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 | 「文學」如何教育？

「文學」到底該如何教育？百年來中國大學以文學史為中心展開文學教育，有利有弊。除了「文學史」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學術研究」與「人文養育」的平衡互補。文學教育是面對每一個個體的學生，如「種莊稼」般，給予他們空氣、陽光、水分和養料，讓學生自由發芽，生長，並開花結果。回顧那些充滿激情與靈性的課堂，《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以「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與境界」為主題，與當下學界進行對話，發掘並且引導學生重新認識「學問下的溫情、詩意和想像力」。本書初版於2011年，今年經過修訂，增加了三篇長文，且添上副題「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獲得第四屆王瑤學術獎的學術著作獎。修訂本有關文學史的整個論述更為完整，主旨也更加顯豁，也引起了相關學者的關注和討論。由此，小編特別選取數位學者不同角度、不同風格的相關文章，整理為「眾說文學史」系列，將陸續發布。本期微信節選9月11日陳平原教授在讀書活動上的演講內容，亦可作為本書導讀。

▲ 陳平原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文學如何教育一、給讀書人的話作為讀書人，我懷念且支持實體書店；至於網上書店，更多的是理解與尊重。這回的講座，本安排在言幾又書店，後主辦單位建議改在京東，我沒有反對。這樣一來，加上去年年底應邀參加亞馬遜年會，上個月出任噹噹與南航合作的「閱享南航」項目的閱讀大使，我算是跟當下中國網上書店的三大巨頭都有了接觸。可說實話，對於如何進行圖書宣傳，我始終心有餘慮。不會完全拒絕，但也不是積极參与。我當然懂得，書賣得好，版稅就多，出版社也會更積極地邀稿。我的第一本書《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出版於1987年，承蒙讀者厚愛，從那以後刊行的諸多書籍，基本上都不會讓出版社賠錢。當然，也說不上暢銷。到目前為止，發行最多的《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算上各種版本，中文外文、繁體簡體，二十五年間從未間斷，估計也就賣了十萬冊。

▲ 千古文人俠客夢 陳平原 著一次飯局上，有朋友很得意地說，他的書三個月就銷了十萬。我一點都不羨慕妒忌恨，因為，很難說是疾風驟雨好，還是「隨風潛入夜」更讓人惦念。我寫書的目標是：雖不暢銷，但能比較長久地站立在讀書人的書架上。因此，圖書宣傳對我來說，主要不是增加銷量，而是「廣而告之」，讓大家了解此書的長短得失，若需要，能很方便地得到，這樣就行了。今年春天，在南方一所高校演講，某教授告知，他當年在東北師大念博士生，妻子家教一個月，賺了一百元，被他拉進書店去，買了一套剛出版的《陳平原小說史論集》，精裝三卷，共96元，妻子回家後哭了。聽到這故事，我既感動，又慚愧，回京後，趕緊寄送新書給這位教授，請他轉送給如今也在大學教書的夫人。這個經驗，讓我益發堅信，讀書人的錢，不能隨便騙。我感嘆的是，現在的書業很奇怪，賣的不是「圖書」，而是「人氣」；「人氣」可炒作，可那無關「閱讀」呀。我是讀書人，深信這書如果你不想讀，是不應該買的。二、中文系的情懷與使命首先自報家門：我是中文系教授，入門處是中國現代文學。從那個地方起步，不斷往外拓展，逐漸延伸到文學史、學術史、教育史。列舉一下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文學史有《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1988）、《20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989年，後改題《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千古文人俠客夢》（1992）、《中華文化通志·散文小說志》（1998，後改題《中國散文小說史》）等；學術史有《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1998）、《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2005）等；教育史則是《老北大的故事》（1998）、《大學何為》(2006)、《大學有精神》（2009）、《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2015），連同今年刊行的《大學新語》，合稱「大學五書」。

▲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

▲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

▲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

▲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文學史、學術史、教育史，這是三個不同的學術領域；雖然三者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研究方法與評價體系畢竟不同。若想找到三者的重疊處，那很可能就是我今天要談論的「文學教育」。我心目中的「文學事業」，包含文學創作、文學生產、文學批評與文學教育。四者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區隔，更有各自獨自發展的空間與機遇。就拿文學教育來說吧，不僅對中文系、外文系生命攸關，對整個大學也都至關重要。而選擇文學史作為核心課程，既體現一時代的視野、修養與趣味，更牽涉教育宗旨、管理體制、課堂建設、師生關係等，故值得深入探究。近期出版的一大一小兩本書，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中文系的使命與情懷」——這體現了文學教授的人間情懷、學術史視野以及自我反省意識。如果你想挑著讀，建議看《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的第二章「知識、技能與情懷——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國文系的文學教育」、第三章「『文學』如何『教育』」——關於『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以及第四章「中文系的使命與情懷——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北大、台大、港中大的文學教育」。這三章的論述對象以及處理問題的方式，大體代表了我的學術興趣與科研能力。本書希望在思想史、學術史與教育史的夾縫中，認真思考文學史的生存處境及發展前景。具體的論述策略是：從學科入手，兼及學問體系、學術潮流、學人性格與學科建設。關於文學學科的建立，中文系教授的命運，以及現代學制及學術思潮的演進等，關注的人會比較多；具體到某學術領域，如小說史、散文史、戲劇史以及現代文學的前世今生，乃至未來展望，必須是專業研究者才會有興趣。推介這麼一本五六百頁的大書，只說我殫精竭慮，寫了很多很多年，那是沒有意義的。醞釀時間長，寫得很辛苦，並不能保證這書的質量；我只想說，經由這本《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我們對晚清以降這一百多年中國現代大學的「文學教育」，有了基本的了解，以及大致準確的判斷。三、「學問」底下的「溫情」在我看來，所有思想轉變、文學革命、制度創新等，最後都必須藉助「教育」才可能落地生根，且根深蒂固，不可動搖。比如，五四白話文運動的成功，不全靠胡適、陳獨秀等人的大聲吶喊，更得益於教育部的一紙通令——1920年1月，教育部訓令全國各國民學校先將一二年級國文改為語體文；4月，教育部又發一個通告，明令國民學校除一二年級國文科改為語體文外，其他各科教科書，亦相應改用語體文。以此為分界線，此前的爭論，乃風起於青萍之末；此後的推廣，則屬於餘波盪漾。教育很重要，那麼誰在研究呢？你可能脫口而出：自然是教育學院了。各大學的教育學院主要關注的是教育學原理、比較教育學、教育經濟與管理、課程與教學論等，至於我關心的「大學史」，不能說沒人研究，但微不足道。也正因此，若你談論中國大學，希望兼及歷史與現狀，且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影響，人文學者的「越界寫作」反而顯得更有優勢。最近二十年，在自家專業之外，我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探討大學問題，先被譏為野狐禪，後逐漸得到了認可。將「教育學」與「中國文學」這兩個不同學科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不流於生拉硬扯，不是很容易的。從《中國小說敘述模式的轉變》有此念想，到《老北大的故事》開始嘗試，其中得失成敗，甘苦自知。眼下這本《作為學科的文學史》，自認為是較好地將文學史、教育史、學術史三者水乳交融，互相促進。增訂本的序言是這樣結束的：記得我第一次認真討論文學史問題，是二十年前的《「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建立》，其中有這麼一句：「不只將其作為文學觀念和知識體系來描述，更作為一種教育體制來把握，方能理解這一百年中國人的『文學史』建設。」日後我的很多論述，都是圍繞這句話打轉。相對於學界其他同仁，我之談論文學史，更多地從教育體制入手，這也算是別有幽懷。作為一名文學教授，反省當下中國以積累知識為主軸的文學教育，呼喚那些壓在重床疊屋的「學問」底下的「溫情」、「詩意」與「想像力」，在我看來，既是歷史研究，也是現實訴求。從大學的「文學史」，一直談到中小學的「語文課」，二者雖有關係，但不能混為一談。主辦方原本想用「語文之美與教育之責」作為本次活動的主題，我謝絕了。我知道，那樣擬題，可以吸引更多的聽眾，尤其是中小學教師以及關心孩子成長的家長們。可那不是我的工作重點；大學史、大學制度、大學精神以及大學裡的文學教育，這方面我關注較多，也比較有心得。不僅是研究對象，這裡還包含教學實踐。記得王瑤先生告誡諸位弟子——在大學教書，站穩講台是第一位的。不要自我辯解，說我學問很大，只是拙於言辭，或心思不在此。講課也是一門學問，風格可以迥異，但用心不用心，學生是能感受到的。此書最得意的一章，是《「文學」如何「教育」——關於「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既有宏闊的學術史視野，又關切當下中國的大學課堂。你或許隱約感覺到，這書既是嚴謹的學術著作，但又似乎別有幽懷。可以說，這是我做學問的一個特點——所言、所論、所思、所感，並不在真空狀態，總有一種壓在紙背的「心情」在裡面。當然，這也與中國現代文學這個學科的特點有關——與當下中國「剪不斷理還亂」，故研究者多既有學問上的追求，又有精神性的探索，以及某種意義上的自我解惑。四、發言姿態與寫作策略作為學院派的人文學者，講求「實事求是」——著述效果，最好是「每下一義，泰山不移」；實在做不到，那也必須能「自圓其說」。除此之外，還追求章太炎所說的「學以救弊」——面對滾滾紅塵，學者的責任包括「自立」、「審視」與「糾偏」。順風呼喊，事半功倍；逆水行舟，則難度要大得多。明知「人微言輕」，也得儘力發聲，即便說了等於白說，也得「立此存照」。我的學生為《大學新語》寫書評，從「制動裝置」的角度肯定我的立場（參見袁一丹《大學轉型亟需制動裝置而非加速器》，2016年6月2日《文匯報》）。我不開車，對此裝置的意義體會不夠真切；而且，我認定，在當下中國，作為個體的讀書人，面對滾滾大潮，你連剎車的權力與意識都可能缺乏。我更喜歡使用另一個比喻，那就是壓艙石——此類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不左不右的立場、態度及論述，其存在價值，就好像雖不顯眼、但能使整艘大船相對平衡、不至於過分搖擺、顛簸乃至傾覆的壓艙石。想像整個社會兩極分化，有人特左，有人極右；有人向東，有人往西；有人高喊，有人沉默，兩者相加就成了「中道」，那是很不現實的。必須是中道立場成為整個社會的主流意見，才能容納那些方向不同乃至截然對立的「異端」。當然，無論是當下的記者，還是日後的史家，為了論述方便，往往傾向於選擇極端性的言論作為例證。但在我看來，極端言論雖好記且容易流傳，不代表社會的發展方向與主要動力。理性地思考，冷靜地表述，很可能兩邊不討好。但這是我的自覺選擇。我喜歡胡適等人創辦《獨立評論》的立場與思路，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還必須添上一句「時髦不能動」。在大眾傳媒鋪天蓋地的當下，拒絕「時髦」，意味著沒有「辨識度」。記得二十年前，有聰明人透露玄機：管他什麼立場，先冒出頭來，再做自我調整。我了解這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論述策略，但因年齡、性情及學養，不喜歡這麼做。除了立場的一以貫之，還特別警惕「過猶不及」；每有論述，講究的是分寸感。除了跨學科的難處，如何兼及專家與大眾，同樣讓人頭痛。當下中國，專家可敬，通人更難得。作為有人間情懷的學者，我希望寫書時能「扶老攜幼」，也就是說，大小兼顧。說句玩笑話，白居易的「大珠小珠落玉盤」，轉化成出版，便成了各有所長、互不干擾的「大書小書落一盤」。這其實很不容易。如果你的假想讀者是專家，他們了解學界的歷史及現狀，也讀過你以往的著作，那樣的話，盡可放心地「千里走單騎」，沒必要嘮嘮叨叨。可如果是一般讀者，手頭就只有這麼一冊書，這個時候，你怎麼做才能既避免自我重複，而又不會顯得支離破碎？說到這，想起兩個成功的範例，一是周作人的散文，二是王元化的劄記。

▲ 周作人散文全集 鍾叔河編訂

▲ 思辨錄 王元化 著周作人的文抄體，談論的人很多，這裡不贅。尊重讀者的閱讀興趣，加上對傳統筆記情有獨鍾，王元化寫作時喜歡化繁為簡。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思辨短簡》收文153則，1992年香港三聯書店的《思辨發微》收文200餘則，1994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的《思辨隨筆》做了不少增刪，先後印行九版四萬冊，最後「閃亮登場」的是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思辨錄》。後者收錄1940—2002年間王元化各類思辨劄記377則，十分精彩，多潛心思考所得，是從自家歷年文章中摘錄的，可惜只注年代，沒注出處，回到原文有困難。喜歡周作人的「文抄」或王元化的「劄記」，都是讀書較多的人，故樂見其採用「互見」的辦法。但如果只寫或只讀一本書，則最好是「自成起訖」。早年撰寫《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等，落筆前就有整體構思，是作為獨立著作來經營的。日後我出版的好多書籍，其實是論文結集。讀者偶然拿起這本書，會追問你為什麼這裡缺一塊，那裡多一角。你不能要求讀者全都順著你的寫作歷程，不間斷地追蹤閱讀。這就說到著作與文集的差異——後者沒有封閉結構，可因應時事及心境，不斷地修訂與增添，寫作者很方便，閱讀者則不一定喜歡。這回南航與噹噹合作，聘我當「閱讀大使」，我在發言中提及：喜歡在飛機上或高鐵上讀書，因為，在一個密閉的空間，周圍很安靜，沒有電話打擾，收拾心情，擱置雜事，一段旅程讀完一冊小書，效果極佳。作為讀者，要學會根據自己的時間、趣味及學養選書；作為作者及出版社，則應根據現代人的生活節奏及教育水準，推出更多與時俱進、軟硬適中的「大家小書」。既給專業讀者寫「大書」，也給普通讀者寫「小書」，分開做，問題不是很大；但如果希望這「小書」既有獨特且深入的探索，又讓讀者感覺有趣，那可就是個不小的挑戰。在知識傳播的金字塔時代，你可以憑藉自身的地位及名望，誘使讀者硬著頭皮閱讀，逐漸進入你的視野及思路。可如今，傳播方式變了，不再是逐級放大，而是一步到位。除了鐵杆粉絲，一般讀者只有五到十分鐘的耐心，讀不下去，馬上扔掉走人。這個時代的寫作者，若不滿足於只在專業圈子裡打轉，而是追求既有學術深度，又能影響社會，怎麼辦，還能獨自遠行嗎？另一方面，過多地考慮讀者的趣味，會不會降低標準，趨於媚俗？很遺憾，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找到魚與熊掌兼得的解決方案。何時才能自由揮灑，寫出專家與大眾都認可的「可愛的小書」，目前仍然只是心嚮往之。文章轉自《文藝爭鳴》，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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