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信到放棄:關於武力攻打台灣的真相(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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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志華來源:《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第3期原題:《中共進攻台灣戰役的決策變化及其制約因素(1949-1950)》進攻台灣與國共其他戰場較量的最大區別就是要跨海作戰,對於大陸作戰,中共在兵力及士氣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但是跨海作戰主要依靠海軍和空軍的支持,在這方面,優勢則完全掌握在國民黨軍隊手中。中共在明知海空軍實力不如國民黨,而蘇聯又不肯給予直接軍事支援的情況下,仍積極備戰,計劃首先解決沿海島嶼問題,再進一步攻佔台灣,其考慮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美國對台灣的消極態度。此文為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冷戰時期美國重大外交政策研究」論文(06JZD0013)。因全文字數較長,分為上下兩篇,此為上篇。中共關於解放台灣戰役的最初想法比較簡單,1949年夏天的計劃是一年後攻佔台灣,毛澤東甚至一度考慮在1949年冬季佔領台灣;金門、登步島作戰失利後決定分兩步走,先解決沿海諸島問題,同時為攻台做準備,進攻時間推遲到1950年9-10月;1950年3-4月確定的計劃是,金門戰役推遲到8月開始,而攻打台灣則延至1951年夏。影響和改變中共決策的三個主要因素是國民黨軍隊的抵抗能力、蘇聯對中共進攻台灣的援助力度以及美國對援助蔣介石防守台灣的政策取向。其中的基本條件是國共軍力對比,而核心問題為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中共欲鞏固政權,統一全國,只能與蘇聯結盟。中蘇同盟建立後,蘇聯減緩了對中共軍事援助的力度,而美國則逐步改變了對台政策,準備大力援蔣。朝鮮戰爭的爆發不過是為白宮宣布其新政策提供了機會和借口。在中蘇關係、蘇美關係、美台關係相互交錯和影響的冷戰格局中,武力攻佔台灣是一個中共無法解開的死結。1949-1950年中共策劃的進攻台灣戰役,就其本質而言,是中國內戰的延續。而在歷經4年的國共軍事角力後,台灣及金門、馬祖是中共僅余的沒有攻佔的地區,研究者對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自然很感興趣。不過,由於檔案文獻的短缺,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或者出現了判斷的偏差,或者只涉及某一方面,至今沒有一個對中共進攻台灣戰役決策全過程的描述。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朝鮮戰爭的爆發,特別是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最終阻斷了中共對台灣的軍事行動。按照過去很多學者的說法,就是北朝鮮的軍事行動挽救了台灣和蔣介石政權。然而,面對中國、俄國和美國大量新的解密檔案,應該指出,這種說法存在著簡單化與片面化之嫌。一、中共攻台的最初設想與渡海作戰失利1949年初,當中共已經取得中國半壁江山的時候,斯大林一方面擔心人民解放軍繼續南進可能引起美國的干預,一方面希望把中共控制在莫斯科手中,因此有意出面在國共之間進行調停。毛澤東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針,指揮百萬大軍打過長江以後,斯大林的憂慮和擔心進一步增加。5月26日斯大林致電毛澤東,要中共注意美國的動向。考慮到中共軍隊繼續南下,接近東南亞邊界會引起西方列強的激烈反應,特別是美國和英國在中國北方港口登陸的「危險性相當嚴重」,斯大林建議毛澤東:不必急於準備向南進軍至印度支那、緬甸、印度邊境;從人民解放軍主力中挑選兩支優秀部隊,調往天津和青島,預防敵人部隊登陸;暫時不要縮減人民解放軍部隊的人數。毛澤東當然明白斯大林的意圖,6月11日他向斯大林報告,已經按照蘇聯的要求進行了部署和下達了命令。毛說:「根據時間和兵力的計算,今年冬季還可以再佔領八個省: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甘肅、寧夏、青海。剩下的只有新疆、西康(四川省的西部)、台灣和海南島,這些地方考慮到明年再奪取。」天津、青島、上海的防守都已得到加強。至於台灣問題,毛澤東輕描淡寫地告訴斯大林:第三野戰軍有15個軍,60萬人。其部署的情況是:三個軍於6月下半月將撤出上海,準備在8月或9月佔領福建省。以後這支軍隊將在福建省執行駐防勤務,重點放在福州。「台灣孤立在海上,那裡有7萬多人的敵軍殘餘。目前暫不考慮佔領它,這個問題可能到明年解決「。但是,對於毛澤東來說,解放台灣是他徹底消滅蔣介石集團,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的夙願。所以,毛實際上是有另外一番考慮的。當中共軍隊計劃向福建推進的時候,毛澤東就開始想到攻佔台灣的問題了。5月23日,進攻上海的戰役尚未結束,毛便為中央軍委擬電告南下的第三野戰軍:「你們應當迅速準備提早入閩,爭取於六七兩月內佔領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點,並準備相機奪取廈門。入閩部隊只待上海解決,即可出動。「指揮入閩的第十兵團司令員葉飛提出休整一個月再進軍福建,毛澤東6月2日複電,」同意以葉飛三個軍入閩「,但仍希望」行動時間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6月13日,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致電中央軍委和華東局,提出第十兵團因部隊準備來不及,建議向福建進軍延至6月25日開始行動。這時,毛澤東才透露,及早進軍福建的目的就是要準備解決台灣問題。中央軍委在6月14日的複電中,一方面表示同意第十兵團行動日期,並認為」如果準備工作尚未做好,延至七月上旬亦可「;另一方面則指出:」請開始注意研究奪取台灣的問題。台灣是否有可能在較快的時間內奪取,用什麼方法去奪取,有何辦法分化台灣敵軍,爭取其一部分站在我們方面實行裡應外合,請著手研究,並以初步意見電告。「6月21日,毛澤東又指示華東局:目前幾個月內有四件大工作:(一)經營以上海為中心的新占城市廣大地區;(二)佔領福建及廈門;(三)幫助二野西進;(四)準備佔領台灣。對台灣要積極進行策反工作,準備內應條件,希望夏秋兩季完成各項準備,冬季佔領台灣。看來,毛澤東當時對進攻台灣的問題考慮過於簡單,甚至以為1949年底就可能佔領台灣。進攻台灣與國共其他戰場較量的最大區別就是要跨海作戰,對於大陸作戰,中共在兵力及士氣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但是跨海作戰主要依靠海軍和空軍的支持,在這方面,優勢則完全掌握在國民黨軍隊手中。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報告,到1949年10月,國民黨海軍擁有150多艘艦船,其中包括美國製造的護衛驅逐艦,兵力3萬人。因與空軍協同作戰成功地實施了封鎖和巡邏任務,「最近幾個月海軍的士氣有所改觀」。空軍約有1000架飛機,其中軍用飛機500架(輕型轟炸機、戰鬥機、偵察機、雙引擎運輸機和教練機),兵力815萬至10萬人,其中約1300名飛行員。除一個輕型轟炸機中隊和兩個戰鬥機中隊外,國民黨空軍全部集結於台灣。「自南京和上海陷落後,空軍的戰鬥力有一定的提高」。此時,中共的海空軍均在初創階段,實力很弱。1949年4月渡江戰役開始時,中共依靠起義的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和第五巡防隊建立了第一支海軍部隊,共有25艘護衛船、炮艇。直到內戰結束,海軍總共擁有兵力4000餘人,各種艦船183艘(含商船),但「性能落後,陳舊不堪」。稍具規模的軍艦,如重慶號巡洋艦、長治號護衛艦以及「安東」艦、「永綏」艦等,均被國民黨飛機炸沉或被迫自沉。僅1950年1月25日一次空襲,即有「常州」號、「萬壽花」號等26艘艦船被炸傷炸沉。中共海軍成立一周年之際,雖建立了三支艦隊,但能夠作戰的只有8艘護衛艦、8艘炮艦和16艘登陸艦、登陸艇、江防艦和炮艇等。中共的空軍正式成立於1949年10月25日,時有飛機159架,其中可以使用的戰鬥機、襲擊機33架,轟炸機10架,運輸機13架,偵察機2架,通訊機7架,教練機39架。空軍兵力不足3000人,其中飛行員202人。中共軍事領導人當然了解國共在海空軍方面的實力差距,粟裕在7月2日的一封電令中指出:「為完成攻佔台灣任務,必須迅速加強海軍」。毛澤東在7月10日致信周恩來說,據朱德建議,可考慮選三四百人去蘇聯學習空軍,同時購買飛機100架左右,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支攻擊部隊,掩護渡海,準備明年夏季奪取台灣。同時須考慮在閩、浙兩省建立飛機隱蔽庫。7月26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以第十四兵團司令部及直屬部隊和軍委航空局組成空軍領導機關,並決定派劉亞樓等赴蘇具體商談購買飛機、聘請專家顧問和幫助開辦航校等事宜。看來,毛澤東確定的攻台時間是1950年夏季。而面對國民黨軍隊的海空優勢,中共欲迅速提高海空軍作戰能力,完成攻佔台灣的任務,只能寄希望於莫斯科。1949年2月初,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問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通過與中共領導人多達12次的會談,莫斯科已經充分了解到中共的親蘇立場和主張。斯大林對此非常滿意,決定盡量滿足中共的要求。因此,在劉少奇6-8月訪問莫斯科期間,斯大林答應在各方面向中共提供援助。關於海軍和空軍的建設,斯大林在6月27日第一次會談時便主動提出,蘇聯準備幫助中國建立自己的艦隊,首先可以幫助打撈沉船,還同意派遣一支分艦隊去青島港,以幫助中國鞏固海防。對於中共提出的建立莫斯科與北平之間航線的請求,斯大林說,蘇聯已經準備好,現在就可以著手組建,還答應幫助中國建立飛機裝配和修理工廠,向中國提供最新型的殲擊機。根據劉少奇的要求,斯大林在11日會談中又答應在旅順幫助建立一所海軍學校,並幫助中國建立起海岸防禦體系。在此情況下,中共向蘇共通報了攻打台灣的大體計劃。劉少奇在7月4日給斯大林的書面報告中透露,中共將在1950年進攻台灣,「因有部分國民黨軍隊做內應,台灣可能提早佔領」。7月25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並轉斯大林的電報中講得更加明確:「第三野戰軍將只在兩個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灣開展軍事行動。福建省的軍事行動將於今年10月結束,而攻佔台灣的軍事行動要在我們建立了空軍部隊後才能進行,這也許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電報還講述了攻佔台灣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上海,自封鎖之日起,嚴重的困難日益加強。所以,為了粉碎這種封鎖,必須佔領台灣,但是沒有空軍是不可能佔領台灣的。我們希望你和斯大林同志就這一問題交換意見,蘇聯能否在這方面幫助我們,即在六個月至一年的期限內,在莫斯科為我們培養1000名飛行員和300名機場勤務工作人員。此外,蘇聯能否賣給我們100-200架殲擊機、40-80架轟炸機,它們將用於攻佔台灣的軍事行動。在建立海軍艦隊方面,我們也請求蘇聯幫助我們。我們設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軍進攻台灣期間,除西藏外,中國大陸的所有領土都將被我們佔領。」在7月27日的會談中,蘇方答應向中國出售雅克式戰鬥機100-200架、轟炸機40-80架及備份機件和重磅炸彈,也同意為中國培訓飛行員,只是提議不必來蘇聯,航空學校可以設在中國。8月6日,中共中央致電劉少奇,因國民黨飛機在長江一線轟炸造成嚴重損失,請蘇聯提前運來360門高射炮。經商談,蘇聯軍方於8月9日提出了一個組建高炮兵團的方案:以317厘米和815厘米高射炮各180門組成10個高炮團,一周後即可準備好;為訓練中國炮手,蘇聯將派22名教練在炮兵上校或少將帶領下,隨中共代表團去中國。11日中方回電,完全同意蘇聯方案,提出再定購360挺高射機槍。8月18日,在莫斯科負責商談空軍籌建工作的劉亞樓致電中共中央軍委,建議為攻打台灣建立傘兵部隊,並向蘇聯定購運輸機和降落傘,聘請蘇聯顧問和教員。周恩來回電錶示同意,囑他與蘇方商談。除了請求蘇聯幫助建立海空軍外,中共還試圖請蘇聯空軍和海軍協助攻打台灣。在7月25日的電報中,毛澤東很婉轉地提出:「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反帝運動有可能大步前進,在美國和英國也有可能會爆發經濟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利用蘇聯的援助來攻佔台灣(即除了請求蘇聯幫助我們培訓飛行員和賣給我們飛機外,也許還不得不請求蘇聯給我們派蘇聯空軍和海軍的專家及飛行員,參加軍事行動),這會不會給美蘇關係帶來損害?請你向斯大林同志報告這一切,以便他來斟酌我們的計劃,是否可以將其付諸實施?」關於蘇聯對這個問題的態度,筆者沒有看到直接的文獻證據,但時任蘇共中央常駐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的回憶提供了一些情況。根據科瓦廖夫保存的私人檔案文件,在劉少奇離開北平前,毛澤東就曾致電斯大林,要求蘇聯對台灣登陸作戰給予空中和海上支援。但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覆。科瓦廖夫回憶說,當劉少奇在莫斯科重新提出這個問題時,斯大林當即表示拒絕。他告訴中國人,由於戰爭,蘇聯已經承受了無法估量的損失。從西部邊界到伏爾加河的這片國土已成廢墟。蘇聯在軍事方面支持攻打台灣意味著將與美國空軍和海軍發生衝突,並為美國發動新的世界大戰造成口實。蘇聯沒有任何理由再冒這個風險。斯大林說:「如果我們領導人這樣做,俄國人民不會理解我們。不但如此,由於我們對戰時和戰後的困難和災難估計不足,以及輕率地採取行動,他們還可能把我們趕走。」斯大林建議把這件事提交聯共(布)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可以請高級軍事領導人和一些部長參加。在7月27日的會議上,斯大林重複了他的看法。在發言結束時,劉少奇宣布撤回請求蘇聯直接提供海空軍援助的要求,表示這個問題已經過去。很可能,這種情況使得毛澤東在確定攻台的時間上有所猶豫。7月30日,粟裕致電毛澤東,為迅速完成攻佔台灣的準備,建議華東海軍暫緩遷往青島,並提出:「依各方情況及條件,估計攻台時機以四野攻廣州之同時發起為有利,果如是,則時間已很迫促,但目前海軍情況及攻台準備之困難如此,實難完成攻台任務。」8月2日毛澤東回電,同意華東海軍留下歸他指揮攻打台灣,並說:「你們積極準備攻台灣是正確的。必須從各方面準備攻台,打破幹部中的畏難心理。」毛還指出,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十分重要,需積極準備,中央方面正在同時準備空軍。至於攻台的時間,「如有台灣國民黨海陸空三方面大量可靠內應,則可以早日舉行,否則必須推遲到我們空海兩軍(特別是空軍)條件充分具備之時,故具體時間問題目前不能確定」。顯然,斯大林堅持了他在中國內戰中的一貫立場,即不向中共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但與此同時,莫斯科加快了幫助中共空軍和海軍建設的步伐。1949年9月19日蘇聯部長會議責成武裝力量部向解放軍總部及軍事學校派遣領導幹部、顧問、教員、教官及服務人員共915人,其中空軍780人,海軍86人,炮兵21人,所有費用均由財政部從蘇聯部長會議準備金中支出。同時,向空軍提供各種教學用飛機334架、裝有指揮儀和測距儀的高射炮360門(815厘米的120門,317厘米的240門)、高射機槍360挺及炮彈,價值總額2650萬美元。11月4日,為保證中國航校和高射炮團組織籌備和正常展開工作,蘇聯部長會議做出決議,再向中國增派97名空軍顧問、教官及軍醫等服務人員,供應500輛汽車、12台拖拉機、6架У-2型飛機、91台航空發動機及其他輔助設備,價值2800萬盧布。11月19日,蘇聯部長會議又決定向中國提供戰鬥機、教練機和運輸機以及航空發動機、高射炮、機關槍等裝備,總共為11258億盧布。以後兩個月,部長會議又連續三次決議向中國提供傘降物資、機場裝備、航空汽油等共計11663億盧布。然而,就在中共積極準備台灣戰役的時候,福建沿海島嶼作戰失利,改變了中共的計劃。問題首先出在金門。9月26日,三野第十兵團在福建泉州召開作戰會議,研究攻取金門、廈門兩島的作戰方案。會上就「金廈同取」、「先金後廈」、「先廈後金」三個方案進行討論,決定金廈同時攻取,由第二十八軍擔任攻取金門任務,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一軍擔任攻取廈門任務。10月7日電告粟裕:「決於本月中旬(內定13日)同時發起攻殲金廈兩島」。粟裕11日複電:同意作戰部署,但提出以兩個師攻金門是否完全有把握的問題。第十兵團12日決定將同時攻取廈金兩島改為先取廈門再攻金門。10月15日,解放軍發起廈門戰鬥,於10月17日攻克廈門和鼓浪嶼,殲敵217萬人。廈門得手後,負責攻佔金門的第二十八軍在軍長、政委均病休的情況下,於24日晚發起攻擊。因準備渡海船隻不夠,第一次只運送了三個團(第二十八軍兩個團,第二十九軍一個團)登陸。佔領了古寧頭灘涂陣地後,登陸部隊在缺乏統一指揮的情況下,沒有派兵固守,等待後援,即深入追擊敗退的守軍。此時,撤離潮汕的胡璉兵團接蔣介石命令增援金門,剛剛上島,飛機、軍艦、坦克齊上陣;而中共運送部隊的船隻全部被敵機炸毀,後援部隊無法到達。經過三天激戰,登陸金門的近萬名官兵全軍覆沒,被俘者3700餘人。守軍傷1982人,亡1269人,總計3251人。此役大大鼓舞了國民黨的士氣,據說蔣介石聞訊後激動地流下了眼淚,蔣經國則在10月26日的日記中稱之為「轉敗為勝、反攻復國」的轉折點。蔣家對這次戰鬥意義的估計顯然有些過分,但對於中共來講,金門之戰確是國共內戰以來的最慘痛的失敗。10月29日,毛澤東批轉了《關於攻擊金門島失利的教訓》的通報,要求「各兵團及各軍負責同志,引起嚴重注意」,並寫下批語:「當此整個解放戰爭結束之期已不在遠的時候,各級領導幹部主要是軍以上領導幹部中容易發生輕敵思想及急躁情緒,必須以金門島事件引為深戒。對於尚在作戰的兵團進行教育,務必力戒輕敵急躁。穩步地有計劃地殲滅殘敵,解放全國,是為至要」。除了急躁輕敵、準備不足等問題,葉飛從軍事角度總結的最主要的教訓就是整個戰役沒有空軍和海軍的配合。「空中沒有掩護,海上沒有支援」,只靠木船作戰,又無渡海經驗,是導致作戰失利的重要原因。然而,海空軍的建立並非一日之功。儘管一再強調要有充分準備,幾天之後,中共軍隊再次在渡海戰鬥中受挫。11月1日,三野向中央軍委報告了定海作戰方案,確定的方針是「力戒輕敵驕傲,弱敵當作強敵打,充分的戰前準備」,要求「集中兵力、火力,求得一舉成功」。11月3日,在第七兵團造成對定海的戰役包圍態勢下,第二十一軍六十一師首先發起進攻舟山群島的登步島戰役。結果,由於風向、潮汐變化,後續部隊不能及時趕到,而敵方援軍源源不斷,並有海空軍支援。登島部隊激戰三晝夜,在守備部隊的頑強反擊下,傷亡1488人,殲敵3200人,最後被迫撤離該島。這一戰役,再次引起毛澤東的注意,他在11月14日給粟裕的電報中指出:「舟山群島共有敵軍五萬人,並有頗強的戰鬥力,你們以兩個半軍進行攻擊是否足夠?鑒於金門島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島作戰的失利,你們須嚴重注視對定海作戰的兵力、部署、準備情況及攻擊時機等項問題。如果準備未周,寧可推遲時間。提議你們派一要員直赴定海附近巡視檢查一次。」這兩次渡海作戰的失利,使中共領導人意識到,攻取台灣絕非易事。於是,進攻台灣的戰役不得不分為兩步走,首先必須奪取沿海島嶼,如海南島、舟山群島和金門島等,然後才談得上進攻台灣。11月下旬,粟裕進一步總結了金門、登步兩戰教訓,分析敵我態勢,研究新的戰法,認為蔣介石有困守沿海島嶼甚至以台灣兵力增強舟山、金門諸島的企圖,故而提出:應首先「盡殲沿海諸島的蔣軍,以造成攻台的更有利條件」,但蔣軍佔有海空軍優固守之敵的戰法。因此,解放舟山群島的條件尚未成熟,建議推遲至第二年1月或2月。至於攻打台灣,粟裕提出在進行軍事準備的同時,必須加強政治工作,大力開展爭取、分化、動搖、瓦解和宣傳工作,並放寬策反對象的範圍,把戰犯也包括進來。如此,進攻台灣的時間也只能推遲。在11月15日與蘇聯大使羅申會談時,周恩來還充滿信心地說:1950年春季做好台灣登陸戰役的準備,夏天實施登陸。到12月5日通報情況時,周便改口說:明年2月以後,人民解放軍的任務就是解放西藏、海南島和台灣。解決西藏和海南島問題都不是很費力的,但是進攻台灣的戰役將十分艱巨。只有在充分準備好登陸部隊、海軍艦隊和空軍部隊後,才能發動進攻。「戰役的日期,看來將安排在1950年9-10月間」。粟裕在12月17日召開的三野師以上幹部會議上也說,關於進攻台灣,「現在要求一切戰備工作於明年2月底前準備好,或者春季準備好。如果政治情況變化也可能提前,或者海空軍沒有準備好,也可能推遲」。劉少奇1950年1月11日給毛澤東的電報說:「關於舟山、台灣、金門、海南島作戰的材料都轉給你了。根據粟裕報告,如果沒有空軍的協助以及若干必要的海軍協助,要進行渡海的兩棲作戰,是不可能的,近日海南島及金門的報告也證明此點;參謀部近日正在研究這些問題,研究完畢後,即將材料帶來莫斯科。大概這些作戰都不能性急,都還要有相當長時間的準備。」為了儘早實現消滅蔣介石、統一全國的願望,毛澤東再次想到請蘇聯在攻打台灣時提供直接幫助,而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是,他莫斯科之行的結果,卻導致了美國對台政策的大轉彎。二、中蘇締結聯盟與美國對台政策的轉變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抵達莫斯科,並於當天晚上與斯大林舉行了會談。在談到建立海軍的問題時,毛澤東並非無意地順便提到:「國民黨人在台灣島上建立了海軍基地和空軍基地。我們沒有海軍和空軍,使人民解放軍難以佔領台灣。鑒於這一點,我們的一些將領主張呼籲蘇聯援助,即蘇聯可以派遣志願飛行員或秘密部隊,以便儘快拿下台灣。」毛澤東說這番話是經過認真考慮的。鑒於斯大林在與劉少奇會談時表明了蘇聯不願因援助中國解放台灣而與美國發生公開衝突的態度,毛澤東才提出這種既可避免蘇聯公開出面,又能在實際上得到蘇聯援助的辦法。對此,斯大林謹慎地回答:「援助形式需要進行周密考慮」,「主要的問題是不給美國人提供干預的借口」。接著又說,蘇聯可以提供「參謀和教官」,「其他問題我們要仔細考慮」。斯大林還提到可以利用空降部隊在島上組織起義的辦法。顯然,斯大林仍然不同意讓蘇聯軍事力量直接參与攻打台灣的戰役,不過,繼續幫助中國儘快建立海空軍,則是莫斯科無法推脫的責任。訪蘇期間,毛澤東在想方設法與斯大林周旋,處理中蘇同盟條約問題的同時,十分關注攻佔沿海島嶼和準備進攻台灣的進展情況。12月18日,即到達莫斯科的第三天,毛澤東即致電林彪,詳細討論攻打海南島的問題。毛說:「渡海作戰,完全與過去我軍所有作戰的經驗不相同,即必須注意潮水與風向,必須集中能一次運載至少一個軍(四五萬人)的全部兵力,攜帶三天以上糧食,於敵前登陸,建立穩固灘頭陣地,隨即獨力攻進而不要依靠後援。」毛還特別叮囑要吸取金門作戰失利的教訓,要林彪「向粟裕調查渡海作戰的全部經驗,以免重蹈金門覆轍」。1950年1月10日,毛澤東又就海南島作戰問題致電中共中央轉林彪,指示如準備不及,不要勉強,「爭取於春夏兩季內解決海南島問題」:「只要能一次運兩萬人登陸,又有軍級指揮機構隨同登陸(金門島是三個不同建制的團又無一個統一的指揮官,由三個團長各自為戰),就能建立立足點,以待後續部隊的繼進」;加緊在敵軍內部「進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如能得到這個條件,則渡海問題就容易很多了」。1月11日,毛澤東致粟裕電,要求詳細報告以下情況:「(一)你們對舟山群島之敵有無辦法進行策反工作,你們是否進行了此項工作,結果如何?(二)你們對舟山群島進攻的準備工作做到了什麼程度,船隻的準備是否增加了?(三)葉飛對金門島進攻的準備工作如何,何時可以攻金門島?(四)你何時可到北京與聶榮臻劉亞樓同志會商?」未等收到彙報,毛澤東就迫不及待地要科瓦廖夫轉告斯大林,「過三五天將完成制定衝破封鎖上海戰役和佔領台灣島的規劃」,並由劉亞樓帶來莫斯科。毛還要求斯大林同意在華蘇聯軍事顧問和武官一同來莫斯科會商。2月4日,毛澤東又囑咐粟裕,加強對起義的傘兵第三團的政治訓練,「我們需要以這批傘兵作基礎訓練一個傘兵部隊,作為台灣登陸作戰之用」。此時,華東軍區確在積極進行準備。1950年1月,三野前敵委員會提出了年內六大任務,其中首要任務就是「解放台灣及肅清東南沿海島嶼的殘敵」。隨後,召開師以上政工會議,要求部隊的各種工作以台灣作戰為中心。同月17日,肖勁光就任海軍司令,受命伊始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在粟裕領導下配合三野準備渡海作戰,攻佔台灣。為保守秘密和不誤戰機,2月25日陳毅要求中央授權華東局和三野自行處理作戰物資和經費調動。劉少奇第二天即答覆,同意由華東局全權處理華東地區的作戰物資和經費。中共在明知海空軍實力不如國民黨,而蘇聯又不肯給予直接軍事支援的情況下,仍積極備戰,計劃首先解決沿海島嶼問題,再進一步攻佔台灣,其考慮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美國對台灣的消極態度。就在杜魯門發表台灣問題聲明的同一天,即1月5日舉行的軍事會議上,粟裕提出:美國不可能派軍隊保護國民黨。他強調,從外交上說,美國已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如果人民解放軍進攻台灣,它沒有理由進行干預。從政治上說,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如果介入中國內戰的最後一次戰役,就難以同英、菲、日等盟國取得一致的意見。粟裕認為,美國至少需要5年的時間才能動員起足夠的軍隊在遠東發動一場重大的軍事衝突,他們不會派軍隊到台灣,但可能會提供飛機、大炮和坦克。在1月27日的會議上,粟裕更堅定了這一看法。粟裕的這個判斷是準確的。毛澤東訪問莫斯科的消息,引起了美國的極大關注。在中國內戰的最後關頭,美國採取了消極觀望的態度,不僅陸續撤走了在青島和上海的軍事力量,而且同意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與中共接觸,直到1949年底,美國對華政策仍然處於「等待塵埃落定」的搖擺之中。關於台灣問題,早在1949年3月,中央情報局就認為,假使美國無所作為,台灣最終將處於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之下。到10月,則進一步指出:「沒有美國的軍事佔領和控制,台灣將如同中國其他地區一樣,很可能在1950年底為中共所控制。」這種態勢迫使美國必須做出選擇,或者繼續觀望,放棄台灣,或者出面干預,控制台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美國政府曾傾向於不讓台灣被共產黨軍隊所佔有。在10月初通過的題為「美國關於福摩薩的立場」的國家安全委員會NSC37/8號文件中,華盛頓決策層考慮到國民黨政權擁有超過1億美元的黃金、白銀和外匯儲備,以及大量囤積的軍用物資,認為蔣介石亟需的不是經濟和軍事援助。「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台灣進一步予以援助的項目將完全可能是,使國民黨領導層堅信,美國決心阻止共產黨奪取台灣。」顯然,華盛頓高層已明確流露出排除中共政權掌控台灣的意圖,只不過杜魯門政府尚未確定如何阻撓中共攻佔台灣的具體措施。該文件只是提出,為了鼓舞國民黨軍隊堅守台灣的信心和士氣,即使目前他們尚不亟需援助,也要對其提供援助,畢竟,「美國完全有必要不僅使蔣介石大元帥而且使中美民眾看清這種立場。」12月8日國民黨政府遷台以後,美國對中國問題做出明確表態便成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鑒於台灣在軍事上的戰略地位,美國曾設想利用島內的自治運動來達到由美國控制台灣的目的。當蔣介石從大陸撤往台灣,並且加強了對台灣的控制之後,美國設想的把台灣與大陸分離的方案看來難以實現。特別是國務卿艾奇遜秘密派往台灣考察的麥錢特彙報了台灣之行的印象後,國務院已了解到,只要蔣介石還能控制台灣,那麼所謂台灣獨立或對台灣實行託管等方式,都是行不通的。因為在麥錢特看來,考慮到這位最高統帥對當地政治的鐵的掌控,不能實施政變。蔣介石、國民黨人和台灣的命運似乎是不可分開的。1949年11月2日,杜勒斯等人制定了一份有關遠東政策的文件,否定了美國以武力或託管方式控制台灣的方案。於是,問題的焦點就轉變為:為了美國的戰略利益,是否應該介入中國內戰,支持和援助蔣介石政權。這一點,因為毛澤東作為新中國最高領導人已經前往莫斯科而顯得尤為迫切。國防部的意見是通過有限的軍事援助使蔣介石政權再拖一個時期,看情況發展而定。1949年12月23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的一份備忘錄(NSC37/9號文件)指出,為國民黨在台灣的反共政府制定一項適當的「指導得當、監督嚴密」的軍事援助計劃,是符合美國安全利益的。基於這一點,參聯會建議立即派員調查保住台灣所需要的軍事援助的性質和程度。同一天,國務院也發出一份關於台灣的政策宣傳指示。這份秘密文件認為,應該利用一切宣傳材料來避免如下的錯誤看法,即保持台灣便能拯救中國政府;美國對該島懷有特殊興趣或野心,想在台灣保有任何軍事基地;該島的喪失將嚴重損害美國的或其他反共的國家的利益;美國無論如何都有責任或義務採取行動以拯救台灣。此後,在致艾奇遜的一份備忘錄中,副國務卿巴特沃斯提出,針對國民黨政權要求增加援助且希望美國直接捲入中國內戰的做法,國務院需要十分慎重。因為一旦蔣介石失敗、台灣被共產黨佔領,那麼對美國而言,後果將非常嚴重,例如美國在亞洲的聲譽會受到損害,將喪失對遠東的主動權等等。這裡,巴特沃斯的意見很明確,即不主張再同國民黨政權糾纏在一起了。顯然,國務院在為最終放棄台灣做輿論和政策上的準備。12月29日,參謀長聯席會議與國務院直接對話,闡述12月23日各自製定的文件所表述的立場。辯論中,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從軍事角度看,國民黨在台灣的地位比過去穩固,因此只需要相對低廉的費用,台灣便可以支撐得比美國預想的要久。這樣,美國就可以對中國加強其自身政權的努力施加影響,因為只要共產黨仍須與台灣抗爭或奪取台灣,他們就不會向東南亞實行擴張。因此,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張,按其需要增加給台灣的軍事援助並派遣軍事顧問駐台。艾奇遜強烈反對這些意見。國務院認為:(1)必須承認,「共產黨人事實上已控制了中國,中國被共產黨人征服的原因主要不是在於武力,而是在於國民黨自身的崩潰和共產黨利用了中國長期孕育的土地革命」。(2)防止共產主義蔓延到東南亞國家的方法是幫助該地區的國家建立內部安全局面,幫助他們發展經濟和哪怕只是有限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即使按照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增加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無非是使台灣推遲一年陷落,但為此付出的代價是美國的威信在公開失敗中再次降低,同時還會激起中國人民的仇恨情緒,並使蘇聯有借口在聯合國控告美國與腐敗的國民黨沆瀣一氣。而台灣對於美國的安全防務並無戰略意義,因此不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4)中國不受蘇聯支配是美國「在華的一項重要資產」,美國不應「以自己代替蘇聯作為對中國的帝國主義威脅」。中國共產黨人確實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把蘇聯當作唯一的偉大盟友。但是,「我們的眼光要放遠些,要從6年到12年而不要從6個月到12個月來看問題」。蘇聯想把中國北方的幾個省分離出去的前景本身就包含了「中蘇之間必然爆發衝突的種子」。爭論的結果,杜魯門總統支持了國務院的意見。12月30日通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8/2號文件「美國關於亞洲的立場」中規定,「美國應當通過適當的政治、心理和經濟手段利用中共和蘇聯之間,以及中國斯大林主義者和其他分子之間的分歧,同時謹慎地避免給人以干涉的印象」。至於台灣,其「重要性並不足以採取軍事行動」。「美國應盡一切努力以加強它在菲律賓、琉球群島和日本的總體地位」。毋庸置疑,這份文件確立的政策就是不準備再干涉中國內戰、不動用軍隊阻撓中共解放台灣。在1950年1月5日和12日,杜魯門和艾奇遜分別發表了聲明和公開演講,宣布將台灣排除在美國的遠東防禦線之外。就杜魯門個人來講,他不像羅斯福那樣對蔣介石充滿熱情和希望,反而對國民黨抱著一種厭惡和輕視的態度。因此,在台灣問題上,杜魯門一直比較傾向國務院的意見。與此同時,對於軍方和國會的態度,杜魯門也不能不有所顧忌。就在1月5日聲明發表的前一天,他帶著這份由國務院起草的文件去徵求國防部長約翰遜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的意見。他們都表示反對發表這個聲明,約翰遜的意見尤其強烈。最後,儘管在艾奇遜的說服下發表了這份聲明,但杜魯門還是聽從布萊德雷的意見做了兩處修改:把「無意將台灣同中國分開」這句話刪掉;在美國「無意在台??建立軍事基地」這句話之前加上了「現在」的字樣。這分明表示,美國宣布的這個政策是有條件的。看起來,一旦情況有變,美國改變對台政策是有基礎的,而且已事先埋下伏筆。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非常清楚,美國領導人紛紛公開發表聲明,目的就是要在中蘇之間插入楔子,防止兩國締結聯盟。所以,斯大林在莫斯科頻頻向毛澤東表示友好,不僅指示蘇聯駐聯合國的代表退出安理會,甚至被迫接受了中方關於中蘇條約有關協定的草案。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字並公開發表。中蘇既已成為同盟,艾奇遜主張的政治基礎即告消失。儘管國務院依舊按照原來的方針部署在台灣的工作,然而,一項新的政策已經開始醞釀並逐漸成熟起來。1950年4月以後,台灣形勢愈加緊張。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4月佔領海南島,5月佔領舟山群島,國民黨當局惶惶不可終日,美國對台灣的命運也更加關注了。國務院按原定政策準備撤離台灣。5月17日斯特朗代辦從台北報告說:「我和使館的人員都認為,台灣的命運已經註定,共產黨可能在6月15日至7月底之間發動進攻」。斯特朗建議減少美國官方人員,警告所有美國公民迅速離開台灣,轉移精密儀器等,並告訴國務院,他將「在6月15日之前,把所有必須轉交給英國領事館的文件準備好」,並「確定出內部和外部的撤離單位」。5月26日,國務院給斯特朗回電,同意他關於「儘早和逐步」採取有關措施以便為撤離計劃的實施奠定基礎的建議,並授權他秘密地與英國方面「進行完全必要的籌劃」,以防萬一。軍方對台灣的態度卻是截然相反的,甚至有自行其是之嫌。就在艾奇遜1月12日演說後不久,參謀長聯席會議即決定將過去制定的一旦發生戰爭不讓台灣落入蘇聯手中的「緊急作戰計劃」的有效期延長到1951年底。接著,中美關係隨著中共徵用在華外國軍營及處理美國經濟合作署在華物資進一步惡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蘇聯原子彈爆炸成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中蘇同盟條約簽訂,美國的冷戰戰略發生了重大變化。1950年4月14日形成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不僅在手段上標誌著遏制政策開始走向軍事化,而且在地理上把遏制的範圍擴大到整個歐亞大陸。文件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的成功,加上南亞、東南亞其他地區的政治經濟形勢,為蘇聯進一步入侵這個麻煩地區提供了跳板」和「擴張的很好機會」,「遠東局勢進一步惡化的凶兆已經出現」。無論如何,「蘇聯控制歐亞大陸的潛力,在戰略上和政治上都不能為美國所接受」,美國必須制止蘇聯的擴張,擔負起保衛自由世界的任務。應當指出,以往的研究也都注意到美國的全球戰略對其對華政策的影響,只是並未深入探討美國對華政策與NSC68號文件之間的關係。畢竟,從1949年末至1950年初,在對台政策飄忽不定之時,杜魯門政府正在草擬NSC68號文件。該文件決定了此後美國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基本政策基調,指明了遏制對方的冷戰大方向,是杜魯門之後歷屆政府推行的總戰略。對華政策毫無疑問要服從該文件確立的冷戰大戰略。儘管一些學者否認意識形態在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中的核心作用,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卻是,NSC68號文件明確提出,美國在世界各地均遭受蘇聯勢力的威脅,而且全世界的共產黨人都對美國的利益構成了威脅。這一點顯然是針對中蘇同盟條約的,其結果是認為共產主義的勢力已經在歐亞大陸聯成一片,於是,中共自然就被歸於美國的對立面。正如一位中國學者所言,「1950年4月通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把美國的冷戰戰略全球化,將世界各地的共產黨人不加區別地說成是對美國的威脅。」美國官員基本排除了中國出現「鐵托主義傾向」的可能性,對新中國的敵視進一步加深。帶著濃厚的意識形態觀看問題,杜魯門政府不可避免地要邁向遏制中國新政權的不歸之路,最終干涉中國內戰,阻撓中共解放台灣,以防止台灣成為蘇聯遠東戰略的重要一環。這種在對國際局勢進行重新分析基礎上確定的美國總體安全戰略,自然影響到關於對台灣政策的考慮,特別是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更使艾奇遜的對台政策感受到壓力和攻擊。4月25日,即中國關閉了最後一個美國在華外交代表處——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的那一天,杜魯門總統簽署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作為全面遏制戰略的組成部分,中央情報局展開了「積極的行動」,其主要對象之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4月間,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東南亞的戰略形勢提出看法,其中對中國在美國亞洲戰略地位中的重要性的提法比以前加強了,鼓吹美國應採取「果斷的」、「持續的」措施以「減少來自共產黨中國的壓力」,並且認為,「有證據說明中國國民黨的軍隊有所振興並增強了效能」。在國防部里,從4月至6月,不斷有人提出各種意見書,支持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主張推翻杜魯門1月5日聲明的政策,盡一切力量保住台灣。理由是情況有了新的變化,「蘇聯已經安全接管了共產黨中國」。有建議書提出:美國的短期目標是盡量維持台灣的抵抗力量,最好超過18個月,以爭取時間加強菲律賓和印尼的防務;長期目標是「永遠」不讓共產黨得到台灣,為此要採取有深遠意義的步驟,把一個「非共產黨統治的台灣」與它的「非共產黨鄰國」聯合起來,最後形成一個「非蘇維埃的中國」。建議立即採取的步驟有:向台灣增派高、中級軍官,立即用「援華法案」的餘款為台灣購置艦隻和軍火,美國海軍作戰艦艇公開訪問台灣,國務院應發表聲明,解釋美國政策轉變的原因,並增加在台灣的外交代表。實現長期目標的措施包括: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組織軍事調查團調查台灣的防務需要,設法讓蔣介石下台而支持其後繼者並給以充分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使日本、菲律賓或者加上越南與這個「台灣民主政府」締結安全條約,訓練反共游擊隊並派入中國大陸等等。5月20日美國遠東戰區總司令麥克阿瑟告訴參謀長聯席會議,如果台灣被中國共產黨控制,就等於落入蘇聯之手,那麼美國在整個太平洋周邊的防線將面臨崩潰。他把台灣比作「處於蘇聯戰略理想位置上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布萊德雷認為這個看法很重要,要求「呈送總統親覽」。國防部長約翰遜顯然是支持這些意見的。5月25日約翰遜向杜魯門提交了一份備忘錄。這是一個有關美國轉變對台政策的非常重要的文件。據布萊德雷回憶,其內容是:國家安全委員會1949年12月29日決定採取不援助中國國民黨防守台灣的進一步行動。從那時以來,情況的變化已經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國防部感到有責任請求杜魯門總統再次提出這一問題,供進一步研究和斟酌。年初以來,海南島和上海附近的沿海島嶼已落入共產黨手中;共產黨中國同俄國簽訂了一項軍事條約;在過去的數天中,朝鮮形勢變得十分嚴重。雖然台灣並非美軍的重要基地,但一旦被敵對國家佔領,將會嚴重影響美國在日本、沖繩和菲律賓的地位。台灣島上有許多現成的機場,從那裡起飛的敵機完全可以接近美國的基地和交通線。國防部12月曾建議命令麥克阿瑟向台灣派出一個調查組,以掌握關於如何防止台灣落入敵對國家手中的第一手材料。約翰遜並再次建議杜魯門總統採取這一行動,參謀長聯席會議和麥克阿瑟將軍對此也表示贊同。6月9日,約翰遜甚至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考慮出動美國軍隊阻止對台灣的進攻這樣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與此同時,剛剛出任國務院顧問的杜勒斯也提出了改變對台政策的問題。作為共和黨外交政策主要發言人的杜勒斯進入國務院,肯定給艾奇遜帶來了不少麻煩。5月18日,杜勒斯向國務院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備忘錄認為,由於共產黨控制了中國,而中國又與蘇聯結盟,世界力量均衡的局面已被打破,並且朝著有利於蘇聯而不利於美國的方向傾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國的行為仍表現出允許那些未確定地區,即美洲和北大西洋公約國以外的地區,落入蘇聯之手的傾向,那麼,在類似日本、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這樣具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地區,美國就將遇到一系列重大的災難,甚至中東石油地區也將處於危機之中。為了防止這種災難發生,美國應該迅速採取一種能夠顯示信心和決心的全新與強硬的立場。杜勒斯認為,在台灣採取這一立場是最有利的,他說:「如果美國宣布要使台灣保持中立,既不容許它被共產黨佔領,也不容許它被用作對抗中國大陸的軍事基地,那麼,我們就一定能夠使這一決策堅持下去,除非蘇聯發動公開的戰爭。」事實上,在杜勒斯提出轉變對台政策的建議之前,在國務院極力主張支持台灣免遭共產党進攻的是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他在1950年4-6月之間採取了一系列行動,促使美國加快轉變對台政策的步伐,並且與軍方的舉措互為呼應。早在4月中旬,臘斯克便通過援引中央情報局的對華情報評估報告,企圖影響國務卿的對台政策。在致艾奇遜的一份備忘錄中,他提醒國務卿注意中情局4月10日的最新情報評估備忘錄:雖然中共在1950年底之前具備佔領台灣的能力,且很可能會這麼做,但是最新的情報表明,國民黨的狀況已經得到某些改善,因而不能完全肯定預料的事情一定就會發生。關於這一點,臘斯克特意強調中情局情報評估的結論:儘管台灣完全有可能在1950年底之前被中共軍隊所攻佔,但是也不能排除國民黨政權將會在該島存在更長一段時間的可能性。緊接著在4月26日,臘斯克再向艾奇遜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國務卿關注美國外交人員從香港和台北發回的建議:美國應當採取措施援助國民黨政府,保住其剩餘的軍隊,以便分散中共在東南亞的軍事力量,從而贏得時間增強在東南亞的防禦,因為可以預見在中共攻佔台灣之後,將會對東南亞施加全部的壓力,美國若想保住越南-泰國-緬甸一線將會付出重大代價,而且實現該目標也將變得更加困難。此外,他還於5月25日前往五角大樓,在國防部軍事援助局局長辦公室與助理國防部長詹姆斯。伯恩斯以及該局局長萊曼。萊姆尼策共同舉行了一次國務院-國防部聯席會議,專門討論台灣問題。經會商,他們一致認為,美國應當在現存政策範圍內採取一切措施向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提供軍事援助,其中國務院應當授權並使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獲得在美國購買軍事設備的出口許可證,國防部要盡其所能,保證提供給國民黨政府的裝備是防守台灣所必需的物資,同時這兩部門還確認,美國現有政策允許強化秘密行動,以支持台灣抵抗中共的進攻,並且國務院要請求總統發放用於此項行動所需的資金。這之後不到一個星期,5月30日,臘斯克又和國務院的一些高級官員開會討論如何制定對台灣的新政策。與會者全都同意,臘斯克應當與國務卿會談,協商擬定一個計劃,要求蔣介石接受聯合國對台灣的託管,而且在實現台灣託管之前,由美國海軍保護台灣不遭受中共軍隊的進攻。翌日,臘斯克便提交了一份關於東亞新政策的詳細報告,融入了前一段時間頻頻開會所獲得的相關意見。臘斯克認為,中蘇條約的簽訂證明美國1月份宣布的台灣政策已經失敗,現在必須採取新政策,即美國用武力保護台灣,使台灣中立化。關於台灣,臘斯克制定的綱領是,首先讓蔣介石「退休」,然後對台灣實行託管,繼而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臘斯克甚至擬寫了一篇演講稿以備總統發表,其內容與朝鮮戰爭爆發後杜魯門6月27日的聲明十分接近。顯然,臘斯克的所有行動都指向一個目的:干涉中國內戰,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台灣。為了確保實現該目的,臘斯克甚至於6月初向艾奇遜提議,在聯合國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來研究台灣問題,並向安理會提交可供選擇的解決方案:在此期間,安理會將向國共兩黨呼籲在台灣和大陸之間停止戰事。美國只是在當前政策許可的範圍內支援國民黨政權。如果蘇聯否決創建該委員會,或者,如果共產黨軍隊試圖挫敗聯合國的倡議或進攻相鄰的國家,那麼,美國將考慮採取軍事措施。毋庸置疑,到6月上旬,美國對台政策的轉變已漸成趨勢,以至6月12日杜勒斯就告訴蔣介石在華盛頓的代表顧維鈞:國務院對台灣的態度近來有所好轉,他認為存在著重新考慮對台灣提供軍援的可能性。這樣,艾奇遜的主張不僅在外部受到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反對,而且在國務院內部也由於杜勒斯和臘斯克聯手而受到排斥。與此同時,艾奇遜還受到國會共和黨議員的指責,特別是麥卡錫主義興起後,國務院的對華政策被認為是「失去中國」的主要原因。就在這時,以反共著稱的麥克阿瑟又向艾奇遜的台灣政策開了一槍。6月14日麥克阿瑟在一份給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備忘錄中說,台灣是美國從阿留申群島至菲律賓的遠東防線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如果發生戰爭,美國能否守住防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台灣是否在友好或中立政權手中。麥克阿瑟再次將台灣比作不沉的航空母艦,認為台灣的歸屬問題應重新考慮,台灣的最終命運取決於美國,美國應採取斷然措施,不讓台灣落入共產黨手中。麥克阿瑟把這份被稱作「保台意見書」的備忘錄交給了來東京訪問的約翰遜和布萊德雷,並與他們進行了討論。布萊德雷認為,「在援台問題上,這一文件比參謀長聯席會議以往的文件提出的論據更為有力」。於是,約翰遜和布萊德雷一致決定,這份文件應呈交總統,並以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名義提出建議,美國應改變不插手台灣的政策,向國民黨提供援助。6月24日,即朝鮮戰爭爆發前一天,約翰遜和布萊德雷帶著這份「保台意見書」離開東京回國。更有甚者,在白宮討論之前,美國對台灣的新政策已見諸報端,傳言「對台政策正在轉變」。6月25日《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一則消息透露:據盟軍最高統帥部的意見,如果美國對台灣問題採取堅決立場,「將有90%的把握阻止共產黨對該島的侵略,因為中國人自己並沒有準備與美國的軍事力量發生衝突」。如果美國發表一個措辭強硬的公開聲明,指出台灣的歸屬必須等待對日和約簽訂後才能確定,並向台灣派遣軍事代表團,提供軍事援助,「共產黨人可能甚至不敢發動對台灣的攻擊」。報道還說:有官員認為,只要出現一艘航空母艦,「就必然會使共產黨人在未來很長時間內不敢發動對台灣的攻擊」。綜上所述,中蘇同盟條約簽訂以後,特別是到6月,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已經完全轉向,甚至還提出了可供選擇的具體建議。一旦合適的機會和條件出現,新的方針和政策就會應運而生。這個機會和條件可能是毛澤東攻打台灣,可能是金日成進攻南朝鮮,也可能是中共軍隊越過邊界支援越共對法作戰。實際情況是,6月25日爆發了朝鮮戰爭。歷史樹下,別說你看盡繁華。還沒關注此號?很簡單的,長按下面二維碼,識別後即可加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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