要經濟體還沒有完全走出經濟衰退。07-08年美國金融危機是29-33年大危機以後美國所遭受的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關於此次金融危機形成原因的探討以及後危機時代的美國金融改革必將對未來美國經濟和整個世界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為此，本文試圖探討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的成因、美國政府的救市措施以及後危機時代的美國金融體系改革。
一、美國07-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
美國29-33年大危機主要是金融危機。在危機發生後，當時的美聯儲不僅不救市（如降低利率、放鬆銀根、對危機銀行再貸款等），反而提高率、緊縮銀根，導致美國的銀行大面積破產倒閉，金融體系崩潰，從而加深和延長了經濟危機的長度和破壞度。為避免此類危機的再次發生，美國國會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戈爾法（Glass-Steagall Act，正式名稱為《1933年銀行法(Banking Act of 1933)》），金融機構或者選擇從事存貸業務，或者選擇從事投資銀行業務（即承銷各類證劵），但是不能兼營，商業銀行不得使用存款人的存款用於購買股票及其他證券。此外，美國建立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以保護存款人的利益。格拉斯－斯蒂戈爾法保證了美國約60年的金融穩定。然而，隨著經歷過大危機時代恐怖的人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人們也漸漸忘記了大危機的慘痛教訓。再加上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開始流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逐漸主導了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從而開始了對金融監管的不斷放鬆，1999年柯林頓政府甚至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戈爾法（Roubini, 2011）。從此，美國的金融噩夢開始了。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各類投資基金、私募、保險公司等混業經營，導致很多大而不倒的超級市場式的金融機構（如花旗銀行等）；大批投資銀行為降低成本，從貨幣市場拆借短期信貸去進行長期投資；對金融風險的控制放鬆，銀行為逃避對準備金率的監管而把很多業務變成了表外業務，銀行金融機構槓桿率高企；風險高的金融工具創新不斷，證券化產品的鏈條過長，最後沒人知道證券化產品里究竟有什麼、風險有多大、暗箱交易；金融行業高管天價薪酬和獎金，掙了錢是自己的，虧了是存款人的，典型的代理人（principal-agent）問題。最終釀成了07-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和全球性的經濟衰退。
二、美國07-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政府的成功救市
幸運的是，這次大危機發生後，美國政府的救市水平大幅度提高了，美聯儲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r）是專門研究29-33年美國大危機的經濟學家；在危機爆發前伯南克曾發表演講稱一旦發生金融危機，可以用直升機散錢給銀行，因而有Helicopter Ben之稱；財政部長保爾森（Hank Paulson）原來是高盛總裁，對金融機構運營管理、金融市場、金融產品等如數家珍；金融危機處理專家蓋特納（Tim Geithner）在柯林頓政府第二任末期曾擔任財政部副部長、危機爆發時擔任美聯儲紐約分行行長、奧巴馬政府第一任期內擔任財政部部長。這三位金融專家在金融危機期間精誠合作，伯南克和保爾森更是經常到國會作證、並要求國會批准政府救市所需的巨款。在得到國會和總統批准後，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不僅用納稅人的錢給商業銀行再貸款、降低利息，而且給投資銀行、保險公司貸款和購買它們的各種有價證券，甚至給美國通用等大企業貸款，與日本、歐洲各國的銀行互換貨幣（等於給海外的銀行金融機構美元信貸），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也對銀行客戶的所有存款都提供擔保（以前只是5萬美元之下的擔保）。給大型金融機構貸款還不能讓外界知道，因為一旦市場知道哪家金融機構從中央銀行大筆借貸，說明該金融機構面臨困難、從而遭到擠兌。此外，美聯儲和財政部還要求華爾街主要銀行和金融機構通過增發股票籌資而提高資本金。在得到了中央銀行貸款和融資、以及提高資本金後，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對主要銀行和金融機構進行「壓力測試（Stress Test）」，即在經第三方審查後公布這些主要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狀況。壓力測試結果表明，在美國政府的救市措施幫助下，美國主要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狀況得到了根本性好轉，從而震懾了針對這些主要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擠兌行為，穩定了美國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Geithner, 2014）。
可以說，在美聯儲的救市行動中，伯南克等人把中央銀行的功能擴展到了極限，或者說完全改寫了中央銀行的定義和職能。在此次金融危機中，美國政府的成功救市使美國避免了29-33年大危機式的金融體系崩潰和深度經濟危機。在某種程度上，07-08年美國金融危機是華爾街銀行和金融公司不負責任瘋狂追求短期利潤而導致的危機，金融危機還引發了經濟危機，美國失業率大幅度上升。然而，令美國人民氣憤的是：拿了納稅人的錢而存活下來的華爾街金融機構卻用這些錢給其高管發巨額獎金。美國金融界的狂賭和政府的救市導致美國政界、學界、大眾對美聯儲史無前例的救市行動的質疑，有「審查美聯儲（Audit The Fed）」的廣泛呼聲，也加劇了美國人民對美國政、商、學三屆精英的極大不信任，因而有了美國總統競選中桑德斯（Bernie Sanders）、特朗普（Donald Trump）民粹主義競選人的出現。桑德斯在總統競選中發誓要對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分開經營，絕不允許投資銀行拿著商業銀行裡面的大眾存款去進行金融投機，後來桑德斯深度參與了旨在改革美國金融體系的Dodd-Frank法案的制定。
三、後危機時代的美國金融體系改革
早在07-08金融危機爆發之際美國政府就開始醞釀金融體系改革。美國財政部、美聯儲、美國國會、學術界、公眾等先後提出金融體系改革方案，2009年奧巴馬政府也發誓對美國金融體系進行全面改革，從而避免類似的金融危機再次爆發。最後，由美國參議院議員Chris Dodd和眾議院議員Barney Frank等綜合美國各派意見而形成的Dodd-Frank法案（全稱「Dodd-Frank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於2010年1月獲得美國國會通過，後經總統奧巴馬簽署生效；另外，美國及全球金融危機後，由各國中央銀行行長參加的巴塞爾協議會議制定了更為強化的協議，美國也會執行這些協議。
美國投資銀行為降低成本從商業銀行和貨幣市場短期借款來進行長期投資，即借短貸長，這是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主要根源。為此，後來納入Dodd-Frank法案的一個主要改革措施是沃爾克規則（Volker Rule），沃爾克規則是由美聯儲前主席沃爾克（Paul Volker）提出的改革措施、並得到了奧巴馬總統的支持。沃爾克規則的主要內容是：禁止商業銀行從事證券及其衍生品、商品期貨和期權的交易，但可以從事美國政府債券交易。在某種程度上沃爾克規則就是格拉斯－斯蒂戈爾法的翻版。
針對證券化鏈條過長、其構成成分不清楚、金融風險無法估計、暗中交易的情況，改革要求所有證券化產品及其衍生品需要標準化和透明化、在中央交易平台上進行交易。
針對槓桿率過高、銀行金融風險失控情況，美國政府要求銀行等金融機構嚴格按巴塞爾協議III的標準制定準備金率，並對不同類的金融資產執行不同的準備金率，即金融資產風險越大、準備金率越高。
針對危機期間很多巨型金融機構對整個金融體系具有較大的影響、而迫使政府為避免金融體系的崩潰不得不花納稅人的錢去拯救他們，巴塞爾協議III建議對這些金融機構施加更高的準備金率、更嚴的風險管理標準。這樣做的預期結果有兩個方面：一是充足的準備金能使這些金融機構在危機時有足夠的現金應付擠兌和其它金融風險；二是提高大型金融機構的運營成本，迫使它們出售不必要的附屬機構而小型化。
針對華爾街非銀行投資機構（包括AIG等巨型保險公司）在金融危機期間的巨大影響和潛在破壞力，改革措施授權美聯儲對這些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監管，還要求這些機構提高準備金率。改革措施還要求對美國銀行的監管措施也適用於在美國運營的外國銀行。
針對銀行倒閉造成的困境，改革措施要求：在取得總統、美聯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同意後，美國財政部授權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安全地處理倒閉的銀行、避免由此給客戶造成的困難。具體做法是：讓破產的銀行在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監管下運行一段時間，保證存款保險範圍內的存款人的合法權益，也會拒絕一些合同（如AIG的獎金合同），強迫存款保險範圍外的存款人承擔一定程度的損失，破產機構的總裁將被解僱，為獲得殘存資產股東需要堅持到最後，為保障破產機構的運營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可以從財政部借款，但是需要大金融機構承擔損失，待一切善後處理好後，再關閉破產銀行；為方便政府接手處理破產後的金融機構，較大的金融機構在健康運營的時候都必須制定其可能破產的資產處理辦法（即遺囑「living wills」）（Bernanker, 2015）。
07-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美國金融體系改革主要是圍繞如何加強對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及其它金融企業的監管進行的，對政府監管機構的格局調整不大。原因是在美國的政治格局下，每一項改革都需要參眾兩院批准。為通過金融改革方案，政府需要與可能阻止方案通過的每位眾議員和參議員去協商（一旦某位議員表示不會阻撓方案，那麼該議員會履行承諾，因為每位議員在表決時如何投票、投誰的票都會按法律記錄在案並公布到網站上）。因而奧巴馬第一任期時的財政部長蓋特納在他的回憶錄中不斷慨嘆在美國進行改革極為困難，哪怕是做有利於美國的改革也一樣困難。
參考文獻：
Bernanke, Ben S. (2015). Courage to Act: A Memoir of A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W. W. Norton Company. Inc.
Geithner, Timothy (2014). Stress Test: Reflections on Financial Crisis. New York, Crown Press.
Roubini, Nouriel and Stephen Mihm (2011). Crisis Economics—A Crash Course in the Future of Financ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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