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革命的天國」:日共領導人岡野進與毛澤東

原文地址:「革命的天國」:日共領導人岡野進與毛澤東作者:

「革命的天國」:日共領導人岡野進與毛澤東

何立波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97期,

摘自2014年第12期《黨史博採》)

1940年10月,延安來了一位特殊的國際友人,他就是日共中央委員、共產國際執委,後成為日共中央主席的岡野進。1940年3月到1945年9月,岡野進在延安工作了五年多時間,為中共對日鬥爭策略工作作出了突出貢獻。岡野進在延安窯洞里住了五年多的時間,曾和毛澤東的窯洞比鄰而居,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曾由衷地稱讚延安是「革命的天國」,稱讚毛澤東是「追世瑰奇異境生,更攫歐亞造新聲」;毛澤東也非常關心關注岡野進,1962年,毛澤東還祝賀岡野進七十歲生日,稱讚他當時的著作「教育了日本人民,也幫助了戰鬥的中國人民」,締造了中共和日共領導人密切合作的典範。

岡野進在毛澤東的邀請下留延安工作

岡野進原名野坂參三,是日本共產黨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著名活動家。1892年3月30日,岡野進生於山口縣一商人家庭。學生時代開始,他接受社會主義思想和參加工人運動,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1917年,岡野進任「友愛會」(日本勞動總同盟前身)書記,並主編該組織刊物《勞動產業報》。1919年,岡野進赴英國了解和學習歐洲工人運動經驗,次年加入英國共產黨。1922年回國後,岡野進任日本勞動總同盟組織書記。參與創建同年7月成立的日本共產黨,歷任黨綱起草委員會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和中央執行委員。1924年,岡野進創辦日共合法機構「產業勞動調查所」,任所長。

此後到1928年,岡野進主要擔任工會黨組織領導工作。1923年和1928年曾兩次被捕。1931年當選為日共中央委員。1931-1940年代表日共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1935年起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岡野進在共產國際東方支部工作期間認識了中共代表任弼時、康生等人。1940年2月,在莫斯科治療臂傷的周恩來決定回國。岡野進獲此消息後,經過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同意,和周恩來一道回中國,再行相機返回日本。

1940年3月,岡野進隨周恩來、任弼時等人秘密來到延安。到延安後,岡野進受到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熱烈歡迎。出於安全和保密考慮,岡野進脫下西裝,換上厚實的八路軍棉製服,取了個中國名字--林哲。而且,中方除了少數領導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外,一般人只知道他是個來歷不明的重要人物。

岡野進住在王家坪,這裡是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岡野進被安頓在一個比毛澤東住的還要寬敞得多的窯洞里,這就更增添了他的神秘色彩。一天,周恩來來到岡野進的住地,告訴他:鑒於險惡的形勢,你一個受到日本法西斯當局多年通緝的日共領導人要秘密潛回日本,安全根本得不到保證。周恩來向岡野進轉達了毛澤東要他留在延安幫助八路軍工作的願望。至於回國的事,只能耐心等待時機了。

其後,周恩來和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與岡野進詳細商談工作安排。當時延安已成立了日本問題研究室,但周恩來認為研究人員的知識膚淺、陳舊,工作不能令人滿意,希望岡野進首先展開對日本的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情況的調查研究。對此,岡野進認為「日本勞動人民的敵人是日本軍閥,我們的任務就是打倒它以實現民主主義。因此與中共和八路軍有著共同的目的,應該共同戰鬥。」這樣,岡野進愉快地接受了周、王的提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岡野進住在毛澤東住所附近,幾乎每天都要見面

中共中央非常重視具有日共中央委員和共產國際執委雙重身份的岡野進來華工作。毛澤東、王稼祥和岡野進組成了日本共產黨支援委員會,專門決定有關日本工作的問題。另外,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員會也吸收岡野進為領導成員。不過,由於蘇聯與日本之間存在著正式的外交關係,考慮到不應該給外界以蘇聯派岡野進到延安從事反日活動的印象,岡野進便以「林哲」為名活動。1940年5月,岡野進被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聘為顧問,特別指導敵軍工作部。岡野進的中文不好,需要翻譯。據擔任岡野進翻譯的趙安博回憶,岡野進每天早晨四點起床閱讀分析日本的報刊,在重要條目上作出標記,研究人員據此進行整理,撰寫有關日本政局和軍事方面動態的論文。敵軍工作部形成了以岡野進為中心、以王學文部長和李初梨副部長為主要領導的體制,開始新的對日本軍隊工作。由此,岡野進積極組織日本人反戰同盟和日本工農學校,同時著手研究日本問題和培養中共的日本研究人才。

為了儘快培養出中共的日本研究班子,岡野進組織了「日本問題研究會」,並編輯介紹一般日本知識的《日本便覽》,講解日本的國體、天皇制、軍部、軍國主義、社會組織等情況。日本問題研究會在岡野進的主持下,每周六下午開座談會,基本上是由岡野進做報告,然後會員提問並進行討論。經過王稼祥和曾經留學於京都帝國大學的王學文的努力,使延安具備了收集日本資料的條件,能夠收聽日本廣播和通過在北平、天津、太原等地活動的地下工作人員往延安傳送日本報刊。同時,敵工部創辦專刊《敵國彙報》。

由於岡野進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的日本研究迅速出現了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並受到黨中央的重視。1941年5月,中共中央出版正式的大型機關報《解放日報》,關於社論的寫作,毛澤東在起草的通知中規定「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幹部執筆」。岡野進受託寫了許多有關日本問題的社論。特別是太平洋戰爭開始以後,毛澤東常常與岡野進碰頭,甚至讓岡野進住在毛澤東家所在果園的一座房子里,幾乎每天都要見面。

毛澤東很注意閱讀岡野進的文章,他在給岡野進的一封信中說:「你的文章我都喜歡看,並勸同志們學習你對事物的客觀分析態度。」鑒於中國黨對日本革命史不了解而很有必要學習,毛澤東建議岡野進多寫一些有關文章發表。可以想見,岡野進代表「日本人民」支援中國抗戰,而日本革命鬥爭史的研究和學習更可以為「日本人民」的存在提供一個更完整、更有說服力因此對中國黨和人民具有鼓舞作用的說明。隨著這種思想交流的加深,中國共產黨源自國際共產主義理論的關於「日本人民」的想像,通過岡野進的話語建構,得到了確實的肯定。

岡野進回憶,自己在延安得到了與毛澤東等中共主要領導人同樣的生活待遇,這種待遇應該不僅僅因為其作為共產國際領導人和日共代表的政治地位,更重要的是因為他事實上是中共日本問題研究的最高權威和作出了最大貢獻的開拓者。日本戰敗後,岡野進離開延安經蘇聯、朝鮮回國,他在敵工部培養的中共日本研究者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工作能力,有的被調到《解放日報》寫作有關日本的評論,其水準甚至受到了當時在延安的日本人的讚賞。

岡野進向毛澤東建議成立管理日本戰俘的日本工農學校

1937年平型關戰鬥之後,我軍戰場上俘虜的日軍官兵越來越多。在黨的俘虜政策的指導下,八路軍、新四軍在前線進行了大量的對敵政治宣傳工作,日軍俘虜逐漸增多,到1941年5月已達1800多名。這些戰俘除一部分釋放或轉交國民黨外,大部分仍留在八路軍中。他們雖然來到八路軍中,但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長期毒害下,思想仍然十分頑固、反動,仍然繼續站在與人民為敵的立場上,亟待加以教育改造。因日俘大部分分散在八路軍前線各部隊中,缺乏一個比較安定的改造環境。八路軍敵工幹部相對不足,工作比較繁重,力不從心。同時,八路軍中還有許多業已改造的日本士兵,他們絕大部分參加了在華日人的反戰組織。這些日本士兵,雖然已經得到初步的改造,但從總體上看,他們的政治思想、理論水平都不是很高,不適應反戰工作的需要。他們曾多次向八路軍方面提出要求,希望有一個重新學習的機會。

岡野進來到延安後,與中共中央、總政治部敵工部領導商談了日軍戰俘的教育管理問題,並親自找在延安的日軍俘虜中反戰進步分子談話,了解俘虜的教育情況。他認為:「那些離開日本軍隊、放下武器、脫掉軍裝的日本工人和農民,只不過是帝國主義戰爭的犧牲品,只有喚醒他們的階級覺悟,使他們認識到侵略戰爭的本質,他們遲早會成為反戰的和平戰士,這是他們的必由之路。」經過半年多的調查研究之後,1940年10月,岡野進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專門學校教育改造日軍俘虜。

這一建議與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並親自將這所學校定名為「日本工農學校」。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創辦的一所正規的政治學校,具體工作由八路軍總政治部負責領導。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譚政和敵工部長王學文等直接參与領導工作。

1 941年5月1 5日,日本工農學校舉行開學典禮。工農學校校長由岡野進擔任,八路軍120師359旅政治部敵工科科長趙安博任副校長,分管行政和教務。1943年4月後,改由總政敵工部副部長李初梨兼任副校長。學校從1 941年5月正式開學,到抗戰勝利結束共存在5年左右,最初有學員11人,到1945年8月增至300多人。

1 943年7月7日,繼延安的日本工農學校之後,在晉綏抗日根據地晉西北地區,又建立了一間日本工農學校晉西北分校。1942年6月,在中共中央的指導下,岡野進選拔反戰同盟中先進分子,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成立了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同盟的《章程》稱這個同盟「是共產黨的預備組織」,「通過共產主義教育與鍛煉……培養真正的布爾什維克」。6月25日,在由岡野進主持的成立大會上,中共中央代表朱德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會議還通過了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毛澤東同志的致敬信。毛澤東接信後十分高興,在回信中指出:「所有同盟及大會的革命活動,都是在你領導之下的,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動,我們將盡一切可能援助你們,請以此意告訴同盟諸同志。」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和「日共盟」的成立,在無產階級鬥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它不僅鼓舞了中國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具有異常深遠的國際影響,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高超的鬥爭藝術。在另一條戰線上對日本帝國主義打響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在這過程中,岡野進功不可沒,並且通過此與毛澤東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為以後工作的開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岡野進1943年在延安首次公開露面,毛澤東等親自參加歡迎儀式

1943年5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並向各國共產黨支部徵求意見。當時用名「野坂參三」的岡野進認為自己應在延安公開身份,恢復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的名字--岡野進,以領導在華日本人的反戰鬥爭,充分發揮日本共產黨的作用。他的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並為此做了精心的安排。

5月29日下午3點,《解放日報》記者在岡野進辦公室採訪了他。

5月31日,《解放日報》以《日共中央代表岡野進同志抵延,延安各界籌備歡迎大會》的醒目標題報道說,日本共產黨中央代表岡野進不久前沿平津一帶化裝抵延,受到中央書記處和毛澤東同志的熱情接待。岡野進同志此來,使東亞的兄弟共產黨合聚一堂,交流反法西斯的意見,這在東亞的革命運動史上,將是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一頁。次日,岡野進致函《解放日報》記者,就目前日本革命運動問題指出,日共當前的任務是打倒日本軍部與立即結束戰爭。為此目的,一定要動員組織廣大的人民;同時,日本共產主義者應該用一切的方法,把這次戰爭的性質告訴人民:「這一個戰爭不是為反對英美的侵略,而是為了日本軍部和與日本軍部勾結著的大財閥的利益。」

6月6日晚,中共中央為岡野進這位特殊的兄弟共產黨領導人舉行了盛大歡迎會。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李富春等中央領導都出席了歡迎會。任弼時在致詞中熱情讚揚了兩黨的友誼。

岡野進作了講話,並宣讀了日共中央的信,同時還介紹了具有反戰傳統的日本共產黨的歷史和現狀。

岡野進還生動形象地講了自己對延安的三大印象:第一印象便是感到延安有些同志對於日本問題知道得太少;第二印象是延安的生活較其他參戰國好。此外,岡野進認為延安有著很難得的學習環境,因為生活比較安定,書籍又多,而且有著全世界都難找到的傑出教師--毛澤東,因此他把延安稱為「革命的天國」,中日同志沒有理由不充分利用延安如此優越的環境與條件。

毛澤東親自修改岡野進在中共七大上的發言稿

1945年4月23日至6月2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在準備過程中,毛澤東特別指名把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的修改稿送岡野進一本,以徵求意見。岡野進作為唯一的兄弟黨代表參加了七大,並在大會上作了《建設民主的日本》的書面發言。

岡野進對有幸能參加中國共產黨的這次盛會十分重視,並為此作了充分的準備。他親自動手寫好了發言稿,脫稿後覺得還不太放心,又將發言稿交給毛澤東,請他予以修改。毛澤東十分高興,認真地對他的發言稿進行了修改。

為此,毛澤東於5月28日專門致信岡野進,將自己的意見以詳細的文字加以說明。毛澤東在信中說:「岡野進同志:此件看了(指岡野進的文章《建設民主的日本》),覺得是一篇好文章。通過它,我了解了日本共產黨的具體綱領。我認為,關於沒收壟斷資本(操縱國民生計者)一條,我認為是非常正確的。這一條,英國、法國的共產黨都是如此,中國黨也一樣。如今,日本黨也有了。只有美國的共產黨人還沒有接受這一條。關於這一點,他們沒提出什麼,可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我頗感懷疑,我想他們是找不到出路的。此點,正待研究。我想把你的意見也提供出來。去年出版的白勞德同志(指當時美國共產黨總書記阿爾·白勞德)的《德黑蘭》一書,你看過了嗎?希望你看一看。改日我們一起議論一下。」

接著,毛澤東還具體對岡野進文章中一些文字不通順的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見。毛澤東還對岡野進文章中所說的由人民投票廢除天皇制提出了修改意見。「『儘速由一般人民』,『儘速』二字似可去掉。這個投票問題,那時究竟以速為有利,或者以緩為有利,要看情況才能決定。依我估計,日本人民不要天皇,恐怕不是短期所能做到的。」

這封信,是毛澤東針對岡野進在中共「七大」上的發言稿提出的意見。其中,有關日本的天皇制的問題,是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當時,日本共產黨內,德田球一、志賀義雄等領導人都主張「打倒天皇制」,而岡野進則主張由日本人民投票決定是否廢除天皇制。岡野進在發言稿中提出的觀點是「天皇存廢的問題,應當在戰後儘快地通過一般人民投票來決定」。毛澤東是了解當時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要求廢除天皇制的願望的,但是,他考慮到戰後日本可能出現的實際狀況和日本共產黨的實力尚不足等情況,認為如果倉促舉行公民投票,恐怕大多數人仍會選擇繼續實行天皇制的。因此,他建議岡野進把「儘快」二字去掉。歷史發展證明,毛澤東的預見是完全正確的。日本的天皇制,至今也沒有廢除。

在中共七大上,在中共主要領導人的報告之後,由李初梨翻譯,岡野進作了題為《建設民主的日本》的演說。和對中共主要領導人的報告的宣傳一樣,《解放日報》全文刊登了岡野進的演說稿。在「七大」的發言中,岡野進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給予了高度評價,說:「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民族解放的先鋒,而且對於東方各民族的解放也起著重大的作用。中共在24年的鬥爭中,創造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體現著這個中國化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就是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方針,不僅指導著中國的解放,而且成為了東方各民族解放的寶貴的指南針。」

在七大上作了發言後,岡野進接受了《解放日報》記者的採訪。他興奮地說:日本軍部與毛澤東顯然是勢不兩立的敵人,但他們也不得不稱毛澤東為「百萬人中難以找到的傑出組織家」。我對毛澤東的印象則是「傑出的理論家、組織家和天才的戰略家」。他還稱讚毛澤東道:「追世瑰奇異境生,更攫歐亞造新聲。」認為毛澤東能擇四海之英才,領導中國共產黨終成長治之業,有大勇大智。

岡野進由衷地讚歎:「還要加上一條,那就是他對東方各民族革命運動所洋溢著的高度熱情。例如對日本的革命運動,與關心中國的革命運動毫無二致,使在華日本反戰人士受到中國幹部同等的教育與培養,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他講到毛澤東是位東方天才時,列舉了紅軍萬里長征,中共制定的統一戰線政策,延安整風運動及延安出版馬列著作的典型實例加以說明。講到中共重視在華日本人反戰人士培養時,又暢談了毛澤東對在延安最中心地帶寶塔山創建日本工農學校,以及根據抗戰形勢變化組建日本反戰同盟、共產主義者聯盟組織的有力支持。

岡野進回國後,毛澤東曾祝賀他七十壽辰

日本投降後,在延安的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會員和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或開赴前線或即將回國,就要離開延安了。1 945年8月24日,準備歸國的岡野進代表日本共產黨提議,由一切反戰反軍部勢力組織日本民主聯盟,以此為基礎成立臨時政府,實現民主政治。毛澤東在去重慶談判之前,特意為岡野進舉辦了歡送宴會,兩人並就兩國的前途和中日關係交談到深夜。

在毛澤東、周恩來去重慶後,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工農學校和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於8月30日舉行出發紀念大會,會上通過了向毛主席、朱總司令致敬的信。其中寫道:「……我們報答您們好意的方法,唯一的便是記取您們的教誨……在前線則教育新來的日本兄弟,回日本後,則克服一切困難,為建立民主的日本而努力奮鬥。這是當我們離開延安時,對您們的立誓。」

1945年9月初,岡野進在聶榮臻等的陪同下乘飛機前往張家口,後又換乘蘇聯軍用飛機飛赴莫斯科。不久,岡野進回到中國東北,從朝鮮釜山乘船,於1 946年1月12日返抵東京,受到日本民眾如「凱旋將軍」式的歡迎。岡野進將毛澤東的理論結合日本實際加以闡述,在民眾歡迎集會上講「日共必須做到成為人民愛戴的黨,為人民服務的黨」。這句話成了日本朝野一時爭相傳述的話題。同時,對天皇的廢存問題,岡野進也一改日共原來主張打倒的立場,提出應由日本國民作最後決定的新論,贏得了民眾的好感。

1946年2月,岡野進在日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4月被選為日本眾議院議員,並任日共國會議員團團長。1 950年,美國佔領軍對日共「肅整」,岡野進繼續堅持地下鬥爭。1955年7月,當選為日共中央委員、常任幹部會委員、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1956年後,多次當選為國會參議院議員。1958年日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直到1982年。在1 982年7月的日共十六大上,岡野進由第一線引退,任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

1962年3月末,毛澤東電賀日共中央主席岡野進七十壽辰。電報中特別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岡野進在延安的活動給予高度評價,稱讚他當時的著作「教育了日本人民,也幫助了戰鬥的中國人民」。1993年11月14日,岡野進病逝,終年10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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