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多元時代與中國文化自覺 （第3頁）

　　王：我自己在學英語的過程中，花了很多時間。但我還是認為中國人應該學英語，但不要讓每個人都以英語為首，今天我們把英語變成了一個必須要跨過去的一個難關，這是很危險的！你剛才提到的是否會出現東方中心主義，50年都不可能，西方才會扼制你的，我們只可以成為多方主義中的邊緣核心，而且這種對話將是長期而持久的。

　　中體、西體、無體、互體

　　沉：假如美國迅速衰落、崩潰。或者，假如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的負作用沒有很快突顯出來，或者，它的可怕負作用被很多東西所意外化解了話，那麼，崛起著的中國某天就可能跟美國並駕齊驅，甚至是超越它，若這種設想果真化為現實，那麼，那時，中國——東方中心主義有沒可能成為一種未來的普世性的東西？

　　王：不太可能。首先，中國大學思想庫的校長大都是科技方面的人才，他們不具有統領世界文化走向的想像力，他們屬於技術性的人才，用這樣的一些技術的而非智慧性的思想來引導人，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皆無成功的先例。我不同意「中體西用」，不同意「西體中用」，也不同意「中體中用」——保守主義，更不同意「西體西用」——西化主義。有人提出「無體無用」——虛無主義，我則提出「互體互用」，即相當一段時間內，中西只可以互體互用，即使你所設想的美帝國突然有一天衰落了，——這種局面完全有可能出現，——但是中國人也不可能稱霸世界。

　　沉：倒不一定是稱霸，而是中國去統領未來世界。

　　王：短期內也不太可能，首先在於，創造性地去轉化中國傳統思想這一步沒有完成，人文知識分子今天沒有發言權，或者說沒有首席發言權。其實，我只是對西方持一般性的批判，但是很多人已經喪失了對西方現代性文化說出自己的批判性意見。不是「說不」——那是民粹主義；而是理性地、平等地對話，而從中讓人感到某些具有威懾的文化力量。若不走進西方的學理當中，緣何讀康德是那麼痛苦呢？因為它象故宮的九百九十九間半間房子，而我們每個人只住三間房子，所以我們讀不懂康德；反過來，我們今天很多罵傳統的人，他連一間半學術屋都沒有。如果中國的人文科學者不再創造，他們對西方的現代性，謬誤與盲點不加以質疑和批判的話，如果中國只知道「審父」——傳統，而不知道「審他」——西方，那麼中國的學者便永遠不可能通過「審己」而成就中國的文化大業。21世紀的中國就能維護世界的和平，能夠給世界帶來很多生態的對話的可能，但是前提是，它必須杜絕自己的專斷和欠發達——一個是欠發達而帶來的停滯的中國；一個是過度發達而帶來的膨脹的帝國。應了古人的一句話：過猶不及。如何達到極高明而道中庸，如何達到人類既不是竭澤而漁，殺雞取卵，又不是保守不前，渾渾噩噩。把握「度」非常重要。

　　很多人認為美國沒有意識形態，其實美國的意識形態就是大眾傳媒宣傳，很厲害，它的國家意識形態比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西方中心主義在消解東方人國家、民族、個體意識時，有一個邏輯被我們忽略了，這個邏輯是西方人告訴我們的。今天西方變成這麼一種情形，過去—現在—未來，傳統—現代—後現代，它促使人不停懈地往前走，越現代，越後現代，越後後後現代才時髦，它忽略人類發展的和諧性和生態性。恩格斯和海德格爾，早就批判過線性發展這條線，另一條線是東方境界之軸構成的大十字架，下邊是「生活境界」，即人權——人活著，而不是個動物在活著；中層是「藝術境界」，藝術是帶宗教色彩的，它會讓人氣質高雅；最上是「天地境界」。今天我們很多人都在底層的生活世界，還將之變成了身體寫作，甚至下下半身的寫作，還達不到藝術境界，更達不到天地境界。為什麼哲人要說「哲學就是懷著鄉愁尋找家園的衝動！」為什麼思想家說「哲學就是學會死亡的藝術？」每個人都不想死，但必死無疑，怎麼辦呢？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不死，這個世界有一千億人能住得下嗎？因此，人的有限性便自然變成了人的創造的無限性。人文科學家之所以重要，套用海德格爾的一句話就是「向死而生」。如果我不死，我幹嘛還要創作，天天玩兒去吧！太陽每天升起，我們可活一萬年，不著急這一天半天。正因為死亡，才能使人要去在有限的生命中做無限的事情。這也就是海明威的硬漢精神，人雖然像蟲子一樣渺小，但可做天地之大事。可惜我們今天的大眾文化、世俗文化、消費文化把人從無地界境界否定、嘲笑到藝術境界，進而跌至生活境界。到了這一步以後，就是完全認同了橫軸的西方時間觀，縱軸的東方境界觀消逝了。今天人文知識分子所應著重張揚的是人的這一境界十字架，沒有這個十字架，人便化為了蟲子！一如卡夫卡寫的《變形記》所說的那樣。

　　沉：在談到諸多問題之時，我發現王老師一直認為自然科學、科技是一個很中性的概念，它是一個拿來主義的、為我所用的東西，它似乎對人文與歷史沒有太明顯的反作用，不會帶來明確的負作用。但事實上，我感覺的情形似乎並非如此。比如當大片草原上的土著居民，當他們被全球化，甚至還不是全球化而是被漢化了之後，今人魂牽夢縈的草原就不復存在了，民歌就也隨之不復存在了。我們現在還只是半全球化之時，藍天就已不復存在了，在街上常常感到就要窒息了！所以，我認為似乎它並不是一個中性的、對我們心目中的美好天地不具有致命戕害的一個東西。相反，我感到，它具有致命的破壞性——不管是對自然，還是對人倫與精神。

　　王：我承認你說的事實，我也很能體味你的那種憂慮感，但這卻是一個自然科學的界限問題，而非其本質的問題。

　　沉：那麼，如果我們去將它理解為一個自然科學的本質、乃至理解為一個自然科學的本質缺陷之問題的話，是否為過呢？

　　王：西方的現代性其實是一個非持續發展過程。所謂現代性這個詞就是非持續發展，就是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收穫。在自然科學，或者是在新的強調現代性的生產者和生產關係的時候，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效率。效率雖然提高了，但卻帶來了環境污染，帶來了人性的和道德方向的災難，甚至一家歡喜萬家愁！但人類必須進入這個現代化過程。現代人向東方學習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美國在97年與巴西簽訂了一個協議，叫做全球反大壩運動，雖然修建大壩是一個人定勝天的了不起的工程，我們可以到美國的一些高200米的大壩上往下看，簡直是了不得，人定勝天！但是人們後來發現，在世界上所有的母親河上，都幾乎有幾百條大壩，中國只有雅魯藏布江和怒江沒有大壩，其他的所有河流，長江、黃河均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大壩。本來兩河在往常一泛濫就會帶來很多的沙、土之類的，兩岸生態很平衡，而現在魚兒要回到上游去產卵孕育卻被幾百個大壩無情擋住了！反大壩運動是一個福音。是人類超越現代性的「反者道之動」的表現。你所說的科技對生態的影響。對草原、部落的吞噬是存在的，這是現代化的代價，我們確實做什麼事時不計代價是不行的。

　　沉：那麼，我們能不能毫不留情地去拋棄這種所謂的現代科技呢？難道說可以永遠無限制地去容忍這種代價？

　　王：打個比方，曾經有一位台灣詩人羅門，說自從文明社會有了空調就不知道春夏秋冬了。但我又想了，難道就讓我們熱就那麼熱著，冷就那麼冷著嗎？我覺得空調還是需要的，——你覺得呢？

　　沉：哈哈！而電視新聞說，在去年整個歐洲有史以來面臨最熱的年頭之時，法國卻有很多人寧可忍受著酷熱，寧可去泡到街頭的噴水池子里降溫，也不願裝空調而污染環境，也不願進一步加重溫室效應。

　　王：這僅僅具有其局部性意義。如果這一點我們都拒斥的話，那火是不是科技？我主張在科技和制度在不侵犯主權、不修改他的遺傳編碼、不修改他的民族的血脈和指紋的時候，可以採用，但需要慎之又慎。但是完全的反科學和反制度也不取。其結果只能是進一步加大跟發達國家間的距離，最後，我們僅能通過呼籲通過人道主義精神來諒解。

　　沉：儘管全球化尚存有諸多不完善之處，那麼我們認為它畢竟是代表著未來社會的一種選擇與走向呢，還是它自一開始便一直始終是利益集團、強權與跨國公司及其所資助的研究機構的理論家們的一種專有語言？

　　王：全球化是美國的一廂情願。嚴格意義之說，它是美國化，全球化最初等於西化，後來等於美國化。如果我們認同全球化，那就是置十四億人的信仰、自由、生存和快樂於不顧；我們又不能獨立於世界，閉關自守，我們不能離開這個世界。我再次大聲強調，我們應在制度和科技方面全球化，讓這些人才滾滾而來為我所用。但在文化和宗教方面，需要高人來為國家的前途盡職儘力。

　　美國的總統大部分都是法律系或政治系畢業的，很少有汽車系或工業系畢業的，人家已經完成了第一次現代化向第二次現代化的轉換。那麼我相信，中國亦如此，下一部將是學法律和經濟的將開始登上歷史舞台，再往後，將是人文學者的闊步登場。——但天會不會賜曠世奇才？不得而知。

　　沉：美國比較文學教授邁克爾·哈特與義大利左派作家安東尼實·奈格里曾說帝國的新範式是：「它既是一種體系，又是一種等級制，其核心是一種原則和重要的法律準則，這些準則不斷向世界擴展開去。」那麼，帝國是否是一種全球化的極端化寫照與表徵呢？

　　王：美國當然不能像毛澤東曾稱之的那樣說它是紙老虎，但是美國不會成為永恆的帝國，也不會成為飄逝的瞬間，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內會左右人類時代，讓我們中國三億青少年中的絕大部分變成他們的信徒，變成其價值、信仰、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讚美者。但我要強調：楚國敗給秦國，不在其文化，而敗於軍事。但有一個重要現象：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以秦國文字作為主要的文字，東土六國的文字敗給了西土的秦，奇怪的是，統一文字以後，楚漢相爭，楚打敗秦後，按常規應將當時的秦國漢字變成楚國文字，結果並沒有中心中斷文化而是繼承了秦文字，這就是文化的力量。所以，我們要警惕美國文化的擴張，保持中國文化的差異性。

　　天下豈能千人一面、萬人一姓？

　　沉：假如我們現在提出一種低制英語這樣一個旗幟鮮明的口號，是否先鋒？是否值得推崇？

　　王：我覺得不可取。首先，世界一流思想家的文字——論文和專著——90%譯成了英文；其次，美國英語經過了兩個世紀的世俗化變成了准全球語；再次，網路用語90%是英語。如果低制英語必將使得中國又一次變成1966~1976年的文化自閉主義。我的看法是，科技和制度不妨多多行施英語，文化和宗教不妨多多行施漢語。最近幾位學者向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呼籲，今後考博、考研，某些關涉到中國文化之核心的部分的專業，可以由考生自己選擇考英語或者古漢語，應該有這樣的意識和文化自信，應該相信這批人只考漢語不會丟國賣國！不會丟人！

　　沉：詹姆遜還在《現代性、後現代與全球化》一書中說，「當我提到後期現代主義是一個美國現象時，我想到的是藝術理論或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而這正是由抽象表現主義的作用所產生的」，並認為「一種特定的北美文化帝國主義伴隨著它在國外到處傳播」。如何看待老詹的這一論斷？

　　王：老詹的這個看法有一定道理。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他對第三世界充滿了同情，但他並不是在為我們辯護，他不是中國的律師，他是一個白人，其立場儘管在批判，但卻並沒有去推翻西方的整體性結論。中國不需要他人來辯護，應自己為自己辯護。中國目前聽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話太多，以為他們就是中國人，我們的親善者。還有一些美國政治學家，正因為他能夠不斷地說出NO，所以西方中心認為他能夠了解東方，親善東方，因此，他們得以成為美國白宮的政策高參，及東方政策的咨訊者。我們應該有清晰的頭腦，中國不要依賴任何他者。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但朋友就是朋友，我們的立足點應既不在洋人，也不在假洋鬼子，更不在海龜，而在中國自己的雙語精英！

　　沉：對正在興建的國家大劇院、奧體鳥巢和CCTV新廈，國人爭論不休，《國際先驅》報甚至認為中國正在成為洋建築的試驗場，中國正在走向一種新殖民主義。對此，你是怎麼看的？

　　王：中國當代文化的評估機制出了問題。應該像當時周恩來去問梁啟超的兒子梁思城，最後做出了在主幹道北海後面的團城繞一個彎的決策——當時梁思城就說了團城不能拆，後來擴建便只好繞了一個彎。今天的國家大劇院修建了一個雞蛋，對長安街的天圓地方非常不和諧。當然它出現以後，我相信在科技理性佔上風的時候，長安街的天圓地方的建築喪失合法性，會修更多的雞鴨蛋。而對奧運場館的鳥巢，我倒不太持反對態度，它就是一個場館，不在長安街，不是一個文化象徵。為什麼今天把體育變得那麼重要？因為中國的乒乓球——小球推動大球——使中國的體育變成了體育政治。中國中央電視台新址建築由兩個Z構成，形象是一個巨人在東方跪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