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良：中華探源（5章炎帝黃帝蚩尤氏）

第五章蒂之帝：炎帝時代提要：1、距今約7000年時進入了父系氏族社會之「五帝」時代（古「帝」字本意即花之「蒂」），並形成了三大父系部落姓族（此時的母系氏族，多以「女兒族」或「妻族」與其共存）：（1）誕生於渭河南岸支流之姜水流域的「姜」姓炎帝神農族（對應於仰韶前期的半坡文化）。（2）誕生於渭水北岸支流之姬水（即古漆水，源自甘肅天水清水縣）流域的「姬」姓黃帝族；後沿汾水、桑乾河遷徙於燕山之南北麓定居發展（對應於北福地二期與趙保溝文化）。（3）其前身為山東後李文化，後向南部之蘇皖淮河流域發展的「風」姓太昊族（對應於北辛文化）。（4）在今天長江下游的吳越之地，這時已出現了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但其為何姓族無考。2、活動於黃渭與漢水廣大流域的炎帝族，因其繼承了女媧、伏羲之中心祖地並對犂耕農業的重大貢獻被稱為神農氏，在這一時代處於主導之地位。炎帝族內發展為四大支族：（1）主族夸父族，為魚圖騰，領地在渭洛汾流域；（2）祝融族，為火圖騰，領地在豫的黃河之南及漢水流域；（3）共工族，為水圖騰，領地在黃河之北豫冀交界處之古「江地」；（4）蚩尤族，為鳥圖騰，是炎帝族進入東部北辛文化之淮地，並與太昊族聯姻衍生之九黎鳥族。3、第一次炎黃之戰發生於距今6500-6400年左右。（1）第一階段：生於「江地」的共工族（對應於大司空文化），迫於黃河水患向南遷徙，與黃河之南的祝融族發生戰爭。因戰爭失敗的共工族後北退到河套地區（即傳說「共工怒觸不周山」）。（2）第二階段：水患消退後，部分共工族又返回「江地」。這次與其一起南下的還有黃帝虎族（對應於後崗文化）。但黃帝虎族南下「江地」後又跨過黃河，發生爭奪炎帝祝融族領地之戰（見華陰橫陣遺址人骨迭壓的二次葬）。被戰敗的祝融族被迫南退至江漢流域（對應起始於距今約6400年的大溪文化）。（3）第三階段：占居黃河之南的黃帝虎族，後被炎帝夸父族（「愚公移山」傳說中稱其為「博父」）擊敗，又逼退回「江地」（見距今6400多年的濮陽西坡45號墓貝塑龍虎圖），大戰就此宣告結束。此後定居「江地」東部「空桑」之黃帝虎族，與東鄰的太昊母系氏族同婚，變而以鳥為圖騰，遂成為後世黃帝族之少昊鳥族。4、第二次炎黃大戰發生於距今6200-6000年之間。（1）第一階段：處於淮地的九黎蚩尤鳥族，因遭黃河特大水患而逼迫向西遷徙，並大敗夸父魚族佔領了渭汾流域大部分領地（見史家村與姜寨二期迭壓的千人二次葬）。蚩尤鳥族由此代夸父魚族而成為炎帝族新的首領（見出土之鸛鳥銜魚圖）。（2）第二階段：到了距今6000年時，蚩尤族又以炎帝之名，先伐空桑之少昊，後直逼北地與黃帝族大戰於涿鹿。黃帝族在軒轅有熊氏（熊族）首領的帶領下，絕地反擊，殺蚩尤族首領於中冀，奪取其「阪泉」之都，蚩尤族南逃江漢，夸父族亦因敗而「棄其權杖」，黃帝族遂入主中原黃河流域。第一節仰韶文化及其周邊文化之考古發現一、仰韶文化，是繼承老官台、白家村、裴李崗、磁山等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前仰韶文化）發展而來的，為黃河中下游地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因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首次發現而命名。持續時間大約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間。仰韶文化的中心，在考古上已公認是在陝西華山地區。其影響範圍東起山東，西至甘肅、青海，南抵江漢，北到河套內蒙古長城一線，而分布最為密集的中心地區在陝西關中與山西、河南交界一帶。當前已發現仰韶文化的遺址共5213處，其中以中心地區的陝西省最多，共計2040處，佔全國的仰韶文化遺址數量的40%，其次是甘肅省1040處、河南省1000處、山西省1000處、河北省50處、內蒙古自治區約50處、湖北省23處、寧夏回族自治區7處、青海省3處。仰韶文化長達兩千年的發展，既是中華民族形成的重要階段，也是原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時期。仰韶文化可分為：早期階段（距今7000-6000年）；中期階段（距今6000-5000年）；晚期階段（距今5000-4500年）。由於晩期階段已屬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的轉化階段，故本文將其劃為「前龍山文化」，放在以後再予介紹。現在先來介紹仰韶文化早期階段的考古發現情況。（一）半坡類型（約距今7000-6000年間）：主要代發掘遺址有，西安半坡，臨潼姜寨一期，華陰橫陣，寶雞北首嶺，晉南下馮村、鄭州大河村等。1、聚落。仰韶文化早期階段，社會經濟比原始農業初期階段有了更大的發展。各地氏族部落在河谷沖積平原與盆地周邊階地上，營建了大大小小的氏族聚落，過著比較穩定的農耕定居生活。這裡土地肥美，有利於農業、畜牧業的發展，取水和交通也相對方便。聚落擁有一定規模、且建築的布局整齊有序。其西安半坡和臨潼姜寨一期聚落保存較完整：居住區在中心，外圍繞一周大壕溝，溝外部為墓葬區和窯場。早期的房屋以圓形單間為多，後期以方形多間為多。中心廣場有一座大房子為公共活動的場所，其他幾十座中小型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布局。這一聚落房子朝向中心廣場的統一布局，則表明當時維繫氏族團結的血緣紐帶根深蒂固。2、墓葬。此時反映人們意識形態的埋葬制度已經初步形成。仰韶文化居民死後按一定的葬俗埋葬，小孩實行瓮棺葬，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時有出現。墓中多有陶器、石器等隨葬品，多為長方形土坑墓，盛行單人仰身的直肢葬，但合葬墓和二次葬佔一定比例，人數不等。其華陰橫陣遺址二次葬合葬墓中多達80餘人，骨骼擺放零亂且有刀斧砍砸痕迹，顯然是與一場戰亂有關。3、工具、產業形態。半坡類型文化是一個以較發達的農業為主的文化，粟的遺存在各重要遺址中經常發現，臨潼的姜寨一期遺址，還發現了另一種耐旱作物黍。同時，人們還掌握了蔬菜種植技術，半坡遺址的一個陶罐里裝滿了已經炭化的白菜或芥菜之類的菜籽。已採用土地輪休的耕作方式，改變了焚而不耕，播而不鋤的原初狀態,並由原始鋤耕進入先進的耜耕（犁耕）農業階段。生產工具以較發達的磨製石器為主，常見的有石鋤、刀、斧、錛、鑿、箭頭、紡織用的石紡輪等，骨器也相當精緻。這時的石斧大多形體厚重，橫斷面呈橢圓形，適於砍伐林木以開墾荒地。並開始採用木質及骨質、石質的耜、耒等工具挖掘土地,收割農作物則用兩側有缺口的長方形石刀和陶刀。加工糧食使用石磨盤、石磨棒和木杵、石杵等。家畜飼養業比新石器時代早期也有一定進步，飼養的家畜有豬、狗和羊，馬的骨頭也有少量發現。雞骨發現較多，可能也已經馴化為家禽了。4、手工業與制陶。仰韶文化的手工業經濟逐漸發達，以物易物的交換形式已開始出現。在各個部落里，氏族成員從事的生產勞動主要是以性別和年齡為分工的，手工業生產中的一些專業性技術，由氏族內部長期從事並積累了一定經驗的成員承擔。當時的手工業生產，主要是制陶業和制石、制骨、製革等。由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編織物印下來的紋路，可見仰韶文化已有編織衣物的手工業產生。仰韶文化制陶業發達，前期的陶器多是泥條盤築法手製成型的，僅用慢輪修整口沿。陶器種類有缽、盆、碗、細頸壺、小口尖底瓶、罐與粗陶瓮等。「葫蘆口」尖底瓶是半坡類型文化的標誌器。不少出土的彩陶器為藝術珍品，其造型優美，表面用紅彩或黑彩畫出絢麗多彩的幾何形圖案和動物形花紋。其中人面魚形紋、魚紋、蛙紋、鹿紋，還有陶塑豬、陶塤等，也是半坡類型文化的最明顯特徵。在半坡等地的彩陶缽口沿黑寬頻紋上，還發現有50多種刻劃符號，已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質。圖：半坡類型特徵器物、半坡出土人面魚紋彩陶、半坡出土的鹿紋彩陶、姜寨一期出土蛙紋彩陶、姜寨一期二音孔陶塤。（二）易縣北福地與安陽後崗一期類型（距今約8000-600年）1、北福地文化遺址。北福地文化遺址位於河北易縣易水北岸台地上，處於太行山、衡山、燕山三山交界處與華北平原結合部的環渤海地帶，其史前時代屬黃河下游地區。1985年調查發現了這處早期遺址，並進行了試掘。1997年、2003年、2004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連續三次進行考古發掘，發現為三個階段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北福地一期：距今約8000～7000年。文化面貌與其年代大體相當的伏羲時代前仰韶的磁山早期遺存和燕山南北地區的興隆窪文化具有許多相似之處，故在地域上也填補了此南北二支文化之間的空白。北福地二期：距今約7000-6700年。遺存的主要特徵，以釜、缽與支腳為典型陶器，除夾砂夾雲母陶外，還有不少的泥質灰陶和紅陶器。其年代已與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前半段相當，但略早於後崗一期文化。以此也可推斷應為南鄰後崗一期之來源地。北福地三期：未見完整的文化層堆積，主要文化特徵以雙耳壺、斂口缽等為典型陶器。其年代應在距今6700年之後的半坡類型的後段。二、三期遺址中還發現了大量房址、灰坑，和以玉器、石器、陶器為祭祀物的祭祀場遺址。特別是發現了大量刻陶假面具，面具圖案有人面和獸面的猴、豬、貓科動物（虎、豹、獅）等。每種面具四周都有小穿孔，應為系戴時穿繩之用。陶刻面具具有寫實性、象徵性和裝飾性融為一體的藝術風格，成為史前具有圖騰意義之原始藝術精品，也是目前所見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面具作品。在上述祭祀場中，還擺放了一件大型石耜，即石制犁頭，長46cm，通體被磨光。這種製作精細的大型石耜，是我國新石器早期遺址中第一次發現。這一石耜不論是屬於原始人的祭物，還是被祭祀的對象，都表明了這個祭祀場是為了祈求農業豐收而設置，也表明犁耕已在原始農業中的重要地位。圖：祭祀場出土祭器組合（中為石耜）、遺址刻陶面具之一。2、安陽後崗一期與大司空村遺址。後崗一期文化，發現於1931年。該文化主要分布在豫北和冀南地區，已發掘的有河南安陽市北郊後崗、高井檯子、同樂寨，河北武安縣趙窯等。發現的後崗一期文化的房屋都是半地穴式的。石器以磨製石器為主，打制少。陶器以泥質紅陶為主。1987-1988年，發掘發現了該文化類型的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45號墓,距今年代為6460年左右。墓室的結構為豎穴土壙，東、西、北三面各有一個小龕,墓主為一壯年男性，身長1.84米，仰身直肢葬，頭南足北，埋於墓室正中。另外3人分別埋於墓室東、西、北三面小龕內。在墓室中部壯年男性骨架的左右兩側，用蚌殼精心擺塑一龍一虎圖案。龍圖案擺於人骨架的右側，頭朝北，背朝西，身長1.78、高0.67米。龍昂首，曲頸，弓身，長尾，前爪扒，後爪蹬，狀似騰飛。虎圖案位於人骨架的左側，頭朝南，背朝東，身長1.39、高0.63米。虎頭微低，圜目圓睜，張口露齒，虎尾下垂，四肢交替，如行走狀。虎圖案北部的蚌殼，形狀為三角形，好象是人為擺放的。在這堆蚌殼的東面，還發現兩根人的脛骨。西面龕內的人骨頭部有刀砍的痕迹，顯然為戰爭一類的非正常死亡。安陽地區又同時發現與半坡文化聯繫相對密切的大司空村遺址。由於在不同遺址中，發現大司空村文化層與後崗一期文化層二者有交互疊壓現象，有的大司空在下層，有的又後崗一期在下層，於是誰先誰後便成為考古學爭論不休的難題。事實上共工與祝融之戰及第一次炎黃之戰的秘密就藏在這裡。這也充分反映了這一古稱江地的地區，是新石器時代北方、中原、山東三大文化區之間交流、碰撞、融合頻繁的地帶，文化地理區位關鍵，是研究三系統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重要地域。圖：西水坡45號墓葬龍虎圖。（三）史家類型與伊川缸（距今6200-6000年）1、史家類型遺址。史家遺址位於陝西渭南城區南約15公里史家村的湭河西岸二級台地上，面積約2萬平方米。是1973年在湭河流域進行考古調查時發現的。在文化層中發現窖穴4個，仰韶文化墓葬43座，人骨架733副（除52具為兒童外，已判明性別的成年男女為男441具、女224具，男女之比約2：1），隨葬陶器155件，石器29件，骨角器2件，還有大量動物骨骼。這些墓葬絕大多數系二次合葬墓，性別、年齡混亂。隨葬品較少，系集體隨葬，非個人陪葬品。史家遺址的發掘，對於仰韶文化的序列填補了一個空白。它介於半坡早期類型和廟底溝類型之間，時間在距今6200至前6000年前後。其經歷200年後半坡類型便為廟底溝類型所取代，史家類型也就消失了，故知是一個承上啟下的新類型。史家類型以渭南史家遺址為代表，分布地區與半坡類型相同但範圍相對較小一些。主要遺址有姜寨二期、華縣元君廟等。陶器的種類和特徵與半坡類型相似，有小口溜肩尖底瓶、葫蘆形瓶，細頸壺，大口深腹瓮等。陶器裝飾彩繪花紋為圓點、弧線組成的幾何圖案，其鳥魚合璧的動物圖案十分特殊，製作工藝和藝術水平在半坡類型的基礎上又有提高。學術界對於史家遺址及類型給予廣泛注意和研究。大多認為史家墓地的情況不大正常，幾十座多人合葬墓基本上都是二次葬，且人數眾多，男女比例相差也過於懸殊。加之與其同時期的西部僅距20多公里同類文化之姜寨二期墓葬，亦為千人以上的二次合葬，故推斷兩處所葬人骨，主要可能是這一時期大的原始戰爭中，其失敗方集中死亡之所葬人口。圖：史家類型人面、鳥、魚紋彩陶。2、「伊川缸」考古發現。「伊川缸」是1965年在河南伊川縣白元鄉土門遺址最早發現,此後於河南偃師苗灣、鞏縣趙城、禹縣谷水河、魯山邱公城，南召二郎崗、密縣馬鞍河等仰韶文化遺址中，均有出土。其範圍可擴大到平頂山、鄭州、三門峽以及陝西等地。土門遺址位於伊川縣城東南2．5公里的土門村。在該遺址中，文物工作者出土了一些陶缸，缸內發現了一些骨頭碎片，且缸的底部都有一個小指粗的小洞。根據這一發現，經考古專家研究確認它是古人用來放置屍骨的瓮棺,這個小孔的用途就是作為死者靈魂出入的通道。只是伊川仰韶鸛魚石斧彩陶缸缸口徑最大不過40厘米、高不過50厘米，顯然是無法裝下成人而只能跟「成人二次葬」有關。「成人二次瓮葬」是將已腐化旳死者遺骨，異地遷來再次埋葬。這是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流行於半坡文化晩期、即史家類型時期河南中西部的伊河流域之周圍特定區域。伊川缸是伊洛河流域史前文明的見證，也是我們了解史前社會發展的一面鏡子和不可多得的實物。在缸體上所繪的圖案，被認為是中國畫的雛形。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1978年在臨汝閻村仰韶文化遺址墓葬中出土的一個「伊川缸」上繪的《鸛魚石斧圖》。圖上繪有一隻鸛鳥，口銜一尾大魚，旁豎一個粗大的石斧。圖高37厘米，寬44厘米，約佔缸體表面積的一半，畫面真實生動、色彩和諧、古樸優美，極富意境，是迄今中國發現最早的一幅陶畫。二、現在介紹仰韶文化中期(距今6000-5300年)的考古發現。仰韶文化中期，是仰韶文化最繁榮的時期，並以廟底溝類型為代表。這一時期仰韶文化因素的分布範圍更為廣闊，但中心地區仍在以華山之下的關中東部、晉南和豫西。對比各區遺存的異同，可將廟底溝期仰韶文化遺存分為晉南豫西（即廟底溝類型）、關中東部（即華縣泉護類型）、及關中西部、渭水上游、涇水上游及晉中等地區類型。1、夏縣西陰村遺址。西陰村遺址位於山西運城夏縣西陰村。遺址總面積約30萬平方米，其範圍西北隔鳴條崗近涑水河，東南隔青龍河依中條山。1926年被發現和發掘，是由中國自己的考古學家李濟、袁復禮發現並首次獨立主持發掘的第一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遺址內所出土的大量彩陶片，以弧線、三角、圓點、黒彩露底方式所構成的連續花葉紋，十分特殊，被考古界命名為「西陰紋」。新中國成立後，於1994年進行了第二次發掘。遺址內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遺迹，有半地穴式圓形或長方形房址。出土遺物包括石器、骨器、蚌器和陶器等。陶器主要有釜、灶、夾砂罐、直口或斂口缽、葫蘆口瓶、尖底瓶等。在1926年對西陰村遺址的考古發掘中，李濟先生還發現了半個蠶繭，鑒定並確認是一種家蠶，為中國人在史前新石器時代已懂得養蠶織絲提供了證據。圖：西陰村遺址出土彩陶盆、黑彩紅陶、花葉形圓點（西陰紋）、西陰村遺址出土葫蘆口陶瓶（復原後的半個蠶繭）。2、陝縣廟底溝文化遺址。位於河南三門峽市西南約5公里的陝縣南關火車站附近。是與1921年發現的澠池仰韶文化為同類型的遺址。1956-1957年為配合三門峽大壩的建設，考古人員在此進行了更大規模的發掘。發掘發現廟底溝遺址內涵又分為兩個時期：一期（下層）距今約6000-5300年，為仰韶文化遺存，命名為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而二期（上層）則距今5300-4600年，屬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性質的遺存，後發展為河南龍山文化，命名為廟底溝二期文化。其明確的疊壓關係，解決了黃河流域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的年代早晚及源流關係。一期遺址中的「仰韶人」住的房子是方形，半地穴式，屋內有一保存火種與取暖用的圓形火塘。出土的工具以砍斫器、刮削器、石斧、石刀、石鏟為代表。陶、石紡輪和陶上布紋的出現，表明紡織工藝的盛行。同時陶、石網墜和骨嫉的存在，又證實漁獵經濟仍是輔助性的生產活動。以上的種種發現,為仰韶文化中期的基本面貌和生產活動提供了比較具體的輪廓 。廟底溝一期彩陶要比半坡發達得多。據考古學家統計,半坡期的彩繪陶器大約只佔陶器總數的2-3%,而廟底溝期的彩繪陶已達到10-15%。它的分布也從關中平原擴展到整個黃河中上游,甚至北到內蒙、南到江漢平原都有廟底溝彩陶文化遺物出現。陶器的製作基本上是泥條盤築，口沿多經慢輪修整。器形方面,有缽、罐、孟、瓶、釜、灶、鼎、器蓋、 器座等 ,其中以深腹曲壁的盆（缽）、碗尤具特色。小口尖底瓶則由葫蘆形口變為了雙唇子母口。紋飾通常採用花瓣紋、鉤葉紋、豆夾紋、渦紋、三角紋、條紋、網紋和圓點紋等幾何圖形來裝飾，這些紋飾交互組成的圖案規範而富於變化，特徵鮮明。亦有動物紋飾鳥紋、蛙紋的彩陶片出現，表明了它的時代性或地域性。形似綻開花朵的花瓣紋是仰韶文化彩陶的主要紋飾。花瓣紋有兩類：一類是由彩繪實體紋組成，花瓣如半月形或橄欖形，由中心向周圍展開；另一類是由多個內弧邊三角紋相接而組成，以空白處形成花瓣圖案，其製作方法與西陰紋相同。這種圖案不僅在遠古文化中獨一無二，也使考古學家普遍認為它與華夏民族的稱謂一定有著密切的關係。分布在陝西華山附近的廟底溝類型彩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大多呈現出一種多方連續的「玫瑰花」圖案，考古學家稱其為「華山玫瑰」。由於仰韶文化包括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多種類型，其彩陶裝飾花紋帶的主題紋樣也各有不同。但以花為題材的構圖，在幾乎所有類型的仰韶彩陶中都可見到，這又顯示出某種內在的必然聯繫和強大生命力。圖：陝縣廟底溝出土花辮紋彩陶盆、鄭州大河村遺址出土彩陶缽、陝縣廟底溝出土彩陶渦紋曲腹盆、文本框:花紋圖案展開圖、廟底溝花葉紋曲腹盆。3、華縣泉護村遺址。地處華山腳下，渭河南岸的泉護村遺址，是關中東部地區仰韶文化中期（廟底溝類型）的重要代表性遺址，位於陝西省華縣城東柳枝鎮。1958～1959年，為配合黃河三門峽水庫修建工程，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組成的黃河水庫考古隊陝西隊進行了第一次發掘，1997年陝西考古所對該遺址又進行了第二次大規模的發掘，獲得了仰韶文化與上層龍山文化豐富的實物遺存，及其從早到晚經過「成熟、轉折、退化」發展的3個階段，其文化層迭壓連續性清楚的全過程。泉護村廟底溝類型（即泉護村一期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徵，包含繪有兩種花卉圖案、一種鳥形圖案的彩陶盆（缽），並有「雙唇口」尖底瓶、葫蘆小口平底瓶和砂陶罐等5種陶器，特徵十分鮮明。同時，通過對本地老官台、元君廟等遺址與該遺址類型發展走向的研究相聯繫，在全國率先建立了以渭水——華山為中心區域的史前考古文化的序列與譜系，確立了其在涵蓋北方半部江山的史前呈板塊結構的文化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圖：泉護村出土廟底溝類型特徵器物與花鳥紋圖案、鳥首蛇身鳥龍紋彩陶盆（下為：鳥龍逐日展開圖）、華縣泉泉護村出土陶鳥尊。主要分布在陝晉豫黃河中游地區的廟底溝文化，在其存在的千年間對周邊地區文化的影響非常之大。廟底溝類型以中原為核心區，並以它最富代表性的花卉紋飾彩陶為特徵，向東西南北四方擴散。西至青海，東抵山東，北至內蒙古中部，在燕山南麓和江蘇北部都有其造訪的身影，這種影響一直越過長江，最遠到達洞庭湖以南地區。由於其覆蓋面積遼闊，跨越文化障礙的穿透力強勁，從而掀起了中國史前非常壯闊的一次文化大潮。廟底溝文化彩陶的傳播，不僅只是一些紋飾題材的傳播，更重要的是包含在這些紋飾中的圖騰象徵意義的認同。由彩陶向文化差異明顯的南方兩湖地區的傳播，可以看出南北文化的趨同態勢，這種文化趨同為一統文明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礎。仰韶文化晚期，彩陶發展進入了一個階段性的低潮。到了廟底溝二期，時間相當於龍山文化早期，彩陶便已經極罕見了。三、現在來介紹與仰韶文化同時期的周邊考古文化發現。（一）西邊：大地灣仰韶文化與馬家窯文化1、大地灣仰韶文化層（距今7000-5300年）。前邊我們介紹過,大地灣是一個由多層文化組成的遺址，最早距今8200年，最晚距今4800年，有3000多年文化的延續，其規模之大，內涵之豐富，在我國考古史上亦屬罕見。其最早的下層是前仰韶文化，亦即女媧和伏羲文化。「大地灣文化」一般是特指遺址最下層的這一早期彩陶文化。而這一層的上面還有這一遺址另一主要遺存，即與下層面貌迥異的仰韶文化層。由於仰韶文化層確鑿無疑的來源於華山腳下的中原，從而反證了其下層最早也不是「西來」而是「東來」的。該遺址的仰韶文化層，亦可分為早、中、晚三期。我們完全可以將其早、中期，分別對應為半坡類型期、廟底溝類型期加以介紹：A、大地灣半坡類型期（距今7000-5900年）。這一期發掘出被稱為「隴原第一村」的較完整的原始氏族村落。這個村落幾乎與半坡和姜寨遺址一樣，都是以廣場為中心，房址呈扇形分布，周圍以壕溝環繞，平面為向心式封閉格局，展示了神奇的原始生活面貌。這一時期出土了一批絢麗奪目的彩陶，其中不乏藝術珍品，如成系列的情趣盎然的魚紋盆、蛙紋壺等。圖：仰韶文化層早期彩陶壺、黑彩、紅陶、魚紋；仰韶文化層早期魚紋彩陶盆；仰韶層早期蛙紋壺。B、大地灣廟底溝類型期（距今5900-5000年）。這一時期出現了宮殿式的大型建築。如編號為F901的大房子遺址，總面積達420平方米，由主室、東西側室、後室、門前附屬建築四部分組成。其中主室達131平方米，地面是料礓石泥和人造陶粒輕骨料製成的混凝土，硬度相當於100號水泥。F411號房子地面還繪有一幅非常生動的地畫，是我國目前最早的原始地畫。這一時期彩陶主要是花瓣紋、蛙紋，還出土了一件國寶級人頭型器口瓶。人物短髮留海，面部造型準確，比例協調，身著抽象的花紋飾，她也許就是當時母系社會的氏族首領或者祖先形象。圖：將造型、雕塑、彩繪藝術；彩陶瓶繪卧蛙紋和諧地融合在一起的人頭瓶。2、馬家窰文化（距今5000年）。與陝晉豫地區的仰韶文化晚期（如仰韶文化西王村類型）彩陶數量明顯減少、彩陶發展已經趨於衰落的情形，形成強烈對比的是：距今5000多年，甘肅地區的彩陶藝術繼續向西邊的青海、南方的四川強勁發展，不僅頑強的生存下來，而且將其推向了最輝煌的峰巔，使其又延續達近千年之久。這就是具有地方獨特風格的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文化彩陶在繼承石嶺下類型的紋飾特徵和風格的同時，以精美流暢的線條，充滿動感的圖案，清新雅麗的風格，在我國大地上創造出了迄今為止最為輝煌的彩陶藝術。如果我們把石嶺下歸入前馬家窯文化譜系，馬家窯文化彩陶就形成了相互銜接的四個階段，即：石嶺下類型、馬家窯類型，半山類型，馬廠類型。A、石嶺下類型。石嶺下類型彩陶既具有仰韶文化的特徵，又具有馬家窯文化的特徵，是一個過渡性的文化類型。對其文化歸屬，學界尚存爭議。石嶺下類型彩陶被發掘以來，人們通常把它劃歸馬家窯文化早期類型。圖：仰韶文化晚期石嶺下類型彩陶瓶渦旋紋、變形鳥紋。B、馬家窯類型。馬家窯類型彩陶的主要特徵是：胎體為泥條盤築法製成，表面經壓磨拋光。飾彩部位增多，出現較豐富的內彩和滿身彩；紋飾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渦旋花紋，水波紋，變形鳥紋，網格紋等。還有仿生的蛙紋，鳥紋，舞蹈紋等特殊紋飾，頗具特色。文本框:馬家窯舞蹈紋彩陶盆；文本框:馬家窯蛙紋彩陶盆；馬家窯玫瑰花尖底瓶（變為平口豐肩）；馬家窯類型彩陶盆渦旋花紋；馬家窯葉花紋彩陶壺水波紋、網紋；邊家林期彩陶壺俯視出現黑紅彩；鋸齒紋細腰葫蘆紋（開始向半山類型轉變）。C、半山類型。半山類型彩陶胎體輕薄精緻，色彩艷麗，圖案繁縟精美。直口直頸壺的口部有一對帶鋸齒的小附耳；頸部弦紋、鋸齒紋是半山類型的最主要特徵，鋸齒紋通常作為劃分半山類型的重要標誌。圖：半山類型彩陶壺黑紅彩、四球紋。D、馬廠類型。馬廠類型彩陶的特徵：彩陶總體比例增大，約佔到60%以上；器型雙耳小罐逐漸增多，由矮胖變為瘦高，下腹收緊。並出現了方形器，帶流壺，彩陶杯。晚期旋切裁蓋罐等器型，為前期所不見。紋飾，以四球紋（球中也飾有花紋）、變形的蛙紋為代表紋飾。馬廠類型末期已是距今4000多年的中原龍山文化後期，彩陶製作趨於粗糙，紋飾也趨於簡單，標誌著此時的馬家窯文化已逐漸走向衰落。圖：馬廠類型彩陶壺侈口瘦腹豐肩；馬場類型彩陶罐紅陶衣折紋、紋黑（四球紋顯示與半山類型承接關係）（旋切罐蓋是這一時期發展出來的新工藝）；蛙紋壺（中間圓紋為花的變體）；馬廠類型彩陶杯黑彩折紋、橙陶衣；通體磨光、高柄上部刻有人面。（二）南邊：大溪文化（距今6400～5300年）。中原仰韶文化的南鄰，是大溪文化。大溪文化為長江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因1959年最早發現於四川巫山縣瞿塘峽東口長江南岸與大溪河交匯處而得名。其分布，東起鄂中南,西至川東,南抵洞庭湖北岸，北達漢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長江中游西段的兩岸地區。距今年代，約為6400～5300年。大溪文化初步可分為兩個地區類型。其一，長江沿岸的鄂西、川東地區，如大溪、紅花套、關廟山等地的遺存，可稱為大溪類型。彩陶的器形和彩紋，明顯受廟底溝類型的影響。其二，洞庭湖西北岸地區，如三元宮、丁家崗、湯家崗等地的遺存，可稱為三元宮類型。其很少發現受廟底溝類型彩陶影響的跡象。大溪文化流行紅燒土地面房屋並較多使用竹材建房。居民以稻作農業為主。在房屋建築遺迹的紅燒土塊中，經常發現稻草、稻殼印痕。紅花套遺址的稻殼印痕經鑒定為粳稻。除飼養豬、狗外，雞、牛、羊也已成為家禽家畜。石器中兩側磨刃對稱的圭形石鑿頗具特色。有很少的穿孔石鏟和斜雙肩石錛。偶見長達三、四十厘米的巨型石斧。同時，有相當數量的石鋤和橢圓形石片切割器等打制石器。制陶業方面，以白陶和薄胎彩陶最為突出，代表了較高的工藝水平。在白陶圈足盤上，通體飾有類似淺浮雕的印紋，圖案複雜精細。薄胎細泥橙黃色的彩陶單耳杯和圈足碗，胎厚僅1～1.5毫米，繪以棕紅色的多種紋樣，顯得精美別緻。共發現300餘座大溪文化的墓葬。葬式一類為直肢葬,另一類為屈肢葬，下肢彎屈程度很大的跪屈葬和蹲屈葬。絕大多數墓有隨葬品，最多的30餘件，女性墓一般較男性墓豐富，有的石鐲、象牙鐲等飾物，出土時還佩戴在死者臂骨上。在幾座墓里發現整條魚骨和龜甲，有的把整條魚放在死者身上、嘴邊或臂下。以魚隨葬這一罕見習俗，應與以魚為圖騰的炎帝族南下有關。而在湖北黃岡黃梅焦墩遺址，還出土了用鵝卵石擺塑而成的龍，科學測定距今約有6000年的歷史。這條擺塑龍是在預先鋪好的紅燒土檯面上，用色彩各異、大小不一（5～8厘米）的鵝卵石按照構思設計好的圖案精心擺塑而成。全長7米，高2.26米，龍首高昂，張嘴吐舌，長角後揚，尾端上卷，背部有立鰭，腹部有四足。龍身呈波浪起伏狀，顆顆卵石像層層鱗片鱗光閃閃，形態生動，威武雄壯。這一發現轟動全國，被稱為「長江流域第一龍」。大溪文化與仰韶文化比較，也明顯存在互相交流影響的因素。大溪、關廟山、紅花套等處發現的圓點鉤葉紋和花瓣紋的彩陶罐、垂幛紋彩陶缽片、「雙唇口」尖底瓶片等，是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南下影響所及的實物例證。至於大溪文化與時代稍晚的屈家嶺文化的關係，兩者當是先後直接繼承發展而來的。圖：大溪文化玫瑰花紋彩陶豆。說明：湖北省枝江關廟山出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復原，高約13.5厘米，口徑15.7厘米泥質紅陶。胎厚0.5厘米。外表和器腹內均施紅衣並經磨光。平折窄沿，深腹碗形，喇叭形圈足，足沿全殘缺。腹部塗較厚白衣，彩陶筒形瓶上繪黑彩平行條紋、弧線三角紋和紅彩斜線紋，構成四瓣對稱的五朵白花。圖：彩陶罐薄胎細泥彩陶碗；文本框:印紋白陶盤[湯家崗遺址出土]（三）北邊：趙寶溝文化與紅山文化1、趙寶溝文化（距今6800-6000年）。趙寶溝文化，是1982年在敖漢旗東南發堀中與興隆窪文化同時發現的另一新的考古文化，因首先發現於內蒙古敖漢旗高家窩鋪鄉的趙寶溝村而得名。其距今6800-6000年左右，與興隆窪文化前後銜接，並在西遼河流域取得支配地位，後對紅山文化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趙寶溝村遺址面積約9萬平方米，已發現的房址和灰坑有140餘處。房址平面呈方形或正方形，皆為半地穴式建築，成排分布。居住面積一般為20平方米，個別大房子達100平方米。與興隆窪文化相比，趙寶溝文化的聚落規模明顯增大。生產工具中，石器的主要特點是磨製器與豐富的細石器共存。最典型的是頂部打出凹缺的尖弧刃石耜（犁頭）、鑽孔的扁平體石斧，還有弧刃石刀、磨盤和磨棒等。趙寶溝文化的發現，明晰了這個地區考古學上的文化區系，反映了7000年前趙寶溝文化所代表的赤峰先民，主要從事農業定居生活，並進入先進的耜耕農業。陶器為手制，主要紋飾有擬動物形紋、抽像幾何形紋和之字形紋。赤峰遺址中還出土了一件陶鳳杯。特別是在小山遺址出土的尊形器上，首次發現由豬首蛇身靈物、生翼的鹿紋靈物、與神鳥組合的「靈物圖像」。飛鹿肢體騰空，背上生翼，長角滫目，神態端莊安詳；豬龍為豬首蛇身，尖吻上翹，巨牙上指，眼睛細長，周身有鱗，神鳥奮翼衝天，巨頭圓眼，頂上生冠，長嘴似鉤，三種靈物都引頸昂首，凌空翻飛。說明當時已經出現了較為高級的神靈崇拜觀念。圖：趙寶溝出土的陶鳳杯、趙寶溝文化玉篐、玉豬龍，豬、鹿、鳥紋尊形器（小山遺址出土）。3、紅山文化（距今6000-5000年）。紅山文化是繼趙保溝文化之後，在燕山以北、大凌河與西遼河上游流域興起的又一農業文明，距今6000-5000年，延續時間達千年之久。最早發現於1921年，1935年對內蒙古赤峰紅山後遺址進行了發掘。70年代末又在遼西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調查，發現遺址近千處。圖：紅山文化重要遺址分布圖。紅山文化是與同時期中原仰韶文化相交匯產生的發達文明，全面反映了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特徵和內涵，極富生機和創造力。房址為方形半地穴式，分為大型與小型。主要從事農業，還飼養豬、狗、牛、羊等家畜，兼事漁獵。磨製石器和細石器共存，細石器工具發達，還有磨製和打制的雙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鋤、石磨盤、石磨棒和石鏃等。其煙葉形、草履形的石耜、桂葉形雙孔石刀、橫截面呈長方形的磨製石斧、磨光石鏟，都是富有特徵的先進農耕工具。手工業達到了很高的階段。紅山文化的陶器多為泥質，筒形罐代表了紅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形。橫「之」字形紋和直線紋是紅山文化具有特徵的紋飾，由細繩紋組成的菱形回字紋已初具雷紋特徵。「紅頂碗」式的缽與後崗類型的同類彩陶相似，說明二者之間有一定淵源關係。已出現結構進步的雙火膛連室陶窯。玉文化在紅山文化中處於核心地位，已具備了專業化、規範化，工藝水平十分高超。出土有玉豬龍、玉人、玉龜、玉鳥、玉蠶、獸形玉、勾雲形玉佩、玉箍形器等。龍題材是紅山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內容，這一「圖騰」性的紋式圖案從紅山文化早期一直延續到它的晚期。其中出土自內蒙古赤峰紅山的大型碧玉C型龍，周身捲曲，吻部高昂，毛髮飄舉，極富動感。在朝陽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考古發掘中，不但出土了泥塑的熊下顎和熊掌殘體，還出土了雙熊頭三孔玉器。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位於遼寧省朝陽市的凌源、建平兩縣交界處，是1981年文物普查時發現的。八十年代中期，經過對遼西東山嘴牛河梁遺址的發掘，發現了距今大約5500年前的大型祭壇、女神廟、積石冢「金字塔」式建築。圓形祭壇旁出土的雕塑人像中，有與真人一樣大的泥塑女神頭像，眼珠用兩個晶瑩碧綠的圓玉球鑲嵌而成，顯得雙目炯炯。還有在中國首次發現的立體圓雕裸體婦女玉像，有些胸前的乳房突起，有些則是軀體具有孕婦的特徵。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的重大發現，代表了已知的中國北方地區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被稱為「東方文明的新曙光」。1973年敖漢旗和翁牛特旗小河沿類型的發現，為紅山文化以後的發展找到了有力的線索。小河沿文化其分布區同紅山文化基本一致，已是取代紅山文化的一種新文化。圖：泥塑女神頭像、牛首、獸形玉；翁牛特旗三星他拉中華第一龍玉豬龍、玉鳥、玉龜、黃玉蠶蛹、岫岩青玉勾雲佩、紅山玉馬蹄玉箍、玉臂環、玉鐲、彩陶罐、彩陶座。（四）東邊：北辛文化與大汶口文化1、北辛文化（距今7300-6100年）。北辛文化主要分布於環魯中南的泰沂山系南、北兩側一帶，除膠東半島以外包括了山東省的大部分地區，並向南發展到江蘇北部。是繼後李文化之後黃河下游及淮北海岱文化區早期的文化遺存。目前已發現遺址60多處，主要有山東滕縣北辛、兗州三因、泰安大汶口、江蘇邳縣大墩子、連雲港市二澗村和淮安青蓮崗等。碳14測定這種文化的年代在距今7300-6100年之間，一般認為早期約在距今7300-6800年，中期距今6800-6400年，晚期距今6400-6100年，後成為山東大汶口文化的源頭。北辛文化已形成完整的聚落，房址均為半地穴式建築，墓葬流行長方形土坑豎穴墓，葬具佷少。北辛時期的經濟以農業為主，飼養業、手工業和陶器製作業均有所進步。從出土的石鏟、石斧、石磨盤、石磨棒、鹿角鋤、蚌鐮和窖藏的穀物來看，當時的農耕生產從耕作、播種到收割、加工已有一套較為完備的工具，原始農業已初具規模。從出土的家豬型動物骨架和雞、狗等動物遺骸來看，當時的畜牧養殖業從雛形進入發展期。從出土的陶網墜、魚鏢來看，當時的捕魚技術已相當高超。從出土的骨針、石紡輪來看，當時開始用野生纖維和動物絨毛進行紡線或編織，北辛先民由身披獸皮過渡到穿衣的文明階段。製作石器、骨器、牙器、蚌器、陶器已有專門分工，手工業在北辛時期已開始較為發達。從出土的陶器來看，全部陶器都是手制的，制陶燒陶技術已比較先進，陶質有夾沙陶和泥質陶和少量黒陶，主要有鼎、釜、豆、罐、缽、壺等，紋飾有附加堆紋、劃紋、指甲印紋。從出土的蓋鼎、指甲印紋缽、紅陶壺和鳥獸鬶來看，這些器物不僅講究生活的實用性，而且還講究審美的藝術性。圖：北辛文化陶器、三足蓋鼎；北辛文化鳥、獸、鬶。2、大汶口文化（距今約6300-4500年）。大汶口文化，因發現於山東省泰安市大汶口遺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泰山及其周圍地區，東至黃海之濱，西至魯西平原東部，北達渤海南岸，南到江蘇淮北一帶。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校正後得出數據，大汶口文化年代距今約6300-4500年，延續時間達2000年左右。根據地層疊壓關係和遺物特徵，可以區分為早、中、晚3期，分別與仰韶文化的早（史家類型）、中、晩期相對應。大汶口文化的早中期階段基本上只分布在山東和蘇北地區，向北到達魯北地區，其南界不過黃河，顯然是在北辛文化基礎上又由南向北的退縮。晚期的分布範圍已經向西擴展到了淮陽一帶，河南和皖北亦有發現。大汶口文化以農業經濟為主，主要種植的是粟。農業生產工具主要是磨製石器，中晚期已大量使用磨礪精良的穿孔斧、刀、鏟等，收割工具有骨鐮和蚌鐮，還出現了有肩石鏟、石鎬和一些鹿角鋤。加工穀物的工具則是石杵和石磨盤、石磨棒。這個原始部落集團從早期起，家畜飼養就比較發達，各遺址出土有大量豬、狗、牛、雞等家畜家禽的骨骼。中期以後的大汶口墓地，用豬隨葬的墓佔1/3以上，膠縣三里河一座墓中隨葬豬下顎骨多達32個。大汶口文化的社會經濟在中期以後有了全面、迅速的發展。白陶器、玉器、象牙器的出現和快輪制陶技術的應用，說明一部分手工製作已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部門。陶器生產的發展，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早期均為手制，中期已開始使用輪制技術，有了少量的輪制小件器物；器類增多，出現了實足鬹、背壺、簋形器等；彩陶數量增多，且花紋繁縟，其中圓點、弧線以及勾葉紋，與仰韶文化廟地溝文化類型相似。晚期已使用快輪生產大件陶器，如大汶口墓中就隨葬有輪制的大陶盆，反映了制陶史上的一大進步。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制陶業中出現的兩個新品種，反映了當時制陶工藝的顯著進步，特別是白陶的出現意義重大，它為中國後世瓷器的製作奠定了技術基礎。制陶原料有了新的來源，發現了坩子土，用以燒制一種質地堅硬、胎壁薄勻、色澤明麗的白色、黃色、粉紅色細砂陶器，統稱為白陶，這類細砂陶器有袋足鬹、三足盉、觚形器、寬肩壺和鏤孔圈足豆等。這時所燒制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當時制陶工藝的最高水平，為以後山東龍山文化蛋殼陶的問世準備了條件。大汶口文化還發現有仿動物造型的陶制工藝美術品，其中造型獨特生動的鳥形陶鬶，是上承北辛文化，並下傳為山東龍山文化的代表器。制石、制玉業較發達。早期就已大量生產出磨製精緻的石器，較多地使用穿孔技術。中期以後，石器的造型更加規整；器類、器型增多，出現了系列工具，在一些墓中隨葬有成套的大、中、小型石錛；還出現了製作精良的玉鏟，並有更多的玉、石裝飾品，包括以不同形狀的單件組成的串飾。制骨工藝十分出色，早期墓中出土有精緻的小件骨雕品，如邳縣大墩子遺址有一串10粒的雕花骨珠，劉林遺址有刻有豬頭紋樣的牙質飾物；有的獐牙鉤形器的器柄刻有纖細的花紋；至中、晚期，剔地透雕技術和鑲嵌技術已趨於成熟。大汶口的透雕十六齒象牙梳、花瓣紋象牙筒和鑲嵌綠松石的骨雕筒等，代表著中國新石器時代制骨工藝的最高水平。大汶口文化墓葬發現的較多。早期葬制以單人葬為主，也有較多的合葬，合葬以同性合葬和多人二次合葬為主。隨葬品的情況男女也不相同，男性多生產工具和手工工具，女性多生活用具。中晩期同性合葬墓數量很少，二次合葬墓也相比前期減少，而大量出現一對年齡相當的成年男女及小孩合葬墓，人骨架排列一般是男左女右。有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的葬式是男性仰身直肢，女性則側身區肢面向男性，隨葬品大都在男性一側。隨葬品的多寡不一較之前更加突出，多者達六十餘件，寡者則一無所有。富有的大墓，不但隨葬品多，而且很精緻，並用數量較多的象徵財富多寡的豬下頜骨和豬頭隨葬，甚至用整豬、整狗隨葬。中晚期以後發現有木質葬具，在有的成人墓的隨葬品和兒童瓮棺的葬具中還使用了帶有各種陶文的大口尊。這些陶文是表達有明確意義的刻符，形、義一目了然，所以它又非普通的刻符，可能是已發現的較早的漢字刻文。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普遍盛行對成年男女青春期拔除門齒和對枕骨進行人工變形的習俗，成為流行於古代中國東方、南方的拔牙習俗的發源地。在王因、大墩子墓中的骨骸上，還發現頜骨異常變形的現象，有數例在變形處置有小石球或陶球。頜骨內縮變形當是由於長期口含小球所致，這也是大汶口文化所獨有的奇特習俗。圖：陶鳥鬶（山東莒縣大朱村出土）；文本框:刻符拓片文本框: 刻符拓片；大汶口文化彩陶豆、壺、缽、觚。（五）東南方：河姆渡與馬家浜、崧澤文化1、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300年）。河姆渡文化是中國長江流域下游地區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因1973年首先在浙江省餘姚縣的河姆渡被發現而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灣南岸的寧紹平原及舟山島，經科學測定，為距今7000-5300年。河姆渡文化分早、晚兩期。早期約為距今7000-6000年，晚期約為距今6000-5300年，與仰韶早、中期的半坡、廟底溝類型相對應。由於河姆渡文化遺址多背崗面海，最後可能是因發生海侵而消亡。河姆渡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築形式，是高於地面的干闌式榫卯木結構建築，它是長江以南新石器時代以來的重要建築形式之一，與北方地區同時期的半地穴房屋有著明顯區別。這種使居民能夠臨水而居，通風透涼，既可防潮濕、防洪水、又能防止野獸侵襲的「干欄式」建築，是中國南方傳統木構建築的祖源。尤其是榫卯技術的運用，把中國榫卯技術的歷史推前了2000多年，被考古學家稱之為7000年前的奇蹟。除建築外，在遺址第二文化層還發現了迄今為止最早的水井遺迹。河姆渡文化的社會經濟是以稻作農業為主，兼營畜牧、採集和漁獵。1987年的發掘中從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殼遺存，據發掘報告所載其厚度近1米，總量達到150噸之多。河姆渡文化的農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使用耒耜。骨耜採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製成，肩臼處一般穿鑿橫銎，出土時還發現安裝在骨耜上的木柄。遺址出土骨耜有170件之多，與數量巨大的稻穀堆積物相對應，說明河姆渡農業已從採集進入到耜（犁）耕生產階段。此外，還出土了木耜、穿孔石斧、雙孔石刀和長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農業生產和穀物加工工具。出土的動植物遺存有橡子、菱角、桃子、棗子、葫蘆、薏仁米和菌米植物，以及豬、狗、水牛等家養的牲畜等。河姆渡部落的原始手工業比較發達。木器製作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並被廣泛用於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在出土300多件木器中，最為重要的是紡織工具和木槳。紡織工具有木（陶）紡輪、齒狀器、木機刀、卷布棍、木（骨）梭、匕等織機附件。木槳共8件，採用整塊木料加工製作而成，柄部為圓形，槳葉呈柳葉形。有槳必有船，說明早在六、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就划槳行舟，用於捕撈和與鄰近氏族之間的交通往來。河姆渡遺址兩次考古發掘，出土陶片40萬件之多，完整的和可復原的陶器1221件。黑陶是河姆渡陶器的一大特色。早期種類比較單一，各種器物均為手制。到了晚期，有些器物已經用慢輪進行修整，出現了三足器等工藝複雜的新產品。較為特殊的有灶和盉兩種。陶灶發明後，解決了木構建築內煮炊防火問題，是後世南方居民一直使用的缸灶的前身。陶盉形似酒壺，前有衝天管狀嘴，後為喇叭口，中間以扁平半耳環連結，製作精細，多數專家認為這是一種酒器。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原始藝術品不僅數量大，而且題材廣，造型獨特美觀，令人嘆為觀止。飾品有璜、管、珠、環、餅等，大多用牙、玉和瑩石製成，晶瑩美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雙鳥朝陽」紋象牙蝶形器，長16.6厘米，寬5.9厘米，正面中間陰刻5個大小不等的同心圓，外圓上端刻有熊熊的火焰紋，象徵太陽的光芒，兩側各有一隻引昂勾喙的鸞鳥，擁載著太陽。整件器物圖像布局嚴謹、雕刻技術嫻熟、形象逼真傳神、寓意耐人尋味，是河姆渡原始藝術的精品。出土鳥形圓雕4件，其中有一件完整器，柄端雕出俯首的鳥頭，圓目勾喙，似鷹類猛禽，羽毛感強烈，其上有透孔，作穿繩佩掛之用。陶器刻畫作品，內容包括太陽、月亮、花草樹木、魚鳥蟲獸等，代表作品有稻穗紋陶盆、豬紋陶缽等。這些帶有刻畫藝術的陶器，出土時基本完整，應是祭祀用品，推測原始宗教意識已在先民中萌芽。圖：河姆渡標誌：「雙鳥朝陽」紋圖；河姆渡干欄式建築遺址現場、干欄式建築復原圖；河姆渡豬紋陶缽、河姆渡文化陶盉。2、馬家浜文化（距今7000年-6000年）。因1959年發掘的浙江省嘉興市馬家浜遺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長江以南的太湖地區，南達浙江的錢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蘇常州一帶。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年代約始於距今7000年，到距今6000年左右發展為崧澤文化。圖：文本框:骨鏟。馬家浜文化，居民主要從事稻作農業，多處遺址中出土了稻穀、米粒和稻草實物，經鑒定，已普遍種植秈、粳兩種稻。還飼養狗、豬、水牛等家畜，漁獵經濟也占重要地位，常發現柳葉形的骨鏃、石鏃、骨魚鏢、陶網墜等漁獵工具，以及陸生、水生動物的遺骸。在一些遺址中還發現有野生的桃、杏、梅的果核和菱角等，這些是人們從事採集活動的例證。發現多處房屋殘跡，亦為榫卯木結構，有的房屋室外還挖有排水溝。石器的磨製技術較高，器類以弧背石錛為主，有孔石斧大都呈舌形，主要應是加工木器的工具。玉石器製造技術發展較快，許多遺址都發現了製作精美的玉器，主要有玉塊、玉環、玉鐲等裝飾品。這一時期的玉器工業發展，為其後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輝煌成就奠定了基礎。紡織業發達，在草鞋山遺址發現了距今6000多年的5塊殘布片，經鑒定，原料可能是野生葛、麻。這種葛麻纖維織造的羅紋編織物，遠比普通平紋麻布進步。緯線起花，密度是每平方厘米經線約10根，緯線羅紋部約26-28根，地部13-14根。花紋有山形斜紋和菱形斜紋，組織結構屬絞紗羅紋，嵌入繞環斜紋，還有羅紋邊組織。這是中國最早的紡織品實物。馬家浜文化的手工業生產發展不平衡，玉石器製作技術和葛麻紡織技術水平較高，而制陶業的發展尚處於比較落後的階段。考古發現的陶器有釜、鼎、豆、罐、瓮、盆、缽、盉等，還出土了陶質的爐、箅、三足長尾鳥形陶壺。這些陶器均為手制，主要是夾砂陶器，泥質陶器很少，器表以素麵不加裝飾的為多，也沒有彩陶。爐箅的出現，是馬家浜文化的一大發明；寬檐陶釜（或稱腰沿釜）、釜形鼎、喇叭形圈足豆和腹部有一對牛鼻式雙耳的陶罐、帶嘴平底盉，則是馬家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圖：玉玦、喇叭口陶豆；文本框:三足鳥形壺陶器（草鞋山遺址出土）。3、崧澤文化（距今約5800-4900年）。崧澤文化，以首次在上海市青浦區崧澤村發現而命名。上承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距今約5800-4900年，是長江下游太湖流域的重要的文化階段。於1958年由農民挖塘時發現古物，然後於1961年和1974年兩次有計劃地發掘，共發現崧澤文化遺址4處古墓100座，出土各類文物800餘件，證明崧澤距今6000年前就有人類居住活動，是上海最早的祖先。典型遺址除崧澤外，還有江蘇吳縣草鞋山和張陵山，常州圩墩、浙江吳興邱城、海寧墳橋港等。崧澤遺址位於上海市西部青浦縣城東約4公里處，地處太湖東岸。根據考古，青浦區境於7000年前已經成陸，當時的崧澤村瀕臨東海，是一片海拔甚低的沼澤之地，西南等處有山陵、土墩、林木茂盛，是適於遠古人類生息的地區之一。這裡於6000年前，人們謀生已由極為原始的漁獵採摘轉為以畜牧和農業為主的生產方式了。生產工具以使用比較精緻的石器為主，有寬面穿孔石鏟、長方形穿孔石斧、扁平和長條形石錛、小石鑿等，此外還有陶紡輪、陶網墜，很少發現骨角器。從發現的出土稻穀和稻葉看來，為人工培植的粳稻、秈稻，並已從鋤耕進入犁耕階段。在崧澤發現的兩口6000多年前的水井，均為直筒，井壁光滑，工藝也較先進，其形制沿用至今。不少墓地陪葬品豐富多彩，表示6000年前的崧澤人生產、生活、文化發展已達到一定階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嘉興南河浜遺址的發掘，還首次發現了崧澤文化的「祭台」，並較好地揭示了這「祭台」的形成過程，這對進一步認識崧澤文化特殊陶器的內涵提供了難得的信息。手工業生產較之馬家浜文化時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尤其在制陶業方面開創了快輪制陶，陶器的器型規整，種類較多。灰色和黑色陶器有較大比重，是用還原焰燒制的方法產生的，這在馬家浜文化階段極少發現，而這時已躍居主要地位。各種陶器仍以素麵為主，紋飾有堆紋、弦紋、壓劃紋、鏤孔和彩繪等。其中壓劃的絞絲紋以及由圓孔、弧邊三角孔組成的帶狀鏤孔圖案十分美觀，特徵鮮明。常見的陶器中豆、鼎和壺在早、中、晚各階段變化多樣，表現出制陶工藝的發展過程。許多陶器有花瓣式的圈足，有的壺、罐腹壁連續折成瓦楞狀，都是崧澤文化陶器的鮮明特色。在崧澤文化的遺存中，已不見馬家浜文化盛行的腰沿釜、牛鼻耳罐等。1990年嘉興大墳遺址出土的前胸開口之人首葫蘆陶瓶，十分罕見。近年來又出土了一批以往從未面世的陶器，如塔形壺、鷹頭壺、獸面鐘形壺、鳥型三足盉、六足陶龜、三口器陶等。圖：人頭葫蘆瓶、弓背扁足盆形蓋鼎；崧澤文化陶三口器、彩繪陶豆、錐足釜形蓋鼎、黑衣灰陶雙層鏤孔壺、黒陶刻紋蓋罐四、當我們將如此豐富多彩的仰韶文化，及其周邊文化的考古全貌介紹給你後，如果再聯繫前邊舊石器時代考古與前仰韶文化考古的介紹，你一定會感到強烈的心靈震撼，並對中華民族整體發展成長的足跡有了一個實實在在的感知。這就是：在石器的製造方面，它由簡單粗糙的打制，經過較長時期的打制與磨製混合階段，逐漸向更多的精細磨製以及鑽孔石器過渡；它由適於挖掘、漁獵的三棱器、砍砸器、網墜、魚杈、石球、石簇等，向適於農業、稻穀加工、以及木構件加工的磨盤、斧鐮、刀鏟、錛鑿、耒耜等方向發展。除打磨外，至於他們在堅硬的石、骨、牙、玉上，到底運用什麼手段進行如此精細的切挖、鑽孔和刻劃，至今仍是個謎。在聚居地和房屋的建造方面，一般都選址定居於平原、山間盆地四周的河邊階地上，既便於耕作出行、又利於取水和抵禦水患。房屋構造多由地穴式、半地穴式向平地式以至干欄式，由圓形、圓角形向長方形，由單間、多間、大型議事建築向外有壕溝、內以公共廣場扇形向心布局、以及窯址、墓地功能分區的方向發展過渡。鑿井的發明，為原始先民日後改變依賴臨水而居、開拓更大生存空間，創造了前提條件。在產業經濟方面，由原始原始農業及採摘經濟、漁獵經濟，向定居的家畜家禽馴化飼養過渡；由粟、黍、秈稻、粳稻單品種，向蔬果等多品種栽培種植過渡；由刀耕火種，鋤耕、向耜（犁）耕的先進耕作方式過渡。在原始手工業發展方面，陶器的發明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其製作技術經歷了由粘貼法、泥條盤築法到慢輪修整和快輪制坯，由低溫到高溫、還原焰焼法；其工藝由紅陶到黒陶、灰陶和白陶，由加砂、原胎、素麵到細泥、刨光、陶衣、彩繪、刻劃、雕孔、揑塑；其器型和功能由單一到複雜，由生活日用品到祭器、神器和美倫美煥的藝術品，其發展脈絡十分清晰。榫卯結構的木工製作，養蠶和繅絲，以及紡織機具和結構複雜的紡織品的發現，都反映了當時的手工製作技術已發展到令人稱羨的高度。至於各地出土的人物、動植物的刻紋、彩繪、雕件、擺塑、面具，以及尖底形、葫蘆形、連體形、多口形的神秘器物，它們所反映的真正內函與古人的真實思想和精神世界，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以上只是整體的粗線條的一個介紹和小結。距今7000至5000年長達兩千餘年的仰韶及周邊文化，是近一個世紀以來考古發現的中心和主體內容，尤為豐富和複雜，對此考古界和歷史界的學術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然而由於考古發現的只有「物」，無法確定「物」背後的「人」，因此造成這些研究成果只是片斷的「物」的歷史，而不是創造歷史「主體」的「人」的歷史，故而很難成其為歷史。缺乏「人」的歷史，是因為沒有找到具體的歷史創造者「人」，而不是不存在創造者「人」。正由於如此，當仰韶文化的「華山玫瑰」花圖案，以它強勁的生命力向四周文化擴散時，考古學家終於發現了華山腳下「華族」的存在；當興隆窪、趙保溝、紅山等傳承有序的文化，其石擺龍、陶紋龍、玉豬龍等實物被密集的發掘出來之後，考古學家又斷定「龍族」起源於燕山之北的遼河流域。由於這些結論並非揭示它們內在聯繫，還是以單方面就事論事給出的，結果當中原的蚌殼龍、鳥龍，湖北的卵石龍相繼出現之後，特別是面對東西南北出現的各有自己特徵和面貌的文化，考古界又得出了更為省事和討巧的結論，即中華文明起源的「多元說」。這一學術觀點不僅否定了此前中華文明起源的「黃河流域中心說」，而且目前實際上在考古界已經佔據了主導地位。要指出這些簡單甚至片面結論的不成熟之處，十分容易，因為他們連這些文化所處時代都尚未明確，故遑論對錯。要知道考古界對於仰韶及其周邊文化，過去一直界定為母系氏族社會，也有的說是處於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過渡的時期，後來又有人提出了屬於父系氏族時代的觀點並得到許多專家的認可，但至今仍尚無定論。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連這些文化到底是屬「三皇」的女媧伏羲之母系氏族時代，還是屬於進入「五帝」的父系氏族時代都未搞定，這樣不知時代背景和人物主體的研究結論，便失去了它應有的意義。我們之所以這樣說，並不是強人所難。因為面對仰韶及其周邊文化這一中國考古的主體發現和豐富實物遺存，如果我們再不能對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明有所發現、有所結論，那就如論如何也說不過去。這裡的要害還是思想方法問題。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就象被打碎的繪有複雜圖案的器物，考古只是挖出了它的殘缺不全的器物及圖案碎片；而口口相傳的歷史傳說，才是古人力求讓其後代記住的這一器物和圖案的全形，考古挖掘的器物及圖案殘片正好證明了這這器物與圖案的真實存在。「三皇」之後的「五帝」時代特別是炎黃時代，是中國神話傳說的主體，當我們將這些考古主體和傳說主體予以整合，炎黃時代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便展現在了我們面前。第二節炎帝時代一、我們在前兩章的「華之源」與「龍之脈」中，面對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後各地出現的「前仰韶文化」，通過以華山地區為中心的華胥女媧與伏羲誕生地從C型到O型圈的發展以及向四周的擴散,吿訴了你一個母系氏族社會的女媧時代和伏羲時代。現在我們又面對仰韶文化及周邊文化考古所提供的豐富而關係複雜的遺址遺物,為了找到它們各自對應並相互往來密切的眾多主人公,實在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這一挑戰不僅來自必須對其上下左右的時空對接，以及人物與複雜歷史事件的對接，而且來自與這些或繪或塑的「會說話」的「圖騰」對接，因為那怕是一個小小細節對接的牴牾或失誤，都將會導致全盤崩潰。然而戰勝挑戰所帶來的卻是新的突破和驚喜，因為它將會明確告訴我們，從這裡我們已經進入了父系氏族社會的炎帝時代和黃帝時代。那麼，先讓我們從炎帝時代與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及史家村類型的對接開始吧。在伏羲時代結束之時，我們曾告訴過你「伏羲沒，神農作」的傳承關係。神農就是炎帝，我們常是合在一起稱「炎帝神農氏」。那麼，炎帝神農到底生於何人，長於何地？這一點歷史傳說相對較多。據唐司馬貞《三皇本紀》載：「神農氏，姜姓以火德王。母曰女登，女媧氏之女，感神龍而生，長於姜水，號歷山，又曰烈山氏」。又據《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載：「神農，母媧氏之女安登，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帝。承庖羲之本，以火德王，故曰：炎帝」。這些典籍所載的傳說，已將炎帝神農的身世說得一清二楚。對此，我們不但能夠十分明白的將其與半坡類型的考古幾乎無縫對接，並通過對接還獲得了更多新知和對一些千古之謎的破解。（一）關於對母族的對接。「母曰女登，女媧氏之女」，這裡既告訴了神農之母的名字叫女登（或安登），又進一步強調她是華胥女媧族之後，有些典籍還明確告訴這個母族名叫「有蟜氏」。「蟜」字偏旁為蟲，說明這個氏族的圖騰為一種蟲類動物。這就讓我們聯想到半坡（姜寨一期）出土彩陶上生動的蛙紋形象。因為蛙（或蟾）在古代一直代表月亮之神，月相對於日為「陰」，故而成為母系氏族的圖騰。這便為當時母系氏族的存在，提供了證明。同時半坡還出土了一種葫蘆口的尖底瓶，並成為半坡文化的標準器。過去包括我們的教課書都將其稱為實用汲水器，並解釋說其空時傾倚便於汲水，灌滿水後自然復正，十分科學。後來有人提出質疑並做了實驗，一則尖底在實際生活中實在不方便隨時置放，二則實驗中注滿水後反而立即翻倒，倒是僅留半瓶之水時方才復正，顯然汲水器之說實難成立。孔子當年入周公之廟而每事問，當見到這樣的尖底瓶時便問其為何物，管廟之人回答叫「侑器」。後來當他了解到這一器具「空則倚，滿則覆，中則正」的特性後，便將其「侑」字解釋為「右」，稱其為時時提醒人防驕戒滿的「座右之器」（即座右銘），這一解釋對後世亦影響也極大。現在看，不論是實用之汲水器，還是「座右之器」，都是一種誤讀，都沒有理解它的真實用途。如果聯想到尖底瓶特製的「葫蘆口」（到後之廟底溝時變為「雙唇口」），以及《山海經》中所記一些氏族叫「女媧之腸」這樣奇怪的名字；還有甲古文「奠」(奠)與「酒」(酒)二字中之「酉」(酉)的活脫脫尖底瓶的象形、會意和讀音（you），你就會知道管廟之人從口口相傳中告訴孔子的「侑器」（即神祐之器）是正確的。原來尖底瓶是炎帝神農氏族所供奉的「祖神之器」，這個祖神既是葫蘆口所代表的伏羲，更是尖底袋形「女媧之腸」（實為女性子宮，後來變為雙唇口更為具象）所代表的創生人類的始祖母華胥女媧。這也對應了神農炎帝之母有蟜之「蛙」族，是華胥女媧之女（即後世女媧），其交待是十分圓滿的。（二）關於對父族的對接。「神農，母媧氏之女安登，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帝。承庖羲之本，以火德王，故曰：炎帝」。這裡既明確告訴神農炎帝的父族叫「少典」，又說神農炎帝之母是「感神龍而生帝」，實際上是在告訴我們所謂「安登」作為「少典妃」，所說的其實是兩個共存的父系氏族與母系氏族聯姻的胞族關係。這個名少典的父系氏族既然是「龍族」，當然神農炎帝就一定是以葫蘆（半坡不僅有「葫蘆口」的尖底瓶，還出土有許多彩陶葫蘆瓶）為代表的伏羲的後代。有了這樣的理解，我們再來看「承庖羲之本，以火德王，故曰：炎帝。」這句話的深刻內涵：其一，它告訴我們炎帝神農不僅是華胥女媧的後代，而且是葫蘆伏羲「龍族」的傳人，同時也是以火為德的「太陽族」的成員。如果再聯繫到傳說炎帝神農「人身牛首」（或頭長牛角）是因少典父族以牛為圖騰，而半坡的彩陶以魚紋為主體說明他自身又以魚為圖騰，這樣炎帝神農的身份與祖族遺傳密碼的圖譜，便全息地反映了出來。其二，當我們了解了炎帝神農的祖譜，再來讀「承庖羲（即伏羲）之本」這句話，原來它是在明確的告訴你炎帝神農是伏羲的第一繼承人，因為他是一直守望在華胥女媧與伏羲誕生之地的嫡傳子孫。這樣再來看「葫蘆口」尖底瓶的「祖神之器」為什麼首先出現在半坡文化地區，其中的道理便不言自明了。（三）關於對時代的對接。如果我們連繫半坡蛙紋與魚紋同繪一器並相隨西傳，以往考古界關於半坡以至仰韶文化到底屬父系還是母系氏族社會之爭，便可得出結論。半坡既然作為炎帝神農的遺址，它必然是已進入到了父系氏族社會，只是它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純粹，那樣截然分開，而是母系氏族在這個時期甚至以後很長時期仍然存在。這從後邊我們還將告訴你的炎帝乃至黃帝不少女兒族的傳說中，可進一步得到證明。這樣看來，半坡類型乃至整個仰韶文化遺址所發現的母子葬和女性隨葬品有時較多的現象，也就不難理解了。只是在此之前出現的「太陽族」與「月亮族」的關係，此時已不再是以前伏羲時代的以葫蘆兄妹相稱，而是以「太陽族」的炎帝神農開始為王為帝的。因而這時的母系氏族，便有時稱作父系氏族的妻族，有時也稱作父系姓族的女兒族了。（四）關於對地域和年代的對接。「神農氏，姜姓……長於姜水，號歷山，又曰烈山氏」。由於上古之族群的姓氏包括名號，多以生地（廣義為繁衍生息的生存之地）命之，以使其族群的徽記更為確切而傳之久遠，這一約定俗成的做法一直延續至今。所以通過炎帝神農的姓氏與名號，我們完全可以找到他繁衍生息之地域的大體範圍。那麼姜水、歷山、烈山，又都在什麼地方呢？其實這一尋找古人蹤跡的方法，歷來一直都在沿用。由於傳說中明確告訴炎帝神農生於姜水或長於姜水，故為姜姓，所以一般都認為炎帝神農的故里就在姜水流域。姜水的具體位置，一說是寶雞市渭濱區的清姜河，明代所撰《大明一統志·鳳翔府·古迹》中記載：「姜氏城，在寶雞縣南七里，城臨姜水。神農氏母，為媧氏之後，曰女登，為少典妃，游華陽，感神龍首而生炎帝，長於姜水，即此」。一說是酈道元和近代學者郭沫若、翦伯贊等認為的：岐水即姜水，岐水在今岐山縣之東。傳說之地名，古今多變異，本來難得考實。以上兩說孰是孰非，不必過於拘泥，其實二者所說都在鳳翔府地的寶雞境內，都為渭水中上游的支流。所以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為炎帝神農族早期活動的地方或發展到的西部領地就在寶雞一帶。歷山是中條山東端隆起的主峰，海拔2358米，是山西省南部最高的山。南臨黃河谷地,北倚汾渭地塹，地跨翼城、垣曲、陽城、沁水四縣，總面積為100平方公里。境內峰巒疊翠，高距雲表，保存著華北地區僅有的一片原始森林，是將自然風光與古人類文化融為一體的國家級風景名勝區。與其毗連的太行山之南麓，是位於河南焦作沁陽市的神農山風景名勝區，亦因相傳炎帝神農在此播五穀、嘗百草而得名。所以我們也可將這一地區理解為炎帝神農族早期活動的北部領地。烈山在全國有多處，從春秋戰國時期一直到現在，歷朝歷史學家和歷史文獻都肯定記載，炎帝神農故里為隨州之烈山，其位置在湖北省隨縣北四十里厲山鎮九龍山南麓。春秋《國語·魯語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三國時韋昭註：「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禮記·祭法》以烈山為厲山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亦註：「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棄即周人之先祖）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其實真正的註腳，是因烈山位於橫亘漢江與長江之間、西接巫山、南瀕三峽的神農架之東端，是神農架的組成部分。神農架就是因神農在此「搭架採藥，遍嘗百草，為民治病」的傳說而得名。隨州烈山有神農洞、神農宮等遺迹，已成為海內外炎黃子孫尋根問祖的聖地。這樣我們就為神農炎帝找到了其南方的活動之地。當我們將以上傳說中的炎帝神農繁衍活動之領域，與屬半坡文化類型的遺址分布地域相比照，真是若合一契。它不僅確證了半坡文化類型遺址的主人就是炎帝神農，而且由其自西至南至北的活動區域，恰恰也反證了炎帝神農正是由C型發展到O型圈的以華山之下「河洛之地」為中心的伏羲族之直接繼承人。炎帝神農與半坡類型的關係確定了，炎帝神農歷史年代的千古之謎便終得破解，它就是科學測定的半坡類型遺址的起止年代：即距今7000至6000年之間，這是毫無疑問的。「伏羲沒，神農作」，這便是我們通過炎帝柛農傳說與仰韶半坡文化的時空對接，為中華探源所找到的又一個大的坐標系。二、如果我們將這一坐標運用到半坡類型實物，發現與炎帝神農更多傳說的對接，不僅使這一坐標的構建更為充實，而且使我們對炎帝神農的時代特徵和歷史創造的認識更為明確，對中華民族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歷史足跡了解得更為明晰。1、中華農耕文眀的創造者。炎地神農所在的渭汾下游以及黃河中游與漢水中下游的沖積平原，正是秦嶺南北氣候與土壤條件最適宜於發展農耕的優生區。在神農氏的諸多事迹當中，最為人們稱道和熟悉的是植五穀果蔬、制耒耜、始教民耕種一事，這也正是神農氏之被稱為「神農」的原因所在。「農」字的首次出現，完全體現了炎帝「立農」之偉大創舉的歷史性意義。三國時曹植曽寫下著名的《神農贊》，道：「少典之子，火德成木。造為耒耜，教民播谷。正為雅瑟，以暢風俗」，突出強調的正是這一點。其一，焚山林、墾草莽，擴大種植面積，使農耕上升為主導產業。炎帝神農之所以又名烈山氏、厲山氏，實際反映的是這一時期開始大規模的以火焚山、以斧開山，農作物的種植面積和總產量大幅度提升的歷史業績。火焚山林草莽的遺迹我們在考古遺存中難以尋覓，但「以火德王」、「以火名官」的記載可為其作注；而這一時期巨大鋒利石斧的大量出土，則為墾林拓荒造田提供了實物證明。其二，發現並培植新的作物品種，把原始農業提升到新的階段。晉王嘉《拾遺記》：「炎帝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及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周書》：「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實」。所謂「丹雀銜九穗禾」、「天雨粟」，一方面反映了新的農作物都是由天然野生品種經人工培育而來的過程，另一方面傳達了其新品種穗大、粒飽、產量高，甚或包含了多品種問世的信息。關於「五穀」的解釋，因是古今以來不斷培育遞增的，故至今說法不一。聯繫此前已有粟、黍、稻、稷的種植，此時經過新的選種培育及新品種的出現，相信這時的「五穀」除後世從西域引進的小麥、玉米外，大多已經問世了。除糧食作物外，果蔬品種的培育也是神農的一大貢獻，這從半坡出土陶罐內所藏白菜或芥菜籽、以及其它遺址大量出土的各種果核看（不排除有野果夾雜其中），大致是可以肯定的。其三，發明耜耒新的農具和新的耕作方式，標誌農耕文明的「犁耕農業」從此問世。《周易·繫辭下第八》；「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白虎通義》記載：「古之人民皆食獸禽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勞作，神而化之，使民易之，故謂神農也」。耜與耒到底為何物，因其取材木質而易朽，神農所在之地未見實物出土。然從周邊文化遺址出土的石質或骨質的耜耒實物看，耒即用以掘土的鏟類，耜就是用以翻犁的犁頭。關於神農族為什麼要以木質製造耜耒，可能一方面是由於其所在的中原地區多為土質疏鬆的黃土地，便於耕作；但主要原因還在於，不論是異質耒頭還是異質犁頭，其安裝固定都具有很大難度，而用同一的木質一體製作，問題便容易解決得多。從刀耕火種到鋤耕農業、再到犁耕農業，是原始農業向農耕文明發展的標誌性事件。當耜耕這一先進的耕作方式傳播到周邊土質堅硬的紅土、白土或黒土層的地區，其耒頭和耜頭便改造為硬度更大的石質和骨質，就是必然的了。至於傳說中以神農「人身牛首」而說此時已「馴牛以耕」，似乎不無道理，但要從這時已馴化家養之牛而找到牛耕的物證，卻幾乎是不可能的，故且不作定論。2、中華醫藥之祖。以神農命名的南部神農架（烈山）和北部的神農山（歷山），都是我國保存古生物品種最為豐富的綠色寶庫，在這兩地關於神農嘗百草、創醫藥的神話，流傳久遠，至今不衰。《史記·補三皇本紀》謂：「神農氏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藥」。《淮南子·修務訓》亦謂：「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晉干寶《搜神記》卷一：「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後世傳言，神農乃玲瓏玉體,能見其肺腑五臟，因能化解藥毒」。中國自古就有「葯食同源」的傳統，醫藥概念正是伴隨著探索培育食用野生動植物的過程中形成的。原始農業興起後，出於尋找更多更好的農作物種類的需要，人們在嘗食植物的同時會更加註意了解植物的特性，不僅注意有無毒性、可吃不可吃，更會注意了解植物的不同種類、不同部位，還有動物的不同種類、不同器官的苦辣酸甜之味，以及寒溫滯瀉等特性，從而形成醫藥概念，這應該就是神農氏發明醫藥的歷史真相。相傳中國的植茶及飲茶，就是從神農時發現而開始的。我國以神農命名的最早的中草藥大典《神農本草》，就是自神農以來數千年間長期中草藥醫療實踐的總結集成。3、以物易物，始開市貿。在民間傳說中，炎帝神農氏姜姓部落以農而立族，故稱「農姜」。他不僅制耜耒、播五穀、植蔬果、創醫藥，傳說還有煮鹽、鑿井、牛耕等種種發明，說明以社會分工為標誌的農耕文明已初具雛形。於是他又初開物貿之先河，創立了「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繫辭》）之區域性的集市交易規範，使得物品交換的集貿市場也初具雛形，故炎帝神農氏又被視為中華貿易業之祖。4、文明之光，人文初祖。物質文明的發明創造，必然帶來文化創造的濫觴和興盛。其一，原始文字元號的創造。文字的起源與發展有一個過程，而且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目前學術界公認的成熟漢字是商代「甲骨文」，但甲骨文的發展水平決非其初始階段，對此考古的不斷發現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破解線索。裴李崗文化的舞陽賈湖遺址，出土了8000多年前龜甲及骨、陶上刻劃的17種原始文字元號，使我們看到了中華文字最早的源頭。又經過千年的發展，我們又在仰韶文化前期的半坡等類型遺址，看到了距今7000至6000年更多的陶刻文字元號。半坡人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出了大量具有文字性質的刻畫符號，這些刻符大多保留在彩陶上，發現有100多例、50多種，被稱為「半坡陶文」。姜寨二期遺址發現於1972年，位於半坡東邊的臨潼驪山腳下，屬於半坡類型及再晚一些史家類型的仰韶文化遺存。考古工作者在這裡發現有字形刻畫符號共計130多例、近30種，其結構比半坡刻符更為規範和複雜一些。這些符號，已接近漢字的固定形狀，是漢字的原始形態，被稱為「字形刻畫符號」。在原始社會還沒有文字時，人們最初就是用這些刻符來標識和記事的。圖：半坡遺址文字刻符；姜寨二期遺址文字刻符。其二，音樂與繪畫的濫觴。史傳神農「作五弦之瑟」，故曹植詩讚「正為雅瑟，以暢風俗」。此時之瑟雖無實物出土可證，然從半坡文化出土的陶塤，再籍其之前伏羲時代賈湖遺址出土的大量骨笛，似當信其非虛。出土可證之藝術創造卻有其繪畫造型之美，這就是半坡彩陶的橫空出世。考古將「前仰韶文化」出土的在口沿飾以一圈黒紅彩的器物就已稱為彩陶，然而名副其實的彩陶是半坡彩陶的問世。當你看到半坡彩陶盆神秘而藝術化的人面魚紋、蛙紋、鹿紋等藝術品之時，當你了解了這些藝術的創作者就是炎帝神農族之時，其心靈的震撼是無以言表的。當然它們並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產物，而是飽含原始先民濃烈而豐富的精神寄託之作，是原始先民手制的傳達歷史文化信息的歷史畫卷。在沒有文字之前，我們正是憑藉對其繪畫等「圖騰」之作的正確解讀，才使這些遠逝的歷史和所表達的豐富精神世界，得以復活與再現。其三，祖宗崇拜與自然崇拜的肇始。中華民族具有尊祖重根、慎終追遠的傳統品德，這個傳統肇始於炎帝神農。與其說伏羲時代對於葫蘆（花之果實）的崇拜，是對母系華胥祖族崇拜的延續，不如說它更多的是反映對人類來源的原始哲思；與其說伏羲時代對於龍的創造和崇拜，是對同祖同宗的族群血緣記憶，不如說它更多的是反映對族群團結興盛的精柛寄託。然而當我們真正理解了「葫蘆口」尖底瓶的真實寓意之後，這一祖神器在炎帝神農族中的廣泛傳播和神秘存在，便成為其尊祖崇祖的歷史明證。不僅如此，當我們在以後的論述中告訴你，還有那些彩繪的蛙、鹿、魚、鳥等其實就是祖宗崇拜的圖騰譜系，炎帝神農族作為華胥女媧和伏羲誕生地的第一繼承人和祖地守望者，其崇祖敬祖的精神衝動和內在自覺更加彰顯。中華民族更有自然崇拜的傳統品格，這一傳統也肇始於炎帝神農。《史記·補三皇本紀》謂：「神農氏作蜡祭」。蜡祭（蠟，讀zha乍，又讀cha岔）,為古代十二月祭百神之稱。《禮記.郊特牲》謂：「蠟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把「萬物」作為「百神」來祭拜，實際就是對大自然崇拜的肇始。如果說「巨靈擘山導河」、「女媧鍊石補天」，是原始農業產生之前原始初民「天人合一」觀念的反映，那麼自炎帝神農肇始的對大自然的「蜡祭」，便是「犁耕農業」誕生之後「天人合一」思想的繼承和深化，它使人與自然的關係變得更為神秘和莊嚴了。炎帝對農耕文眀的創造性貢獻和對自然萬物之百神的「蜡祭」，使後世將其尊為「農」神，故名「神農」。繼承了他的事業並為農耕文明做出新的貢獻的後世之「后稷、后土」之族，人們將其尊為「稷神」（即穀神）和「社神」（即土神），這便是「社稷」的由來。對「祖宗」和「社稷」的祭祀，成為數千年來中華農業文明的兩大精神支柱。其四，天文曆法與河洛文化的發展。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根深葉茂，澤潤神州，是華夏文明之源、之根。上古時期，傳說伏羲畫八卦、神農作曆法，他們都為河洛文化的創立和發展做出過突出貢獻。炎帝神農作為伏羲在河洛故地的繼承人，之所以能夠在農耕文眀的創造中做出如此巨大的業績，必然離不開對天象曆法的繼承和創新。那麼炎帝神農所創立的曆法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到底是什麼樣子呢？1959年河南伊川縣土門遺址出土了6000多年前的「伊川缸」，上面有黒白彩繪的日月運行、一年四季的曆法圖案，為伏羲及炎帝神農時代的易經八卦與天文曆法圖，提供了目前所見最早的實物。圖：一年中的四季、二至、二分、四時、八節。上圖右邊的紅陶缸，共畫了上弦與下弦對稱的十二對半圓，每一組對稱半圓相連處有十二個實心圓相間，其繞缸一周，形成一個循環圖。說明這一曆法已是以月缺月圓一次定為一個月，並以十二個月定為一年而不斷循環的。左邊紅陶缸上畫的太陽更為特別，其上有五隻精心安排的「眼睛」，可能寓意「眼觀天象」。但它巧妙的用中間的豎眼將太陽等分為二，又用周邊的四隻眼角對接處將太陽等分為四，如果你再以中間眼球為圓點向周邊四個眼球作連線，又可將太陽等分為八。這就明確告訴你，十二個月的一年中，太陽的運行又分為二至（夏至、冬至）、二分（春分、秋分）、四時（春、夏、秋、冬）、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其實在沒有文字的那個原始時代，這些節令的命名都是以八卦的符號來標識的。於是這一日月曆法圖，又實際展現給我們的是：一划開天地、太極生兩儀（陰、陽）、陰陽生四象（春、夏、秋、冬）、四象生八卦之萬物的易象「演天圖」。古傳，自伏羲創立易經八卦後，又經歷了《歸藏易》、《連山易》，才發展到《周易》，故有「三易」之說，然這些在歷史上都成為了無法確證的謎。考其炎帝神農之名，不僅有「烈山」、「厲山」、「歷山」之號，而且亦有「連山」之稱，所以《連山易》便應是炎帝神農時代所創之易了。面對土門伊川缸「日月圖」，不僅使我們看到了炎帝神農時代所創造的曆法，而且對從伏羲到炎帝所創造的實實在在的哲理化的河洛文明，有了更具體而深切的感觸。第三節炎帝神農與周邊文化當我們把炎帝神農的時代、地域等自身內容作以基本定位之後，現在再來以炎帝及半坡文化為坐標中心，通過與周邊文化之間傳播往來關係的探索，從而建立起炎帝時代的大坐標系，並給你一個由平日眾多耳熟能詳神話傳說所復活的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那麼，炎帝神農的半坡文化到底是怎樣向四周傳播的呢？前邊我們提到過伏羲時代向東發展時，伏羲女兒洛神的傳說故事。直接印證這一傳說真實性的，是黃河向東創造出中原沖積平原後而稍晚出現的新鄭裴李崗文化。無獨有偶，炎帝神農的向四方繁衍傳播，也有許多炎帝女兒的故事。一、炎帝神農向西的傳播。印證這一傳播史實的，首先是考古發現的文化層疊壓關係十分明確的長達三千年歷史的甘肅大地灣遺址。其最下層的「前仰韶文化」，反映的是伏羲族向西發展的千年歷史。而疊壓其上的中層，則相對應的是仰韶時期的半坡文化和廟底溝文化。由於仰韶文化不同時期彩陶圖案的獨特性，當中層發掘的彩陶上由具象到抽象的各種生動的魚紋和蛙紋不斷發現，於是由半坡文化所代表的炎帝神農，其西進的歷史足跡便大白於天下。如果我們把女媧、伏羲族的向西發展，作為以華山為中心向外發展的先後兩次衝擊波，炎帝神農的到來就成為了第三次的衝擊波，它給這裡帶來的既有先進的犁耕農業文明，更有已發展了的河洛文化。中國西部繁衍至今的羌族，過去一直稱其為「姜農、姜羌」，實際上就是從這時起西傳所誕生的姜姓炎帝的西部後裔。炎帝神農向西發展的歷史，在神話傳說中也有體現。故事說炎帝有一個名叫「女娃」的小女兒，一天在一棵桑樹上玩耍，遇見一位會飛的神仙，便把她帶到西邊一個遙遠的地方去了。害得炎帝爺傷心的不得了，把自己女兒離去的那顆桑樹命名為「帝女桑」。這位會飛的神仙是專管下雨的雨師，名叫赤松子。聽說他為了下雨，要吃一種叫「冰玉散」的東西，他和西王母關係不錯，常去崑崙遊玩，隨風雨而上下。西王母應是比伏羲來到西方還要早的定居於此的女媧族。證實這一傳說的，是大地灣仰韶文化層也出土的魚紋和蛙紋彩陶。這一蛙紋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它在此後不斷向西發展的馬家窯、半山、馬廠等文化遺址中反覆出現，形成奇特的彩陶文化現象。前邊說過，蛙和蟾是月亮族母系女媧的圖騰，並以此與父系炎帝太陽族相對應。所以，傳說和考古實物的結合既明白無誤的告訴我們，進入炎帝父系時代後仍是與母系女媧族「雙軌制」的；而且也讓我們看到西王母文化傳說的歷史淵源。從赤松子與崑崙西王母的親密關係，到周穆王西巡與西王母的宴會，再到唐時還向唐天子朝貢的西域「女兒國」，都說明了炎帝女兒母系氏族在西域廣袤地區的長期歷史存在。二、炎帝神農族向東的發展，情況相對要複雜得多。先說炎帝神農族向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區的發展。證明這一發展的，是在黃河之南裴李崗文化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鄭州大河村半坡類型文化，和在黃河以北磁山文化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安陽大司空村半坡類型文化。從歷史傳說的祝融與共工族的關係及其他們之間所發生的戰爭（其戰爭的具體情況，後文再詳細介紹），我們基本可以確定，這一時期的早期，其黃河以南至湖北江漢之間的烈山、神農架地區的真正主人，是姜姓炎帝族的祝融集團部落；而黃河以北的歷山、神農山的豫北冀南地區的真正主人，是姜姓炎帝族的共工集團部落。這就使我們對炎帝神農族的認識又深入了一步，原來姜姓炎帝神農族的內部是由不同圖騰的氏族部落集團組成的。具體說，南方的祝融集團是以火為圖騰的「火族」，北方的共工集團是以水為圖騰的「水族」。而西部半坡的魚圖騰，也並不是整個炎帝神農族的圖騰，而是另一個一直代表炎帝的更大「魚族」集團的圖騰，它的名字叫夸父（這一名字，在後邊炎黃之戰後的「夸父追日」傳說中，才會出現）。《山海經·大荒西經》載：「有互人之國，人面魚身，炎帝之孫」，可能說的就是炎帝夸父魚族西遷的一支。至於炎帝神農全族的圖騰應該為牛，因為不僅炎帝，凡是炎帝姜姓的部族（包括祝融、共工等），在傳說中都是以長角的牛首出現的。而且我們在後邊馬上就要介紹到的與炎帝同為「兄弟」的姬性黃帝族，也是以長角的牛首出現的，可見牛圖騰才是炎黃兩大姓族共同的父族圖騰。其實牛圖騰族，也只是以太陽為圖騰的父系氏族的一支，故炎帝、黃帝的名字也都與太陽有關。這些極其複雜而細微的姓氏與圖騰傳承關係，只有從這時開始，便都在歷史傳說中有條不紊的逐一表現了出來。而且只要你留意，他們許多也將會得到出土實物的印證。以上介紹的夸父、祝融、共工三大部族集團，還不是炎帝神農族的全部。下面，我們還將向你介紹炎帝族繼續向東海方向發展出的另一大部族集團，他的誕生與最早進入東海地區的太昊伏羲族有關，與考古上的北辛文化有關，也與炎帝女兒「精衛填海」的傳說有關，他的名字叫：蚩尤。前邊介紹過，伏羲時代向東發展出的裴李崗和磁山文化所在地，是黃河向東所創造出的新的沖積平原，而它的東部這時還應是大陸架向外沿伸的一片淺海。距今8500年前的女媧和伏羲族，唯一能向東繼續發展的，是越過淺海來到泰沂山系北麓面海的臨淄一帶才落腳的後李文化。那麼，今天的華北黃淮平原是什麼時候、什麼原因使其露出海平面的呢？顯然它不是由於海平面的下降，因為自一萬年前的末次冰川期後的氣候暖化，再也沒有出現過使海平面下降如此之大的氣候條件。而唯一的解釋是黃河繼續東流入海，而經千百年的泥沙沖積而逐漸形成的。其實今天對華北黃淮海平原成因的科學解釋，也正是這樣給出的到了距今7300年時所出現的北辛文化，就是黃淮平原自西向東、由北而南逐漸形成的過程中，早已來到泰沂北麓後李文化的太昊伏羲「鳥族」人，這時越過泰沂山脈開始向南發展而逐步形成的。證明北辛文化的主人為伏羲「鳥族」的，是北辛文化出土的代表性陶器：三足鳥形鬶。當然，同時參與並進入北辛文化的，還有自西向東繼續發展的炎帝神農族。炎帝神農族向東海方向繼續發展的歷史，是炎帝的另一個女兒溺死東海，化為精衛鳥，銜木石以填東海的神話傳說告訴我們的。《精衛填海》的故事內涵比較複雜，但如細心理解它告訴我們的是，向東發展的炎帝的女兒族最終化為精衛鳥，其實是說它變為了一種「鳥族」的父系氏族。這一理解，正好與炎帝有一個姜姓頭長牛角並以鳥為圖騰的名叫蚩尤的父系「鳥族」，一直活動於東部黃淮地區的傳說相吻合。我之所以把這兩個銜接起來的傳說敢於作為歷史，其底氣來自於炎帝族東進北辛文化地區的這些傳說，為後來雙墩遺址的考古發現所證明。1985年考古發現的雙墩遺址，位於安徽省蚌埠市雙墩村，起始年代在距今7000年之後，是目前淮河中游地區已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紅燒土塊建築遺存、動物骨骼等，既有生產工具、生活用具，也有大批刻畫符號和泥塑藝術品。其600多種具有文字性質的刻劃符號，基本上都刻於陶碗的圈足內，並有多為半坡才有的魚紋、鹿紋、豬紋和一種「四葉花」紋等逼真的動植物形象出現。在所有的出土文物裡面，最引人注目的是，還發現了一個拳頭大小的陶塑人頭像。頭像面部有對稱的5點裝飾圖案，額頭正中有一象徵太陽的同心圓紋飾，塑造手法粗獷、簡練，寫實中有誇張，風格神奇怪異，很有原始藝術的趣味和神秘感。研究刻畫符號的專家們做出了這樣的結論——雙墩的刻畫符號與西安半坡、臨潼姜寨、宜昌楊家灣、秭歸柳林溪等其他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刻畫符號相比，有著直接的淵源關係。所有這些考古實物，都明白的告訴我們，這時的炎帝神農族已經發展到黃淮平原的腹地，並和太昊族一起，成為北辛文化的重要成員。至於塑像本身就是炎帝神農、還是炎帝女兒族所化的「鳥族」繭尤，我們這裡先就不便妄加判定了。圖：陶塑人頭像、鹿形刻畫符號、豬形刻畫符號（右為雙豬圖）、太陽紋、太陽紋、四瓣十字花紋、文字刻劃符號。三、炎帝神農向南的發展。我們知道，距今9000-8300年前，在長江以南出現的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是華胥女媧南下所創造的古老文明。到了距今6400年時這一地區才出現了大溪文化。那麼在這相距兩千多年的時光里，這裡還發生了什麼？而新出現的大溪文化又是什麼人創造的？其實填補這一空白的，還是傳承有序的神話與傳說。女媧的先期到來，隨後接踵而至的必然還有伏羲族。這一過程雖在考古中已有一些證明，至於與此更晚的炎帝神農族向南的發展，神話傳說當然更不會缺席，這就是無人不知的巫山神女的故事。中國古代神話中廣為傳頌的巫山神女，是本名瑤姬的炎帝二女兒。因旅居巫山，而終身未嫁。當大禹疏導長江三峽時，她在飛鳳山麓，授九卷天書予大禹，並派其部族相助治水，遂使大禹「導波決川，以成其功」。水患消除後，她毅然決定守望於巫山，為行船保平安，為生民造福祉，日久天長，她站在長江岸邊的身影化為了俊俏的神女峰。後人感其「佐禹治水」，「有功於三峽黎民」，因而將其祀為「正神」，豎碑立祠永遠奉祀。戰國時的宋玉陪侍楚襄王游於雲夢高唐，作《高唐賦》與《神女賦》追述其事，將其描寫為「旦為朝雲、暮為行雨」美貌仙女的文學形象，千古傳誦。《巫山縣誌》記載：「赤帝女瑤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懷王（注，襄王之父）游於高唐，夢與神遇，遂為置觀於巫山之南，號為朝雲」。巫山神女的傳說與此前炎帝兩個女兒的傳說一樣，它再次透出了兩個重要的信息：其一是炎帝時代仍有母系氏族並存；其二是炎帝族的向外發展多是以母系「女兒族」為先遣的。至於傳說說其終身未嫁的「未行而卒」，顯然是強調它始終未改母系「女兒族」之身，這與她的大姐最後化為父系的精衛「鳥族」是有區別的。這樣的描寫，既與兩三千年後她的女族助大禹治水相銜接，也與今天西南少數民族中的母系氏族的存在相吻合。這些問題搞清楚了，現在我要告訴你，巫山神女所在的地區，不是別的就是彭頭山以至大溪文化所在的地區。這樣，起於距今6400年的大溪文化主人，就既有巫山神女的炎帝女兒族，又有從緊鄰神農架南下的炎帝神農的祝融族，就是順理成章的了。至於祝融族大舉南下的具體原因，後文還將重點說眀。今天南嶽衡山最高之主峰，名為祝融峰，就是對南下祝融族的歷史記憶和永遠紀念。四、在炎帝神農半坡文化的東南方向，有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它們的產生時間與半坡文化幾乎同在距今7000年前。這兩個文化的起源以及與炎帝族的關係，在神話傳說中找不到直接的反映。但從出土遺物中，不論是稻作農業還是耜耒先進農具的使用（出土實物既有石耜，亦有木耜），顯然與裴李崗的稻作技術與後來炎帝神農發明的耜耒和犁耕農業，都有淵源和傳播關係。處於長江下游的河姆渡與馬家浜文化，以及由馬家浜文化此後發展而來的崧澤文化與良渚文化，過去考古界一直認為都是長江流域獨立發展的文化，並將其作為中華文明在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多元發展的證眀。特別是干闌式榫卯結構的建築、先進的木質紡織工具及葛麻織物殘片的發現，還有大量稻穀在考古中的第一次出土，都強化了這一觀點。但聯繫北辛文化太昊「鳥族」的起源之地，與這裡河姆渡文化出土的「雙鳥朝陽」紋玉飾、馬家浜文化出土的三足長尾鳥形陶器來看，不可爭辯的說明它們都是起源於中原之地的「鳥族」伏羲。「鳥族」伏羲的圖騰，在周邊文化的反覆出現，使我們聯想到中國歷史上的東夷「鳥族」，聯想到古代傳說中的金烏代表太陽、金蟾代表月亮。原來所有這些都是在告訴我們，早在伏羲時代葫蘆兄妹的「雙軌制」時，我們的祖先就將父系的伏羲稱為太陽族，將母系的女媧稱為月亮族。當然伏羲的太陽族和女媧的月亮族，內部都不會只是一個圖騰，而是有更多的子圖騰來區分他們後已發展了的新的血緣支系。只是鳥族和蛙（蟾）族或因他們的族群發展較早較快、或因他們的族群與後世的主體族群關係直接，因而便成為傳說中太陽族和月亮族的代表性圖騰了。本節關於炎帝神農與周邊文化的關係，就先介紹到這裡。其實在半坡文化的東北方向與它處於同時期的，還有燕山之北的趙保溝文化，和燕山南麓的北福地類型遺址。半坡文化與東北方這些遺址的聯繫，從當地出土的骨耜、石耜（並將其作為祭祀之物）中即可知道。由於這兩個文化都與馬上就要正式出場的黃帝族有著直接的關係，因而最好的辦法是將其放在後面一節，與「炎黃之戰」一起介紹給你。第四節 炎黃之戰一、凡我中華民族皆言必稱炎黃，並以炎黃的子孫而驕傲。然而炎帝和黃帝到底是什麼關係，他們之間究竟都發生了些什麼事情，特別是從古至今流傳甚廣的「炎黃大戰」的故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些問題不回答，我們的史前史就無法建立起來。《國語·晉語》載：「昔少典氏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這裡所說的「生」，是說黃帝和炎帝都是生活於渭河流域一帶的少典氏伏羲太陽族和有蟜氏女媧月亮族聯姻所繁衍的後代，因而也可以稱為同根的兄弟。傳說炎帝和黃帝兄弟都是以長角的牛首出現，這說明他們的父族少典氏正是「牛族」的伏羲，它是與同為太陽族但一直以「鳥族」為圖騰的伏羲太昊族相區別的。「炎帝以姜水成」，是說炎帝在渭河南岸的一支流上即姜水岸邊長大，因而以姜為姓。「黃帝以姬水成」，是說他在姬水岸邊長大，因而以姬為姓。姬水在於何處，歷史上尚無定論。但按其與炎帝兄弟族的關係，有人推斷當為渭河北岸的另一條支流即古漆水，其發源於今陝西麟游縣西北部之甘粛清水縣，在今武功縣匯入渭河。漆水與姬水的名字，應是相通的。後來，黃帝又率領族人東進，渡過黃河，順著中條山和太行山的西麓進入汾河谷地，再向東北遷移，沿桑乾河到達今河北燕山南麓的涿鹿附近。那裡有由桑乾河、洋河沖積而成的適宜農耕的寬闊谷地，附近還有可供狩獵的山林，環境非常優越，於是就定居了下來。早期的黃帝族北進路線，之所以沿太行山西麓的汾河而上，是因為那時太行山東麓沿海的華北平原尚未形成，實際上還是一片淺海。這一點從《山海經》中關於定居這裡的早期黃帝族，其「鵾」與「鵬」的神話及海的環境描寫，完全可以反映岀來。黃帝族定居的涿鹿一帶，正是產生於距今7000年的北福地二期文化所在之地。我們之所以認定北福地文化的主人就是黃帝族，是因為這一文化出土的獨特動物面具，正與我們後邊馬上就要講到的涿鹿之戰中，黃帝所率領的部族為熊、羆、貔、貅、獅、虎等相吻合。原來姬姓的黃帝族與姜姓的炎帝族一樣，他的內部也是由此後不斷繁衍的不同圖騰的集團所組成。這些不同的動物面具所展現給我們的，正是各個集團以之命名的圖騰實物。黃帝族的領地並不局限於涿鹿的北福地文化，還有他此後「北逐葷粥」、越過燕山創建「軒轅之國」而產生於距今6800年前的趙保溝文化。趙保溝文化的前身，是燕山北麓遼河流域的興隆窪文化，這是一個產生距今8000年阜新查海石擺龍的古老文化。告訴我們這兩個文化銜接與傳承關係的，不僅是地域的重合，還有趙保溝文化出土的會說話的陶紋繪畫和動物雕塑。特別是在小山遺址出土的尊形器上，刻畫由豬首蛇身靈物和生翼的鹿紋靈物、並與神鳥組合成的「靈物圖像」：其飛鹿肢體騰空，背上生翼，長角滫目，神態端莊安詳；豬龍為豬首蛇身，周身有鱗，尖吻上翹，巨牙上指；神鳥奮翼衝天，巨頭圓眼，頂上生冠，長嘴似鉤，極其生動。這三種刻畫的豬、鹿、鳥等靈物，在前邊的半坡及其他文化中已多次出現。它表明了趙保溝文化前身的興隆窪文化，正是先後來到這裡的龍族伏羲的「豬族、鹿族、鳥族」等的共同創造。趙保溝文化的這類尊形器的多次出土，說明它像半坡炎帝族的尖底瓶一樣，都是銘記歷史、崇祀租宗的神器之物。趙保溝文化還出土了許多玉雕件，不但有玉豬龍、玉龜、玉鳥、還有能夠反映黃帝族的玉勾雲佩、玉蠶、牛首的玉獸雕（此地後來的紅山文化還出土了陶塑熊肢殘體和「雙首熊」玉件）等。同時這裡還和北福地文化一樣，出土了從炎帝神農族傳來的先進石耜犁頭。所有這些出土實物，都把黃帝族到來之前與之後的淵源關係及其歷史蹤跡，和盤托出。二、至此，我們把距今7000-6000年之間幾乎所有的考古遺址及其真正的主人，一一對應地找了出來，從而使每一單獨的考古和片斷的傳說，開始綴連為一體。這一綴連所描繪出的，正是一張中華文明由女媧伏羲時代以至炎帝神農時代，其如何從渭河流域再到黃河流域、然後再向四周逐步發展的衍生圖。從這裡，我們也終於弄清了整個黃河流域其西部之炎帝、東部之太昊、北部之黃帝，這三大部族的所在方位和歷史淵源。接下來我們要開始介紹的兩次炎黃之戰，就是因黃河母親河在下游不斷形成和尋找入海走向過程中，所攪動的構成中華民族主體的三大部族之間，為爭奪生存空間所發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戰爭與融合的全過程。我們發現第一次炎黃戰爭的線索，來自於這三大部族中間結合地帶的安陽後崗一期文化與大司空文化的交互疊壓。還有後崗文化發掘的距今6460年前的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所出土的蚌塑龍虎圖，及有刀砍痕迹的頭骨，說明了墓主人是來自黃帝部落的「虎族」，並且是死於一場戰爭。顯然，發生於炎黃領地結合部的戰爭，必然是一場炎黃戰爭。那麼，這場戰爭的發生原因及其始末，又是什麼樣的呢？原來從時間點上看，它的誘因是來自於炎帝族內部的一場共工與祝融的著名戰爭。據《山海經·海內經》：「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襖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於江水，生共工。」此文告訴我們的是，祝融與共工同為炎帝裔、及其他們之間的傳承關係。至於他們之間的戰爭，《史記·補三皇本記》是這樣說的：「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淮南子·天文訓》將這場戰爭描寫得更為具體：「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是說失敗的共工，怒而用頭去撞不周山，支撐天的柱子折了，系掛地的繩子斷了。於是天向西北方向傾斜，所以太陽、月亮、星星都朝西北方移動；地的東南角也陷塌了，所以江河泥沙都朝東南方向流去。其實原始社會所發生的戰爭，大多都是爭奪生存空間的戰爭。前邊我們說過，祝融所居是黃河之南的鄭州大河村文化，共工所居是黃河之北的安陽大司空村文化。相傳「共工人面蛇身朱發」為水神。《左傳·昭公十七年》說：「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管子·揆度》說：「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故作為「水族」之水神的共工，其名字實通假於「洪江」二字，所以他所在的這一地區歷史上亦稱為「江水、江地」。這裡作為黃淮海平原初創時的一部分，與南鄰的北辛文化地區一樣，既是黃河泥沙不斷沉積所創造的滄海桑田的面海平原，也是黃河入海古道未定型前的洪水災患多發地區。所以共工與祝融之戰的真實原因，應該是這時因黃河改道向北而在「江地」突發的一次大的水患，迫使喪失生存條件的共工族渡過黃河大舉南遷，從而與人口發展更快也需要向外發展的祝融族之間所發生的「水火不容」的遭遇戰。戰爭的結局是共工族的南下受阻，又被迫掉頭北上，一部分留在了黃帝族所在的涿鹿地區，一部分逆桑乾河繼續西進，來到晉陝之北與內蒙之間的河套地區，始才定居下來。我們之所以這樣說，不僅因為《山海經》中關於「不周山」和「共工之台」的地理方位就在這裡，而且也為這裡所發掘出的這一時期大同「馬家小」與河套「魯家坡」等仰韶文化遺址所證明。由於這場戰爭不僅是中華原始社會發生的最早一次戰爭，而且是發生在最大的炎帝族的內部，因而傳說將其描寫為失敗的共工怒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的大事件。至於「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過去我們一直都是作為神話按字面的原意理解的。現在看「天傾西北」其實是有實指的，它的寓意就是告訴你，支撐炎帝族之天的共工族從此流落於天之西北；而「地陷東南」的寓意就是告訴你，支撐炎帝族之天的另一祝融族也因此次戰爭而遷徙於東南。當然這一結果要等我們將這場戰爭的後一段解讀之後，真相才會大白。其實神話傳說中的一次戰爭，往往表述的是一個內涵更為豐富、歷時更長的大事件。後崗文化濮陽西水坡45號墓所反映的，是黃帝族此後也來到這裡而接續發生的一場戰爭，時間點是在距今6460年前。當然一起回到這裡來的還有再次返回故土的共工之大司空村文化。這說明這一地區的水患消退之後更大的綠洲再次出現，留在涿鹿的共工族便與黃帝的「虎族」一起來到這裡，與祝融族又發生了一次綠洲爭奪戰。由於新的戰爭有黃帝族的南下介入，因而戰爭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這便是我們要告訴你的第一次炎黃之戰。這場戰爭的初期是黃帝虎族的大勝，他不僅與共工族全部佔領了黃海平原的新綠洲，而且自己又一直打到了黃河南岸的祝融族及夸父族之廣大領地。證明黃帝族這一勝利成果的，不僅有這一時期半坡文化華陰橫陣村遺址百餘眾骨骼擺放零亂且有刀斧砍砸痕迹戰敗犧牲者的二次葬，更有因戰敗迫使南下的祝融族於距今6400年新建的大溪文化。這便是傳說「地不滿東南」其寓意的真正所指。這場戰爭的最後，是被形勢所迫的夸父族的介入，要知道華陰橫陣遺址所在之地，正是夸父族所丟失的領地。告訴我們這一戰爭過程和結果的是「愚公移山」的傳說。故事所說的愚公之家的所在之地是王屋山和太行山，這個山名至今仍在，它應是位於安陽西鄰炎帝神農族所在的中條山與太行山交界的歷山之「神農山」之陽。愚公所要挖掉的擋在他家門前去路的大山，正是寓意黃帝族南下後對愚公故地領土的侵佔、割裂和阻隔。故事最後出場的是被愚公移山精神所感動的大神博父（即夸父），是他臂脅兩山拋於他處，終於使愚公之願得以實現。這樣夸父族最終收復了自己以及祝融的失地，並將黃帝族阻擋回了共工族原先的領地之內。這個結局既有鄭州大河村遺址後期出土的魚紋陶片，證明了此地後為夸父族所收復，也是西水坡45號墓埋葬黃帝虎族之地為什麼在黃河之北的濮陽所告訴我們的。發生在大約距今6400年之前的這場長達百餘年的戰爭，其結果：一是使炎帝族內部各集團之間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二是使黃帝族在南下中展示並擴大了自己的實力，並開始與炎帝族有了更直接的交往。正是這場戰爭，天下大勢發生了悄然的變化。三、第一次炎黃戰爭之後，開創了炎帝族與黃帝族之間長達二百餘年（距今6400-6200年間）的和平相處時期。在這段時期里，南下的黃帝「虎族」一方面與一起返回故土的共工族東西分治（共工族在西邊的林縣、輝縣一帶，黃帝「虎族」在東邊的濮陽而接近曲阜泰山一帶）；一方面與東鄰曲阜一帶的太昊族逐漸融合，使其成為既是太昊「鳥族」、又是黃帝「虎族」的新的部族集團，他的名字叫少昊。《帝王世紀》載：「少昊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少昊，亦稱少皞、少皓，也是古代的五帝之一。他的獨特起源與南鄰早已存在的蚩尤族一樣，歷史上一直眾說紛紜，原來他們倆都是與太昊「鳥族」融合的產物，所以很難為後世所理解。《逸周書·嘗麥解》：「昔天之初，□（誕）作二後，乃設建典。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於宇少昊，以臨四方。」對於這一段沒頭沒腦的話，過去一直不知所云。現在看，它是說在炎黃（二後）之間戰後一段和平相處（乃設建典）的這一時期，處於主導地位的炎帝（赤帝），對自身東部相鄰的蚩尤族與黃帝少昊族之間，亦和亦御的情勢掌控與安排。然而天不遂人願，到了距今6200年前後炎帝族又發生了由內亂引起的與黃帝族之間的第二次戰爭。其實歷史傳說上的炎黃大戰，所說的都是指這場第二次戰爭。所以，同一篇的《逸周書·嘗麥解》，緊接著又道：「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遂執蚩尤，殺之於中冀。」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也說：「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又說：「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逐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以上是關於這場戰爭發生的起因及始末，但由於介紹都過於概括籠統，因而怎麼看都不像是炎黃之間的戰爭，而是黃帝與蚩尤之間的戰爭。但結果卻是黃帝取代了炎帝神農，而成為了「天子」。這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呢？要真正弄清這場戰爭的真相，還得藉助於考古。到了距今6200年前的時間點上，處於黃河與淮河之間的北辛文化突然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退縮為原來它的北部泰沂山地之大汶口文化。造成這一大變故的原因十分清楚，它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黃河，又一次的決堤改道而使南部的黃淮平原變為了一片澤國。黃河這次的奪淮入海，一直延續到大禹治水時才得以治理，因為在此期間的2000餘年中這一廣大地區就很少再發現先民生活過的遺迹了。喪失生存條件的蚩尤九黎「鳥族」，在大的災難面前舉族西遷，於是便佔領了半坡類型夸父「魚族」所在的絕大部分地盤。能夠證明這一蚩尤族西遷並戰勝夸父族的考古，有兩件：一是距今6200年前，半坡類型的地區幾乎全部為史家村類型所代替。不僅史家村遺址及姜寨二期遺址出土的千餘具人骨疊壓的二次葬，說明了這裡曾發生過又一場大戰；而且出土陶紋上增添了新的鳥紋及鳥逐魚紋，也說明了因這場戰爭這裡有了新的主人——「鳥族」。二是河南臨汝地區閻村出土二次葬的「伊川缸」上所繪的鸛魚圖：一隻雄壯有力的鸛鳥，口銜一條奄奄一息的魚，旁豎一帶柄巨斧的權杖。它顯然是在宣告：這裡的「魚族」主人已被勝利者的「鳥族」所戰勝而取替。取代半坡類型的史家村類型歷時達200餘年，並在晉、陝、豫地區留下了許多蚩尤的遺迹與傳說。史載亦說蚩尤曾都於晉南運城之阪泉，為「阪泉氏」。說明炎帝部族最後200餘年的共主不再是夸父「魚族」，而是蚩尤「鳥族」了。如果我們以上所說的只是炎帝族自家的一場內亂或內戰，那麼它的後半部分便是在其史家村類型末期的後數十年中，蚩尤所代表的炎帝族北伐空桑（即窮桑），大戰少昊，並繼續北進涿鹿的一場炎黃兩大部族的大戰了。歷史上傳說的炎黃大戰，其實都說的是這場時隔數百年後的炎黃第二次戰爭。對於這場炎黃大戰，司馬遷在《史記》中是這樣描述的：「炎帝（註：這裡的炎帝已是蚩尤）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如果說司馬遷所述是根據傳說所作出的概括，以下我們將更多的傳說予以綴連，你將看到的便是這場戰爭曲折的全貌：「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路史》）。「兄弟八十一人，並人身牛蹄，銅頭鐵額。耳鬢如劍戟,頭有角」（《太平御覽》》）。「蚩尤逐帝（榆罔）而居於涿鹿，遂封禪號炎帝」（《路史》）。「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九戰不勝」，「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人皆惑，黃帝乃令風後，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太平御覽》）。「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東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獸，狀如牛，其聲如雷，其名為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橛之以雷獸（雷神）之骨，聲聞五百里」。「蚩尤銅頭啖石，飛空走險。（黃帝）以夔牛皮為鼓，九擊止之，尤不能飛走」（《山海經》）。黃帝終「執蚩尤，殺之於中冀，用名之曰絕轡之野」（《逸周書》）。「有宋山者，有木生此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所化也」（《山海經》）。又傳「戰執尤於中冀而誅之，爰為之解」（《路史》）。這裡的「解」就是斷其頭顱，使其身首異處。後世將蚩尤被「解」之地，名之為「解州」。沈括在他的《夢溪筆談》中也說：「解州鹽澤，滷色正赤，俚俗謂之蚩尤血」。山西運城解州，亦謂阪泉之地，今有蚩尤村存焉。蚩尤由黃淮入主中原，為阪泉氏，起兵於阪泉，戰敗被解於阪泉，於是宣告第二次炎黃大戰的結束。四、與第一次炎黃之戰相比，第二次炎黃之戰才真正稱得上一次全局性的大戰。由於蚩尤當時已為炎帝部族的共主，所以參與戰爭的不僅有蚩尤的九黎族，而且有渭河流域的夸父族，及江漢流域的祝融三苗族。而黃帝族一方參戰的，既有其共主軒轅有熊氏所帶領的燕山南北熊、羆、貔、貅、貙、虎的所有部族，當然也包括稱作「應龍」（會飛的龍）的少昊「鳥族」。同時遠在河套一帶「共工之台」的黃帝女兒族「魃」，東海之中的「夔族」，黃河北岸的「雷族」，還有助戰蚩尤方的「風族、雨族」，也都在戰鬥中發揮了各自的威力。而且《太平御覽》還說：「黃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黃帝歸於太山（泰山），三日三夜霧冥，有一婦人人首鳥形，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元（玄）女也，子欲何為？黃帝曰：小子欲萬戰萬勝。遂得戰法也。」這與民間傳說黃帝得九天玄女所授天書秘笈而戰勝蚩尤的故事是相通的。說明處於泰山的太昊「鳥族」之母系，也是參與了這場戰爭的。這樣看來，除過東南偏遠的馬家浜與河姆渡人外，當時所有的族群幾乎都捲入了這場戰爭。對於兩次炎黃戰爭的起因，過去多以爭帝、逐帝、作亂、侵伐等過度的政治性解讀為主導。現在看對於原始社會早期的戰爭，這些解讀都未免有些勉強。事實是不論是共工與祝融之戰、蚩尤取代夸父而為炎帝之戰，還是這次幾乎是攪動全局性的炎黃之戰，實際上都應是因大的自然災害所導致的爭奪生存空間的戰爭。這一點我們從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風神）、雨師（雨神）作法，黃帝女兒族「魃」（旱神）及河伯「雷神」助戰，等曲折的神話描寫中，似乎可以推斷出蚩尤炎帝族的北犯，是因這一廣大地區的黃河泛濫造成的洪災所迫；而黃帝族的舉族南下，是因這裡反覆遭受的風災（沿海驟風、颱風）、雨澇水災、以及西北部女兒族發生的嚴重乾旱所致。但不論怎麼說，這場對於生存空間的爭奪和族群大遷徙，都必然是以群體性的戰爭形式出現的。戰爭的最終結果，是原來相對弱小的黃帝族代替了炎帝神農族，並成為了天下新的更大的共主。蚩尤炎帝族的失敗，所導致的不僅是蚩尤九黎族的南遷，與他一起被迫南遷的還有被佔地區的部分夸父族和三苗族。炎帝族各集團的紛紛南遷大溪文化地區，使其成為我國南方地區新的開拓者，他的後代子孫苗、黎、彝、瑤等從此便成為了這裡新的主人。能夠證明這一歷史的不僅有自古至今的湖南炎帝陵，而且還有口口相傳至今的「夸父追日」的著名神話傳說。《山海經·大荒北經》與《海外北經》載：「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畢沅註：鄧林即桃林也）。其《中次六經》又曰：「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廣員三百里，其中多馬。」《水經注.河水》云：「湖水出桃林寨之夸父山，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巡岳瀆，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即此處也。其中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周穆王，使之馭，以見西王母」。過去，我們常為夸父這位巨人發下宏願，要和太陽賽跑並一定要趕上太陽，這一既有些傻氣但卻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業所感動。現在看它的深刻內涵，原來是要通過夸父族群這一炎帝部族的主體，來反射炎帝族的偉大精神和偉大業績，並對他的最後謝幕給予紀念性的總結和交待，以便傳之後世，讓他的後代永遠記住這位偉大的先祖。這一神話傳說所提到的地方，無論是西方的禺谷（即屈原詩句中的「崦嵫」山下太陽落入的「虞淵」），還是他痛飲的黃河、渭河，甚至還有他未來得及趕到去喝的北方大澤（即瀚海，在雁門山的北邊，古人認為是候鳥「解羽」換毛的最北邊），和尚未提到的炎帝女兒溺死的東海（即太陽出生的地方），都是他一生追趕太陽、披星戴月、篳路藍縷所開拓的廣袤家國之山河。夸父倒下的巨大身軀化作一座大山，《山海經》稱其為夸父山。它所在的位置，西與華山相連，向東到達河南靈寶一帶，山之北正是與他一同倒下的權杖（棄其杖）所化的連綿百里的紀念林：桃林寨。它告訴我們的是，夸父轟然倒下之地，即為華山所在黃渭流域之中心的原來炎帝族的領地，其今「權杖」已易他人之手，一個長達千年的偉大的炎帝神農時代由此宣告結束。第五節 帝者蒂也一、以上，我們將仰韶文化之半坡類型（包括史家村類型）與周邊文化，其距今7000-6000年長達千年間的各自主人公悉數找到，並經過炎黃之間的兩次戰爭演繹了出來。本節作為全章的小結，是對這千年的社會性質作以交待和定位。本章的總題目之所以冠以「蒂之帝」，可能令你一開始有些莫名其妙，當你看了全章的內容相信已開始悟出其中的道理。原來古之「帝」字篆體就寫作：帝、帝。它完全是具相的花蒂全形，上面像花的子房，中間像花萼，下面下垂的是葉片。所以「帝」的本義，就是花「蒂」，古時實為一字。花蒂所託的，先是花，後是由花所結的果。這就告訴我們，伏羲時代之後的這一新的父系氏族時代，不論炎帝族、黃帝族、甚至太昊族，以及他們族內的各圖騰集團如祝融、共工、蚩尤、少昊等，為什麼都可以稱其為帝？原來我們後世將其看作神聖且神秘的「帝」字，在當時所指不僅十分單純，也是一種自覺的行為，它就是要告訴自己和世界：我的根就在華胥女媧的「花族」，我就是「花族」世代繁衍的「花」的子孫。這一點，不論是作為女媧和伏羲第一繼承人的炎帝族，為什麼將「葫蘆口」尖底瓶供為祖器，還是其他各族的祖地源流及相互傳承關係，都充分地給予了明證。說到「帝」，我們不得不弄清它和「皇」的關係。原來所謂的「皇」都帶有一種根性意義，它所強調的是與天地一起之創生和肇源；而相對的「帝」則是宣示自己對「皇」的繼承性，但又自覺承擔起繼往開來之責任。明白於此，我們對至今關於「三皇」與「五帝」的各種不同表述，就會心中有數，雜而不亂了。「皇」與「帝」因交替而重合的現象，主要體現在炎帝神農身上。按照概念的分析，「皇」的概念應在「帝」的概念尚未產生之前的伏羲時代。然而事實卻是，對於伏羲之後的炎帝神農，歷史上既稱其為「帝」，又將其列入「三皇」之序列。不僅如此，組成它的古老的祝融和共工帝，有些史書也將其列入了「三皇」序列。要弄清這其中的原委，我們只要參照與炎帝同時代的東方太昊族的名號演變，就會真相大白。我們現在知道，太昊族應該是最後一個來到東方後李文化的「鳥族」風姓伏羲，隨著黃淮平原的最初形成，是他把後李文化向南發展而創造了北辛文化。北辛文化與半坡文化幾乎是同時代的，但北辛文化的主人太昊，我們卻一直稱他為伏羲。只是到了兩千年以後我們才開始將太昊稱為「東帝」，從而使最後一個伏羲也進入了「帝」的序列。明白於此，鑒於這一時代處於過渡時期的特點，加之炎帝神農對於農耕文明所做出的開創性、歷史性的貢獻，因而將其也歸入承接女媧、伏羲的「三皇」序列，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任何一個新開創的時代，都既有它明確的時代特徵，又必然有一個過渡的痕迹。這一雙重的特徵表現在炎帝神農身上，正說明了承接「三皇」的「五帝」時代，不是起始於黃帝而是起始於炎帝，這時的黃帝族只是炎帝時代後起的一個成員，一個小兄弟。因此我們可以明確地說，在距今7000年前開創的炎帝時代，中國的歷史就已進入了「五帝」時代。二、對於炎帝時代的定位，還必須回答第二個問題，即這一時代到底是已進入了父系氏族社會，還是仍處於母系氏族社會？對於我們已論證了進入「五帝」時代的炎帝時代來說，照理說這是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但我們之所以將其作為問題鄭重提出，是因為包括半坡類型在內的整個仰韶文化，在考古學上一直存在著母系與父系的學術之爭，所以必須給予答覆。考古界認為不僅半坡類型的千年，甚至整個仰韶文化長達兩千年的歷史，都屬於母系氏族社會的學術觀點，主要是因為這一時期的墓葬常發現母子葬，並有女姓厚葬的現象存在，而相對在墓葬形式上卻很難找到「夫妻葬」父系社會的影子。堅持屬父系社會觀點的雖然後來逐步成為主流觀點，但立論的只是房舍的布局、結構，以及直到晩期男根祖器陶塑陪葬品的出現等，但其對墓葬現象並未能給於合理解釋，所以還是不能作為定論。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在以往的學術探討中不少人都已發現炎黃族與仰韶文化的許多對應關係，但卻無人敢於明確地將其與已進入五帝父系氏族的炎黃相聯繫並作為它真正的主人，而是將炎黃族的出現由距今7000年前，推後兩千年直到仰韶文化結束之後的龍山文化。其實到了龍山文化，你便再也無法找到與炎黃相對應的考古遺址的身影了。這便成了許多中華探源者的最大謎團和心結。現在看，母子葬和女姓厚葬的出現原因其實很簡單，那是因為這一時期本身就存在著母系氏族，只是在我們的觀念中主觀地認為父系社會就不應該有母系氏族的存在罷了。相對難理解的倒是，既已進入了父系氏族社會，但父系氏族「夫妻葬」的喪葬形式為什麼在墓葬中卻很難發現？這就使我們聯想到這一時期的葬制多為單人葬和特殊的二次葬，如果除去上面提到的幾處特殊的與戰爭有關且人數眾多的二次葬外，這一普遍存在的現象就一定與當時的婚姻制度與喪葬習俗有關。我的推論是這樣的：其一，如果這時的母系氏族，由「走婚」開始進步到外族男性在女方家族的定居與半定居，但男性死後是不可能葬於女家的，這便就有一個死後一定回歸自己生族二次埋葬的問題。其二，同理如果這時的母系女姓出嫁給伏羲族男性，從而使其向父系社會過渡，應該說一定也會有一個死後回歸自己母族二次埋葬的問題。其三，如果以上男女皆回歸生族的喪葬制度已成為上傳的普遍習俗，那麼在父系氏族之間因嫁娶形成的「前對偶婚」，由於其初始階段不可能就是後來成熟的「一夫一妻制」，因而女姓死後完全有可能仍遵其習俗而回歸自己出生之氏族埋葬。我們之所以這樣推理，不僅是這一女姓回歸母族埋葬的習俗後來仍在一些少數民族中曾經保留，更是因為如果不是這樣，極而言之即使是在更早的伏羲時代，早已存在的父系氏族為什麼也沒有夫妻男女同葬墓的出現。所以，如果以上按照古時「雙軌制」下婚姻和喪葬習俗的推理成立，那麼要在這一時期的墓葬中尋找普遍的夫妻合葬墓，就顯然是不可能的了。至於夫妻合葬墓一直到接近龍山時代才開始逐漸出現，是因為那時的中原已經進入到了父系氏族社會晩期的「單軌制「時代。通過以上的論證所要告訴你的是，從半坡類型的炎帝時代開始，中國就已經發生了又一次社會大轉型，即由母系氏族社會轉變為父系氏族社會了。只是它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一下全部變為絕對的父系氏族，而是仍有在比例上不斷下降的母系氏族長期相伴存在。歷史的真實原本就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從來就沒有過絕對分開的事物，所以它才會成為歷史。三、當炎帝的時代，有了進入「五帝」和父系氏族社會這一前提概念，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距今7000年而進入「五帝」和父系氏族社會初始階段的這個千年，到底是一個什麼社會形態？前邊我們已經論述過：舊石器時代是血緣族內群婚制，它的前一階段是亂婚血親群婚制，它的後一階段是同輩血親群婚制，所以它的社會形態只能叫原始群。進入新石器時代之後的最初社會形態，變為了「族外婚」的母系氏族社會，它的前一階段是華胥女媧所開創的劃時代的族外婚母系之「單軌制」女媧時代，它的後一階段是母系族外婚向父系族外婚的「前對偶婚」過渡之「雙軌制」伏羲時代。「雙軌制」的伏羲時代，由於族外婚的硬體要求，它的社會結構是由氏族之胞族與通婚的外族組成婚族，胞族與婚族之間又因族外婚姻關係而結成同地緣的部落。所以，母系氏族社會的最後所表現出的，是「雙軌制」的部落氏族社會形態的出現。父系氏族社會，是由母系氏族社會的最後階段、即「雙軌制」的部落氏族社會形態發展演化而來的。這一新的時代與母系氏族社會最大的區別，是出現了以父系逐漸發展為主體而後形成的「姓族」之部族。這一從「氏」到「姓」的自然演化過程，是以父係為主導的不同獨立崇拜之圖騰命名的氏族部落之間，因同一地緣長期交往生存而形成更大的生命共同體，即「姓族」。「姓族」的命名多以它的發源及生存地的地緣關係而得之。此後這些不同圖騰以及他再新分櫱的圖騰部落和再發展的更大部落集團，無論走到那裡都以他的「姓族」為根，從而形成更大的「姓族」領地。所以這時的社會形態，就應該稱之為父系「姓族」（亦稱「部族」）的氏族社會了。有了這樣社會具體形態的定位，原來仰韶前期的半坡文化（包括史家村類型）與同期周邊文化的這一千多年間，其實是主要由三大「姓族」所構成：一是太昊「鳥族」的「風」姓「姓族」（傳說這一最後的伏羲和女媧族為「風」姓，故黃河北岸的女媧陵叫「風陵」，其地便叫風陵渡）；二是黃帝「熊族」與「虎族」等（熊、羆、貔、貅、貙、虎）的「姬」姓「姓族」；三是炎帝神農的「魚族」夸父、「水族」共工、「火族」祝融、「鳥族」蚩尤，所共同組成的「姜」姓「姓族」；當然還有馬家浜、河姆渡等文化主人的更多鳥圖騰「姓族」，只是我們已無法知道他們原來具體所「姓」之名了。由於這一個千年里，在所有花之蒂的「帝」者們中，炎帝神農不僅是最大的起主導作用的「姓族」，而且為這一時期所做的歷史貢獻也最為突出，所以我們也便稱其為炎帝時代。隨著炎黃大戰所導致的炎帝時代的結束，新的入主中原的黃帝時代便到來了。《中華探源》附表（三）：炎帝父系氏族社會（仰韶文化早期）之周邊文化關係圖表（距今7000-600年的新石器中期前段）血緣部族(姓族)各族誕生地之文化（距今約7000年）第一次炎黃大戰之變化（距今約6400年左右）第二次炎黃大戰之變化（距今約6200-6000年）炎帝族炎帝神農，因生於姜水為姜姓，對應於仰韶半坡文化。活動範圍在渭、洛、汾為中心的黃河流域及漢水的隨州神農架以北廣大地區。共有四大支族:①主族為夸父族，為魚圖騰。領地在渭洛汾流域。②祝融族為火圖騰（火鳥），領地在豫之黃河以南。③共工族為水圖騰，領地在黃河北之"江地」。④蚩尤族為鳥圖騰（鸛鳥），為後期於淮地與太昊族聯姻衍生之氏族。1、生於"江地"的共工族（對應於大司空文化早期)，因黃河水患向黃河之南遷徙，發生共工與祝融大戰。因戰爭失敗北退到河套地區（即共工怒觸不周山）。2、水患消失後，部分共工族又返回「江地」（對應大司空文化晚期）。3.與其一起南下"江地」的黃帝虎族（對應後崗文化早期），又一直打到黃河南部。被戰敗的祝融族南退江漢流域，形成大溪文化（距今6400-5300年）1、處於淮地北辛文化的鳥族蚩尤，因水患向西遷徙，打敗了夸父族(見鸛魚圖)，佔領了渭洛汾地區（對應於距今6200-6000年的史家文化），並成為炎族首領。2、蚩尤族以炎帝之名，先北伐空桑之少昊，後直逼北地與黃帝族大戰涿鹿。後戰敗丟掉「阪泉」及渭汾黃河流域，南逃於江漢。3、因戰爭失敗，夸父族亦南下或西遷，原領地盡失（即渴死於追日途中，棄其權杖而轟然倒下）。黃帝族誕生於渭水北部甘粛天水的古漆水（姬水）之地，故為姬姓。後沿汾河、桑乾河北遷於燕山南北:對應於易水北福地二期文化和內蒙趙保溝文化（距今6800-6000年）與炎帝同為牛圖騰，但黃帝族內，亦分為熊族與虎族兩大支族。黃帝虎族占居黃河之南，後因被夸父族擊敗又逼退回"江地"，大戰宣吿結束（見濮陽西水坡45號墓貝塑龍虎圖)。後因虎族長期與東都太昊族通婚，成為了少昊鳥族（對應於整個安陽後崗文化）。有熊氏(熊族)軒轅黃帝於涿鹿大戰戰勝蚩尤，南下中原，統治了黃河流域，對應為仰韶中期的廟底溝文化（距今6000-5300年）。原北部之趙保溝文化，至此也進入了紅山文化（距今6000-5000年）。太昊族其前身為後李文化，後向南部之蘇皖淮河流域發展為北辛文化（距今7300-6100年）因淮地水患而使北辛文化漸次消失，太昊族迫使北退，誕生大汶口文化（距今6200-4500年）東南各族①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300年）②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年）因東南各族地處邊遠，兩次炎黃之戰均未涉及。及至黃帝入主中原，天下一統後，馬家浜文化便發展為了崧澤文化（距5800-4900年）。河姆渡文化延續不變。段剛：黃帝帥虎豹熊羆戰蚩尤考_紫山劍客_新浪博客。按語：驚聞段剛老先生於去年逝世，沉痛與感慨交集，憐惜與追思縈懷。老先生是魏縣北皋村人，出身書香門弟，少年立志，刻苦求學，博覽群書，尤於古文和書法見長。1946年就學國立西北大學文學院歷史繫結業，曾師從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王汝弼先生門下治學。北京解放後出任河南安陽地委專署幹部學校理科教師，並講授《中國通史》，曾在夏衍直接領導下工作。由於其性格耿烈，敢於直言，1957年被打為右派，貶遣回鄉勞動改造。1978年平反昭雪，被安排到邯鄲縣一中任教，1988年退休。晚年仍讀書、習字，筆耕不輟，曾耗時3年為邯鄲舊存最古老的一部縣誌—－明萬曆本《邯鄲縣誌》進行斷注，旁徵博引，詳實可信，令人嘆服。段老先生一生坎坷，命運多舛，晚年凄苦無依，自號孤鶴，唯尋趣筆墨聊以自慰。《黃帝帥虎豹熊羆戰蚩尤考》為老先生醞釀許久的書稿《古史辯》之開篇，惜大作未完竟駕鶴西歸，故此文堪為先生之絕筆。本刊特此發表該文，以為遲到的敬輓。原文：中國上古史神話傳說中，神話多為寓言，內蘊理念，或寓哲理。蓋先民智識未開，遇有洪水猛獸天災人禍自然巨變，往往無可解釋，乃托諸神仙，造為神話。這在世界古代各民族歷史中都有存在。西洋史希臘史中諸神之爭尤多記載。譬如初民茹毛飲血，形同野獸，後來用火熟食，取暖防身，這是原始人進步的一個階梯。對於火種是怎樣來到人間的，西洋人和中國的說法便不同。西洋人在希臘神話中說，火是由天神波羅米修斯從天國中偷來送給人世的。並且波羅米修斯因此受到天帝宙斯的嚴懲，割他肩背地球永世不得脫卸。而中國卻在先民傳說中直述燧人氏攢木取火。這不僅說明火是人類發明的，並且說明了取火的方法技巧，發明者的部族名號，並且把他推為五帝之一，有天下百餘代。又如有巢氏教民棛木為巢以避洪水猛獸。神農氏教民樹圪五榖以保障生活。伏羲氏作八卦萌發文字。女媧氏繁殖族性以表原始母系社會。如此均受先民尊崇，各為共主，有天下百代。神話多出自遠古，對於人物具體事迹可陳。傳說則為近古人物事迹多有傳說。傳說者，文字未顯其功，先人事迹靠口耳以相聞，父傳其子，祖傳其孫，接代以相遞也。故古史傳聞時代已有事迹可靠，非同神話時代，難以稽考也。中國古史之傳說時代自黃帝始，乃有五帝之說。自夏禹始有統一之國家形式，至於商始有文字記載，信而有微矣。關於古笈中記載黃帝帥虎豹戰蚩尤之事甚多，今摘錄有則以為佐證：1、阪泉氏蚩尤姓姜，炎帝之裔也。好兵而喜亂，逐帝（黃帝）而居於涿鹿，興封禪（祭告天地）號炎帝（路史後記）。2、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軀，雕鶡鷹鳶為旗幟（列子）。3、蚩尤率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令吹甶作龍吟以御之（通典樂典）。4、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人皆惑。黃帝乃令風后作指南車遂擒蚩尤（太平御覽引志林）。5、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孫馮翼皇覽）上述資料在古笈中記載尚多。眾人傳播，諒非空穴來風。且黃帝乃西方山居各部族之首，而蚩尤自號炎帝，乃東方夷族各部之雄，兩方在上古時代時有爭戰。涿鹿阪泉之戰，實為東西方勢力對抗決戰之機。黃帝一戰而勝，始為各部推舉為共主。而戰爭期間為破敵大霧而造作指南車，實為中華民族智慧最早的萌發（據傳為鬥法機——認定北斗星之方向而製作）蚩尤戰歿於冀州（涿鹿）而埋屍于山東之壽張縣，足證蚩尤乃東方之族。而上述資料還有直稱蚩尤乃炎帝苖裔。故黃帝之戰蚩尤實為古代炎黃戰爭之著名戰役也。此等史實在古代社會必廣為傳播，在文字尚未昌明之前，必然口耳相聞，父傳其子，祖傳其孫，蔚為大觀。至有文字昌明之世。始得多方著錄，各錄異聞。對於黃帝戰蚩尤於涿鹿之史跡，今日之史學名流專家教授多不認可。認為黃帝指揮虎豹熊羆貙狼作戰，出乎事理常規，乃是古代神話傳說的無稽之談，不能成為史實，列為信史。這個問題關係甚大，影響深遠，如果不能成立，中華民族的歷史就要被砍掉一千多年。到商周時代始有甲骨鐘鼎文字載記，中國歷史就只能從這裡開始了。所以我們一定要研究研究，深入細緻底審查分析，加以裁定。這樁歷史公案一定要作出科學底審定判決，傳之天下，永垂後世。「黃帝帥虎豹熊罷以戰蚩尤」不能成立嗎？我看不僅是能成為史實，而且是最珍貴的史學材料，只用這一句話就能證明「黃帝戰蚩尤」的歷史的真實性，鐵證如山。證明了中國上古史是翔實的，符合於人類社會發展的科學規律，並且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古代戰爭的場景。上述何由而知之？我且先在這裡介紹一位美國歷史學家名叫摩爾根（mozgan）的，他著有一部《人類古代社會之研究》（《Thestudy of ancient humansociety》）。他曾深入美國土著居民印地安人的原始部落，以實地考察初民的氏族社會的組織、生活、習慣和風土人情。發現在人類原始社會中，人智未變則迷信鬼神，常以自然物為其部落的保護神，並且製成偶像，虔心供奉，名曰「圖騰」（jotem）。外國原始部落氏族社會是如此崇拜信奉他們部族的圖騰（jotem），中國的古代的部落氏族為什麼就不能夠有他們自己氏族的圖騰呢？黃帝居於西部山地，其地多為山居部落，原來崇奉的圖騰（山神）往往就是猛獸靈獸，即熊羆虎豹狼貙是也。所謂虎豹熊罷就是山居各部族的保護神圖騰，而虎豹熊罷狼貙就表示並且代表山居的各部落。黃帝是當時山居各部落的雄帥，指揮以虎豹熊罷為圖騰符號的各部落去衝鋒作戰，這是完全可以講得通的。我講「虎豹熊罷」是山居各部族的圖騰，還有旁證。古語云「韶樂一奏，百獸率舞」，韶樂是帝堯之樂章（一說是舜的樂章），各部落在中央共主的殿堂盟會，共主的樂章奏響，與會的用不同獸類形象做圖騰的部落代表們自然都要翩翩起舞了。「韶樂一奏，百獸率舞」是順理成章的事兒。「百獸」在這裡並非指真正的野獸，是指用不同野獸作圖騰的各個部落而已，百獸率舞者乃各部族代表跟著共主韶樂的旋律相率起舞。根據這個觀點，許多歷史事件都要翻案，重新解釋。譬如，從前研究多桑的《蒙古史》，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說蒙古族的肇始是七匹灰色的狼。有專家們認為，這是侮辱蒙古民族。還說不準傳布這類說法，以免引起民族矛盾。其實，這只是說蒙古族在草原上游牧生息，他們的祖輩信奉的圖騰是草原上七匹灰色的狼。充滿野性的群狼，在草原上是最兇猛的宿主，蒙古先民奉為圖騰，祈求保護，是合情合理的。多桑就是蒙古族人，蒙人寫蒙史怎會有侮辱祖宗之筆呢？在上古中國，西部山地各部族多以獸類為圖騰，東部平原各部族多以鳥類為圖騰。如在我國古籍中就有「簡狄吞燕卵而生湯」，「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記載。商湯居東毫始於東方，東夷之人也。少皞氏生而五鳳集於庭，因號鳳鳥氏。春秋時代，有人問山東小國郯子「少皥氏以鳥紀官有諸？」答曰「有之。是吾祖也。」又傳昭公十七年載；「少皞鷙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官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暦正也；玄鳥（燕子）氏，司分者也，（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即伯勞），司至者也（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鶬鴳）司啟者也（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錦雞），司閉者也；鴡鳩氏（鷲），司馬也（軍事）；鳲鳩氏（布榖），司空也（營建）；爽鳩氏（鷹），司寇也（公安）；鶻鳩氏，司事也（欽差）。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綜上所述，則不僅以鳥為圖騰，且進而設官能掌職權。總之，中國古代處於東西方的不同部落各自以獸類或鳥類形象作為自己部族的圖騰，各方有鬥爭亦有聯合。此種情況，實為中國古代歷史之格局使然和客觀事實。黃帝出師以虎豹熊羆貙狼為前軀，而上覆鳥幟（以鷹鶡雕鳶），表明其時必亦與東方大部族有聯繫而受其神明庇護。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