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考據學新論

　　【內容提要】　乾嘉考據學家雖然標榜漢學，批判宋學，但他們不同程度地有著宋學淵源與背景，對宋學並未全盤否定；乾嘉學者所倡導的「實事求是」之學，其實有很大的局限性，是一種在膜拜《六經》、尊崇漢儒前提下的先驗論；因為不擅科舉，他們中的多數功名黯淡，過著「著述難為稻粱謀」的艱辛生活；儘管如此，他們也並非一味消極避世，而是有著可堪稱道的「事功之學」。　　【關 鍵 詞】　乾嘉考據學　漢學　宋學　實事求是　事功之學　　　　　　　　　　　　　　　一、乾嘉考據學家之宋學背景　　　清代考據學盛於乾嘉時期，然追溯其在清初之源流，則一般認為與顧炎武等人有密不可分之關係，即汪中所謂「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1）。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在學術宗尚方面雖漢宋兼采，但也各有所主，業師孫欽善先生綜論顧、黃、王三人曰：　　從總的思想傾向看，王夫之和顧、黃一樣，也是反對宋明理學的。但細分起來，三人還有些差別，即：顧炎武反對陸、王，修正程、朱；黃宗羲修正陸、王，反對程、朱；王夫之則宗師張載，修正程、朱，反對陸、王。（2）　　也就是說，顧、黃、王諸人，無論其宗程朱抑或宗陸王，其根柢皆為宋明理學系統中人物。同時之張爾岐，其學亦「深於漢儒之經而不沿訓詁，邃於宋儒之理而不襲語錄」（3）。至乾嘉考據學家，自惠棟始，師法漢儒，標舉「漢學」，排斥宋學，幾與宋儒劃清界限，此世人皆知。然細考其學術淵源，實與宋學有密不可分之關係，不少學者有宋學背景，此則或為時人隱而諱之，或為後人所忽略不道。　　例如，惠棟是高舉「漢學」大旗的第一人，對宋代經學大加排斥，甚至說「棟則以為宋儒之禍甚於秦灰」。但對宋儒正心誠意、立身制行之學，卻採取肯定的態度並樹為楷模。即所謂「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4）。而江永、戴震之學，本出自朱子故里，有深深的宋學烙印，江氏有《近思錄集注》14卷，《河洛精蘊》9卷等書，就是最好的證明。戴震雖然痛責「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但不廢性理，以聞道為治學之終極目標。章學誠明言「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5）。又如王昶「治經與惠棟同深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虞；言性道則尊朱子，下及薛河津、王陽明諸家」（6）。其從清軍征川藏，襄贊機務，戰事結束，「大兵久撤，幕府清閑，乃借《性理大全》、《語類》、《或問》、《王文成公集》讀之，求天人性命修身立行之要」（7）。又如盧文弨為桑調元婿，其自述稱「弱冠執經於桑弢甫先生之門，聞先生說《中庸》大義，支分節解，綱舉目張，而中間脈絡無不通貫融洽，先生固以為所得於朱子者如是。蓋先生少師事姚江勞麟書（史）先生，勞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為歸，躬行實踐，所言皆見道之言，雖生陽明之里，余焰猶熾，而獨卓然不為異說所惑」（8）。然則盧氏之學，初亦為宋學根底。又如邵晉涵，章學誠《邵與桐別傳》詳論其學術宗旨在宋學而不在於漢學。（9）劉台拱「十歲，心慕理學，嘗於其居設宋五子位，朝夕禮之，出入里?　　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因此，無論惠棟、戴震、錢大昕諸儒，雖然對朱子多有譏諷，對宋代經學與理學持否定的態度，但對宋儒立身致行之學並不否定，且見諸行事。當時並未出現「漢賊不兩立」的絕對狀態，有之則自江藩《漢學師承記》始。皮錫瑞論曰：　　雍、乾以後，古書漸出，經義大明。惠、戴諸儒，為漢學大宗，已盡棄宋詮，獨標漢幟矣。……宋儒之經說，雖不合於古義；而宋儒之學行，實不愧於古人。且其析理之精，多有獨得之處。故惠、江、戴、段為漢學幟志，皆不敢將宋儒抹摋。（11）　　因此，乾嘉考據學家一方面堅主漢學，反對宋學；但同時對宋儒修身誠意之學並未全盤抹殺。惠棟曾說：「漢人經術，宋人理學，兼之者乃為大儒。荀卿稱周公為大儒，大儒不易及也。」（12）後人執此言以為惠棟不反理學，實際上惠氏所指理學指宋儒修身誠意之學。換言之，即將漢儒訓詁之學與宋儒立身之學統一起來，知行合一，方為大儒，即他所謂「章句訓詁，知也；洒掃應對，行也。二者廢一，非學也」（13）。此語可以認為是惠棟對上句話的最好註解。之所以提倡如此，是因為他看到了「自古理學之儒，滯於稟而文不倡；經術之士，汩於利而行不篤」的弊端。（14）這正是惠棟父子在立身制行方面宗尚宋儒的原因，也是惠氏將「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書為楹聯而父子皆遵行不悖的思想背景和合理解釋。明白此旨，我們對乾嘉考據學家的言行，才會有更深入的認識。　　　　　　　　　　　　　　　　二、乾嘉學者「實事求是」之局限　　《漢書.河間獻王傳》載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顏師古注云：「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乾嘉考據學家遠承漢儒，以「實事求是」為宗主，將其貫穿於治學及立身制行之始終。如盧文弨評價戴震之學「精詣獨造，以求至是之歸」（15）。錢大昕更是大倡「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16）。實事求是遂成為他們品量學術、評價時賢的主要標準與原則。當時學者，最喜將訓詁考據之實與空衍義理之虛相比較。如凌廷堪云：　　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為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為是也，如理義之學是也。（17）　　同時阮元也有相類似的論述，阮氏云：　　《漢書》云：「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後儒之自遁於虛而爭是非於不可究詰之境也，河間獻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門戶，不涉二氏，似有合於「實事求是」之教。（18）　　在乾嘉學者看來，其所謂「實事求是」，所針對的是科舉時文之虛、理學玄談之虛、佛道異端之虛與好名務奇之虛。即凌廷堪所謂「偽士不可以亂真儒也，猶之魚目不可以混美珠也；虛聲不可以紊實學也，猶之燕石不可以冒良珏也」（19）。換言之，「實事求是之學」亦即「實學」，治經訓詁，求學聞道，進而可推廣至經國安邦，扶世濟民。如阮元於嘉慶八年杭州奉御批云：「經濟必從典謨中推求，無不可辦之事。」（20）考經研史，有益於世，這是從帝王至考據學家一致的觀點。　　但乾嘉學者言言有考、字字有據的「實事求是」之學，實際也是要大打折扣的：首先，他們的「實事求是」是建立在對孔、孟與《五經》完全信賴的基礎之上；其次，是建立在對漢儒尤其是東漢如許慎、鄭玄諸人充分信任的基礎之上。　　孔子為「萬世師表」，《六經》為「萬世教科書」，聖人的權威與地位不容挑戰與懷疑。乾嘉學者對諸經與舊注籠統視為同一思想體系來相互引證闡釋。如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中，引用《易》、《詩》、《樂記》、《中庸》、《大學》、《論》、《孟》及鄭玄、許慎之說相互疏通證明，但這些書非成於一時，其思想意識各自不同，且諸書「理」字有其專義，並非同一意義上的哲學含義。正如孫欽善先生所言，「實際上不但六經之間，經注之間的思想內容不盡相同，就是孔孟的思想也是各有其特點的，決不應混同」。（21）　　又如對於《詩經》的研究，乾嘉學者多遵從《毛傳》與《鄭箋》，視其為周公、文王教化之典謨。例如《野有死麕》中「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誘」《毛傳》訓為「道」，歐陽修釋為「挑誘」，深得風人之旨。然戴震《毛詩補傳》卷二謂「懷春者，設言女之情。誘之者，託言己之願。……其吉士好色而不至於淫，其女子含貞一而不可犯干。詩於善兼之矣。」（22）錢大昕謂「言貞女有潔清之操，士當以六禮導行之」（23）。此種解釋，較之歐陽修與明代公安、竟陵諸家，以解「五七言」之法而讀《詩經》，更是一種曲解與退步，當然從經學史的層面而言，則是另一個話題了。　　乾嘉學者溯源而上，求儒學之本根，他們認為漢儒訓詁釋解，學有師承，去古未遠，的然可信。如惠棟論曰：　　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24）　　又錢大昕論云：　　訓詁必依漢儒，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義猶有存者，異於後人之不知而作也。（25）　　錢氏還認為，東漢復不若西漢經學之可信，其論《春秋》曰：　　蓋宣尼作《春秋》，其微言大義，多見於《論語》，西京去古未遠，猶有傳其學者，今所存唯東漢諸儒之說，而《春秋》之微言絕矣。（26）　　孫星衍所論較錢氏為更詳，他指出漢儒承上啟下的重要性與其存古之功。其云：　　漢代諸儒，承秦絕學之後，傳授經文經義，去古不遠，皆得七十子之傳，若伏生、鄭康成，其功在經學絕續之際，較七十子為難，又迥在唐宋諸儒之上。（27）　　經學與漢儒的權威性不可動搖，則乾嘉學者治學，勢必依經釋解，緣漢儒之說為說，雖然在訓詁考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對漢儒之說多所糾正，但從本質上來說，他們是保守的而不是開放的。他們打碎了宋明理學的枷鎖，拋棄了宋儒所維護之「道統」；但他們又戴上了漢儒經學的枷鎖，維護著另一種「道統」。孫欽善先生曾論顧炎武曰：　　他宗宋儒，法孔孟，帶有衛道氣息，排斥叛逆精神，遠不如黃宗羲、王夫之的思想開明。這種自相矛盾的特點，在清代正統考據學派中，一直沿襲下去。（28）　　先生此言良是，無論是顧炎武、黃宗羲等人，還是惠棟、戴震、錢大昕諸家，在思想上皆不具有梁啟超所比喻的歐洲文藝復興那樣的「啟蒙」性質，皆具有自相矛盾的特點，而其「實事求是」，也是一種在膜拜《六經》、尊崇漢儒前提下的先驗論而已。但無論如何，其治經詁字方面，因音求義，講求本根，追源窮委，無徵不信的治學方法；其重知重行，不尚鑿空、甘於寂寞的治學的態度；其不重玄談，「寓義理於訓詁之中」的治學理念；以及顛覆宋明理學所帶來的革命性變化與經術治國的觀念思想等，都給了後人以極大的影響。　　　　　　　　　　　　　　　　三、著述難為稻粱謀　　乾嘉考據學興盛，世人推論其因，多歸之於清廷禁書與文字獄所致。龔自珍「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詩話語言，後人常以為信史而引證之。陳寅恪曾謂清代史學不振，「未可悉由當世人主摧毀壓抑之所致」，其論甚偉。然究其原因，陳氏復以為「往昔經學盛時，為其學者，可不讀唐以後書，以求速效。聲譽既易致，而利祿亦隨之，於是一世才智之士，能為考據之學者，群舍史學而趨於經學之一途」。（29）依陳氏之說，則當時考據學家皆利祿之徒如漢代治經者，所謂「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者也。然如詳辨當時考據家之情狀，即知此說為不然。　　即以科舉功名而論，乾嘉時考據學家多功名黯然，屢敗科場，其求生之手段，或入幕府，或修志書，生活無助，常困衣食者，在在而有，比比皆是。乾嘉學者多不擅時文，以江藩《漢學師承記》中所列諸人而言，掇巍科者，以金榜為最，其為乾隆三十七年一甲第一名及第，其次則王鳴盛為乾隆十九年庄培因榜、江德量為乾隆四十五年恩科汪如洋榜、洪亮吉為乾隆五十五年恩科石韞玉榜一甲第二名及第，盧文弨為乾隆十七年恩科秦大士榜一甲第三名及第，余則邵晉涵為乾隆三十六年恩科會試第一名，然殿試在二甲第三十名。他如錢大昕、王昶、朱筠、武億等中進士者，皆在二、三甲之列，若戴震之進士名，乃清高宗之所賜。即金榜、江德量、盧文弨，雖名在三甲，然或早退林下，或著述為業，仕宦皆不顯赫，更無財富利祿之可言。　　他若江永、惠棟、沈彤、余蕭客、江聲、汪中、江藩、臧庸等，則或屢敗科場，或絕意不為時文以終其身。惠棟鄉試，因用《漢書》見黜。江永乃一代通儒，且其所編《鄉黨圖考》、《四書典林》，帖括之士竊其唾餘，取高第掇巍科者數百人，而永以明經終老於家。又乾隆元年舉博學鴻儒科，沈彤被薦入京。全祖望評曰：「君平生有所述作，最矜慎，不輕下筆，几几有含毫腐穎之風，予以為非場屋之材。而君果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而出。」（30）又胡虔記「戴東原震數應禮部試，分校者爭欲致之門下，每於三場五策中物色之，不可得。既乃知其對策甚空，諸公以戴淹雅精卓，殆無倫比，而策則如無學者，大是異事。錢辛楣詹事曰：『此東原之所以為東原也。』戴中壬午江南鄉試，年四十矣。出青田韓錫祚房，其文詰屈，幾不可句讀。後以征修四庫書，得庶吉士。」（31）清季李慈銘曾論曰：「蓋漢儒之經學，為利祿之路，其從師傳業者，無異今之舉業。而國朝諸儒之學，則實與時背馳，宜其愈上而愈困也。」（32）乾嘉諸儒，雖治漢學，然與漢時學術與時代皆不相同，諸人皆注全力於經史，則場屋文字不時作，比至考場，自然生疏；又科舉時文，皆須爛熟《四書》朱注之類，而諸人又不喜朱子，則其落選也必矣。　　乾嘉考據學家既舉業無望，則其仕途之坎坷可知，李慈銘曾論之甚詳。其曰：　　嗚呼！漢人傳經，時主所好，專門授業，多致通顯，上為帝師，次典秘籍。故或賄改夫漆書，或爭論於講殿，桓榮以車馬誇稽古，夏侯以青紫誘明經。士風景從，猶非無故。下至宋之談禮，宗廟以為號；明之講學，朝廷畏其黨。習俗之靡，尚緣勢利。若我朝諸儒之為漢學也，則違忤時好，見棄眾議，學校不以是為講，科第不以是為取。其初開國草昧，樸學椎輪，則亭林以遺民終，潛邱以布衣死。西河、竹垞，老籍詞賦，暫陪承明，旋即廢退。東樵獻書，仍淪草莽；玉林著述，不出里閈。吳江二長，朱長孺、陳長發。鄞江二萬，青衿飾終，黃馘就木。而淵源宋儒者，二曲布衣，關中講學，親屈萬乘，寵以大儒。潛庵、松陽，互標朱、陸，生為羽儀，歿邀俎豆。安溪以其政事，緣飾儒風，揣摩當寧，宗尚紫陽，位極鼎台，久枋國政。江陰、高安，相為提挈；榕城繼席，名位益隆。望溪起於俘囚，久居講幄；漳浦擢自閑廢，遂為帝師。此則漢、宋相形，遭遇勝負，已可知矣。　　高宗盛時，首辟經學，薦書兩上，鶴車四齣。然得官者五人：顧、陳、吳、梁，僅拜虛秩；當塗入館，更以年例。而諸公亦皆學參漢、宋，未號專家。當時海內宗師，松崖一老，征輿未上，壇席已除。都講弟子，仲林、艮庭，槁項卒世。婺源江君，學究天人，東南兩星，與惠相望，沈淪胄序，久晦少微。高弟戴、金，最為首出。檠齋得膺上弟，旋復杜門；東原晚際昌時，公車入省校書，恩例超授翰林，天不慭年，終於吉士。至於開四庫，求遺書，尤國朝儒林之一大際會也。笥河發其議，曉嵐總其功，東原既以茲通籍，南江復由此升庸。然兩君以外，寂無徵焉。竹汀、西庄，清華通貴，而一謫九列，一終少端，皆盛年掛冠，著書林下，淡泊之操，鼎峙抱經。而歙有輔之，岱有眾仲，詞臣五隱，咸暢醇風，盡瘁簡編，何關人事。其繼掇巍科者，淵如、北江，一沈俗吏，一為戍兵，雖踐金門，終飽蟫橐。吾鄉瑤圃邵氏，左官投劾，聲華尤闇。石渠以名臣之子，早著才稱，而詞曹不終，豸冠終斥。芝田、頤谷，未久西台。而懋堂、珍藝、十蘭、二谷，桂未谷、武虛谷。以俗吏終矣；次仲、端臨、易田、階平，以教官終矣；溉亭、小雅、孝臣，以進士終矣；雕菰、辰叔以舉人，容甫、可庵、鄭堂、璞園，且以諸生終矣。笥河於乾嘉儒術為首功，而微罪貶秩，一蹶不正。其弟文正公，頗持宋學，遂躋三公。其最以儒學顯用於時，河間、儀徵兩文達耳。而河間畢生書館，勤於其職，及拜協揆，逾旬而殉；儀徵歷官使相，未嘗一日當國，皆不能剡揚素風，汲引同類。稍得志者，惟嘉慶己未一科，儀徵主試，大興聽從，幸逢翩翩，多班玉筍，論者謂此科得人，逾於乾隆鴻博。然惟龍首姚公、探花王公文僖、文簡，皆長春官。其餘則恭甫一列詞垣，告歸不出；蘭皋戶部，十年不遷。皋聞始列庶常，幾於廢黜；周生沈於兵曹，春橋胡氏秉虔。沒於郡佐。山尊稍以詞章，得躋侍從，終亦不振。嗣是而降，大雅雲亡。蘭坡、墨庄，稍為後出，並躋館職，未結主知，一退老於名山，一積勞於閩海。武進二申，李申耆、劉申甫。心壺、竹村，各述所傳，位不稱學。他若匪石、澗薲、簡庄、拜經、曉樓、碩父之終身席帽，連惓牗下者，更如書中蠹魚，聽其自生自滅而已。即以吾浙言之，仁和諸趙，德清諸徐，臨海諸洪，談經之窟也。鹿泉致位八坐，帖括所傳，或在人口；而谷林、寬夫、心田、筠軒諸先生，今猶有知其姓氏者耶!嘉興之李，次白氏貽德。仁和之二梁，諫庵玉繩、夬庵履繩。蕭山之王、谷塍氏宗炎。之徐、北溟氏鯤。之汪，蘇潭氏繼培。上虞之王，汾泉氏煦。歸安之嚴，鐵橋氏可均、鷗盟氏傑。仁和之翟、晴川氏灝。之孫，雨人氏同元。臨海之金，誠園氏鶚。此皆著述之卓然者，而鄉評校議尚及其人耶!尤可異者，蕭山王氏紹蘭，位望通顯，罷官之後，所作滿家，訓義邃精，幾頡惠、戴，而越人僅貴之為中丞，未嘗尊之為學者。　　嗚呼！由斯以觀，諸君子之抱殘守闕，齗齗縑素，不為利疚，不為勢詘，是真先聖之功臣，晚世之志士!夫豈操戈樹幟，挾策踞座，號召門徒，鼓動聲氣，呶呶陸、王之異辭，津津程、朱之棄唾者所可同年語哉!（33）　　從李氏所論可知，儘管在乾隆中葉的科舉考試中，對通經之士有所重視，但畢竟性理論為首選標準。清代考據學家不僅不能與漢儒較其同異，亦不能與清代尊奉宋學者比其優劣。其既出身貧賤，又不擅時文，更不善鑽營，日事讀書，拙於生計，則窮困潦倒也固矣。考據學雖為一時顯學，但並未給他們帶來生活上的裕如與富足。「著書難為稻粱謀」，方為他們一生真實之寫照!　　　　　　　　　　　　　　　四、乾嘉考據學家之事功之學　　古人所謂事功之學，亦稱經濟之學，經世濟民之學。後人每謂清儒終日埋於故紙堆中以求活，於世無補，於國無益，故無事功之學。又或謂其緬顏事清，貪殘污穢，了不知恥，如劉師培《清儒得失論》斥段玉裁、洪亮吉、孫星衍、劉逢祿、宋翔鳳諸人者然。但細考之事實，則知其說亦不然矣。今舉之如下：　　前已論之，乾嘉學者科舉仕宦雖不如治宋學者顯赫，但入中樞、統方面者，亦有其人，如紀昀、王引之與阮元等，紀氏歷官至禮部尚書，其一生最重者為主持四庫館事；王引之官至禮、工、吏部尚書，為官清整，深得倚重，嘉慶帝稱其「敢言人所不敢言」（34）；阮元歷官至湖廣、兩廣、雲貴總督，所在修政去弊，興學育教，驅除邊患，禁絕鴉片，其功甚偉。直言極諫者，莫若王念孫、洪亮吉。王氏密劾和坤，為國除奸，時人稱其為「和鸞鳴鳳」；洪氏《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聲震中外，終遭戍邊，與王氏後先輝映。他如王昶之從征西南，襄贊為多，後官刑部侍郎，熟於兵事刑法；孫星衍官山東督糧道權布政使，精於治理錢糧；郝懿行、胡培翚雖僅官戶部主事，然其精於吏法，以能著稱。至為州官者，有汪輝祖官道州知州，李文藻官桂林同知，汪喜孫官懷慶府知府，張澍官臨江通判，朱緒曾官台州府同知，庄炘官興安府知府，鄭方坤官武定知府，胡秉虔官丹噶爾同知，胡承珙官台灣道等。為縣令者，有段玉裁官巫山知縣，邢澍官長興知縣，周春官廣西岑溪知縣，洪頤煊官新興知縣，錢東垣官上虞知縣，桂馥官永平知縣，武億官博山知縣，丁履恆官肥城知縣等。除段氏有貪殘之譏外，余皆所在有政聲，多令譽，不愧清廉明正之官也。　　從事文化教育之職，在四庫館中出力尤著者，則有戴震、周永年、余集、邵晉涵、楊昌霖、金榜、曾燠、任大椿、李潢、洪梧、孫希旦諸人。官至學政者有惠士奇、盧文弨、朱筠、錢大昕等。士奇在粵六年，深得人心；朱氏任安徽學政，教諸生治古學，又上疏請輯《永樂大典》，啟修《四庫全書》之軸；盧氏任湖南學政，以越職為學子請命而遭左遷，晚年職教書院，樂育英才；錢氏為廣東學政，門下人才輩出，歸里後掌教書院，地方大吏，每遇大事，輒諮詢，莫不滿意而去。官府州縣學教職者，如凌廷為寧國府學教授，錢塘為江寧府學教授，戚學標為寧波府學教授，沈欽韓為寧國府學訓導，翟灝為衢州府學教授，劉台拱為丹徒縣學訓導，嚴可均為建德縣學教諭，宋綿初為清河縣訓導，汪萊為石埭縣訓導等。亦莫不振興文教，砥礪風氣，勤勤懇懇，恪盡其職矣。受朝廷徵召者，如顧棟高、惠棟、沈彤之舉博學鴻詞，江聲、陳鱣、錢大昭、胡虔之舉孝廉方正，雖有中有不中，然皆學有淵源、識高品粹也。　　雖仕即旋或終身不仕者，如江永之處里黨，以孝悌仁讓為先，人多化之。又嘗勸鄉人輸谷立社倉，行之三十年，一鄉之人不知有饑饉。余如沈大成、余蕭客、汪中、汪元亮、孔廣森、厲鄂、吳騫、袁廷檮、鮑廷博、黃丕列、顧廣圻、錢坫、朱駿聲、朱彬、江藩、章宗源、洪震煊、鈕樹玉、焦氏父子循、廷琥，馬氏兄弟曰管、曰璐，李氏兄弟富孫、遇孫，梁氏兄弟玉繩、履繩，臧庸等，亦皆為鄉里表率，士中賢人。其雖不能以經術飾吏事，所謂「以夙昔經術，發為經濟，移孝作忠，為當代名臣」，（35）然亦非消極避世也明矣。如汪中曾論其志云：「中嘗有志於用世而恥為無用之學，故於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問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學一術以自托，平日則自食其力，而可以養其廉恥，即有饑饉流散之患，亦足以衛其生。何苦耗心勞力，飾虛詞以求悅世人哉!」（36）當時學者之心，亦多如之。　　此可見，乾嘉考據學家絕非隱士，更非因懼禍而逃避現實，這其中以焦循的言行最為典型。焦氏稱自己「尚論古今循吏而心慕之，思為親民官。雖以疾跧伏鄉里，時時靜察夫民之情」（37）。由於身體的原因，焦氏並未積極入仕，而是以多疾之軀治《易》，自稱「余以病家處者十年，每莎笠短衣，與一二佃客雜刺船湖中，不知余姓名者或亦謂非嘗刺船者也。然余逢人必告以姓名，唯恐人疑余為隱於舟者」。（38）在談到反對隱的理由時，焦氏說：　　人不可隱，不能隱，亦無所為隱!有周公、孔子之學而不仕，乃可以稱隱，然有周公、孔子之學則不必隱。許由、巢父、沮溺、荷莜丈人、東郭平原、朱桃椎、仲長統之流耳，自負其孤子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國，托跡于山溪林莽以匿其拙，故吟詠風月則有餘，立異矯世、苦節獨行則有餘，出而操天下之柄則不足。巢父、許由必不能治鴻水；沮溺、丈人必不能驅猛獸、成《春秋》以懼亂臣賊子；四皓、嚴光必不能與蕭、曹、鄧、寇並立功勛。是故耕而食、鑿而飲，分也；出則為殷浩、房管，貽笑天下。宜於朝則朝，宜於野則野，聖人之藏，所以待用也。無可用之具而自托於隱，悖也。隱，不隱者也。故曰：不可隱，不能隱，亦無所為隱也!（39）　　焦循以治世致用為標準，打破了以隱為高尚的傳統觀念，譏刺自古以來的隱逸之士是「無可用之具而自托於隱」。乾嘉學者無論仕與不仕，都反對消極隱遁，焦氏此語足以代表他們的心理。　　王念孫謂「學問、人品、政事，三者同條共貫」（40），此儒者入世之理想。然世能兼之者，則既決於其人，亦決於其時。乾嘉諸儒，處和平之世，繁盛之局，故既不能持戈躍馬，立萬世之功而彪炳史冊；亦不能徜徉林下，託故國之思，以歆動後人。然上列諸人，居官盡職，處里必賢，較宋學人物如清初以來熊賜履、李光地、方苞諸人之假道學，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後人每謂其畏禍自全，消極避世，埋頭古籍，無關民生；甚或以為其誤國誤民，導致晚清科技不興，落後挨打，並戴以「落後」、「瑣碎」、「務虛」、「反動」等帽子，此可謂站在今人的立場上苛繩古人的典型心理。　　綜前所論，乾嘉考據學的興盛與衰微，有其複雜的時代背景，也有其學術內部發展的自身演化脈絡。在急功近利的今天，面對清代遍布南北的考據學家和他們插架森森的著作，很少有人願意讀完一部他們的著述，在他們訓詁考據的詞語密林中，認真尋覓他們的思想火花與真知別解。因此，從當時至今日，雖然已經走過了近二百年的歷史，但學術界仍未擺脫如江藩、方東樹、皮錫瑞、章炳麟、梁啟超、錢穆、陳寅恪等人的認識與評價，甚至對他們明顯的誤說偏見，也仍堅執為確說真解，屢屢引證，據為典要。我們認為，如果對乾嘉考據學家的思想與學術做不到梳理釐清與深入研究，則對近現代學術界的探究，也無法做到導源窮委，剖析肌理，因為近百年的學術界，與乾嘉考據學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與系聯。注釋：　　（1）凌廷堪著，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卷35《汪容甫墓志銘》引汪中語，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20頁。　　（2）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886—887頁。　　（3）錢載：《張處士爾歧墓表》，見《碑傳集》，第11冊，卷130，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3875頁。　　（4）王昶：《春融堂集》，卷22《為顧秀才千里廣圻題其兄抱沖小讀書堆圖》，《續修四庫全書》本，集部第1437冊，第587頁。　　（5）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內篇二.書朱陸篇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頁。　　（6）阮元：《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碑傳集》卷36，第3冊，第1063頁。　　（7）嚴榮：《述庵先生年譜》，卷上乾隆三十六年條，台北：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27頁。　　（8）盧文弨著，王文錦點校：《抱經堂文集》，卷1《中庸圖說序》，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0頁。　　（9）章學誠：《邵與桐別傳》，《碑傳集》，卷50，第4冊，第1415—1418頁。　　（10）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揅經室二集》，卷2《劉端臨先生墓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揅經室集》本，上冊第399—400頁。　　（11）皮錫瑞撰，周予同註：《經學歷史》，十《經學復盛時代》，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313—314頁。　　（12）惠棟：《九曜齋筆記》卷2「漢宋」條，清《聚學軒叢書》本。　　（13）惠棟：《九曜齋筆記》卷2「趨庭錄」條，清《聚學軒叢書》本。　　（14）惠棟撰，漆永祥整理：《松崖文鈔》，卷2《沈君果堂墓志銘》，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6年版《東吳三惠詩文集》本，第345頁。　　（15）盧文弨著，王文錦點校：《抱經堂文集》，卷6《〈戴氏遺書〉序》，第74頁。　　（16）錢大昕撰，呂友仁標校：《潛研堂文集》，卷25《盧氏〈群書拾補〉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21頁。　　（17）凌廷堪著，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卷35《戴東原先生事略狀》，第317頁。　　（18）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揅經室三集》，卷5《〈惜陰日記〉序》，《揅經室集》下冊，第687—688頁。　　（19）凌廷堪著，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卷4《辨學》，第34頁。　　（20）張鑒等撰，黃愛平點校：《阮元年譜》嘉慶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條，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54頁。　　（21）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下冊，第987頁。　　（22）《戴震全集》，第1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175頁。　　（23）錢大昕撰，呂友仁標校：《潛研堂文集》，卷6《答問三》，第72頁。　　（24）惠棟：《九經古義.述首》，清省吾堂刊本。　　（25）錢大昕撰，呂友仁標校：《潛研堂文集》，卷24《臧玉琳〈經義雜識〉序》，第391頁。　　（26）錢大昕撰，呂友仁標校：《潛研堂文集》，卷9《答問》六，第122頁。　　（27）孫星衍撰，駢宇騫點校：《岱南閣集》，卷1《咨請會奏置立伏鄭博士議》，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61頁。　　（28）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下冊，第868頁。　　（29）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69頁。　　（30）全祖望撰，朱鑄禹匯校集註：《鮚埼亭集內編》卷20《沈果堂墓版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全祖望集彙校集注》本，上冊，第361頁。　　（31）胡虔：《柿葉軒筆記》，《續修四庫全書》本，子部第1158冊，第38頁。　　（32）李慈銘撰，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光緒丙子二月初五日《鶴征錄》，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466頁。　　（33）李慈銘撰，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同治甲子四月初二日《戴氏遺書》，第1026—1028頁。　　（34）徐珂編：《清稗類鈔.諫諍類.王文簡諫圓明園增防事》，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重印本，第1504頁。　　（35）錢大昕撰，呂友仁標校：《潛研堂文集》，卷26《味經窩類稿序》，第433頁。　　（36）汪中：《述學別錄.與朱武曹書》，台北：廣文書局1970>，目不旁睞，時有『小朱子』之目。年十五，從同里王君雒師學，及見王予中、朱止泉兩先生書，遂篤志程、朱之學」（10）。　　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因此，無論惠棟、戴震、錢大昕諸儒，雖然對朱子多有譏諷，對宋代經學與理學持否定的態度，但對宋儒立身致行之學並不否定，且見諸行事。當時並未出現「漢賊不兩立」的絕對狀態，有之則自江藩《漢學師承記》始。皮錫瑞論曰：　　雍、乾以後，古書漸出，經義大明。惠、戴諸儒，為漢學大宗，已盡棄宋詮，獨標漢幟矣。……宋儒之經說，雖不合於古義；而宋儒之學行，實不愧於古人。且其析理之精，多有獨得之處。故惠、江、戴、段為漢學幟志，皆不敢將宋儒抹摋。（11）　　因此，乾嘉考據學家一方面堅主漢學，反對宋學；但同時對宋儒修身誠意之學並未全盤抹殺。惠棟曾說：「漢人經術，宋人理學，兼之者乃為大儒。荀卿稱周公為大儒，大儒不易及也。」（12）後人執此言以為惠棟不反理學，實際上惠氏所指理學指宋儒修身誠意之學。換言之，即將漢儒訓詁之學與宋儒立身之學統一起來，知行合一，方為大儒，即他所謂「章句訓詁，知也；洒掃應對，行也。二者廢一，非學也」（13）。此語可以認為是惠棟對上句話的最好註解。之所以提倡如此，是因為他看到了「自古理學之儒，滯於稟而文不倡；經術之士，汩於利而行不篤」的弊端。（14）這正是惠棟父子在立身制行方面宗尚宋儒的原因，也是惠氏將「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書為楹聯而父子皆遵行不悖的思想背景和合理解釋。明白此旨，我們對乾嘉考據學家的言行，才會有更深入的認識。　　　　　　　　　　　　　　　　二、乾嘉學者「實事求是」之局限　　《漢書.河間獻王傳》載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顏師古注云：「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乾嘉考據學家遠承漢儒，以「實事求是」為宗主，將其貫穿於治學及立身制行之始終。如盧文弨評價戴震之學「精詣獨造，以求至是之歸」（15）。錢大昕更是大倡「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16）。實事求是遂成為他們品量學術、評價時賢的主要標準與原則。當時學者，最喜將訓詁考據之實與空衍義理之虛相比較。如凌廷堪云：　　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為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為是也，如理義之學是也。（17）　　同時阮元也有相類似的論述，阮氏云：　　《漢書》云：「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後儒之自遁於虛而爭是非於不可究詰之境也，河間獻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門戶，不涉二氏，似有合於「實事求是」之教。（18）　　在乾嘉學者看來，其所謂「實事求是」，所針對的是科舉時文之虛、理學玄談之虛、佛道異端之虛與好名務奇之虛。即凌廷堪所謂「偽士不可以亂真儒也，猶之魚目不可以混美珠也；虛聲不可以紊實學也，猶之燕石不可以冒良珏也」（19）。換言之，「實事求是之學」亦即「實學」，治經訓詁，求學聞道，進而可推廣至經國安邦，扶世濟民。如阮元於嘉慶八年杭州奉御批云：「經濟必從典謨中推求，無不可辦之事。」（20）考經研史，有益於世，這是從帝王至考據學家一致的觀點。　　但乾嘉學者言言有考、字字有據的「實事求是」之學，實際也是要大打折扣的：首先，他們的「實事求是」是建立在對孔、孟與《五經》完全信賴的基礎之上；其次，是建立在對漢儒尤其是東漢如許慎、鄭玄諸人充分信任的基礎之上。　　孔子為「萬世師表」，《六經》為「萬世教科書」，聖人的權威與地位不容挑戰與懷疑。乾嘉學者對諸經與舊注籠統視為同一思想體系來相互引證闡釋。如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中，引用《易》、《詩》、《樂記》、《中庸》、《大學》、《論》、《孟》及鄭玄、許慎之說相互疏通證明，但這些書非成於一時，其思想意識各自不同，且諸書「理」字有其專義，並非同一意義上的哲學含義。正如孫欽善先生所言，「實際上不但六經之間，經注之間的思想內容不盡相同，就是孔孟的思想也是各有其特點的，決不應混同」。（21）　　又如對於《詩經》的研究，乾嘉學者多遵從《毛傳》與《鄭箋》，視其為周公、文王教化之典謨。例如《野有死麕》中「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誘」《毛傳》訓為「道」，歐陽修釋為「挑誘」，深得風人之旨。然戴震《毛詩補傳》卷二謂「懷春者，設言女之情。誘之者，託言己之願。……其吉士好色而不至於淫，其女子含貞一而不可犯干。詩於善兼之矣。」（22）錢大昕謂「言貞女有潔清之操，士當以六禮導行之」（23）。此種解釋，較之歐陽修與明代公安、竟陵諸家，以解「五七言」之法而讀《詩經》，更是一種曲解與退步，當然從經學史的層面而言，則是另一個話題了。　　乾嘉學者溯源而上，求儒學之本根，他們認為漢儒訓詁釋解，學有師承，去古未遠，的然可信。如惠棟論曰：　　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24）　　又錢大昕論云：　　訓詁必依漢儒，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義猶有存者，異於後人之不知而作也。（25）　　錢氏還認為，東漢復不若西漢經學之可信，其論《春秋》曰：　　蓋宣尼作《春秋》，其微言大義，多見於《論語》，西京去古未遠，猶有傳其學者，今所存唯東漢諸儒之說，而《春秋》之微言絕矣。（26）　　孫星衍所論較錢氏為更詳，他指出漢儒承上啟下的重要性與其存古之功。其云：　　漢代諸儒，承秦絕學之後，傳授經文經義，去古不遠，皆得七十子之傳，若伏生、鄭康成，其功在經學絕續之際，較七十子為難，又迥在唐宋諸儒之上。（27）　　經學與漢儒的權威性不可動搖，則乾嘉學者治學，勢必依經釋解，緣漢儒之說為說，雖然在訓詁考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對漢儒之說多所糾正，但從本質上來說，他們是保守的而不是開放的。他們打碎了宋明理學的枷鎖，拋棄了宋儒所維護之「道統」；但他們又戴上了漢儒經學的枷鎖，維護著另一種「道統」。孫欽善先生曾論顧炎武曰：　　他宗宋儒，法孔孟，帶有衛道氣息，排斥叛逆精神，遠不如黃宗羲、王夫之的思想開明。這種自相矛盾的特點，在清代正統考據學派中，一直沿襲下去。（28）　　先生此言良是，無論是顧炎武、黃宗羲等人，還是惠棟、戴震、錢大昕諸家，在思想上皆不具有梁啟超所比喻的歐洲文藝復興那樣的「啟蒙」性質，皆具有自相矛盾的特點，而其「實事求是」，也是一種在膜拜《六經》、尊崇漢儒前提下的先驗論而已。但無論如何，其治經詁字方面，因音求義，講求本根，追源窮委，無徵不信的治學方法；其重知重行，不尚鑿空、甘於寂寞的治學的態度；其不重玄談，「寓義理於訓詁之中」的治學理念；以及顛覆宋明理學所帶來的革命性變化與經術治國的觀念思想等，都給了後人以極大的影響。　　　　　　　　　　　　　　　　三、著述難為稻粱謀　　乾嘉考據學興盛，世人推論其因，多歸之於清廷禁書與文字獄所致。龔自珍「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詩話語言，後人常以為信史而引證之。陳寅恪曾謂清代史學不振，「未可悉由當世人主摧毀壓抑之所致」，其論甚偉。然究其原因，陳氏復以為「往昔經學盛時，為其學者，可不讀唐以後書，以求速效。聲譽既易致，而利祿亦隨之，於是一世才智之士，能為考據之學者，群舍史學而趨於經學之一途」。（29）依陳氏之說，則當時考據學家皆利祿之徒如漢代治經者，所謂「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者也。然如詳辨當時考據家之情狀，即知此說為不然。　　即以科舉功名而論，乾嘉時考據學家多功名黯然，屢敗科場，其求生之手段，或入幕府，或修志書，生活無助，常困衣食者，在在而有，比比皆是。乾嘉學者多不擅時文，以江藩《漢學師承記》中所列諸人而言，掇巍科者，以金榜為最，其為乾隆三十七年一甲第一名及第，其次則王鳴盛為乾隆十九年庄培因榜、江德量為乾隆四十五年恩科汪如洋榜、洪亮吉為乾隆五十五年恩科石韞玉榜一甲第二名及第，盧文弨為乾隆十七年恩科秦大士榜一甲第三名及第，余則邵晉涵為乾隆三十六年恩科會試第一名，然殿試在二甲第三十名。他如錢大昕、王昶、朱筠、武億等中進士者，皆在二、三甲之列，若戴震之進士名，乃清高宗之所賜。即金榜、江德量、盧文弨，雖名在三甲，然或早退林下，或著述為業，仕宦皆不顯赫，更無財富利祿之可言。　　他若江永、惠棟、沈彤、余蕭客、江聲、汪中、江藩、臧庸等，則或屢敗科場，或絕意不為時文以終其身。惠棟鄉試，因用《漢書》見黜。江永乃一代通儒，且其所編《鄉黨圖考》、《四書典林》，帖括之士竊其唾餘，取高第掇巍科者數百人，而永以明經終老於家。又乾隆元年舉博學鴻儒科，沈彤被薦入京。全祖望評曰：「君平生有所述作，最矜慎，不輕下筆，几几有含毫腐穎之風，予以為非場屋之材。而君果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而出。」（30）又胡虔記「戴東原震數應禮部試，分校者爭欲致之門下，每於三場五策中物色之，不可得。既乃知其對策甚空，諸公以戴淹雅精卓，殆無倫比，而策則如無學者，大是異事。錢辛楣詹事曰：『此東原之所以為東原也。』戴中壬午江南鄉試，年四十矣。出青田韓錫祚房，其文詰屈，幾不可句讀。後以征修四庫書，得庶吉士。」（31）清季李慈銘曾論曰：「蓋漢儒之經學，為利祿之路，其從師傳業者，無異今之舉業。而國朝諸儒之學，則實與時背馳，宜其愈上而愈困也。」（32）乾嘉諸儒，雖治漢學，然與漢時學術與時代皆不相同，諸人皆注全力於經史，則場屋文字不時作，比至考場，自然生疏；又科舉時文，皆須爛熟《四書》朱注之類，而諸人又不喜朱子，則其落選也必矣。　　乾嘉考據學家既舉業無望，則其仕途之坎坷可知，李慈銘曾論之甚詳。其曰：　　嗚呼！漢人傳經，時主所好，專門授業，多致通顯，上為帝師，次典秘籍。故或賄改夫漆書，或爭論於講殿，桓榮以車馬誇稽古，夏侯以青紫誘明經。士風景從，猶非無故。下至宋之談禮，宗廟以為號；明之講學，朝廷畏其黨。習俗之靡，尚緣勢利。若我朝諸儒之為漢學也，則違忤時好，見棄眾議，學校不以是為講，科第不以是為取。其初開國草昧，樸學椎輪，則亭林以遺民終，潛邱以布衣死。西河、竹垞，老籍詞賦，暫陪承明，旋即廢退。東樵獻書，仍淪草莽；玉林著述，不出里閈。吳江二長，朱長孺、陳長發。鄞江二萬，青衿飾終，黃馘就木。而淵源宋儒者，二曲布衣，關中講學，親屈萬乘，寵以大儒。潛庵、松陽，互標朱、陸，生為羽儀，歿邀俎豆。安溪以其政事，緣飾儒風，揣摩當寧，宗尚紫陽，位極鼎台，久枋國政。江陰、高安，相為提挈；榕城繼席，名位益隆。望溪起於俘囚，久居講幄；漳浦擢自閑廢，遂為帝師。此則漢、宋相形，遭遇勝負，已可知矣。　　高宗盛時，首辟經學，薦書兩上，鶴車四齣。然得官者五人：顧、陳、吳、梁，僅拜虛秩；當塗入館，更以年例。而諸公亦皆學參漢、宋，未號專家。當時海內宗師，松崖一老，征輿未上，壇席已除。都講弟子，仲林、艮庭，槁項卒世。婺源江君，學究天人，東南兩星，與惠相望，沈淪胄序，久晦少微。高弟戴、金，最為首出。檠齋得膺上弟，旋復杜門；東原晚際昌時，公車入省校書，恩例超授翰林，天不慭年，終於吉士。至於開四庫，求遺書，尤國朝儒林之一大際會也。笥河發其議，曉嵐總其功，東原既以茲通籍，南江復由此升庸。然兩君以外，寂無徵焉。竹汀、西庄，清華通貴，而一謫九列，一終少端，皆盛年掛冠，著書林下，淡泊之操，鼎峙抱經。而歙有輔之，岱有眾仲，詞臣五隱，咸暢醇風，盡瘁簡編，何關人事。其繼掇巍科者，淵如、北江，一沈俗吏，一為戍兵，雖踐金門，終飽蟫橐。吾鄉瑤圃邵氏，左官投劾，聲華尤闇。石渠以名臣之子，早著才稱，而詞曹不終，豸冠終斥。芝田、頤谷，未久西台。而懋堂、珍藝、十蘭、二谷，桂未谷、武虛谷。以俗吏終矣；次仲、端臨、易田、階平，以教官終矣；溉亭、小雅、孝臣，以進士終矣；雕菰、辰叔以舉人，容甫、可庵、鄭堂、璞園，且以諸生終矣。笥河於乾嘉儒術為首功，而微罪貶秩，一蹶不正。其弟文正公，頗持宋學，遂躋三公。其最以儒學顯用於時，河間、儀徵兩文達耳。而河間畢生書館，勤於其職，及拜協揆，逾旬而殉；儀徵歷官使相，未嘗一日當國，皆不能剡揚素風，汲引同類。稍得志者，惟嘉慶己未一科，儀徵主試，大興聽從，幸逢翩翩，多班玉筍，論者謂此科得人，逾於乾隆鴻博。然惟龍首姚公、探花王公文僖、文簡，皆長春官。其餘則恭甫一列詞垣，告歸不出；蘭皋戶部，十年不遷。皋聞始列庶常，幾於廢黜；周生沈於兵曹，春橋胡氏秉虔。沒於郡佐。山尊稍以詞章，得躋侍從，終亦不振。嗣是而降，大雅雲亡。蘭坡、墨庄，稍為後出，並躋館職，未結主知，一退老於名山，一積勞於閩海。武進二申，李申耆、劉申甫。心壺、竹村，各述所傳，位不稱學。他若匪石、澗薲、簡庄、拜經、曉樓、碩父之終身席帽，連惓牗下者，更如書中蠹魚，聽其自生自滅而已。即以吾浙言之，仁和諸趙，德清諸徐，臨海諸洪，談經之窟也。鹿泉致位八坐，帖括所傳，或在人口；而谷林、寬夫、心田、筠軒諸先生，今猶有知其姓氏者耶!嘉興之李，次白氏貽德。仁和之二梁，諫庵玉繩、夬庵履繩。蕭山之王、谷塍氏宗炎。之徐、北溟氏鯤。之汪，蘇潭氏繼培。上虞之王，汾泉氏煦。歸安之嚴，鐵橋氏可均、鷗盟氏傑。仁和之翟、晴川氏灝。之孫，雨人氏同元。臨海之金，誠園氏鶚。此皆著述之卓然者，而鄉評校議尚及其人耶!尤可異者，蕭山王氏紹蘭，位望通顯，罷官之後，所作滿家，訓義邃精，幾頡惠、戴，而越人僅貴之為中丞，未嘗尊之為學者。　　嗚呼！由斯以觀，諸君子之抱殘守闕，齗齗縑素，不為利疚，不為勢詘，是真先聖之功臣，晚世之志士!夫豈操戈樹幟，挾策踞座，號召門徒，鼓動聲氣，呶呶陸、王之異辭，津津程、朱之棄唾者所可同年語哉!（33）　　從李氏所論可知，儘管在乾隆中葉的科舉考試中，對通經之士有所重視，但畢竟性理論為首選標準。清代考據學家不僅不能與漢儒較其同異，亦不能與清代尊奉宋學者比其優劣。其既出身貧賤，又不擅時文，更不善鑽營，日事讀書，拙於生計，則窮困潦倒也固矣。考據學雖為一時顯學，但並未給他們帶來生活上的裕如與富足。「著書難為稻粱謀」，方為他們一生真實之寫照!　　　　　　　　　　　　　　　四、乾嘉考據學家之事功之學　　古人所謂事功之學，亦稱經濟之學，經世濟民之學。後人每謂清儒終日埋於故紙堆中以求活，於世無補，於國無益，故無事功之學。又或謂其緬顏事清，貪殘污穢，了不知恥，如劉師培《清儒得失論》斥段玉裁、洪亮吉、孫星衍、劉逢祿、宋翔鳳諸人者然。但細考之事實，則知其說亦不然矣。今舉之如下：　　前已論之，乾嘉學者科舉仕宦雖不如治宋學者顯赫，但入中樞、統方面者，亦有其人，如紀昀、王引之與阮元等，紀氏歷官至禮部尚書，其一生最重者為主持四庫館事；王引之官至禮、工、吏部尚書，為官清整，深得倚重，嘉慶帝稱其「敢言人所不敢言」（34）；阮元歷官至湖廣、兩廣、雲貴總督，所在修政去弊，興學育教，驅除邊患，禁絕鴉片，其功甚偉。直言極諫者，莫若王念孫、洪亮吉。王氏密劾和坤，為國除奸，時人稱其為「和鸞鳴鳳」；洪氏《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聲震中外，終遭戍邊，與王氏後先輝映。他如王昶之從征西南，襄贊為多，後官刑部侍郎，熟於兵事刑法；孫星衍官山東督糧道權布政使，精於治理錢糧；郝懿行、胡培翚雖僅官戶部主事，然其精於吏法，以能著稱。至為州官者，有汪輝祖官道州知州，李文藻官桂林同知，汪喜孫官懷慶府知府，張澍官臨江通判，朱緒曾官台州府同知，庄炘官興安府知府，鄭方坤官武定知府，胡秉虔官丹噶爾同知，胡承珙官台灣道等。為縣令者，有段玉裁官巫山知縣，邢澍官長興知縣，周春官廣西岑溪知縣，洪頤煊官新興知縣，錢東垣官上虞知縣，桂馥官永平知縣，武億官博山知縣，丁履恆官肥城知縣等。除段氏有貪殘之譏外，余皆所在有政聲，多令譽，不愧清廉明正之官也。　　從事文化教育之職，在四庫館中出力尤著者，則有戴震、周永年、余集、邵晉涵、楊昌霖、金榜、曾燠、任大椿、李潢、洪梧、孫希旦諸人。官至學政者有惠士奇、盧文弨、朱筠、錢大昕等。士奇在粵六年，深得人心；朱氏任安徽學政，教諸生治古學，又上疏請輯《永樂大典》，啟修《四庫全書》之軸；盧氏任湖南學政，以越職為學子請命而遭左遷，晚年職教書院，樂育英才；錢氏為廣東學政，門下人才輩出，歸里後掌教書院，地方大吏，每遇大事，輒諮詢，莫不滿意而去。官府州縣學教職者，如凌廷為寧國府學教授，錢塘為江寧府學教授，戚學標為寧波府學教授，沈欽韓為寧國府學訓導，翟灝為衢州府學教授，劉台拱為丹徒縣學訓導，嚴可均為建德縣學教諭，宋綿初為清河縣訓導，汪萊為石埭縣訓導等。亦莫不振興文教，砥礪風氣，勤勤懇懇，恪盡其職矣。受朝廷徵召者，如顧棟高、惠棟、沈彤之舉博學鴻詞，江聲、陳鱣、錢大昭、胡虔之舉孝廉方正，雖有中有不中，然皆學有淵源、識高品粹也。　　雖仕即旋或終身不仕者，如江永之處里黨，以孝悌仁讓為先，人多化之。又嘗勸鄉人輸谷立社倉，行之三十年，一鄉之人不知有饑饉。余如沈大成、余蕭客、汪中、汪元亮、孔廣森、厲鄂、吳騫、袁廷檮、鮑廷博、黃丕列、顧廣圻、錢坫、朱駿聲、朱彬、江藩、章宗源、洪震煊、鈕樹玉、焦氏父子循、廷琥，馬氏兄弟曰管、曰璐，李氏兄弟富孫、遇孫，梁氏兄弟玉繩、履繩，臧庸等，亦皆為鄉里表率，士中賢人。其雖不能以經術飾吏事，所謂「以夙昔經術，發為經濟，移孝作忠，為當代名臣」，（35）然亦非消極避世也明矣。如汪中曾論其志云：「中嘗有志於用世而恥為無用之學，故於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問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學一術以自托，平日則自食其力，而可以養其廉恥，即有饑饉流散之患，亦足以衛其生。何苦耗心勞力，飾虛詞以求悅世人哉!」（36）當時學者之心，亦多如之。　　此可見，乾嘉考據學家絕非隱士，更非因懼禍而逃避現實，這其中以焦循的言行最為典型。焦氏稱自己「尚論古今循吏而心慕之，思為親民官。雖以疾跧伏鄉里，時時靜察夫民之情」（37）。由於身體的原因，焦氏並未積極入仕，而是以多疾之軀治《易》，自稱「余以病家處者十年，每莎笠短衣，與一二佃客雜刺船湖中，不知余姓名者或亦謂非嘗刺船者也。然余逢人必告以姓名，唯恐人疑余為隱於舟者」。（38）在談到反對隱的理由時，焦氏說：　　人不可隱，不能隱，亦無所為隱!有周公、孔子之學而不仕，乃可以稱隱，然有周公、孔子之學則不必隱。許由、巢父、沮溺、荷莜丈人、東郭平原、朱桃椎、仲長統之流耳，自負其孤子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國，托跡于山溪林莽以匿其拙，故吟詠風月則有餘，立異矯世、苦節獨行則有餘，出而操天下之柄則不足。巢父、許由必不能治鴻水；沮溺、丈人必不能驅猛獸、成《春秋》以懼亂臣賊子；四皓、嚴光必不能與蕭、曹、鄧、寇並立功勛。是故耕而食、鑿而飲，分也；出則為殷浩、房管，貽笑天下。宜於朝則朝，宜於野則野，聖人之藏，所以待用也。無可用之具而自托於隱，悖也。隱，不隱者也。故曰：不可隱，不能隱，亦無所為隱也!（39）　　焦循以治世致用為標準，打破了以隱為高尚的傳統觀念，譏刺自古以來的隱逸之士是「無可用之具而自托於隱」。乾嘉學者無論仕與不仕，都反對消極隱遁，焦氏此語足以代表他們的心理。　　王念孫謂「學問、人品、政事，三者同條共貫」（40），此儒者入世之理想。然世能兼之者，則既決於其人，亦決於其時。乾嘉諸儒，處和平之世，繁盛之局，故既不能持戈躍馬，立萬世之功而彪炳史冊；亦不能徜徉林下，託故國之思，以歆動後人。然上列諸人，居官盡職，處里必賢，較宋學人物如清初以來熊賜履、李光地、方苞諸人之假道學，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後人每謂其畏禍自全，消極避世，埋頭古籍，無關民生；甚或以為其誤國誤民，導致晚清科技不興，落後挨打，並戴以「落後」、「瑣碎」、「務虛」、「反動」等帽子，此可謂站在今人的立場上苛繩古人的典型心理。　　綜前所論，乾嘉考據學的興盛與衰微，有其複雜的時代背景，也有其學術內部發展的自身演化脈絡。在急功近利的今天，面對清代遍布南北的考據學家和他們插架森森的著作，很少有人願意讀完一部他們的著述，在他們訓詁考據的詞語密林中，認真尋覓他們的思想火花與真知別解。因此，從當時至今日，雖然已經走過了近二百年的歷史，但學術界仍未擺脫如江藩、方東樹、皮錫瑞、章炳麟、梁啟超、錢穆、陳寅恪等人的認識與評價，甚至對他們明顯的誤說偏見，也仍堅執為確說真解，屢屢引證，據為典要。我們認為，如果對乾嘉考據學家的思想與學術做不到梳理釐清與深入研究，則對近現代學術界的探究，也無法做到導源窮委，剖析肌理，因為近百年的學術界，與乾嘉考據學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與系聯。注釋：　　（1）凌廷堪著，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卷35《汪容甫墓志銘》引汪中語，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20頁。　　（2）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886—887頁。　　（3）錢載：《張處士爾歧墓表》，見《碑傳集》，第11冊，卷130，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3875頁。　　（4）王昶：《春融堂集》，卷22《為顧秀才千里廣圻題其兄抱沖小讀書堆圖》，《續修四庫全書》本，集部第1437冊，第587頁。　　（5）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內篇二.書朱陸篇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頁。　　（6）阮元：《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碑傳集》卷36，第3冊，第1063頁。　　（7）嚴榮：《述庵先生年譜》，卷上乾隆三十六年條，台北：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27頁。　　（8）盧文弨著，王文錦點校：《抱經堂文集》，卷1《中庸圖說序》，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0頁。　　（9）章學誠：《邵與桐別傳》，《碑傳集》，卷50，第4冊，第1415—1418頁。　　（10）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揅經室二集》，卷2《劉端臨先生墓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揅經室集》本，上冊第399—400頁。　　（11）皮錫瑞撰，周予同註：《經學歷史》，十《經學復盛時代》，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313—314頁。　　（12）惠棟：《九曜齋筆記》卷2「漢宋」條，清《聚學軒叢書》本。　　（13）惠棟：《九曜齋筆記》卷2「趨庭錄」條，清《聚學軒叢書》本。　　（14）惠棟撰，漆永祥整理：《松崖文鈔》，卷2《沈君果堂墓志銘》，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6年版《東吳三惠詩文集》本，第345頁。　　（15）盧文弨著，王文錦點校：《抱經堂文集》，卷6《〈戴氏遺書〉序》，第74頁。　　（16）錢大昕撰，呂友仁標校：《潛研堂文集》，卷25《盧氏〈群書拾補〉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21頁。　　（17）凌廷堪著，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卷35《戴東原先生事略狀》，第317頁。　　（18）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揅經室三集》，卷5《〈惜陰日記〉序》，《揅經室集》下冊，第687—688頁。　　（19）凌廷堪著，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卷4《辨學》，第34頁。　　（20）張鑒等撰，黃愛平點校：《阮元年譜》嘉慶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條，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54頁。　　（21）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下冊，第987頁。　　（22）《戴震全集》，第1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175頁。　　（23）錢大昕撰，呂友仁標校：《潛研堂文集》，卷6《答問三》，第72頁。　　（24）惠棟：《九經古義.述首》，清省吾堂刊本。　　（25）錢大昕撰，呂友仁標校：《潛研堂文集》，卷24《臧玉琳〈經義雜識〉序》，第391頁。　　（26）錢大昕撰，呂友仁標校：《潛研堂文集》，卷9《答問》六，第122頁。　　（27）孫星衍撰，駢宇騫點校：《岱南閣集》，卷1《咨請會奏置立伏鄭博士議》，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61頁。　　（28）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下冊，第868頁。　　（29）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69頁。　　（30）全祖望撰，朱鑄禹匯校集註：《鮚埼亭集內編》卷20《沈果堂墓版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全祖望集彙校集注》本，上冊，第361頁。　　（31）胡虔：《柿葉軒筆記》，《續修四庫全書》本，子部第1158冊，第38頁。　　（32）李慈銘撰，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光緒丙子二月初五日《鶴征錄》，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466頁。　　（33）李慈銘撰，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同治甲子四月初二日《戴氏遺書》，第1026—1028頁。　　（34）徐珂編：《清稗類鈔.諫諍類.王文簡諫圓明園增防事》，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重印本，第1504頁。　　（35）錢大昕撰，呂友仁標校：《潛研堂文集》，卷26《味經窩類稿序》，第433頁。　　（36）汪中：《述學別錄.與朱武曹書》，台北：廣文書局1970 年縮印本，第14b頁。　　（37）焦循著，劉建臻點校：《雕菰集》，卷17《送吳生序》，揚州：廣陵書社2009年版《焦循詩文集》本，第318頁。　　（38）焦循著，劉建臻點校：《雕菰集》，卷17《〈舟隱圖〉序》，上冊，第322頁。　　（39）焦循著，劉建臻點校：《雕菰集》，卷7《非隱》，上冊，第126頁。　　（40）臧庸：《拜經文集》，卷3《與王懷祖觀察書》引王念孫語，《續修四庫全書》本，集部第1491冊，第5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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