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的三重傳奇意義

作者：周　文　曠新年　　沈從文具有多重意義上的傳奇。從他的人生到創作，乃至接受，無不具有傳奇的意義。　　八十年代以來，在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帶動下的「重寫文學史」一波波地走向了高潮，使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格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沈從文和張愛玲這些曾經被排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敘述之外的作家，被高高地供奉到了「純文學」的神壇上，逐步佔據了現代文學史的制高點，以至於到二十世紀末，沈從文和張愛玲成為一種不可迴避的閱讀時尚。從文學史的被迫遺忘到「沈從文熱」，沈從文的接受史具有傳奇的色彩。像金介甫這樣推崇沈從文的人甚至已不滿足於將他與莫泊桑、紀德這樣的二等名家相提並論，而是認為應該看做與福樓拜、斯特恩、普魯斯特成就相等的世界一流作家。然而，也有人對這種變化不以為然。一九八四年，胡風在致康濯的信中說：「幾十年了，好容易成長、鍛鍊出來的新生力量大半萎謝了，但卻回頭去高抬寫了一點舊社會生活的沈從文們。如果能讓《兩家房東》的道路紮實穩步地走下去，不經過『演義』之類的消耗，何至於這樣。」　　沈從文在八十年代的重新被發掘、被接受，固然離不開評論家的推崇，同時也在於沈從文自身獨特的人生道路和創作風格。沈從文從一個「鄉下人」成長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這本身就具有傳奇的色彩。他的家鄉湖南鳳凰和瞿秋白的家鄉福建長汀被路易·艾黎稱為中國兩座最美麗的縣城。可是，自然的美麗和生命的殘忍、自然的永恆和生命的偶然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湘西是苗族聚居地，作為少數民族的苗族歷經了無數憂患和災難，他們不斷地奮起反抗和一再地被鎮壓殲除的民族歷史，給這一方古老神秘的水土染上了特殊的悲涼色彩，也孕育了沈從文觀察世界的獨特方式。沈從文從小耳聞目睹了生命被隨意處置，他曾在「道平衙門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骯髒的血污人頭，還有衙門口鹿角上，轅門上也無處不是人頭」（《從文自傳》）。這種見聞在中國現代作家中也許是少有的，這也成為他日後創作的重要生髮點。　　二十世紀前期整個中華民族在巨大的民族危機中終於覺醒，大時代也衝擊著湘西這塊古老、偏僻、閉塞的悲劇性土地。一九二二年，由於對於生存的偶然和盲目的反抗，沈從文離開邊陲之地的家鄉湘西前往新文學的首都北京，去尋找生命的意義和合理的生存形式。一九二四年，沈從文開始以休芸芸等筆名在北京《晨報副刊》、《現代評論》等報刊發表作品，成為新文學的「第一個職業作家」。一九二八年，隨著文化中心的南移，沈從文也從北京來到了上海，以幾乎每月一本書的生產速度為當時新興的小書店供稿，成為著名的「多產作家」。由於胡適等人的引薦，他先後在中國公學、武漢大學、青島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任教，並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等文學報刊的編輯工作。《大公報·文藝副刊》對於北方的文藝活動產生了重要的引導和組織作用，這也擴大了沈從文在北方文學圈中的影響力。沈從文自己在《從現實學習》中自述，他的成功「是適之先生嘗試的第二集，因為不特影響到我此後的工作，更重要的還是影響我對工作的態度，以及這個態度推廣到國內相熟或陌生師生同道方面去時，慢慢所引起的作用。這個作用便是『自由主義』在文學運動中的健康發展，及其成就」。從郁達夫《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中那個窮困潦倒的文學青年到北方文學的重鎮和「京派」領袖，從因僅僅擁有小學畢業資格而被大學拒之門外的投考者到北京大學教授，這是一部人生的傳奇。一個「鄉下人」由於個人才華受到徐志摩、胡適、林宰平、林徽因等紳士和太太的賞識，從而為紳士太太們的沙龍增添了傳奇的光彩。在童話中反覆講述而在現實中卻很少發生的醜小鴨變成天鵝和灰姑娘嫁給王子的故事，終於在沈從文這裡閃現了。按照金介甫的說法，沈從文相信，中國文壇真正數得上的流派，都是根據籍貫或其他個人派繫結成的，而不是出於政治意識形態的組織。直到晚年，沈從文仍然悲嘆：「當時連叫化子也結成幫，有幫的規矩。這個街道歸我管，你想進也進不去。」金介甫說，寫告幫信是沈從文的拿手好戲，他最愛的唐代詩人就用過這種以詩歌討好當時名流的方式。魯迅和陳寅恪等人的研究曾指出傳奇與科舉和「告幫」的聯繫。金介甫指出，胡適給予沈從文的最大恩惠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是，一九二九年請他到中國公學任教。這個破天荒的創舉，迅速將沈從文提升到中產階級的行列。因此，金介甫說，為了解釋沈從文怎麼成為職業作家，我們只好看看他和哪些人來往。金介甫認為，沈從文與魯迅的疏遠是由於與周作人的過於接近。然而，實際上，沈從文與魯迅的疏遠是因為受到了魯迅的排斥和傷害。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魯迅收到丁玲來信，誤認為是沈從文的化名，因此對沈從文懷有惡感，並對其「張起電氣網」。魯迅敏感多疑的性格傷害了不少人，這其中也包括沈從文。當魯迅拒絕了沈從文的同時，另一個圈子以及北方的上流社會則為他敞開了客廳的大門。　　沈從文的人生是一部傳奇，同時，他的創作也具有傳奇的風格，並明顯地區別於主流左翼文學的現實主義。當時諸如丁玲的《水》、茅盾的《子夜》、洪深的《五奎橋》、葉紫的《豐收》等作品都運用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的分析方法描寫中國城市和農村的時代巨變。甚至「新感覺派」作家穆時英的《一九三一年》也摹仿茅盾的《子夜》描寫城市和農村的騷動和崩潰。相反，沈從文的創作體現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情調和創作態度。沈從文不相信「政治」，拒絕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社會科學對於社會階級結構的分析和診斷。他對於社會的理解和解決方案是透過「生命」、「人生」、「人性」、「愛」、「美」這樣一些抽象的觀念，來「造希臘小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他「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領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小市中幾個凡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有的一分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只看他表現得對不對，合理不合理，那麼，這種世界雖消滅了，自然還能夠生存在我那故事中。這種世界即或根本沒有，也無礙於故事的真實」（《習作選集代序》）。他在《〈看虹摘星錄〉後記》中宣稱：「不管是故事還是人生，一切都應當美一點！」他借用王爾德的話說：「文學之美妙，即在能使不能生存的人物能生存。」與現實主義對於文學的「認識」作用的強調相反，沈從文具有田園牧歌情調的小說不是要我們去「接近」和「認識」現實，而是要給我們一些絢麗的色彩，一些流暢的音符，一些美麗的故事，一些「圖畫的傳奇」，一些使我們脫離現實苦難的美麗夢境。正如他在《〈長河〉題記》中所說的，「特意加上一點牧歌的諧趣，取得人事上的調和」。金介甫認為，正如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那樣，沈從文的作品中的湘西，是一個「想像的王國」。他描繪的「湘西神話」「具有廣泛的象徵意義，可以把作品當做整個中華民族的寓言來讀」。李健吾稱讚《邊城》是「一部idgyllic（田園詩的，牧歌的）傑作」。他說：「沈從文先生從來不分析」，「沈從文先生在畫畫，不在雕刻；他對於美的感覺叫他不忍心分析，因為他怕揭露人性的醜惡」。　　農民是沈從文小說中的重要形象，他對於農民的描寫是廢名田園牧歌式的抒情小說的發展，但又有著明顯的區別：沈從文在上海這個現代都市的經歷使他對於農村的表現找到了新的支點，在與現代都市文明的對照中，「農民」展現出來了他們新的意義。沈從文曾經這樣對比他和廢名的創作：「馮文炳君所顯示的是最小一片的完全，部分的細微雕刻，給農村寫照，其基礎，其作品顯出的人格，是在各樣題目下皆建築到『平靜』上面的。」而他自己則「表現出農村及其他去我們都市生活較遠的人物姿態與言語，粗糙的靈魂，單純的情慾，以及在一切生產關係下形成的苦樂」。正是因為現代都市的參照，沈從文才確立了他獨特的寫作方向。與「五四」啟蒙主義作家對於農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相反，沈從文在農民的「淳樸」和「愚昧」中發現了「美」。　　農民不僅在沈從文筆下是重要的表現對象，現代文學其他作家對農民也極為關注，並多有描寫，而沈從文和魯迅、趙樹理是表現中國農民的三位經典作家，但在他們的筆下，中國農民呈現為三種完全不同的形態。啟蒙主義作家魯迅以「國民性批判」、揭露中國農民的落後愚昧和喚醒靈魂為己任。四十年代，在趙樹理、李季、周立波、丁玲等人的筆下，魯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農民形象為快樂、開放、進取的新農民形象所取代。他們以一種既不同於「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方式，也不同於沈從文田園牧歌的方式，塑造了新的「農民英雄」的群像，書寫了全新的農民本質。這其中趙樹理的創作最具有代表性。趙樹理自詡是一位「文攤文學家」，也被人認為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作家」，真正以一雙農民的眼睛來看世界，以農民的思維方式來觀察和思考社會，把從來沒有語言的農民的痛苦、歡樂和生活憧憬用大眾的語言表達出來，使他們以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嶄新形象融入到了現代文學的視野之中。如前所述，沈從文的農村世界則是在與現代都市的對抗中，以其「野蠻」、「淳樸」和健康明朗的生命力呈現為一種特殊的價值形態。魯迅代表了「五四」啟蒙一代知識分子對於農民「愚昧」和「落後」的憂患與哀痛。在他的筆下是閏土、阿Q和祥林嫂等在命運的壓迫下絕望、麻木的農民形象。魯迅的小說構造了中國傳統農民「保守」、「愚昧」的「善良」的固定形象。在他的小說中，農民永遠是被動的，是戲劇的看客。這是「五四」一代啟蒙主義知識分子對於鄉村世界的想像。李楊指出，「愚昧」、「不覺悟」這樣一些農民的「特點」是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現代作家，尤其是魯迅的創造。這是一種現代性的產物。魯迅筆下鄉村文化生態的落後、野蠻、封閉、沉悶和農民靈魂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與魯迅那種先覺者與社會、與庸眾的對立圖式有關。孟悅分析了「五四」啟蒙知識分子想像鄉村的原理和特點：「新文化對於鄉土社會的表現基本上就固定在一個陰暗悲慘的基調上，鄉土成了一個令人窒息的、盲目僵死的社會象徵。最有代表性的是魯迅的短篇《祝福》和《故鄉》，當然還有《阿Q正傳》。三十年代也有不少寫農村生活的小說把鄉土呈現為一個社會災難的縮影，只有不多的幾個作家（如沈從文）力圖以寫作復原鄉土本身的美和價值，但多是罩以一種抒情懷舊的情調。新文學主流在表現鄉土社會上落入這種套子，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新文化先驅們的『現代觀』。在現代民族國家間的霸權爭奪的緊迫情境中，極要『現代化』的新文化倡導者們往往把前現代的鄉土社會形態視為一種反價值。鄉土的社會結構，鄉土人的精神心態因為不現代而被表現為病態乃至罪大惡極。在這個意義上，『鄉土』在新文學中是一個被『現代』話語所壓抑的表現領域，鄉土生活的合法性，其可能尚還『健康』的生命力被排斥在新文學的話語之外，成了表現領域的一個空白。」而沈從文的意義正在於以他的都市體驗拯救了鄉土世界的價值，重新發現了鄉土世界的美和意義。沈從文的創作繼承了二十年代「鄉土文學」的傳統。「鄉土文學」儘管是「五四」啟蒙主義和「問題小說」的延續，但是，對於鄉村世界的表現已經不同於啟蒙主義那種全面否定的態度，他們對於鄉土既有批判，也有同情乃至欣賞和依戀。沈從文自居於「鄉下人」，致力於表現鄉土世界的獨特價值，一反「五四」啟蒙主義創作中鄉土黑暗、愚昧、不幸的圖畫，鄉土世界呈現出自身的生命和道德價值。沈從文在對於現代都市和現代化的反思和批判中重申了鄉土的價值。沈從文在《習作選集代序》中充分表達了他對於鄉土表現的「反啟蒙」與「反現代」的態度：「請你試從我的作品裡找出兩個短篇對照看看，從《柏子》同《八駿圖》看看，就可明白對於道德的態度，城市與鄉村的好惡，知識分子與抹布階級的愛憎，一個鄉下人之所以為鄉下人，如何顯明具體反映在作品裡。」沈從文反感現代商業文明對於鄉村的侵蝕和腐敗。對於鄉土自然人性的讚頌和對於城市病態文明的批判形成了他作品的潛在的基本結構，同時也鮮明地規範了沈從文創作的兩種風格：一種是具有牧歌式繪畫風格的鄉村抒情小說，一種是對於城市文明病態進行批判的諷刺小說。總之，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農民」曾經呈現為多種不同的面目，魯迅、趙樹理和沈從文等人各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參與了對於「中國農民」的本質的建構與生產。　　沈從文在《阿麗思中國遊記·後序》中說：「我除了存心走我一條從幻想中達到人與美與愛的接觸的路，能使我到這世界上有氣力寂寞的活下來，真沒有別的什麼可做了。已覺得實在生活中間感到人與人精神相通的無望……只從自己頭腦中建築一種世界，委託文字來保留，期待那另一時代心與心的溝通。」這可以看做沈從文對於自己整個創作的一個說明。沈從文的散文《湘行散記》和《湘西》以綺麗的文字烘托神秘奇異的湘西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達到了一種美麗的極致。沈從文從楚辭、六朝文學，以至《聖經》那裡吸取了文字的色彩和技術，這使他成為中國現代罕有的富有驚人的藝術才華和葆有純粹的藝術感覺的作家。沈從文以一種特殊的藝術眼光而不是政治的眼光來看世界，他的創作使一直受到道德、政治制約的「風雅」、「風骨」的文學傳統獲得了解放。這種解放正是沈從文的創作具有誘人的別樣風致的原因。在他這裡，西方文學的感性特徵比在邵洵美等唯美主義的「肉體詩人」那裡得到了更好的體現。也因此，郭沫若將他稱為「粉紅色作家」。沈從文在《從文自傳》中說：　　我就是個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象所傾心的人。我看一切，卻並不把那個社會價值摻加進去，估定我的愛憎。我不願問價錢上的多少來為百物作一個好壞批評，卻願意考查它在我官覺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遠不厭倦的是「看」一切。宇宙萬物在動作中，在靜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麗與最調和的風度，但我的愛好顯然卻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類生活相聯結時的美惡，換句話說，就是我不大能領會倫理的美。接近人生時，我永遠是個藝術家的感情，卻絕不是所謂道德君子的感情。　　四十年代，在「解放區」和「淪陷區」幾乎同時出名並且很快如日中天的兩位作家張愛玲和趙樹理，與沈從文的傳奇可以形成某種參照。他們在文學史上同樣經歷了跌宕起伏的戲劇性變化，這種變化折射出了兩種文學傳統的不同命運。張愛玲和趙樹理既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同時又有根本的區別。他們都對「五四」新文藝持批判和反思的態度，都從通俗文學「脫穎而出」，成為一個時代文學的標誌。一九四○年這兩位同時成名的作家分別代表了中國小說中「評書」和「傳奇」兩種不同的傳統。張愛玲將她的第一本小說集題名為《傳奇》。傳奇屬於文人文學的傳統，而評書則屬於民間通俗文學的傳統。張愛玲似乎是從張恨水、周瘦鵑這種現代通俗文學中生長出來的，但是，傳奇實際上並不屬於通俗的傳統，而是屬於文人文學的傳統。而趙樹理創作則真正屬於通俗文學的傳統。由於勢利無所不在，哪怕文學也不例外，傳統通俗白話小說不得不攀龍附鳳，「有詩為證」，把自己稱為「詩話」、「詞話」。而趙樹理的小說甘居下流，把自己的小說稱為「板話」。趙樹理的小說的流行曾經在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一度打破了高雅文學和通俗文學的分隔和界限。但是，趙樹理的創作一直受到文人們的輕視——不論他們是左翼還是右派。他的創作是由於彭德懷的推薦才得以出版。嚴文井在《趙樹理在北京的衚衕里》中記述了趙樹理在北京文人——哪怕是左翼文人中也備受歧視的辛酸遭遇。這位當時大名鼎鼎的「老趙」，實際上是一個二等公民，他為自己的兒子不能分到重點小學的名額而放聲大哭。　　同樣從鄉村中走出來的作家，「鄉巴佬」趙樹理飽受壓抑的一生和「鄉下人」沈從文充滿光彩的一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哪怕他在政治上被當做招牌的時候，趙樹理也備受歧視。然而，沈從文則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冊之際，仍不失尊嚴。其原因也許正在於沈從文和趙樹理的創作在中國文學中分別屬於兩個不同的傳統和等級。沈從文的人生和創作都和「傳奇」的傳統有著密切關係，甚至包括他與張兆和那被後人添油加醋地傳頌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按照普實克的說法，傳奇小說把幻想情節當做平常事情來寫，而又毫無說教意味。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唐人傳奇「始有意為小說」，其特點在「敘述婉轉，文辭華艷」。按照魯迅的說法，傳奇原來含有貶義，指有別於韓、柳正統的散文。它的興起和當時的環境有關。唐代考試的時候重視所謂「行卷」，舉子初到京城，將自己得意的詩抄成卷子，拿去拜謁當時的名人，若得稱讚，便身價百倍，增加了及第的希望。到後來漸漸對詩厭倦了，於是有人便把小說也放在行卷里。由於小說可以表現作者的文采和想像力，博得聲名，因此，原來不喜歡小說的也做起小說來，小說於是盛極一時。唐人傳奇為中國文學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巨大的想像力。它不僅為後來的小說，而且也為戲劇等其他文類提供了滋養。從《西廂記》、《紅樓夢》到反傳奇的《傾城之戀》，傳奇的影響可以說源遠流長。金介甫在沈從文的傳記里說，沈從文早就受唐人傳奇小說的影響，並且在論及沈從文的文學修養時曾說，沈從文喜歡的作家都是出於愛他的文采。而評書的出身和傳奇則完全不同，傳奇使用的是文言，屬於文人文學的傳統，其作用也是為了博取功名。而評書則是用白話，屬於通俗文學的傳統，其目的是為了勸世。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論及白話小說興起的時候曾說：「以俚語著書，敘述故事，謂之『平話』，即今所謂『白話小說』者是也。」「俗文之興，當由二端，一為娛心，一為勸善，而尤以勸善為大宗。」不僅白話小說與佛教有淵源關係，而且「三言二拍」等作品也有明顯的勸諭意圖。張愛玲和沈從文都反對文學說教，而趙樹理則強調文學的說教意義。這與其說是「右翼」和「左翼」的區別，還不如說是「傳奇」和「評書」的區別。沈從文以其具有傳奇風格的創作使他晉身於上流社會。這也是丁玲觀察沈從文的結論。而趙樹理則自始至終沒有擺脫過被歧視的命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郭沫若、周揚等人紛紛撰文稱頌趙樹理的創作，無疑銜有臨時性的「文藝大眾化」的政治策略和政治使命。然而，實際上，無論新舊文人從來沒有誰真正看得起趙樹理。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沈從文、張愛玲與趙樹理的不同命運，實際上是傳奇和評書兩種不同文體的命運。用胡適的概念來說，一種屬於貴族的文學，一種屬於平民的文學。從根本上來說，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身份「政治」比我們通常所說的政治是更難突破的一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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