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實疑罪從無 遏止冤假錯案    浙江日報

本報記者　黃宏

　　未經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證據裁判要求，沒有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按照疑罪從無原則，依法作出無罪判決……前段時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等「兩高三部」聯合印發《關於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下稱《意見》）。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意見》的出台，將給現有的刑事訴訟制度帶來哪些變化，浙江會如何貫徹落實？記者就此採訪了省高院刑一庭庭長陳光多。

　　防止刑訊逼供

　　對偵查中心主義說不

　　呼格案、雲南投毒案……近年來，冤假錯案的出現既引發了社會高度關注，也促使人們對刑事訴訟制度該如何合理設置進行思考。

　　「刑事制裁，在所有法律制裁措施中，是最嚴厲的。」陳光多說，刑事制裁可以剝奪或限制人的人身自由，甚至可以剝奪生命，還可能「伴生」著其他方面的影響：家庭破裂、妻離子散等。

　　在以往的刑事訴訟制度里，庭審往往過分依賴偵查卷宗、筆錄等書面材料。某些時候，「起點錯、跟著錯、錯到底」，極容易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法律界稱之「以偵查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實踐。

　　「『以偵查為中心』，容易導致有罪推定傾向。」陳光多說，整個《意見》可以歸納為4句話：確保訴訟證據展示在法庭、確保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確保控辯意見發表在法庭、確保裁判結果形成在法庭。

　　對證據的審核與認定，是法院審判認定事實的基礎和前提。冤假錯案的產生，背後往往和一個名詞有關：「強迫自證其罪」。《意見》中特別指出，要完善訊問制度，防止刑訊逼供，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這個《意見》重申了一系列非法證據排除的制度和程序，隨著『以審判為中心』的推進，將產生一種倒逼機制。」陳光多說，《意見》重申了一系列的規定：審判階段要嚴格落實疑罪從無，對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要依法作出無罪判決；起訴階段，對經過兩次補充偵查後，證據仍然不足的，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偵查階段，要全面客觀及時地收集各種證據，儘可能查明案件事實真相。

　　陳光多說，對非法證據排除方面，浙江走在前列，如《意見》中規定的，在規範的訊問場所訊問犯罪嫌疑人，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對訊問過程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等。「這些浙江基本上都做到了。」他說，這將更有助於落實刑事訴訟中「疑罪從無」的原則，更切實有效地保障人權，從而維護公平正義。

　　讓庭審真正發揮作用

　　用制度化解證人出庭難

　　前段時間，在樂清法院的一場庭審中，兩名被告人提出，自己有自首情節，懇請法庭給予認定。這一案件的辦案民警則出庭作證，講述這兩人落網的整個經過。

　　庭審實質化，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長久以來，證人出庭率低，法院要查明案件真相，往往只能靠書面材料和證言，成為刑事訴訟長期存在的「痼疾」。

　　溫州市先行先試，專門出台了證人出庭的相關制度，普通證人、專家證人、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在溫州兩級法院中已漸成常態。

　　《意見》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法院認為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證人必須出庭作證；此外還規定了一些具體措施，以解決證人出庭作證難的問題，例如健全證人保護工作機制，建立證人、鑒定人等作證補助專項經費劃撥機制，完善強制證人到庭制度等。

　　「對具體落實《意見》的規定，我們已擬定相關措施，正準備在全省法院推行。」陳光多說。

　　在司法改革中，提出要對刑事案件進行繁簡分流，將案件分為速裁程序、簡易程序、普通程序三類。在實踐中，凡是採用速裁程序、簡易程序的刑事案件，往往採用獨任制，只有1名法官對具體案件進行審理、作出裁判。

　　從我省的實踐來，速裁程序、簡易程序的刑事案件往往佔了「大頭」。以樂清法院為例，目前該院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數只有一成多，而採用另外兩個程序的案件數則佔了八成多。

　　《意見》中規定，適用速裁程序審理的案件，除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以外，一律要當庭宣判；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一般應當庭宣判。「這對法官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陳光多說，「更重要的一方面，則是案件開庭結束就當庭宣判，使打招呼說情、干預辦案，找不到『時間差』。」

　　《意見》對庭審實質化方面還有更多的規定，如規範法庭調查程序，確保訴訟證據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完善法庭辯論規則，確保控辯意見發表在法庭；完善當庭宣判制度，確保裁判結果形成在法庭；嚴格依法裁判等。

　　保障權益維護公平

　　有罪沒罪法院來定

　　在《意見》中，有一條規定引起各方關註：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這條規定強調了法官在定罪量刑方面，具有唯一的權威性，充分體現了『以審判為中心』這個原則。」陳光多說，其背後隱藏的意思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靠證據說了算，由法院審判決定。

　　在庭審中，被告人能否在法庭上為自己作充分的辯護，在經濟條件不足的情況下，能否獲得國家的幫助、法律援助，關係著個人的自由權甚至生命權能否得到切實保障。

　　《意見》中，對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有著大量的詳細規定：依法保障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知情權、陳述權、辯論辯護權、申請權、申訴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依法保障辯護人會見、閱卷、收集證據和發問、質證、辯論辯護等權利，完善便利辯護人參與訴訟的工作機制。

　　《意見》還規定，要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制度，法律援助機構在看守所、人民法院派駐值班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健全依法申請法律援助工作機制和辦案機關通知辯護工作機制。對未履行通知或者指派辯護職責的辦案人員，嚴格實行責任追究。

　　「從實踐來看，這些規定，意味著在法庭審理階段，控辯雙方參與程度會更高，審理時間也會加長。」陳光多說，庭審中，被告人的辯護權能否得到最有效的保障，各種證據、主張、觀點、意見能否得到來自正反兩面的充分辯論，關係著之後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是否科學公正，同樣也會對之前的環節產生倒逼作用，有著重要意義。

　　「刑事制裁，是為了遏制犯罪。相信隨著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進一步推進和完善，群眾對法律邊際的認知也會更清晰，明白什麼可為，什麼不可為。」陳光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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