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引領時代風氣的大先生

生平

蔡元培（1868-1940年）近代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字鶴卿，又字孑民。浙江紹興人。蔡元培1902年參與創立中國教育會，1917年1月任北京大學校長，提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科學與民主的新思想，反對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禮教，使北大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1928年8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致力於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事業，著作編為《蔡元培全集》。

語錄

殊不知有健全之身體，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體柔弱，則思想精神何由發達？或曰，非困苦其身體，則精神不能自由。然所謂困苦者，乃鍛煉之謂，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

德育實為完全人格之本，若無德，則雖體魄智力發達，適足助其為惡，無益也。

對於學生的希望：一、自己尊重自己。二、化孤獨為共同。三、對自己學問能力的切實了解。四、有計劃的運動。

健全的人格，內分四育：體育，智育，德育，美育。學校教育注重學生健全的人格，故處處要使學生自動。

要有良好的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本報記者 張樹偉

國內蔡元培故居有三處，一是現在的紹興市區蕭山街筆飛弄13號，二是上海華山路303弄16號，三是北京東城區東堂子衚衕75號。前者是蔡氏老宅，蔡元培出生於此，並在此度過了童年和青少年時代。後兩處是蔡元培租住過的地方。

這個不起眼的事實隱藏著另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

在混亂的民國時代，爭名逐利、愛財弄權是時代的底色。蔡元培是開國功臣，是教育總長，是北大校長，是中央研究院院長，足可謂位高權重，但大先生蔡元培竟沒有自己的房子。

在他波瀾壯闊的人生中，他選擇了什麼？

輾轉尋求 救治中國的秘方

「行在山陰道上，千岩競秀，萬壑爭流，令人應接不暇。」蔡元培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就是在這美好的風景中度過的。

雖少年失怙，但家有慈母。母親仁慈而懇切，激勵著蔡元培在舊教育中求學取仕，走著一般士子通常的道路。

直到1894年，甲午驚雷，讓他感受到民族之痛。依他對家國的赤誠，他讓自己成為一個救天下人之病、救國家之病的勇士。

雖然救治的方法他也不清楚，就如同割肉救人那樣盲目，但他沒有後退，他邊走邊思考：中國的黎明在哪裡？

戊戌變法中六君子被殺，康、梁遠走海外，蔡元培甚為憤懣，離開翰林院，回到故鄉紹興，任紹興中心學堂總理，即現在所謂的校長。後來成為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就是當時學堂的小學生。在這裡，蔡元培開始了教育生涯中第一次教育改革，但不久就離開了，隨後的幾年裡，蔡元培仍在教育界，但這時他的目的意在為中國尋找出路，成為一名革命者。其間，他興辦愛國學社、愛國女學，擔任中國教育會會長。中國教育會是當時最早的革命團體之一，從事政治活動。在當時的蔡元培看來，破壞舊的社會，暴力革命與暗殺乃是重要途徑。蔡元培是以暗殺和暴動為主要革命手段的光復會的第一任會長，後加入同盟會，在東京習制炸藥。有文章記錄說，那個時期的蔡元培，大口喝酒，酒酣把碗扔到窗外，去製造炸藥。這時候的蔡元培有著「以身許國，功成身退」俠客式的報國情懷。

此後，光復會的重要成員徐錫麟、秋瑾都走上了以身許國的道路。但蔡元培更多時候是一名書生，他的救國理念和徐錫麟、秋瑾還是不同，他覺出這種革命的無效，蔡元培後來回憶說：「孑民在上海所圖不成，意頗倦。」他更希望通過改造舊的教育塑造新的國民。

1907年，年屆不惑的蔡元培遠渡德國，開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轉折，這一轉折事關風雨飄搖的中國的走向。

很多年後，蔡元培向他的學生說出了自己的發現，這是救治中國的「秘方」。1919年，他在《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中說：「我們輸入歐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繼而練軍，繼而變法，最後乃始知教育之必要。」

摧枯拉朽 奠定近代教育基石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組閣，邀請留學回國的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最初教育部只有3個人，沒有辦公場所，蔡元培向出任南京市長的馬相伯借了3間空房。

1月25日，《中華民國教育部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頒布，內容包括小學廢止讀經、初等小學可男女同校、廢止舊時獎勵出身等。2月，蔡元培發表了《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一文，提出了實施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五大教育方針。

當時，臨時政府各個部都在安排革命元老，教育次長景大昭是個「不羈的文學家」，不問部事。蔡元培擔任迎袁專使到了北京，景大昭突然安排了十幾個文學界的人到教育部任職，鬧得其他人辭職，蔡元培遂將委任狀送還總統府。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胡漢民對蔡元培不肯提拔黨內老同志很不滿。但胡漢民也無奈，有人請他介紹進入教育部時，他說：「別部則可，教育部不能。」

很快，教育部吸引了當時的英才：范源濂、夏曾佑、蔣維喬、許壽裳、王雲五、黃炎培……

1912年9月、10月，教育部先後頒布了《小學校令》、《中學校令》、《專門學校令》、《大學令》、《師範教育令》，1913年8月頒布《實業學校令》，對各級各類學校的目的任務、課程設置、學校設備、入學條件、教職員任用等都做了具體規定。

子曰詩云的舊教育被推下時代飛馳的「列車」，中國近代教育開始高起點起步。

蔡元培認為：「教育有二大別：曰隸屬於政治者，曰超軼乎政治者。」他倡導教育求遠效，要有獨立性和超越性，教育要指導社會而非隨波逐流。

在抱殘守缺的年代，蔡元培以超前的眼光為中國教育安放下包含現代教育思想精髓的基石。

不久，袁世凱專政，群魔亂舞，一切又慢慢回到從前。

蔡元培又辭職，遠走法國。

北大重生 思想自由 兼容並包

1916年是個不平靜的年份。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凱死了。黎元洪當上大總統，被袁世凱差點澆滅的共和之火又有了希望。

冬天，時有大風雪。上海《中華新報》刊發北京專電：蔡孑民先生於二十一日抵達北京，大風雪中，來此學界泰斗，如晦霧之時，忽睹一顆明星也。

蔡元培是應教育總長范源濂的電報回國的。這位他當年的舊部言辭懇切：「國事漸平，教育宜急。現以首都最高學府尤賴大賢主宰……」但北大還是老樣子，是個「臭蟲窩」、「大染缸」。當時有一種說法，說風月場所八大胡同的主要「顧客」是「兩院一堂」的「人傑」。「兩院」指的是臨時政府的上議院、下議院，而「堂」指的是京師大學堂。這就是當時政界和文化界精英的基本狀態。

對於北大這種狀態，幾任校長都無能為力。或許是「國事漸平，教育宜急」打動了蔡元培，這與他這麼多年來教育救國的奮鬥歷程不謀而合。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踏入北大，學校校役列隊迎接。蔡元培脫帽向校役鞠躬致意。

從此，北大這一潭死水掀起大波瀾。蔡元培開始了他一生最為輝煌和偉大的教育改革。先生在此，北大重生。蔡元培告誡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他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以激起學生學習的興趣。在學術為天責的前提下，他倡導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隨後，陳獨秀來了，胡適來了，梁漱溟來了……一時間，北京大學集合了當時最優秀的學術頭腦。

一個民族的文化、科學等諸領域的精英都會集北大，這所維新變法遺存下來的舊書院搖身一變，成為當時中國現代大學的楷模，成為新思潮旋風的中心。蔡元培會聚無數英才，共同撕破了舊習俗，鼓動著青年們為中國尋找新的方向。

一個值得一提的細節是，1918年，毛澤東從長沙師範來到北大，成為旁聽生。

羅家倫說，從文學革命到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這一個大波瀾雖然是種種時代的動量促成的，但是當時蔡孑民時代的北京大學，是一切動力的發動機……」

蔡元培的影響遠遠不只在教育界，他是引領時代風氣的「大先生」。

教授治校 北大自立的法寶

蔡元培留學德國，發現德國的大學管理十分民主，「德國革命以前是很專制的，但是它的大學是極端平民主義的。」而且，他發現學校不會因為校長的去留而出現教學秩序、教學質量大的波動，因為學校是由教授來管理的，校長和各學科長由教授會公選出來。

沈尹默在文章中提到他和蔡元培先生的一次長談。他說：「蔡先生，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來辦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張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馬上會趕您走。」沈尹默建議蔡元培改革要穩，他提議北大成立評議會。「中國有句古話，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與其集大權於一身，不如把大權交給教授，教授治校，這樣，將來即使您走了，學校也不會亂」。

早在1912年，蔡元培起草頒布的《大學令》中就提出教授治校的相關內容，如第十六條提出：「大學設評議會，以各科學長及各科教授互選若干人為會員，大學校長可隨時召集評議會，自為議長。」

但蔡元培來到北大當校長時，北大仍沒有評議會，因為當時的教育部始終不允許成立。這次蔡元培據理力爭，得到當局的同意。在北大的第一年，蔡元培就制定了《北京大學評議會規則》，組建了大學評議會，作為學校最高立法機關和權力機關，以讓更多的教授議決立法方面的事。同時，北京大學還設立了行政會議，作為全校最高的行政機構。隨後，北大評議會決定在在北大各學科（系）設立教授會，規劃各學科的工作。

從此，舊北大官僚衙門般的管理體制被教授治校的體制所取代。經歷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教授治校的洗禮，北京大學脫胎換骨。

春風化雨 偉大的人格垂範

直至今日，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往事仍被反覆提起，後人渴望予以複製甚至超越，但人們往往失望地發現，有很多無法複製的東西。比如先生的領袖風範，先生的人格魅力，先生的學問等等，這一切都是北大在那個時代得以輝煌並成為影響中國走向的重要因素。

可以回顧幾個細節：1919年7月27日，蔡元培在日記里記下蔣夢麟在北大演講時對自己精神的概括，其中說他「溫良恭儉讓」，可見對蔣夢麟的概括，他是認可甚至有些自得的。他是一位謙謙君子，但仍時有金剛怒目的一面。1922年10月，北大發生了「講義風潮」，蔡元培的校長室外聚攏了幾百名學生，起鬨吶喊，要求廢除收取講義費的決定。蔡元培對學生破壞紀律十分生氣，他向學生吼道，「我跟你們決鬥」，直到逼得學生慢慢散去。

這是他的底線，他理想中的大學唯研究學問為要，既不是從政經商，又不是試驗革命的地方。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也是以學術為前提。

更多時候，先生是個「老好人」，馮友蘭、羅家倫在回憶文章中多次提到蔡元培給他們如沐春風般的教誨。大家都知道蔡元培經常寫介紹信，哪怕只有一面之緣，只要有一技之長無不相助，其提攜後輩之心讓人為之動容。

從紹興山陰縣筆飛弄走出來，求學、入仕、從教、革命、遊學，到回到教育，蔡元培懷著救治病中之家國的熱切，努力培養大寫的人，為時代營造風氣。

北大因他而重生，中國因他而改變。

美國著名學者杜威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