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一個作家會寫為什麼我們的世界是這個樣子》文/顧彬

研究漢學的外國學者中，還有誰比德國人顧彬（Wolfgang Kubin）更有爭議？　　在亞馬遜網站上，讀者對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點評涇渭分明。讚揚者說，「顧彬教授獨力創作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變成了一隻讓中國大陸本土同行汗顏的刺蝟摸它扎手，繞道又別無他途。」批評者的姿態同樣高調：「完全是隔靴搔癢，無病呻吟。不懂中國文學就不要瞎寫！」　　從2006年12月一篇「德國漢學家稱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的報道開始，「垃圾說」和顧彬就畫上了等號。在此後的幾次回應中，顧彬曾不厭其煩地解釋當時的語境和媒體的「斷章取義」。　　「以前的北京語言學院，現在叫北京語言大學，我以前在那裡的老師，不向外國學生介紹1988年之後的當代中國文學如果你問他們這是為什麼，他們會告訴你90年代之後的中國文學，不過是些垃圾，而那之前的文本或許過時了。」顧彬說，「1994年6月蘇州大學主辦了一次關於中國散文的會議，在會上我用到了『垃圾』這個詞。儘管我在許多別的場合，包括論及德國當代文學的時候，也用這個詞，可是有人卻斷章取義，把這個曲解成我對1949年之後的中國作家的侮辱。」　　按照正常邏輯，神學出身的顧彬和中國文學原本沒有任何交集。22歲的時候，顧彬「偶遇」李白的詩句「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自此開始了對中國文學的痴心相隨。　　從最基礎的漢字開始學習，到名聲顯赫的國際漢學家，顧彬40多年的中國文學之路日益拓寬：翻譯出版德文版六卷本的《魯迅文集》之外，這個被譽為中德文化交流「搬運工」的德國人，陸續翻譯過100多名中國現當代詩人作家的作品，還以中德英三種語言出版過諸多專著。即將出版的《中國戲劇史》是他最新的作品。　　對中國當代詩歌的不吝讚美，對當代小說的嚴厲批評，愛恨交織躍然於顧彬的各種文本和演講中，但他內心深處或許有更深的期待。正如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這本書的最後，他引用的一句北島的詩「回來，讓我們重建家園」。　　中國文學的家園在何處，怎麼重建？帶著這些疑問，《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近日在同濟大學中德學院採訪了來同濟做講座的顧彬教授。　　花白的頭髮，不夠合身的深色西裝，坐在本刊記者面前的顧彬，寡言拘謹。採訪開始前，他從包里拿出新華字典和德漢詞典放在桌上，不過在接下來的聊天里，這些工具書沒派上用場。除了偶爾出現的幾個德文名字，從頭至尾顧彬都用清晰的中文回答本刊記者的每一個問題。　　中國小說的問題在於長篇小說　　《瞭望東方周刊》：從2006年批評中國當代文學的言論流傳於媒體後，許多人都想知道，顧彬為什麼這樣激烈地否定中國當代文學？你自己來談談這個問題好嗎？　　顧彬：我對所有的文學保持一貫的批評態度，我自己也是一名作家。我自己寫散文、小說、詩歌，我會問自己什麼是好的文學。我是德國西部北威州南部作協會長，我每個月最少要跟作家們談一次什麼是文學，該怎麼寫作。所以文學這個概念，我離不開它，它也離不開我。我對中國當代文學持批評態度，是因為我讀了大部分作家的作品後，發現了很多問題。　　《瞭望東方周刊》：你認為什麼是好的作品呢？　　顧彬：什麼是好的？我不是第一個問的，北京詩人歐陽江河老問什麼是好的中文，但到現在好像沒有人能有答案。在歐洲我們也一直有作家評論家談論什麼是好的文學，這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任何國家好的文學的標準都是一樣的。　　好的文學，第一要有好的語言；第二應該有思想；第三應該創造新的形式。這三點裡，創造新的形式是很困難的。魯迅這三點都實現了，當然他比較容易這樣做。因為「五四」之後需要一種新的語言，新的形式，比如短篇小說。今天對所有的作家來說，達到這幾點要求要困難一些。　　我不會說好的作家太多，但好的作家是存在的。為了了解他，我們要看他們的作品，但是總看他們的作品，我們的時間就受限了，沒有時間留下來創造自己的作品。比如說卡夫卡的書，我才看了一次，是我還在學校的時候，之後我再沒看過他的作品。因為他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怕我以後寫作的時候模仿他。　　中國小說的問題不在於短篇、中篇小說，而在於長篇小說。長篇小說需要你寫第三百頁的時候，還能記得第一頁寫過什麼。但是很多人早就忘記了，出現過哪些名字，發生過哪些事，德國有專門的校對，他們會提醒你，名字是否寫錯了，故事情節哪裡不對。在中國，這種嚴格嚴肅的校對不多。　　對我個人來說，我比較喜歡的長篇小說在1949年以前是錢鍾書的《圍城》。我當時最喜歡的還有蕭紅的《呼蘭河傳》，但有的中國評論家認為蕭紅的這本小說不算長篇小說，因為中國小說跟德國不一樣，都很長，所以一些中篇小說在我看來就是長篇小說了。　　1949年以後的作品就很難評價了。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王安憶的《長恨歌》，還有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算不錯的。《組織部來的年輕人》寫得好，小說裡頭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觀點，每個人都感覺他是對的，通過這部小說可以了解到那個年代年輕人的問題。　　《瞭望東方周刊》：在評價1949年以後的作家作品時候，你確信自己沒有以偏概全嗎？有學者質疑你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說裡面缺了不少有影響力的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比如張抗抗、鐵凝等人。　　顧彬：在我的書里寫過鐵凝。我再說一遍，那本書的中文版被刪掉了20%。我的習慣是，只要我寫過的作家，以後的文章中我不一定再寫他們。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杜牧，但在我的新書《中國詩歌史》里，基本上找不到杜牧的評價和作品。我不想重複，我想集中在其他人身上，比如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李白、杜甫，以及蘇東坡等詩人。　　我不看別人寫我的文章，書評也不看。一是沒有時間，第二我怕驕傲，我不想驕傲。但別人會給我報告，所以我知道我在中國有什麼批評或者報道。《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一些地方有不足，有些人的名字在注釋里才能找到，這是個錯誤。這部文學史2005年寫完，寫上個世紀90年代的人，時間距離太短。時間間隔長一些，能看得更清楚。　　一個作家會寫為什麼我們的世界是這個樣子　　《瞭望東方周刊》：今年4月16日到18日倫敦書展開幕，包括劉震雲、莫言、鐵凝在內的多位中國作家會前往參加書展，你認為他們能代表中國作家現在的真實狀況嗎？　　顧彬：今年倫敦書展的情況我不了解，但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代表中沒有一個很好的中國詩人，很遺憾。去法蘭克福的中國作家代表，他們的書可能在德國都賣得不錯，但是他們不符合我的「精英」的味道。　　你提到的這些中國小說家也是，他們知道怎麼寫，但是他們的作品也缺少些東西，反正不能吸引我。魯迅、張愛玲、沈從文的小說我看過之後，還想再看。你說的這些作家，都不能引起我的興趣。他們寫的小說不是給我這樣的人看的，也有人喜歡他們的作品，只是不是寫給我看的。　　中國作家和作品是能夠反映中國的部分現實的，但是還不夠，不夠深。而且，現在的作家不管是生活在哪個城市，不管是住在上海或者是北京，他們寫不出來中國城市的味道。他們的作品都寫得很抽象，包括王安憶在內，她作品裡的上海和具體生活沒有連接關係，她寫的是一個抽象的上海。但老舍能夠寫好城市，他寫的北京，就寫出了北京的味道。　　另外的問題是，許多當代作家不能用中國的美學方式來寫作。他們當中，不少人還在用歐洲19世紀的寫作方式。都強調現實主義，講的故事裡頭有個主人公，可能會寫家族，寫這個家族的五年十年甚至一百年的發展。一個現代的小說家，他不會再注重講什麼故事，因為所有的故事都已經講過了。比如在德國，每天出來的報紙會給我講最新的故事。我認為一個作家會寫為什麼我們的世界是這個樣子。西方的作家，往往會集中在一個細節，深入一個人的生活中去。　　不過這樣的作品讀者會高興，因為覺得從這些作品裡可以看出來中國一百年的變化，但那些都是俗文學。　　《瞭望東方周刊》：可是讀者喜歡看。　　顧彬：是的。我2009年出版了中國當代詩人詩選，那本書里唐曉渡也挑選了15首海子的詩。我非常不喜歡海子的詩歌，我覺得他的口氣就是14、15世紀詩人的口氣，太老了。但是在歐洲，讀者最喜歡的就是海子的詩歌，讀者的口味跟我不一樣。我承認，我也接受這一點。　　我堅持認為，暢銷書不是好的文學。暢銷書的讀者不包括知識分子，也不包括漢學家。中國當代小說，在德國不屬於嚴肅文學，莫言他們的作品在德國賣得好，但是讀者都是一般的讀者，重要的報紙不會發表評論。即使有評論，也是諷刺他們的作品。在這個方面，我堅持我的精英立場。就像踢足球，踢得不好的人不能夠代表國家隊。　真正的文學和市場應該分開　　《瞭望東方周刊》：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是不是和你曾經的神學和哲學背景有關？　　顧彬：我看文學，會從哲學，從一個非常高的地方來看。但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期待是，希望能從當代作家的作品裡發現現在中國新的圖景是什麼？現在的中國人在想什麼？我不能總是從魯迅的作品來觀察當代中國。　　《瞭望東方周刊》：你似乎一直用魯迅作為標杆來衡量中國當代作家。　　顧彬：中國目前不太可能出現魯迅那樣的作家。現在什麼都是由市場決定。我不明白的是，1949年以前，中國很多作家都很困難，可能要飯吃，卻保持對文學的熱愛。現在的作家，好像找不到誰還需要考慮吃飯的問題，但他們都忙著去追求「成功」。追求名利上的成功不允許一個作家安靜地寫作。　　根據我的了解，除了一些詩人、散文家以外，很多小說家，也可能包括劇作家，都考慮市場，考慮成功，考慮讀者的多少。在德國也有，但是他們不是多數。德國通俗、庸俗作家也是這樣的，但是畢竟是少數的，恐怕法國英國也是這樣。　　真正的作家不應該考慮到市場的要求，真正的文學和市場應該分開。在德國，即使是最好的最有名的當代詩人，他的詩集也就賣三百本；一個優秀的德國小說家，在德國可能只會賣出三五千本作品。真正的作家，他們為文學而寫作，不是為了市場寫作。　　有很多原因造成這樣的情況。一個是生活的速度太快了，但寫作需要一個人安靜下來，慢慢寫。比如莫言，出了很多作品，速度那麼快。另外出版社也想快點賺錢，會要求作家快點把某部作品寫完。在德國來看，好的作家，一年也就寫100頁左右的小說。所以在德國，不會有一個作家一年出兩三本書。比如我，兩年寫一本詩集，還是太快，別人會用三四年。但是我說，我到了55歲以後才開始每天寫作，所以我不能再等，我今年67歲，誰知道我還能活多少年。好的詩人，基本上四年才出一本詩集。　　德國沒有作家富豪榜排名。文學不是奧運會，不能用銷量和市場來衡量。　　《瞭望東方周刊》：你看網路文學嗎？　　顧彬：網路文學不是文學，如果網路文學也算文學的話，那麼就和我在街上跟朋友踢足球，卻說自己能進德國隊一樣。我不反對人們在網上寫作，也不反對人們在街上踢足球。但是要是說他們了不起，那絕對不是。在德國好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私人校對。網路文學根本不可能有什麼校對。德文、中文都是比較複雜的文字，需要嚴格、嚴肅的校對。　　我根本不想看沒有校對過的作品。曾經有個作家要我推薦他的作品，他也有不錯的作品，但是有一次我翻開第一頁就發現一個很明顯的語法錯誤，當時就拒絕了，因為我很難想像後面就沒有錯誤。讀者花二三十歐元買一本作品，他們可不想看到第一頁就有錯誤。　　語言是作家一生的情人　　《瞭望東方周刊》：《20世紀中國文學史》這本書，用了一句北島的詩結尾，「回來，讓我們重建家園」，回到哪裡？　　顧彬：在德語國家，中國的繪畫非常流行，提到中國，能想到的：第一繪畫，第二瓷器，第三戲劇，第四詩歌。　　對我來說，唐朝、宋朝都是中國文學最好的時代。不過那時候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家園。杜甫老在路上、逃跑，沒有什麼自己的家園；李白可能好一些，喜歡喝酒喜歡玩兒，也許他在跟哥們兒喝酒的時候能找到自己的家園。蘇東坡，也總在路上，但是呢，他總能樂呵呵的，因為他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　　我想說，如果中國文學有什麼問題的話，也是中國的問題。最近在汕頭大學的演講，我故意多介紹了山東的女作家馬瑞芳的散文《曹植墓隨想》。我聽說，曹植的墓在「文革」的時候被農民拆去不少石頭，拿去蓋房子。從「五四」運動開始一直到最近，都有不少中國人說外國人給中國帶來的破壞，但是有些也是中國人自己破壞自己的文化。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圓明園還有好多東西呢，後來卻被中國的農民拆了不少，拿去蓋自己的房子了。　　語言的問題也是一樣。社會的變化，什麼是好的漢語好像沒有固定標準。但是許多當代作家，他們用一些糟糕的語法，鬆散模糊，還常常用一些糟糕的詞語，他們不把他們的語言看作作品的重要任務，只忙著把心思用在故事上。不少中國當代作家寫小說，不重視語言，他們覺得故事最重要，但是從歐洲、從德國來看，語言最重要。　　語言是作家一生的情人，但是中國當代小說家一般不會花一天來考慮一個詞一個字。德國當代作家如果寫小說的話，他們一天最多會寫一頁。莫言呢，四十幾天就能寫出一部長篇小說，翻成德文八百頁。如果是托馬斯.曼，這個長度他要寫三年。　　《瞭望東方周刊》：你認為該怎樣重建中國當代文學的家園呢？　　顧彬：我說過，讓中國作家沉默20年，讓他們的作品休息20年，然後拿出來看一看，好不好？如果好，就拿出去出版。如果覺得20年實在太漫長的話，五年也行。　　我最後發表的小說，寫了三年，寫了100頁。我放在抽屜里三年，後來我拿出來，看一看，覺得可以吧，然後我找校對，他說很好，我才去找出版社。　　第二呢，我覺得中國作家應該學英語。我再強調一次，我不是搞歐洲主義，我不反對中國作家學泰語，日語，但可能除了泰國、日本以外泰語、日語都不能用。學了英語不一樣，他們能跟國外的同行聊天。2007年，印度請德國漢學家去。我發現印度人都問我，中國文學怎麼樣，中國作家怎麼樣。因為他們剛從中國回來，但是在中國沒有一個中國作家能用英語跟他們交流。　　到處聽到我的聲音是不對的，向印度人介紹中國文學不是我的責任。德國最晚最晚也是100年前就有人學中文。據說歌德學過五個漢字。我們是小國，但是我們的作家有十多個人在認真學中文，這很不錯。我是作家，我不也學中文嗎？　　通過外語，能夠從外看到中文的特點。也能感受到一個翻譯者在翻譯作品的時候會遇到什麼問題。在德語國家，一個當代作家沒有傳統的基礎是不可能的。好的作家們會掌握古希臘、羅馬帝國的文化，掌握兩三千年的文化歷史。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