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邪之爭才是巴黎恐怖襲擊的本質

06-16

IS恐怖主義都於2015年11月13日瘋狂血洗巴黎，但實際上，在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等地，他們這些年一直干著這樣的事。就在巴黎恐怖襲擊前一天，ISIS就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郊接連發生兩起自殺式爆炸事件，造成至少43人喪生，240多人受傷。那天，第一次襲擊是一兇徒開著一輛裝滿炸藥的摩托車沖向人群中引爆，瞬間造成慘重傷亡。幾分鐘後，就在附近人群越圍越多時，第二個自殺爆炸襲擊者出現了！關鍵時刻，一名叫做Adel Tormos的英雄出現了。他勇猛地衝上去，將綁滿炸藥那個兇手死死按住，使自殺襲擊者無法衝進人群。人肉炸彈爆炸了，Adel Tormos英雄獻身，但他拯救了上百人的生命。Adel Tormos是兩個孩子的父親。

黎巴嫩和巴黎同樣遇襲，但黎巴嫩所受到的關注度比較低，巴黎遇襲卻成為世界輿論的焦點。有人就此感慨稱就是歐洲的失敗和西方的不公義造成了極端主義。美國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後，一些學者從薩繆爾·亨廷頓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找到答案。薩繆爾·亨廷頓生前是哈佛大學教授，也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文明衝突論實際是文化決定論、文化素質論相近的另一類說辭，在一定程度上為恐怖主義找到了存在的籍口。一些支持IS的伊斯蘭論者，也喜歡將亨廷頓文明衝突論拿來為恐怖主義正名。既然是文明的衝突，就不需要從正義與邪惡的角度來思考，一種文明為了自己的存在，自己的教條與主張，不正有了合乎邏輯的理由嗎？亨廷頓的反對者，同是哈佛大學教授的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則反對把文化看做決定人的身份和生活的唯一重要因素，忽視了文化與其他社會決定因素的互動以及人們對於多重身份的優先選擇。他發現煽動暴力者會根據特定的暴力目的，挑選大眾眾多真實身份中的一個，並別有用心地刪除他們其他各種身份歸屬和關係。這樣一種通過強化與強調來重新界定的唯一身份，成功地擠壓了思考與選擇的各種可能，輕易地轉換為暴力的幫凶與殺人的工具。阿瑪蒂亞·森的觀點，集中他的著名《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一書中。阿瑪蒂亞·森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911」之後，歐洲就是輕信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此論本身與歐洲的文化傳統相符。歐洲國家，雖然學界分左中右，但左派學者有種天然的優勢。由於他們總是可以毫不留情地批判歐美的現代文明和社會制度，顯得特立獨行，更容易博取眾人的關注，傳播他們的理念。歐洲在二戰之後漸漸落後於美國，加之德國在二戰中的納粹劣跡，使他們更注重文化的反思。在這樣的背景下，多元文化論漸成歐洲的政治藍圖。歐洲需要聯合，要建立歐盟、歐元區也必須以多元文化論加以配合。多元文化論假設每一種文化都是平等的，只要加以理解和尊重，便可以和諧共處，共同促進，相互發展。可是，歐洲在現代文明中浸淫了多年，忘記了還有人假借文化和宗教的名義來集合暴力，驅使惡行。

要認識IS，得明白它究竟要幹什麼。IS就是借宗教之名，要建立他們的所謂純正穆斯林文化。他們一開始未必是IS那種荒唐，而是從所謂教義上來強調他們獨特文化。他們在公共泳池和醫院實行性別隔離。遵循一些部族習俗，如一夫多妻、割禮、包辦婚姻和榮譽處決等。有調查表明，在德國的穆斯林男性中，多妻者達到35%。他們要求酒吧禁酒，要求婦女佩戴面紗。在法國有些穆斯林聚居地，白人女性出門也不得不戴上面紗。在這樣的「文化象徵」得到滿足後，他們又要求執行「伊斯蘭法」而不是世俗法。然後，IS出名之後，宣揚穆斯林社會根據古蘭經的規定，任何違反穆斯林生活方式，社會制度的人，任何穆斯林都有權發動聖戰，消滅威脅。這些生活的歐洲的穆斯林，就有一些人不由自古地受到其蠱惑。一些年輕人主動跑去IS在敘利亞的基地接受訓練，參加IS的「聖戰」。有些人返回歐洲，便成為潛在的恐怖分子。他們人生的目的，就是聽眾IS的號令。

在IS基地，他們還要恢復奴隸制。IS發言人阿德納尼在一次例行的發布會上對西方叫囂道：「我們將征服你們的羅馬，打斷你們的十字架，把你們的女人充為奴隸。如果我們見不到那天，我們的子孫將見到那天，他們會把你們的子孫在市場上賣作奴隸。」IS雜誌《大比丘》還曾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立即恢復奴隸制》，文章對雅茲迪人（一支古老的庫爾德教派，曾借用一些伊斯蘭的元素，在伊拉克北部遭受伊斯蘭國的攻擊）如何處理，提出疑問。如果這些人是犯了錯的穆斯林，就應該被處死；如果是異教徒，就應當合理地被充作奴隸。為此，IS下令成立一個學者組成的研究小組來確定雅茲迪人是穆斯林的叛徒還是異教徒。

2005年發生的穆斯林青年騷亂，燒毀了數以萬輛計的汽車。這在當時還只是看作一些穆斯林的個人情緒宣洩。正是在IS的唆使下，一些穆斯林體現出越來越強的攻擊性，對歐洲社會產生滋擾。2010年5月，德國一項調查表明，在德國生活的穆斯林中，有25%的人具有對其他宗教信仰者採取暴力的傾向。說是根據塔克菲爾原則，IS必須凈化世界，要殺一大批人。2014年9月，伊斯蘭國的首席發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納尼酋長號召法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穆斯林找到不信道者，並把他們「用石頭砸碎腦袋」、毒死、用車撞死、或者「毀壞他們的莊稼」。

2012年法國大選，角逐總統奧朗德對穆斯林的態度更為開放和溫和，獲得了絕大多數穆斯林選民的支持。據費加羅報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在大約200萬穆斯林選民中有170萬人支持奧朗德，只有30萬張選票投向了薩科奇。奧朗德最終以110萬票的優勢領先於薩科奇。分析指正是穆斯林將奧朗德推向總統寶座。但最後的結果卻是首先是2015年的《查理周刊》恐怖襲擊迫使奧朗德推行對IS更強硬的政策。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襲擊，又使奧朗德更為震怒，立即決定派出「戴高樂」號航空母艦開赴敘利亞打擊IS。在國內，法國內政部長表示將解散宣傳仇恨的清真寺。

IS從基地組織分化而來同，並與基地組織公開決裂。但IS和基地組織同樣屬於極端主義，本質上與宗教無關，而是藉助一些經文無限發揮，將他們所謂的文明退回到中世紀。說穿了，就是試圖用殘殺與野蠻建立他們幻想中的「哈里發國」。他們幻想中的這個國家，幾乎涵蓋整個歐洲、亞洲和非洲。這哪裡談得上什麼文明？

在敘利亞出生、成長，並曾是虔誠伊斯蘭信徒的瓦法·蘇爾丹（Wafa Sultan），因為1979年一幫恐怖份子衝進她當時就讀的大馬士革 Aleppo大學，當場槍殺了她的教授，並一氣打了一百多槍。她意識到這不是什麼真正的文明，便造擇逃離這樣的國家。2010年2月21日，她在半島電視上和埃及伊斯蘭教士辯論，就明確指出「文明之間沒有衝突，只有競爭。」

她說：「我們沒有看到一個猶太人，去毀掉別人的教堂；我們沒有看到一個猶太人，用殺人來表達抗議；我們也沒有看到一個佛教徒，去燒毀清真寺，去殺穆斯林，或攻擊人家的大使館。只有穆斯林，用燒毀人家的教堂、殺人、毀掉人家的使領館，來捍衛他們的信仰。」

她指的是現在，而不是過去。在中世紀，宗教之間的意氣之爭曾相當可怕。中國歷史曾有佛道之爭，歐洲曾有十字軍東征和宗教裁判所。但隨著人類的文明進步，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宗教，再不強調什麼「異教徒」的概念。其實用「異教徒」來打擊、殘害其他教徒，就是中世紀的黑暗與野蠻。那不是什麼宗教，也不是什麼文化，而只是邪靈附身，讓一些人狂熱起來。而今，人類已經走過了中世紀，IS和基地組織卻將中世紀的那一套搬到21世紀，當然是荒唐的，不可理喻的，並且也是不可調和的。因為他們造擇的暴力又無法勸諭，現代文明社會除了武力制止外並無他法。

對IS和基地組織的根源，蘇爾丹看得很清楚：「我們目睹的這場在全球範圍的衝突，不是宗教的衝突，或文明的衝突。它是兩種相互對立的東西、兩個時代的衝突；它是那種屬於中世紀的心理和21世紀的思維之間的衝突；它是先進和落後的衝突；文明和原始的衝突；理性和野蠻的衝突；它是自由和壓迫的衝突；是民主和專制的衝突……」

IS和基地組織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通過一些極端思想的人再三傳導，形成一種「哭喊和暴怒」的思維定式。應當說，大部分穆斯林還是清醒的，他們反對極端主義，認為伊斯蘭原本是和平的伊斯蘭。但IS和基地組織將破壞性思維推向極至，企圖用恐怖主義對抗全世界，這也要優秀的伊斯蘭學者和宗教領袖像當年的馬丁·路德金一樣，對錯誤的原教旨主義提出強有力新理論。不然，任由IS和基地組織胡鬧下去，受害最甚的還是廣大穆斯林。在每次恐怖襲擊後，一些國家的穆斯林正常生活往往大受影響。其他人會變得不敢和他們接近，甚至有意無意地排斥他們，甚而直接衝擊他們，擴大他們與社會的隔閡。最近紐約有位穆斯林出租司機就遇到困擾，在街上幾個小時，都沒人敢乘他的車。直到一名理髮師坐了他的車，說了一句寬心的話，他感動得竟哭了起來。要說穆斯林受到西方社會的打壓，恐怕也是互為因果。沒有極端主義在其中搗亂，穆斯林完全可以與其他人和平、友善地相處。在世界上未被極端主義挑唆的地方，就很少有穆斯林與其他族群的激烈衝突。

IS和基地組織傷害最多的，也是穆斯林。尤其是IS，極端得非常恐怖。只要認為誰是穆斯林的「叛徒」，他們一定是無情地屠殺。不僅大人，老人與孩子都不放過。前不久又一IS暴行的視頻流出，就是IS兇手「處決」一批兒童。那些兒童是敘伊境內的。他們還未明白人生是怎麼回事就慘遭殺害。

這次襲擊巴黎的恐怖分子和襲擊貝魯特的恐怖分子，都是IS洗腦出來的「死士」。他們非常冷血地殺人，然後又鎮定去選擇死亡。而被屠殺的人都是無辜者，與他們毫不相干的路人。被殺害的人中，也可能有穆斯林。如此地邪惡，完全沒有了文明的半點影子，也褻瀆了宗教原本應當有的崇高與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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