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言小說知識庫功能略論

內容提要：論及文言小說之功能，學界所論主要集中於資治體、輔名教的實用功能，證經補史的學術功能，以及助談笑、資閑暇的娛樂功能等幾個方面，而對其匯聚知識、博物多識的知識庫功能鮮有關注。而這種認識又導致對文言小說文獻資源的開發主要囿於文學、史學等人文科學領域。其實，文言小說的「知識庫」功能在古代學術史上是名至實歸的：在中國目錄學史上，自《隋書·經籍志》至《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家」著錄博物體著作及專業圖書是一個通例；古代學界對「小說家類」作品「博識」功能認識的完全自覺與極力張揚發生於中晚明時期，體現於當時學者的論述、小說類書及小說叢書的編纂等多個方面。有鑒於此，我們對古代文言小說文獻資源的開發就不能僅囿於人文、社科領域，還應拓展到自然科學研究領域。

論及文言小說或曰舊小說、子部小說之功能，古今學界所論主要集中於資治體、輔名教的實用功能，證經補史的學術功能，以及助談笑、資閑暇的娛樂功能等幾個方面，而對其匯聚知識、博物多識的知識庫功能關注甚少。而這種認識又導致對古代小說文獻資源的開發主要囿於文學、史學等人文科學領域。其實，文言小說的「知識庫」功能在古代學術史上是名至實歸的，因此其文獻價值不僅體現於人文、社科研究領域，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有很大的開發利用潛力。以下我們將從古代目錄書的著錄、古代學者的論述及小說類書、小說叢書的編纂三個方面，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一、古代目錄書「子部·小說家」對博物體、專業書的著錄

歷代目錄書「子部·小說家」所著錄的兩類著作與現代小說觀念最為乖悖：一是博物體著作，如《博物志》、《酉陽雜俎》等。二是眾多專業性書籍，如各種專業圖譜、志錄等。可以說，自《隋書·經籍志》至《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門戶容納博物體著作、專業著作是一個通例。以下是歷代書目著錄博物體、專業著作情況一覽表：

中國傳統博物學①「是儒家『博物』觀念的產物，常用來形容人們所見所聞的各種知識的總匯」。[1]同時傳統博物學「有誌異的特徵，神秘主義的傾向」。[2]就是說，它將「怪力亂神」的內容也納入其知識體系之中。綜而言之，中國傳統博物學具有綜合性、經驗性、誌異性等特徵，《博物志》、《酉陽雜俎》等書中都有鮮明的體現。

以《博物志》、《酉陽雜俎》等為代表的博物體著作，在中國目錄學史上一直游移於「子部」的「雜家」與「小說家」之間。以張華《博物志》為例：《隋書·經籍志》入「雜家類」，《舊唐書·經籍志》與《新唐書·藝文志》改入「小說家類」，《崇文總目》入「小說類」，《通志·藝文略》《中興館閣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併入「雜家類」。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將張華《博物志》、李石《續博物志》及訓詁辨訂類的《古今注》《事物紀原》等併入「雜家類」。在清代，《明史·藝文志》將博物體著作歸入「子部·雜家類」，著錄明人所著：趙弼《事物紀原刪定》、解延年《物類集說》、戴璟《博物策會》、穆希文《動植紀原》、王三聘《事物考》、閔文震《異物類苑》、朱謀《玄覽》、董斯張《廣博物志》等書。清代《四庫全書總目》則將《博物志》歸入「子部·小說家類」。對於《博物志》續書的歸類。明清書目也是兩柄於「雜家」與「小說家」之間。《博物志補》於《千頃堂書目》入「子部·雜家類」，於《四庫總目》隸「子部·小說家類」。《廣博物志》於《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均入「子部·類書類」，但《明史·藝文志》卻改隸「子部·雜家類」。而現代纂修《續修四庫全書》，又將清代徐壽基《續廣博物志》歸入「子部·小說家類」。

除了前述「雜家」、「小說家」的歸類，有意味的是，明代有些書目及叢書將《博物志》歸入「格物家」名下。嘉靖間高儒《百川書志》「子志三·格物家」之下著錄了張華《博物志》十卷、李石《續博物志》十卷。[2]萬曆間杭州出版商胡文煥編輯《格致叢書》，其「經翼」類也收錄《博物志》、《續博物志》。其實，「格物家」之歸類是對前代「雜家」歸類的繼承與延伸，反映了中晚明學界對《博物志》「自然研究」特點的新認識。

著眼於《博物志》崇尚博物的知識性以及綴輯舊文的成書方式，將這一系列著作歸入「雜家」更為恰當。所謂「雜家」，班固《漢志》說：「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無所歸心。」[3](P594)張華《博物志》作為早期博物體著作，其題材來源除個別故事如「八月浮槎」不見他書記載，絕大部分是採集舊著而來，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六十七「子部小說家類」說：「《博物志》十卷(漢魏叢書本)，……是本蓋後人未見原書，惟采掇諸書所引，而附益以他小說，分類成編，故證以諸書所引，或有或無，或合或不合也。」[4](P172)魯迅先生也說其「乃類記異境奇物及古代瑣聞雜事，皆刺取故書，殊乏新異」，並懷疑：「(《博物志》)不能副其名，或由後人綴輯復成，非其原本歟？」[5](P31)文獻學家吳楓更稱《博物志》「僅就搜集選擇的材料。分門別類剪裁、排比和編纂」[6](P118)。所以清黃丕烈《刻連江葉氏本〈博物志〉序》說：「茂先此書大略撮取載籍所為，故自來目錄皆入之雜家。」

現代的古代小說研究界一般將《博物志》、《酉陽雜俎》等書視為「博物體志怪小說」②，幾無異議。這一文體概念的提出，繼承了古人對其「雜家」與「小說家」兩屬性質的認識，並落腳於文學研究這一情境，實際只是立足於此類著作的誌異性特徵，而忽略了其佔主導地位的博物性或知識性。如果按照現代小說的標準，在文言小說諸種類型中，博物體志怪的小說特性是比較薄弱的。實際上，《博物志》並不能算作合格的小說著作，它是地理博物雜說異聞的總匯，地理博物的內容最為突出，此外，「一是記載了許多全無故事性的雜考雜說雜物，二是記載了許多故事性很強的非地理博物性的傳說。本來地理博物體志怪的小說特徵就不及雜記體來得鮮明，再加上這一點，結果是博則博矣，但卻大大削弱了它的小說性，叢脞蕪雜，雞零狗碎，幾乎成了一盤大雜燴。」[7](P265)《博物志》與現代小說標準還相去甚遠。

由上表還可以看出，清代以前，公私書目「子部·小說家」著錄專業著作的體例呈現總體的穩定性。但進入清代，情況發生顯著變化。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張廷玉等《明史·藝文志》、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已將專業圖書基本上逐出「小說家」門。《千頃堂書目》「小說家」著錄了《考槃餘事》、《山林經濟籍》等書，其內容呈現一定的專業性，但總起來看，題材龐雜，包羅甚廣，如《山林經濟籍》內容涉及棲逸、達生、治農、訓俗、奉養、寄興、漫遊、玩物等主題，以至今人編《中國叢書廣錄》等書將其歸入「彙編·雜纂類」叢書。《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將動物、植物、器物、食物、雜伎、藝術等專業譜錄，統統移出家門，分別歸入「子部」的「譜錄類」、「農家類」、「藝術類」、「雜家類·雜品之屬」等。將上述專業著作清理出「小說家」門，使《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家類」著錄作品的敘事性、文學性更為突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一篇《史家對小說之著錄及論述》曾肯定《四庫總目》「小說家」分類的進步性：「校以胡應麟之所分，實止兩類，前一即『雜錄』，後二即『志怪』，第析敘事有條貫者為『異聞』，鈔錄細碎者為『瑣語』而已。傳奇不著錄；『叢談』『辯訂』『箴規』三類則多改隸於雜家，小說範圍，至是乃稍整潔矣。」[5](P6)這其中也包括專業書籍的移出。

二、中晚明學界對「小說家類」博物功能認識的自覺

中國古人對於「知識」的興趣與掌握常用「博物」來表達，而博物的書又常被置於「小說」名義之下。這種現象頗值得探討。

對「小說家類」博物功能認識的覺醒始於元末明初，而知識界的學理自覺與極力張揚則發生於中晚明時期。自宋元以至明代，學界對小說價值的認識，由推崇資治體、裨名教的實用功能及證經補史的學術價值，逐漸轉向對其博物洽聞功能的張揚。南宋曾慥《類說序》說：「余僑寓銀峰，居多暇日，因集百家之說，採摭事實，編纂成書，分五十卷，名曰《類說》，可以資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8](P6)。曾慥將小說的「資治體」、「助名教」價值排於首位，而將「廣見聞」置於末位。元末楊維楨為陶宗儀《說郛》撰序稱：「學者得是書(《說郛》)，開所聞，擴所見者多矣。要其博古物可為張華、路段；其核古文奇字，可為子云、許慎；其索異事，可為贊皇公；其知天窮數，可為淳風、一行；其搜神怪，可為鬼董狐；其識蟲魚草木，可為《爾雅》；其紀山川風土，可為《九丘》；其訂古語，可為鈐契；其究諺談，可為稗官；其資謔浪調笑，可為軒渠子。」[9]楊維楨標舉《說郛》十個方面的價值，其中「博古物」、「核古文奇字」、「索異事」、「知天窮數」、「識蟲魚草木」、「紀山川風土」、「訂古語」等七個方面，都是關於小說認識功能及學術價值的。與曾慥的小說價值觀相比，楊維楨強調的重心已轉向「開所聞」、「擴所見」，遷移的痕迹十分明顯。明初佚名《群書類編故事序》也宣稱，閱此書「足以廣聞見、長智識」[10]。

在中晚明學界，論及小說家類的價值，「博物多識、拓展視聽」是中心話題。小說的認識功能和學術價值被空前高揚，而傳統的輔名教、補史闕、助談笑等功能被挪移至次要位置。許多從事小說編撰、刊刻、收藏及為小說作序跋的人往往異口同聲宣揚小說的博識功能，同時亦為自己的實踐活動正名。都穆於弘治十八年(1505)為《續博物志》所作《後記》中說：「小說雜記，飲食之珍錯也，有之不為大益，而無之不可，豈非以其能資人之多識，而怪僻不足論邪？」[11](P91)莫是龍《筆麈》云：「經史子集之外，博聞多知，不可無諸雜記錄。今人讀書，而全不觀小說家言，終是寡陋俗說。宇宙之變，名物之煩，多出於此」[12](P15-16)談愷刊《太平廣記》五百卷，卷首附按語云：「庶幾博物洽聞之士，得少裨益焉」[13](P2)。劉大昌《刻山海經補註序》稱：「世之庸目，妄自菲薄，苦古書難讀，乃束而不觀，以為是《齊諧》、《夷堅》所志，俶詭幻怪，侈然自附於不語，不知已墮於孤陋矣。夫子嘗謂，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計君義不識撐犁孤塗之字，病不博爾。」[11](P91)胡震亨撰《搜神記引》，稱讚干寶「爰摭史傳雜說，參所知見，冀擴人於耳目之外」[14]的舉動。藏書家范欽《煙霞小說題辭》自陳：「余不佞頗好讀書，宦遊所至，輒購群籍，而尤其稗官小說，竊怪夫棄此而只信正史者，譬如富子惟務玉食，而未嘗山殽海錯，可乎？」[15](P445)黃吉士《續問奇類林序》自辯：「孔曰博文，孟曰博學，聖賢之學，固如斯矣。」[16]庄汝敬《稗家粹編跋》也伸張此意：「嘗觀稗官野史與諸家小說之流。非徒好奇語怪者為悅，即博學好古之士往往從而藉記之。」[17](P493)焦竑《國史經籍志》「子部小說家類」按語說：「陰陽相摩，古今相嬗，萬變撟起，嵬瑣弔詭，不可勝原，欲一格以咫尺之義，如不廣何？故古街談巷議，必有稗官主之，譬之菅蒯絲麻，無悉捐棄，道固然也。余故仍列於篇。蓋立百體而馬系乎前，嘗聞之庄蒙也。」[18](P186)既然儒家的咫尺之義無法盡格古今萬物，那麼，稗官小說自可發揮獨特的功用。

胡應麟對「小說家家類」學術個性的論述始終立足於諸子學術共性的基礎之上，所以他的觀點更具穿透力。他在《少室山房筆叢·華陽博議》中說：「經之流別，爰有小學；史之流別，爰有諸志；子之流別，爰有眾說」。又云：「子之浮誇而難究者莫大於眾說，眾說之中，又有博於怪者、妖者、神者、鬼者、物者、名者、事者。《齊諧》《夷堅》博於怪，《虞初》《瑣語》博於妖，令異、元亮博於神，之推、成式博於鬼，曼倩、茂先博於物，湘東、魯望博於名，義慶、孝標博於言，夢得、務觀博於事，李昉、曾慥、禹錫、宗儀之屬，又皆博於眾說者也。總之，脞談隱跡，巨細兼該，廣見洽聞，驚心奪目，而淫俳間出，詭誕錯陳。張、劉諸子，世推博極，此僅一斑。至郭憲、王嘉全構虛詞，亡徵實學。斯班氏所以致譏，子玄因之絕倒者也。」[19](P384)這段話把「小說家」務博尚怪個性內涵論述得詳盡之極。在《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中他又說：「子之為類，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說弗與焉。然古今著述，小說家特盛；而古今書籍，小說家獨傳。何以故哉？怪、力、亂、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家所珍也；玄虛、廣謨，好事偏攻，而亦洽聞所呢也。」[19](P282)胡應膦從世人接受心理的角度揭示了小說一家之所以古今獨盛，就是因為它能迎合、滿足人們「博物洽聞」的心理期待。

晚明士人對小說「博識」價值的張揚是以先儒「博學博文」之論為初始依據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博識」可以被納入由「博」(博學)及「約」(明道)、由知至用的認識論框架，與明代中葉以降興起的經世實學思潮是相合拍的。

中晚明許多文言小說彙編之書辟有「博物」、「博洽」、「博識」、「該博」、「博學」之類的門目。葉向高《說類》「文事部」下有「好學」、「該博」二子目，「帝王部」下也有「好學」之目。孫能傳《益智編》「人事類」下辟有「博物」子目。周履靖《夷門廣牘》設有「博雅門」。中晚明士人編撰的專門志人的仿「世說體」小說約有40餘種，其中許多設置「博學」之類的門目。何良俊纂《何氏語林》三十卷，體例既仿臨川《世說》，但又增「博識」、「言志」二門，在「博識門」小序中，他特別標舉孔子「貴博識」之論：「若夫孔子之善誘，與顏子之善學者，唯『博』、『約』二語而已，蓋二者互相為用，不可廢也，……後世舍博而言約，此則入於釋氏頓悟之說，道之不明也，夫何尤？」[20](P104)《琅嬛史唾》、《耳新》、《霞外麈談》、《初潭集》、《廿一史識余》、《問奇類林》、《續問奇類林》等均有此類門目。從中透露出，中晚明士人品評人物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看他是否「博物」。

中晚明士人彙編了許多文言小說類書和文言小說叢書，這些彙編之書的題材來源體現出鮮明的張揚知識性的傾向。許多小說類書借「小說」名義以建構新的知識體系。葉向高編《說類》六十二卷，分四十五部，借鑒正宗類書③之體，構建了完備的知識體系。白天文、地理、人事、眾物以及靈異，兼容並包。其自序稱：「蓋上自天文，下及地理，中窮人事。大之而國故朝章，小之而街談巷說，以至三教九流，百工伎藝，天地間可喜可愕可笑之事，無所不有，雖未足盡說家之大全，然其大端已約略具是矣」。[21](P1-3)其分類情況如下：

天文部 歲時部 地理部 帝王部 后妃部 儲戚部 宰相部 官職部 臣道部

政術部 刑法部 禮儀部 歌樂部 凶喪部 文事部 武功部 邊塞部 外國部

科名部 世胄部 人倫部 人物部 婦人部 身體部 人事部 釋教部 道教部

靈異部 方術部 巧藝部 居處部 貨寶部 璽印部 服飾部 飲食部 器用部

雜物部 災祥部 果部 草部(蔬附) 木部(竹附) 鳥部 獸部 鱗介部 蟲豸部其分類體系與《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正宗類書基本一致，但彙輯的全是「小說」資料。

顧起元纂《說略》三十卷，現存萬曆四十一年(1613)吳德聚刻本，其分類情況如下：

象緯 方輿(上下) 時序 人紀 官儀 史別(上中下) 禮蕞 律支 典述(上中下) 字學 書畫 李法 冥契(上下) 居室 服飾 工考(上下) 諧志 食憲

珍珠 卉牋(上下) 蟲注(上下)也大致體現天、地、人事、眾物之分類格局。顧起元向有閱讀說部而又勤做札記的習慣，《說略》即來自其讀書札記。他有感於「世之閎覽博物君子且囊括昔之為《海》為《郛》者以大其畜」，在友人勉勵下，他將這部札記付之剞劂，並自負地宣稱：「可藉以備丹陽之鈔，補河東之篋。雖六藝鍵鈐，九流津涉，原原本本之論，未極於斯。至於考驗是非，綜校名實，兼資前識，用廣異聞，古今賢哲之用心，往往可以概見。」[22](P344)

穆希文《說原》十六卷，編成於萬曆丙戌年(1586)。分原天、原地、原人、原物、原道術五部。「雜采事迹，間亦論斷，其體例在類書、說部之間。」[23](P1103)其類目如次：

卷一至卷三 原天 卷四至卷六 原地

卷七至卷九 原人 卷十至卷十三原物

卷十四至卷十六 原道術穆希文自序稱：「說原者，原天地人物之理而為之說者也。……仍取藝文經籍，志類群書，幾易寒暑，四更稿草，研搜詮綜，攬擷其玄黃者，附以己見，筆之其諸蠹，謬者悉為剔正，類各有目，目各有說。先之以天地者，人物之祖也；次之以人物者，天地之所生也。而道德藝術，又自人而為之。故以道術終焉。此蓋文欲盡博我識，以格物無遺也。奚止嘗一鼎臠，啖一雞蹠已哉!世有博雅君子，更出中密之藏，以續其所未備，只是吾師。」[24]

王圻纂《稗史彙編》一百七十五卷，分二十八門：

天文門 時令門 地理門 人物門 倫敘門 伎術門 方外門 身體門 國憲門

職官門 仕進門 人事門 文史門 詩話門 宮室門 飲食門 衣服門 祀祭門

器用門 珍寶門 音樂門 花木門 禽獸門 鱗介門 徵兆門 福禍門 災祥門

誌異門王圻《〈稗史彙編〉引》解釋其總體構思：「……總之為綱二十有八，列之為目三百有二十，而命之曰《稗史彙編》。是集也，分門析類，使人易於檢索，而記事之次，一以世代先後為序，俾將來作者，得隨時隨事而附入。此又命名之意也。」[25](P533)先按題材重點對輯錄的說部資料進行橫向分類，每類之中再依編年之體縱向編排。借鑒典制通史之例，王圻嘗試建構稗編通史之體制。

表面看來，中晚明小說類書的分類名目、分類體系與正宗類書並無明顯差異，其實，在同樣的類目下，它們的選材旨趣卻顯著有別於正宗類書。其資料很少採自正經正史，而是偏重於經傳註疏、雜史雜傳、野史筆記、方誌風土、詩話詞話、神話志怪等，以建構正統學問之外的民間知識體系。

余嘉錫先生云：「匯萃古今小品文字，加以刊削，刻為叢書，自成明人一種風氣。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十五『類書類』，著錄陶宗儀《說郛》以下諸書皆是也。其佳者能使古人單篇零種賴以傳世，有網羅放失之功。」[26](P940-941)中晚明文言小說叢書所收亦多博物體及專業圖書。以《中國叢書綜錄》[27]「類編·子類·小說」所著錄明代文言小說叢書所收錄作品為例，窺探其性質之一斑：

沿襲前代體例，清代至近現代的許多書目、文言小說叢書仍然著錄、收錄博物體、專業著作。如清王文誥輯《唐代叢書》(有清嘉慶十一年(1806)序刊本)、近代國學扶輪社輯《古今說部叢書》(有清宣統至民國間上海國學扶輪社排印本)、王文濡輯《說庫》(有民國四年(1915)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清蟲天子輯《香艷叢書》(有清宣統中國學扶輪社排印本)，等等，均是如此。今人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文言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其收錄範圍很注意與「古代目錄學傳統的接軌」，「採取寧寬勿缺的方針，除了著錄文學門類的小說作品之外，還將古代公私書目著錄的『小說家類』作品一概收錄」。[28]諸如《採茶錄》、《茶譜》、《古今刀劍錄》、《花木錄》等專業書籍均被著錄入內。

三、古代文言小說文獻資源的多維開發

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博物體著作及各種專業書籍長期混跡於「小說家」門，是由封建正統學術觀念和學術格局所造成的一種畸形現象。眾所周知，封建學術的最突出特點是：經學獨霸，聖言獨斷。其餘百家群言皆為經學之註腳和附庸。《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稱：「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23](P1)既然聖經「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其餘學術在其強光照射下只好閉上眼睛、閉上嘴巴了。封建學術格局中居於其次的是與王權統治密切相關的正史書寫與研究，《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正史類序」云：「正史體尊，義與經配。」[23](P397)《四庫全書總目》「子部總敘」又云：「夫學者研理於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余皆雜學也。」[23](P769)明代可一居士為《醒世恆言》撰序也曾稱：「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29]這裡「小說」即是小道、雜學、末學的同義語。而在某些理念極端的正統學者視野中，連史學研究也被視為「玩物喪志」之舉。④在這種舍六經國史、余皆為土苴的學術觀念、學術格局主導下，各種自然科學領域的專業研究遂成為「君子不齒」的「雜學小道」、「小說末學」，其在目錄學上的反映就是「小說家」之歸類。

綜上所論，中國古代小說的學術內涵遠比現代小說寬泛而複雜得多，在更多情境中，它並非歸屬於文學的域界之內。胡應麟的小說六分法，雖把最具小說性、文學性的志怪、傳奇置於小說內涵的核心區域，但其餘四種：雜錄、叢談、辨訂、箴規，後二種內涵比較清楚，「雜錄」、「叢談」二種則比較籠統含混，二者之間也域界不清，胡氏自己也承認「談叢、雜錄二類最易相紊」。[19](P282)校以《四庫總目》「小說家」分類，胡氏的「雜錄」應與後者「雜事之屬」相近，其《叢談》當近於後者的「瑣語之屬」。但他並未把「博物」單獨闢為一類，這不能不說是胡氏小說分類的一個缺憾。《四庫全書總目》所謂「雜事」類小說如《西京雜記》、《大唐新語》、《唐國史補》、《朝野僉載》之屬更貼近於野史雜錄，與劉知幾《史通·雜述》所稱的正史之外的「偏記小說」有很大程度的重合。其界定「瑣語之屬」的主要依據是此類作品纂輯瑣言、不重敘事的文本形態，僅僅限於外在形式層面，並不關涉著作的內涵性質。如博物體著作、專業圖書肯定以匯聚知識為重心，本來就不關注敘事。在文言小說諸種類型中，可以說，只有志怪題材的作品才最為接近現代的小說觀念，即使那些情節曼妙、文采斐然的傳奇小說，在宋元明學界也往往被視為與史部更為親近的「雜傳記」。今人談論古代「小說」動輒指責此書非小說、彼書非小說，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真正正視古代「小說家」隸屬於「子部」的學術背景與傳統，從而犯下以今律古、以今繩古的錯誤。如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類編·子類·小說」著錄顧元慶《顧氏文房小說》四十種、《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並無不妥。但因為以上顧氏二書收錄了諸如《鼎錄》、《茶譜》、《詩品》之類的專業書及《古今注》、《資暇集》、《瘞鶴銘考》之類的辨訂類著作，陽海清編《中國叢書綜錄補正》就提出「所收諸書並非均屬小說，宜分入『彙編成書·雜纂類』」[30](P219-220)，正是陷入了「以今律古」的認識誤區。

同時，既然古代文言小說以「博物多識」為己任，承擔正統經史以外許多學科領域「知識庫」的功能，所以文言小說文獻的學術價值就不僅局限於小說研究或文學研究，而應拓展到科學史、科技史及思想史研究的廣闊領域，以最大限度發掘古代小說文獻的學術價值。值得欣喜的是，古代小說史料的跨學科運用已經引起學界重視，並取得了一些進展。如當代許多科學史論著將《博物志》系列著作視為傳統博物學的主要代表形式之一，探究其科學史、思想史價值。如美國學者本傑明·艾爾曼《收集與分類：明代彙編與類書》[31]一文提出，在晚明時期，《博物志》與《續博物志》出現於「格致」主題之下，標誌著胡文煥將「博物」看作「格物」的重要組成部分，肯定了其認識論價值。周遠方《中國傳統博物學的變遷及其特徵》[1]一文認為：「從中國傳統博物學的演變來看，其學術體系的傳承是有規律可循的。它有一個比較清晰的傳承脈絡，就是從《山海經》及《尚書·禹貢》到張華的《博物志》，再到此後的兩個系列的博物學著作。」其一就是《博物志》及其後世的續補之作，論證了《博物志》在中國古代博物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劉華傑《博物學論綱》[32]一文也將張華《博物志》作為中國古代博物學著作之一種。近年來由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開發製作的《中國基本古籍庫》將《博物志》歸入「哲科庫·綜合科技目」⑤，是對《博物志》思想史、科學史價值的認可。再如明初葉子奇(約1327-1390)著《草木子》一書，現代學界一般視之為「筆記小說」，20世紀以來曾被多次收入「筆記小說大觀」之類的叢書，⑥但法國學者梅泰理(Georges METAILIE)卻運用《草木子》研究中國古代動植物學。[33](P33)他引用《草木子·觀物篇》一段論述：「動物本諸天，所以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所以根順地而升降以津。故動物取氣於天，而乘載以地；植物取津於地，而生養以天。善乎《素問》之言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廢則氣立孤危。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器有大小，數有遠近。』蓋謂此也。動物本諸天而體則溫，植物本諸地而體則冷。陰陽之謂也。」[34](P14-15)指出中國古人借用陰陽理論和「格物」方法研究植物生理的特點，並發掘了《草木子》對植物營養、嫁接技術的論述。這些都是今人對文言小說文獻認識論及科學史價值重新認識的體現。這種研究可以說具有非常廣闊的前景。

注釋：

①相對於近現代西方博物學，中國古代傳統博物學自有其獨特內涵及民族特色。一般認為，其學術體系包括如下分支：《博物志》及其後世續書；以《爾雅》為代表的「雅學」系列著作；以《毛詩草木蟲魚疏》為代表的「詩人多識之學」；《山海經》、《越絕書》以下的地理方誌；後漢楊孚《異物志》為代表的「異物志」系列著作；本草與農學著作；動物、植物、器物及藝術譜錄；類書系列。(參閱朱淵清《魏晉博物學》，《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周遠方《中國傳統博物學的變遷及其特徵》，《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11年第5期。劉華傑《博物學論綱》，《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②劉葉秋先生將魏晉志怪分為三種類型，其一為「兼敘神仙鬼怪，不專談某種宗教或方術，夾雜著零星瑣碎沒有故事性的記載，以《搜神記》為代表」；其第二種為「兼敘山川、地理、異物、奇境、神話、雜事等，而著重宣揚神仙方術，以晉張華的《博物志》為代表，乃《山海經》系統的延續。」實際此類即為地理博物志怪小說；第三種為「專載神仙的傳說，以人系事，體同紀傳，以晉葛洪的《神仙傳》為代表，乃漢劉向《列仙傳》的摹仿和擴大」。(劉葉秋《古典小說筆記論叢》，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頁。)侯忠義將漢魏六朝小說分為記怪類、博物類、神仙類。(侯忠義《漢魏六朝小說史》「魏晉小說上」，春風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39-113頁。)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將唐前志怪小說分為雜史體、雜傳體、雜記體、地理博物體等四類。(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頁。)潘建國將漢魏六朝小說按照題材類型分為地理博物、雜史雜傳、神仙方術三類。(潘建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頁。)

③胡道靜先生說：「我們現在所說的類書，就是指這種兼『百科全書』和『資料彙編』性質的古籍。正宗的類書，也就是這種性質的古籍。」(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1頁。)主要指《皇覽》、《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

④如《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五為宋呂祖謙《十七史詳節》所撰提要云：「南宋諸儒，大抵研究性命，而輕視史學。……祖謙雖亦從事於講學，而淹通典籍，不肯借程子玩物喪志之說，以文飾空疏。故朱子稱其史學分外仔細」。(見《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五，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579頁。)

⑤《中國基本古籍庫》先後列為「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項目」和「國家重點電子出版物十五規劃項目」，由北京大學劉俊文教授總策劃、總編纂、總監製，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開發製作，於2001年3月正式啟動，2005年10月全部完成。中國基本古籍庫分為4個子庫、20個大類、100個細目，精選先秦至民國歷代重要典籍，收錄範圍涵蓋全部中國歷史與文化，其內容總量相當於3部《四庫全書》。

⑥如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刊《歷代筆記小說大觀》，其《明代筆記小說大觀》部分共收14種，第一種就是葉子奇《草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