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界為何對汪國真嗤之以鼻

【原編者按】2015年4月26日凌晨2：10分，詩人、畫家汪國真因肝癌不治在北京301醫院去世，享年59歲。

汪國真本人和他的詩歌受到極端兩極化待遇。他在文化現象上的意義，可能遠遠大於他的詩歌本身。詩歌寫作要不要考慮受眾，在汪國真去世的今天，又被重新提了出來。

在中國新詩不算長的歷史裡，我們常常能看到，一個詩人在大眾間很受歡迎，但在詩歌界卻評價不高，比如徐志摩、席慕容，比如倉央嘉措。但他們都比不上汪國真。

汪國真

凡是讀過書的人，即便沒聽過汪國真這個名字，也多半讀過他的詩歌；即便沒讀過他的詩，也一定會在某個朋友的座右銘、作文題記，尤其是QQ空間簽名狀態里看到過汪國真那被作為名言警句的詩句，比如「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

但在各種流派林立、從來無法形成統一意見的詩歌界，對待汪國真的態度卻出奇的一致：看不上，遠離他。這種看不上和遠離，不是針對他的人品，而主要是從詩歌作品出發，以致於常常可以聽到「偽詩人」、「警句集成」、「心靈雞湯」這樣的評價。

汪國真本人和他的詩歌所受到的極端兩極化待遇，不僅在現當代中國詩壇，即便在放到整個中國漢語新詩史，甚至加上外國的，都可以說是個異數。他在文化現象的意義，可能遠遠大於他的詩歌本身，但至今還不太看到嚴肅而認真加以討論的。

4月26日凌晨，汪國真因肝癌離世，去了他所說的「遠方」。他的離開，或許提醒我們是時候要重新審視他背後的文化現象了，而不應只是停留在類似於「他是真詩人還是偽詩人」、「他的詩是偉作還是雞湯」這樣的討論上。事實上，可能我們連後面那種討論都沒有真正展開過。

創作初期受阻，「一年肯定不只創作365首」

和舒婷、顧城一樣，汪國真是「80一代」詩人，他1956年出生在北京。那一代人在青年時代經歷「文革」，多數都沒有上過高中，有當工人或下鄉勞動的體驗，體會過讓人窒息的中國，也多有在「四人幫」倒台後迎來命運的轉折。

汪國真家境不錯，父母是幹部。他在六七歲時開始背古詩詞，過了兩三年，又從大院人那裡借到了《復活》、《安娜·卡列尼娜》這樣的時代標準讀物。

青少年的汪國真，立志想要做一名科學家，因為當時他的父母考慮到當時政治運動多，學文科的人容易吃虧。1971年，15歲的汪國真初中畢業，被分配到到北京儀器儀錶廠，也就是後來的北京照相機廠，做一名銑工。本來有機會被推薦為工農兵大學生，但因為家庭出身達不到標準而失去資格。

本以為這輩子與大學無緣，混個頂級技術工人了事的汪國真，在「四人幫」倒台、即將恢復高考的消息突然傳來時，立馬意識到機會降臨了。1978年，經歷了第一次的失敗後，汪國真考上了暨南大學中文系。

進入大學，汪國真開始接觸詩歌，並開始創作實踐。1980年代的大學校園，是屬於詩歌和詩人的。那時候，幾乎每個中國大學都有詩歌社團和詩歌刊物，幾乎每個大學的每個系都有文學社團，詩人像現在的明星一樣被寵著，詩歌朗誦會的現場堪比現在的演唱會。

汪國真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里開始詩歌寫作的，他大一時就在中文系系刊發表了作品，但他後來覺得這些作品「很不上路」。顯然，那時的詩歌創作只不過是受風氣浸染，他還沒有成為一個詩人和認真寫作的自覺。

1979年4月13日，對汪國真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他從同學那裡得知《中國青年報》發了他的詩，是機緣間校方提供給報社記者的，汪國真並不知道。但正是這個偶然的事件，激發了汪國真的創作，尤其是投稿的熱情。他開始到處抄各種刊物的通訊地址，將作品四處投遞，他估計發表率能有十分之一。

1982年大學畢業，汪國真進入了中國藝術研究院，成了《中國藝術年鑒》的編輯，幾年後轉入創作部。雖然在各種報紙、雜誌上一直都有作品發表，但當時汪國真的詩歌屢遭嚴肅文學刊物拒絕。詩人、批評家唐曉渡曾經回憶，當時他在《詩刊》做編輯，常能看到一個叫做汪國真的年輕人拿著作品到編輯部「請教」，「但大家看過他的作品後，九個編輯里沒有一個重視的。」

汪國真那時就聽到過很多的嘲諷，說他「根本不是這塊材料，詩寫得太爛了」。再加上當時他年近三十，深感一事無成，他的回應方式就是每天下班回家就埋頭寫，「一年肯定不只創作365首」。他在詩里說，「倘若才華得不到承認，與其詛咒，不如堅忍，在堅忍中積蓄力量。」

儘管「堅忍」，但他還是要經歷大量的拒絕和不被承認。直到1988年，那首後來成為他代表作的《熱愛生命》被《讀者》雜誌收為卷首語為止，他才開始漸漸有了讀者，甚至有人詢問哪裡可以買到他的詩集。

1990年，出版界的「汪國真年」

藉助年銷量百萬的《讀者》的影響力，汪國真開始擔任《遼寧青年》、《中國青年雜誌》、《女友》、《知音》的專欄撰稿人，並經常被各種文摘類刊物轉載，在青年中贏得了巨大了聲譽。

汪國真回憶，那時他每天至少接到幾百封信，請求指教的、訴苦的、求愛的，各種各樣都有，中國藝術研究院原本只有一個工作人員的收發室不得不因此增加至三人。

青年學生紛紛將他的詩歌抄到筆記本上，自我激勵或感慨青春。後來有了網路，年青人又把他的詩句「抄」到了各種簽名檔、狀態里。

汪國真第一本詩集《年輕的潮》的產生，也和當時青年學生喜歡傳抄他的詩歌有關。翻譯家曾胡對記者介紹，當時他們學苑出版社的一個編輯，偶然看到了一個詩歌手抄本，一問才知道，原來是他當中學教師的夫人，從學生那裡沒收來的。學生不聽課，卻在抄一個叫汪國真的詩人的詩歌，這讓學苑出版社的編輯們有點驚訝。調查後，他們發現汪國真在青年中很有市場，「中學生、大學生都知道他」。

編輯們找到汪國真，與他商談出版。「他當然很願意。」曾胡說。1990年5月21日，《年輕的潮》很快出版，一版一印就有10萬冊，這個數字對詩集來說絕對是巨大的，但相對於這本詩集此後的受歡迎程度，出版社還是失算了。

汪國真詩選

一場席捲全國的「汪國真熱」就這樣開啟了。

加印一次兩次不夠，《年輕的潮》一共加印了五次，曾胡估計，發行總量將近有100萬冊。甚至曾有一上午，這本詩集創造了銷售出4000多冊的記錄。汪國真到上海簽售時，上千人排隊的長龍在書店二樓拐了九個彎，而在全國高校演講時，每次校方都要組織人牆維持秩序。

隨後，汪國真的另外兩部詩集《年輕的風》、《年輕的思緒》在同年出版，總印數達200萬冊，成為當年僅次於「毛選」的暢銷書。所以1990年這一年，在出版界有「汪國真年」的說法，而針對這一系列熱潮和反響，媒體則稱之為「汪國真現象」。

但是，已經達到「現象」級別的詩人汪國真和他的詩歌，在詩歌界卻仍然處在一個詭異的狀態。

儘管會被邀請參加、出席不少詩歌活動，作品也終於在嚴肅文學刊物發表，但是汪國真從來沒有被詩歌圈真正接納。當時有很多詩歌評論認為，汪國真的詩歌「膚淺而單薄」，是「格言體」和「心靈雞湯」。

「海子死了，汪國真誕生了。」文藝批評學者朱大可把回憶汪國真的詩歌稱作「一件令人難堪的事情」，他把這位詩人比喻成「膚淺的詩壇流行歌手」，稱人們需要這種輕盈的「哲思小語」，是為了滋潤營養不良的文化顏面。而多數詩人對汪國真的詩根本不願意談論，提起他的名字，也只是笑笑。

2009年在西安舉行的第二屆中國詩歌節上，青年詩人肖水見到汪國真一個人安靜地坐在那兒。「不管是60後、70後，還是80後，沒有人過去跟他交談，大家只是在背後指指點點，當成笑談。」肖水向記者描述。

記者試圖通過各種方式，希望與汪國真熟悉的詩人取得聯繫，但所聯繫的詩人和他都無甚交往。《詩刊》編輯彭敏說，不知道誰和汪國真熟悉，「作協不太和他玩」。和汪國真同在中國藝術研究院供職的李雲雷說，汪國真在院里的形象是低調、溫和，除了開會，很少見到他，也沒聽說誰和他有很多交往。

汪國真顯然很清楚這些評價和說法。他說，20多年來，異樣的聲音從未消失過，自己卻從未為此煩惱過。得不到詩歌界的承認，詩人們「不和他玩」，他也不和他們玩。實際上，近些年，汪國真離漢語新詩很遠，他開始寫舊體詩、題字賣畫、出音樂專輯，一會兒去主持，一會兒上綜藝節目，風生水起。

但是，他知道，無論做什麼，人們沖著的還是「詩人汪國真」而來，他的一切都是開始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為什麼在那個時候，會形成「汪國真熱」，他的詩歌為何會在大眾里獲得如此廣泛的喜愛，而詩歌界卻總是嗤之以鼻？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國思想迎來了又一次轉型，尤其是1992年的思想大解放。市場經濟和大眾文化勃興，那個時候中國開始流行健美褲、麥當勞、「四大天王」。胡曾對記者說，人們對詩歌的態度上也發生了轉變，逐漸開始厭倦了朦朧詩、海子那種沉重和嚴肅，「希望讀更輕鬆和愉快的。」李雲雷也認為，汪國真的詩歌契合了當時的時代精神轉型。

在汪國真流行之後，劉墉和張小嫻也在中國大陸佔據了一片天下。

汪國真年輕時

汪國真雖然和王家新、于堅、陳超等第三代詩人同屬於1950年代生人，但是他和他們最大的不同是，汪國真主動避開了「文化熱」。他不讀尼采、胡塞爾、黑格爾，也不讀布羅茨基、帕斯捷爾納克，他主動避開了政治文化、哲學思想，以及20世紀世界詩歌生態。他就是希望將情感和想像用直白的語言表達出來。

這種詩歌觀念下，汪國真與大眾流行文化的水乳交融也就不難理解了，同時也能夠明白為何詩歌界無論哪種流派都一致對汪國真評價甚低了。對於那些希望達到語言的邊界、在技藝和思考上深耕細作的詩人來說，受眾的感受顯然不是詩歌寫作中重要的一個因素，甚至更進一步地根本不會考慮受眾。

但是，詩歌寫作要不要考慮受眾，在汪國真去世的今天，又被重新提了出來。李雲雷認為，我們應該回頭看看汪國真是不是提醒了我們已經遺忘了的事情，「白話新詩的誕生，原本就是為了便於大眾接受。」

首屆魯迅文學獎得主王久辛也對記者說，「詩歌界對汪國真、席慕容的忽視，是不公平的。詩歌的價值永遠沒有一個標準。汪國真詩歌的溫暖與清淺，對於高中生與大一二的學生是有意義的。」他認為我們今天的詩歌界走得太快，「應該退後一步，重新審視詩歌寫作。在詩歌小圈子裡不認同的汪國真，卻一直流傳下來了。就像路遙一樣，先鋒文學家不認同，但是大學生讀了卻淚流滿面。」

這似乎在回應著汪國真的話，「過幾十年，一百年，我們再看。」顯然，對於自己作品的經典意義，汪國真是有自信的。如果從汪國真去世的今天，我們看到的各種曾經的年輕人對他的懷念和現在的年輕人仍然在讀他來看，他的作品顯然具有的「經典」的意義，只不過到底是詩歌層面，還是心靈層面的，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尺子。

不管有一點是確定的，不論什麼時候，對於年輕人來說，需要一個這樣一個溫暖、感動和激勵他們的詩人，讓他們堅持自己的「遠方」。（文/徐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