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華爾街」——來自美國最底層的憤怒

2011年9月17日在紐約華爾街附近爆發的「佔領華爾街」示威抗議活動,被美聯社評為2011年世界十大新聞之一。雖然這次活動沒有統一的領導,不同的團體有著不同的訴求,但卻成功地傳播了佔美國1%的富人犧牲了99%他人利益的理念,也暴露出了美國在經濟、政治和社會領域中存在的諸多深層次問題。專家認為,這可能是上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以後第一次影響比較大的社會抗議運動,將對美國未來的政治決策產生一定影響。

這次抗議活動最初由一家名為《廣告剋星》的網路雜誌發起,其口號為「佔領華爾街」。一小群抗議者中絕大多數為30歲以下的年輕人,很多人來自美國左翼以及弱勢群體。後來,隨著抗議人數和規模日益擴大,抗議活動迅速蔓延到美國全國,甚至擴散到了世界其他地方。據不完全統計,在美國150個城市發生了規模不等的抗議示威,有超過70所大學的學生參與到抗議活動中。上街示威遊行在美國並非是新鮮事,只要你有正當理由,提出申請,獲得批准後,都可以上街。但「佔領華爾街」的示威活動發展之快,範圍之廣、延續時間之長,前所未有。

「佔領華爾街」示威活動是抗議華爾街大金融機構貪婪無度、缺乏自律,敦促這些機構為危機負責,敦促政府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示威者舉著「我們代表99%的社會」的牌子,喊著「華爾街需為一切危機負責」、「向華爾街徵稅」、「我們要工作」等口號。示威者認為,1%最富有的人群掌握著社會財富的40%,卻沒有承擔相應的責任。華爾街是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和目前經濟困境的始作俑者,卻得到了政府的巨額救助,而讓危機的「苦果」由納稅人吞咽。爆發「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主要誘因是:

首先,美國國內貧富差距擴大,激起底層民眾的強烈不滿。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2011年10月份公布的一份關於國民收入的報告,1979到2007年,占人口1%的最高收入家庭經通脹調整後的平均稅後收入增長了275%。相比之下,其他美國家庭的收入在總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只增加了一倍多。與此同時,占人口20%的最低收入家庭所佔的上述比例卻出現下降。2007年,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最低收入家庭的稅後收入佔總額的大約5%,較1979年的7%有所下降。美國喬治敦大學貧困、不平等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艾德爾曼教授說,過去40年,幾乎所有的收入增長都是占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所獲得的,他們可以賺大量的錢和積攢巨額財富。抗議者認為,大公司有太多的政治影響力。貪婪和自身利益已成為阻礙民主的因素。「佔領」運動是要「重建民主」。

超過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的經濟結構失衡,並有利於占人口比例極小的富豪階層,而不是普通美國人,因金融系統過錯造成的損失正由社會均攤,收益卻進入私人腰包。美國政府應削弱大銀行和公司的權力,要求他們表現出更高的責任感和透明度;美國政府不應向企業提供金融援助,應該結束針對富豪和公司的減稅政策。

其次,美國經濟持續低迷,復甦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大學生畢業找不到工作,並背負巨額貸款。政府的社會福利削減,中產階級正在萎縮。據統計,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儘管美國投入了巨額救助資金,並採取了兩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向金融系統注入大量流動性資金,但銀行惜貸依然明顯,企業僱工意願不強,經濟增長緩慢。2011年第一、第二季度,美國經濟僅增長1.9%和1.3%,而同年8月份的失業率高達9.1%。經濟衰退讓許多美國人丟了工作、收入減少。

在高漲的生活開銷壓力下,陷入貧困的美國人數創下新高,幾乎每2人就有1人屬於困難戶,或淪為靠微薄薪水勉強度日的低收入戶。美國的貧困標準以家庭人口和家庭收入為基本要素,2011年美國貧困人口標準是四口之家稅前年現金收入低於22314美元或兩口之家低於14218美元。根據人口普查局制訂的補充措施,美國有9730萬人屬於低收入階層,加上4910萬低於貧困線的人口,總數達到1.464億,相當於美國總人口的48%。

再者,民主共和兩黨之間勾心鬥角,互相掣肘,讓很多政策無法得到迅速而有效的實施,也讓民眾非常反感。目前美國政治中的妥協越來越難,民主共和兩黨之間經常出現僵局,決策機制出現失靈現象。如美國民主、共和兩黨2010年底通過的減稅妥協方案中,美國普通工薪族每月交納的薪資稅比率從6.2%降至4.2%,並延長對長期失業者的救濟金政策,兩項計劃都在2011年底到期。國會兩黨近期圍繞這兩項議題是否延期進行了長達數月的博弈,仍無結果。奧巴馬總統呼籲延長目前的工資稅減免,並且要富裕的美國人支付更高的稅金。共和黨人則反對增加對富人的徵稅,他們說,這樣做會損害美國經濟復甦。

「佔領華爾街」示威者就是對這種決策機制失靈現象予以抗議。他們認為,長期以來,最底層的美國人參與政治的程度很低,他們的聲音很難被決策者聽到,他們的利益也很難在政策中得到保護,這些草根階層試圖通過他們的言論、標語牌來傳達他們的信息。他們希望國會不要再聽命於富人階層,不要再給大公司減稅,國會應當為普通人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這些普通人需要工作與生存。

此間觀察家認為,儘管「佔領華爾街」運動將會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但作為來自美國最低層民眾的呼聲,最終會對華盛頓的政治決策產生影響,促使當局在投資教育和基礎設施、創造就業、鼓勵創新等方面作出決定時更多地關注基層民眾的需求。這也許是美國轟動一時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實際意義所在。

(本報華盛頓1月3日電本報駐華盛頓記者徐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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