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怎樣的大學校長3

執掌上海大學(包括其前身上海工業大學)28年的「老校長」錢偉長逝世，一名學生在學校網站上留言：「我的畢業證上不會再有『錢偉長』三個字，但您，永遠是我們的校長……」「永遠」的讚譽，有多少校長可以擔得起？

根叔們

據媒體考證，「根叔」這一稱呼最早於2005年出現在華中科技大學BBS白雲黃鶴站上——根叔有時會在上面實名回答學生質疑。去年，已有學生在站上留言預測，根叔遲早會紅。

判定依據是根叔的「二字真言」。從2008年開始，根叔的畢業演講辭有了微妙的連續性，即以上一年演講辭的最後一個詞語，作為下一年的題目。2008年是《選擇》，末句為「對於你們，華中科大永遠的選擇，就是牽掛！」在2009年的《牽掛》中，根叔感性結尾：「我牽掛著，你牽掛著，他也牽掛著。讓我們彼此牽掛著，讓牽掛成為一種永恆的記憶。」

2010年，《記憶》順理成章地到來。這三篇致辭大量採用排比段落，結合當年熱點重複詠嘆，歸結為對畢業生的祝福與期許。稍有不同的是，前兩篇更加深情，今年則因網路流行語的大量運用而略顯幽默。

除了開創獨具匠心的演講辭系列，根叔還建立了每學年3次的校長見面會制度，時間地點提前公告，任何學生都可以與他面對面交流。此外，根叔還主動要求與退學的孩子談心，為一位頗有天賦的設計系學生(即演講辭中的「吉丫頭」)爭取破格保送本校研究生的資格。

「根叔」之外，還有「鳳哥」——北大學生對校長周其鳳的昵稱。據稱在食堂見到同學生日聚會曾主動過去敬酒的「鳳哥」在調離吉林大學時，學生們在網上發布了他的照片集，取名為「周校長，您真像個孩子」。

「鳳哥」之前是「許爺爺」，九年間在新年聯歡會上從《老鼠愛大米》《江湖笑》唱到《隱形的翅膀》的北大前校長許智宏；還有被稱為「紀寶寶」的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被稱為「展哥」的山東大學原校長展濤……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校長，陸續顯露出親近學生、展現個性的人格魅力來。

「我總體認為這種現象應該是肯定的。為什麼呢？這說明了現在的校長能夠和學生更融合在一起，更親近。」法學家、曾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的江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他覺得，「根叔現象」的出現是高等院校改變「黨八股」的一個體現。

對大學校長們的「黨八股」，網民早有清晰認識：「根叔走紅是一種悲哀」；「根叔為什麼這麼火，是因為不『根叔』的校長太多了」。

「他們(大學校長)憚於表現自己的觀點。哪怕是發表對一個事件的看法，都會非常小心，四平八穩。這就是官員，而不是學者。」《大學校長使命、角色與選拔》一書的作者、廈門大學教育理論研究所所長王洪才這樣描述他對中國大學校長的普遍印象。

根據國家教育部《200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2009年全國各類高等教育總規模達到2979萬人，普通高等學校和成人高等學校共2689所。在這個數字背景下，《中國知名大學校長訪談錄》一書的作者李清川認為，「至少說明在中國的大學校長中，『根叔』還很異類」，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表示，「『根叔們』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傳統認知中的大學校長角色，重新定位了校長與學生兩個緊密卻還遙遠的群體的關聯。」

體制迷牆

《南方周末》曾於2005年進行「中國大學校長公眾認同度調查」， 3311位受訪者中，69.87% 認為中國現在的大學校長總體形象更接近官員。教育學者熊丙奇甚至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斷言，估計95%的大學校長「邏輯思維基本就是個官，總想怎樣維護自己的官位、當好乾部」。

中國的大學校長屬於行政序列的高級幹部，選拔有嚴格的組織程序，由上級機關任免，一般任期四五年。一旦當上大學校長，根據所服務院校的副部、正廳、副廳等不同級別，校長本人享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生活待遇。而在學校管理中，重點學科、科研項目等審批實權仍在上級機關，學校經費由各級人民政府教育財政撥款，同樣需要「跑部錢進」的大學校長不得不像其他官員一樣對上負責。

「推崇等階，唯官是重；攀炎附勢，唯官是奉；俯首聽命，唯官是從；行政至上，唯官至大。」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曾任江西師範大學校長的眭依凡如此批判大學裡的官本位傾向。而在官本位之下，「大學校長利用權力尋租，有時候連隱晦都不隱晦了，就像皇帝的新裝，大家沒有捅破而已。」北京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副院長谷賢林說。

官本位之下，「去行政化」被認為是糾正官本位的必由之路，然而，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王樹國的嘗試卻說明，這勢必是一場無比漫長的，涉及政治、制度、文化等在內的綜合性改革。上世紀末，在王樹國合併了校內13個行政部門後，學校就收到與被精簡部門相對應的一些政府機關的電話，抱怨學校不重視自己的工作，無奈只好再恢復。

被束縛的大學校長，在行政體制內面目模糊地遊走——若套用畫家陳丹青的話，它成功地使「大學校長」處於空前曖昧的位置，「既受惠，也受困；既受用，也受罪」。

精神虛脫

早在2007年3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便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提倡教育家辦學。」優秀的大學校長首先應是一位教育家，這是眾多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共識之一。

由教育家辦大學的傳統自民國始。1912年10月，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頒布了在中國土地上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第一個法令《大學令》，第一條即為：「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

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後，蔡元培即開始大學改革，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民主辦學；他組建了作為學校最高立法機關和權力機關的「大學評議會」，由民主推選出的教授組成，決定學校法規、學科立廢、課程增減、延聘教授等重要事項。

此時的大學校長由政府委任，大多傳統文化基礎深厚，兼有國外留學背景，均是具有獨到教育意識與廣泛社會聲望的名流。他們與政府保持距離，自覺抵制官僚、政府對辦學的橫加干涉。「五四」運動中，蔡元培曾因不滿北洋政府對學生的鎮壓和迫害而憤然辭職：「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我是個痛惡官僚的人，能甘心仰這些官僚的鼻息么？」

「懂教育，負責任，重人才，沒私心，有魄力」，《八位大學校長》一書的作者智效民這樣歸納蔡元培、蔣夢麟等老校長的共同特徵。教育學者楊東平也將他們稱為第一代大學校長，「每一所大學都與教育家的名字相連，如蔡元培、蔣夢麟、胡適與北京大學，梅貽琦、潘光旦與清華大學，張伯苓與南開大學」等等，這些大師創建、拓展著中國現代大學之路。

新中國建立初期，大學校長由一批前輩教育家、學者和中共黨內的知識分子出任，如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武漢大學校長李達等。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則基本照搬前蘇聯，經過歷次改革，最終形成中央集權、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和中央負責的教育管理體制。

1978年之後，經歷了思想解放運動和撥亂反正，「大師辦學」的傳統一度接續。1981年，48歲的劉道玉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大學校長，率先在武漢大學推行學分制、主輔修制、轉學制、插班生制、導師制等等，成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領軍人物。不過這位被稱為「武漢大學的『蔡元培』」的校長最終還是被免職。

如今，大學校長們已經普遍易代。楊東平這樣勾勒中國新一代大學校長的共性特徵：「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事業心，勇於進取、樸實無華、踏實務實的品質和氣質。」這種共性主要來源於「他們出生於40年代，在文革前或文革期間大學畢業，80年代後取得碩士、博士學位並在西方國家留過學。基本學理工科，以江浙一帶的南方人為主，大多具有長期在工廠、農村工作的底層經歷，這或許是他們與西方大學校長和前輩學者最不同之處」。

這樣一代大學校長面對著市場經濟、社會轉型和體制束縛，不得不承擔起更加多元的角色。「他們可以是學術代表，可以是行政官員，也可以是學校代言人、國資信託人……處於各種權力交匯的中心，這些角色的集成往往是相互衝突的」，李清川表示，在他所接觸的校長中，「無奈感普遍存在」。

令校長們更無奈的也許是「官本位」。當校長本人也被「全體收編」，再要像民國時期的校長們那樣去抵制官本位便幾乎不再可能。

一方面是大學校長不可避免地「淪陷」，另一方面，公眾對大學校長有著越來越高的心理期待，希望其成為集教育家、管理家、社會活動家於一身的「超人」：兩相撞擊下的現實必然是，中國大學校長因令人失望而飽受詬病。

竺可楨曾說「校長是一個學校的靈魂」，如今靈魂失范，一些大學亂象紛呈，「所謂的亂就是亂了章法，大學的功能亂了套，學風搞亂了。例如，重點大學不務正業，普通大學亂串位，獨立學院不獨立，自學考試要上課，函授教育要住校，等等。」武漢大學原校長劉道玉評價當下高等學府。

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更直批大學出現「精神虛脫」。北京大學的校史啟蒙課上，眾多學生伏桌大睡——「對於大家說的『北大精神』到底是什麼，現在還有沒有，我至今沒有弄明白，包括我所認識的同學和學長，我們也沒有時間和動力去了解曾經的北大精神。」一位北大大三女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感慨。

大學校長缺什麼

北大前校長許智宏曾直言，「中國沒有一流的大學」；人大校長紀寶成說，「我建議還學術權力以權力，落實民主辦學、教授治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王樹國也說，「我是研究智能機器人的，想的是把機器變得越來越趨向人，而不是讓人越來越像機器」。

「大學校長比我們任何人都知道該怎麼做。」熊丙奇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表示。近十年來，一部分懷抱理想的實幹型校長們，或隱或顯地主持啟動了不同的改革計劃。

2001年9月，北京大學啟動了以老校長蔡元培命名的「元培計劃」；2005年，復旦大學正式成立復旦學院；2009年，南京大學也制定了「三三制」人才培養方案：對本科生的通識教育、個性教育，漸有星火之勢。主導「三三制」的南京大學校長陳駿曾對媒體表示，學生要擁有更多的自主權，「這也是我們改革的核心，把選擇的權利交給學生。」

打破教師「鐵飯碗」、不升即離的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在2003年前後風生水起。中山大學改革方案相對溫和，而北京大學「癸未改革」激發各方強烈反響，最終，做出較大改動的第三稿《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陞(暫行)規定》得以通過並低調施行。

任人事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的北大原校長許智宏，在離任前夕曾對社會表示，改革一直在穩妥推進。他認為「只有中國的大學教員真正形成了這種流動的局面，全面提高中國高等教育的水平才有可能」。

高校校長的選拔方式同樣經歷著變革。自2002年開始，教育部開始在一些高校實行副校長職務公開選拔。今年6月21日，中共遼寧省委宣布，將面向全國公開選拔遼寧中醫藥大學、遼寧師範大學等5所省屬本科高校的校長。此外，南方科技大學的校長遴選可謂殊例，經全球海選後上任的中國科技大學原校長朱清時上任後，便嘗試推行去行政化的「大學實驗」。

「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已明確寫入《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近日，此綱要已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

「我們的制度改革，按照目前的描述來說，基本已經到位了，問題是如何做得到」，高等教育專家熊丙奇表示，現在面臨的狀況是，「我們不知道，或者說不願意去具體推動(改革)」。

「我國大學校長最缺乏的是什麼，我認為主要是兩點：一是理想主義，二是做一個心無旁騖的職業校長的獻身精神。」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優秀大學校長應當具備的條件，也是相對而言的，「也許有人可以歸納為五條，或者細分為八條、十條，並不是絕對不變的。在這些條件中，我個人最看重的是理想主義者。只有理想才能夠追求終極目標，才能勵志教育改革，才能致力於創造，也才能培養出有理想的學生。」

「理想主義」同樣為北大教育學院教授眭依凡所倚重。在他看來，在現有的社會環境及制度條件下，大學校長還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我們所有的大學校長都能夠按規矩來辦學，把自己按教育家要求，這個社會整體的環境就形成了，可能引起的由下而上的制度變遷就發生了。」

正忙於籌備南方科技大學的朱清時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中國的大學校長要做什麼，可能會有這樣那樣的限制，但至少對於那些明顯違反教育規律的事情，我們可以選擇不做。」

這個世界需要有人大踏步地往前走，也需要有人穩健漸進地前行。正如熊丙奇所言：大學校長們在「有限進步，而我們將無限期待」。

(本文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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