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江西文人

宋代著名文學家歐陽修曾以詩人的激情和十分自豪的口吻誇讚自己的故鄉：「為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區區彼江西，其產多材賢」。如果剔除個人的感情因素，我們可以看到，早在北宋時期，江西文化的繁盛，就已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

夏漢寧劉雙琴晨報記者萬思/整理

兩宋文壇的「江西現象」

江西文化經過東晉至隋唐五代數百年的醞釀，到了兩宋時期得以迅猛的發展。兩宋時期堪稱是江西文化最為繁榮的時期，其中文學的繁榮便是一個突出的標誌。宋代江西文學異彩紛呈的景象，構成了兩宋文壇一道燦爛的風景線。據《全宋詩》、《全宋詞》、《全宋文》統計，活躍在兩宋時期，並有作品傳世的文學家共有約16813人，其中有籍可考的有10263人，在已知籍貫的文學家中，江西籍文學家就有1322人，佔總人數的7.86%，僅次於浙江、福建，居全國第三；《四庫全書》收錄宋人別集近400部，江西籍文學家別集有83部，佔總數的20%多；《兩宋名賢小集》共錄兩宋文學家157家，江西籍文學家錄41家，佔總數約27%，而這41家還未包含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楊萬里、劉辰翁、文天祥等人。

在這眾多的江西籍文學家中，有不少是兩宋文壇中的大家或文壇領袖、或開宗立派者，如：二晏父子、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黃庭堅、楊萬里、姜夔等等，這些文壇巨臂不僅支撐起兩宋江西文學的天空，他們還是聳立在宋代文學版圖中的一座座高峰。

對於出現在兩宋文壇的「江西文學現象」，自宋代以來，文人就已經敏感地有所覺察，除歐陽修對江西文學給予熱情的關注外，宋人倪朴在《筠州投雷教授書》中對此也有過更詳細的敘述。

黃次山在南宋紹興十年（1140年）撰寫的《重刻臨川文集序》中，也曾論及了江西地域文學現象，稱「藝祖神武定天下，列聖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與時而奮」，序文所論北宋九位著名文學家中，有五位就是江西人。此外，南宋人李道傳等在《謚文節公告議》中，由楊萬里而論及宋代江西的文學家時也說：「國朝文章之士，特盛於江西……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眾者。」

對宋代「江西文學現象」的關注，雖始於宋，然後世學者亦多有繼承，其中最為著名的一個觀點當屬清人李紘在《南園答問》中的一段話：

宋興百年，文章楛窳，歐陽公奮興，然後沛然復古，並轡絕馳，直追韓愈，探大道之根源，作斯文之宗主，獨立一代，高視六?（寶蓋頭，下為「禹」字），不特吳、越所絕無，蓋寰瀛所希睹也。若夫晏臨淄開荊國文公，李盱江傳南豐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鑒佳篇，十居其五。黃涪翁辟宗派於西江，周益公領台閣乎南渡。封事則胡忠簡驚人，詩盟則楊誠齋獨主。鍾秀於一門，則三劉三孔，競美清江。

這些關於宋代「江西文學現象」的論述，反映了古代學者以地理環境這一獨特視角對地域文學的闡釋，這也是當下興盛的文學地理學所要研究的重要方面。

江西文學全面引領各路文風

並使江西成為當時和後代文壇聚焦之地，主要還是因為江西文學家在兩宋時期所作出的傑出貢獻。江西文學家在兩宋時期，各體文學創作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晏殊，這位被稱為北宋江西文壇開一代風氣的人物，在北宋初，不僅為江西文壇掀開了絢麗的篇章，而且為當時的詞壇鐫刻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其子晏幾道傳承父業，在北宋詞壇留下了「父子詞人」的美譽，他們創作的《珠玉詞》和《小山詞》，更是北宋令詞創作的傑出之作。由於他們對宋詞創作及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因而被歷代評家所重視：「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

稍晚於晏殊，歐陽修也在詞壇產生了重大影響，他與晏殊一道，開創了宋詞的江西一派。由於晏氏父子和歐陽修在北宋詞壇的傑出貢獻，他們被尊為「四大開祖」（晏殊、歐陽修、晏幾道、張先）。晏、歐之後，在詞的創作方面，江西仍是人才輩出，產生了不少的優秀詞人，如南宋的布衣詞人劉過和姜夔、鳳林詞派等等。可以說，在詞的創作上，二晏和歐陽修為江西詞的創作，也為宋代詞壇開了一個好頭，而鳳林詞派則為江西詞的創作，也為宋代詞壇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在詩文創作領域，兩宋時期的江西也十分輝煌。歐陽修被尊為「今之韓愈」、「一代宗師」，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以卓著的古文創作成就，名列「唐宋八大家」；在詩歌創作方面，他力除晚唐及宋初西昆體之流弊，為宋代詩壇別開生面，在宋詩特色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歐陽修的貢獻是不可忽略的；他的《六一詩話》，被稱為詩話體開山之作；在筆記創作上，他的《歸田錄》為宋人筆記中有重要影響的一部作品。

在晏、歐的帶動和影響下，江西文學家在北宋文壇非常活躍，在古文創作方面，曾鞏、王安石的成就亦為文壇目，他們都是北宋古文創作的代表人物，同被後代評家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

「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家，江西、四川各占其半，而四川「三蘇」，或為歐陽修的學生，或得歐陽修的獎掖，江西文學家在北宋古文創作中的貢獻和影響，由此亦可略見一斑。在詩的創作上，江西詩人也有上佳表現，像王安石、劉敞等。尤值一提的是被視為「江西詩派」領袖的黃庭堅，他以自己對詩歌創作的獨特感受和領悟，在理論和方法上，構架了一套別具一格的體系，為宋詩的創作拓寬了發展路徑。他的這套體系，深得詩壇歡迎，圍繞這個創作體系，在北宋後期形成了一個頗有影響的詩人群體，這就是後人所稱的「江西詩派」。在這個詩派中，江西詩人佔了近一半。

這個詩派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代詩歌發展歷程中宋型特徵的成熟和確立，也使得宋詩能以其獨特的風格與唐詩並峙。「江西詩派」的影響幾乎覆蓋南宋初、中期的詩壇，並且綿延至晚清，前後延續了八百多年時間。

南宋時期，江西文學家仍然繼承了北宋前輩散文創作的傳統，雖然其成就和影響遠不及北宋前輩，但也湧現出不少傳芳百世的名作名篇，如胡銓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歐陽守道的《顏魯公祠堂記》；朱熹的《百丈山及》；文天祥的《指南後錄序》、《文山觀大水記》等。在詩的創作方面，南宋初、中期，詩壇在「江西詩派」的影響下，很難跳出「江西詩派」的藩籬，其間雖有人想另尋路徑，如呂本中所倡導的「活法」詩論，似乎給詩歌創作帶來了新的希望，但這種理論本身並未真正消除「江西詩派」的痕迹。

然而，呂氏的理論，卻得到了江西詩人曾幾的實踐和響應，而且他還將這種影響傳遞給了其後號稱「中興四大詩人」的尤袤、楊萬里、陸遊、范成大。在這四位詩人的不斷探索和創新下，南宋詩歌創作終於走出了「江西詩派」的畛域，尤以楊萬里那別具一格的「誠齋體」而蜚聲詩壇。還值得一提的是文天祥、王炎午、謝枋得等愛國詩人，他們那包含血淚的詩篇，在亡國之際的慷慨悲歌，成為宋江江西詩歌創作的絕唱。

除了詩詞文的創作，兩宋時期江西文學家在其它文體的創作方面，也是成就突出。兩宋時期，江西的小說和筆記創作，在全國成就也非常突出，像樂史的傳奇作品《廣卓異記》、《諸仙傳》等，歐陽修的《歸田錄》；孔平仲的《孔氏談苑》；惠洪的《冷齋夜話》；朱弁的《曲洧舊聞》；洪邁的《容齋隨筆》、《夷堅志》；洪皓的《松漠紀聞》；吳曾的《能改齋漫錄》；羅大經的《鶴林玉露》；張世南的《遊宦紀聞》；羅燁的《醉翁談錄》等等，都堪稱是兩宋筆記、小說中的上乘之作，而洪邁的《容齋隨筆》、《夷堅志》更被譽為中國古代筆記、小說發展史上的豐碑。

在兩宋戲劇創作方面，雖然現存資料較少，但就是在這些存世不多的資料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江西作家留下的作品。

在現存40套的北宋大麴中，最為人們所稱道的兩套，就是出自江西作家的手筆——曾布創作的以馮燕故事為主題的《雙調·水調歌頭》七遍和董穎創作的以西施故事為主題的整套大麴《道宮·薄眉》。曾布開有宋之新風，運用與唐代不甚相同的新水調創作了《水調歌頭》大麴，並且在《水調》最後一遍創造性地採用了《六么花十八》曲，這些都對增強大麴的敘事、抒情起到了積極作用。

總而言之，無論是在兩宋重要的文學運動、文學群體和文學體派中，還是在各體文學創作中，我們都能看到活躍的江西文學家的上乘表現。換言之，正因為江西文學家在兩宋文壇上有如此突出的貢獻，所以江西才能成為人們關注的地域之一，江西也由此成為兩宋文學創作的重鎮或熱土。

龐大的江西文學「軍團」

如果我們將江西文學放在整個中國文學發展史中進行考量，便能發現，江西是文學起步較晚的省份之一。從嚴格意義上講，江西文學的興起當在晉室衣冠渡江之後，也就是在東晉時期，陶淵明的異峰突起，使江西真正步入了中國文學的殿堂。然而陶淵明之後，江西文學又經歷了近三百年的沉寂時期。而江西文學的真正崛起，則是在兩宋時期，這一時期毫無疑問應該屬於江西文學的黃金時代。

我們分別以轄地面積較廣及行政區劃較多的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和南宋紹興十二年（1142年）為參照，考察有籍可考作者的分布情況。今天江西轄地，在兩宋時期主要為江南西路和江南東路所治，包括洪州、贛州、吉州、袁州、撫州、筠州、信州、江州、饒州、南康軍、南安軍、臨江軍、建昌軍以及徽州的婺源，共9州、4軍、69個縣。以兩宋時期的州府軍為單位，這1322名文學家的分布情況是：吉州227人，排名第1；饒州183人，排名第2；洪州180人，排名第3；撫州157人，排名第4；建昌軍141人，排名第5；臨江軍101人，排名第6；信州92人，排名第7；徽州50人（此處僅指婺源一地），排名第8；贛州42人，排名第9；南康軍37人，排名第10；江州36人，排名第11；筠州35人，排名第12；袁州33人，排名第13；南安軍8人，排名第14。從統計數據可知，今江西轄地範圍內，宋代所設置的每一個州軍都有文學家分布。

兩宋江西文學較之前代，還有一個「閃光點」，這就是家族特色，如晏殊祖孫三代，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臨川三代七王；以曾鞏為代表的南豐五代十曾一魏，金溪三陸，新餘三孔，鄱陽四洪等等，形成了宋代江西文學的特殊群體。

據統計，兩宋江西文學家族共106家。以今設區市為單位，這些文學家族的分布情況是：撫州市23家，上饒市21家，吉安市20家，宜春市13家，九江市10家，鷹潭市6家，新余市4家，贛州市4家，南昌市3家，景德鎮2家。以今設市縣為單位，其分布情況為：臨川9家，排名第1；吉安8家，排名第2；鄱陽、婺源、余干、樟樹、貴溪各5家，並列第3；南豐、遂川各4家，並列第8；南城、崇仁、高安、修水、都昌、新余、南昌各3家，並列第10；金溪、宜黃、德興、弋陽、玉山、吉水、永豐、泰和、宜春、德安、寧都、浮梁各2家，並列第17；新干、永新、豐城、靖安、奉新、九江、永修、余江、宜豐、贛州、興國各1家，並列第29。

從以上的數據統計可以發現，兩宋時期，在鄱陽湖區域（以今天的概念，這個地域主要包括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鎮市、撫州市、上饒市、鷹潭市以及宜春市的部分縣市）形成文學家密集地帶。

首先，文學家最多的兩個設區市，就在鄱陽湖地域，即撫州市、上饒市，其人數為548人，約佔總人數的41.5%；其次，鄱陽湖地域文學家最多。我們僅以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鎮市、撫州市、上饒市、鷹潭市6個設區市計算，共有文學家約830人，約佔全省文學家總人數的62.8%,文學家族65家，也幾乎占家族總數的61.3%；第三，覆蓋面廣。還是以前面6個設區市來計算，在這6個設區市中，共轄39個縣（市），有文學家的縣（市）約34個，占所轄縣（市）的87.1%，占宋代江西有文學家的54個縣（市）的72.22%，佔全省80個縣（市）的48.75%；其它5個設區市亦轄41個縣（市），其中有文學家記錄的縣（市）共27個，占所轄縣（市）的65.85%、占宋代江西有文學家的54個縣（市）的66.67%、佔全省縣（市）的33.75%。第四，文學家分布密度高。這6個設區市總面積為76629.28平方公里，其中每100平方公里有1.11位文學家；在這6個設區市的39個縣（市）中，有撫州市的東鄉、資溪，上饒市的橫峰，九江市的瑞昌市和彭澤縣，南昌市的安義等少數縣沒有文學家記錄，這幾個縣（市）的面積為6828.03平方公里，如果減去這個面積，即為69801.25平方公里，那麼每100平方公里就有1.22位文學家。江西其他5個設區（吉安、贛州、宜春、新余、萍鄉）市的總面積為90374平方公里，共有文學家500人，每100平方公里有文學家0.55人。可見，鄱陽湖地域成為江西文化核心區域。

重新審視：為何江西文化

在兩宋獨領風騷

兩宋時期江西出現了如此多的文學家，這無疑成為是宋代江西文學呈現出繁榮景象的重要標誌之一，對這一現象有人作了這樣的評價：「宋時的江西，不僅是哲學家的搖籃，而且是文學家的大本營。」（曾大興《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而且，還有不少學者面對宋代文壇這種奇特的「江西文學現象」，做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探索，歸納起來，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移，北民南遷，交通便利，社會安定，農業、手工業發達，人口眾多，學校、書院林立，為江西文學在兩宋的崛起奠定了經濟基礎，進行了文化儲備，也為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江西籍文化人如晏殊、王安石、洪适、周必大、江萬里、文天祥等進入統治集團，為江西文學人才脫穎而出提供了機遇。此外，江西文學家的湧現，還與江西科舉的發達有著直接的關係。

據順治《江西通志》、民國時期《江西通志稿》等資料統計，宋代江西共有進士5545人，其中34人文武科鼎甲，11人為狀元。科舉的輝煌為江西文學家的崛起奠定了人才基礎。如果將視角聚集在江西地域這一焦點上，還有新的發現。

首先，對於晉唐五代時期，江西文學家在本土的分布為何主要集中在贛北、贛西和贛東北，而到兩宋時期卻呈全面輻射狀。有人以唐代為切入點，結合江西的地理位置，做了這樣的解釋：「從唐代的文學地理學方面來說，以長安為城市起點，以黃河、長江為流域起點，從西往東依次推進著文學發展，而贛北、贛西、贛東北正好處於這一文學浪潮之中，因而出現了文學作家群……但到了宋代，這一文學地理學浪潮進一步由華西走向華東，由贛北走向贛南，於是，在贛東臨川，贛中吉安也出現了"臨川才子』及歐陽修等著名作家。」這種文學地理學的分析確有別開生面的作用。

第二，兩宋時期，無論是在北宋，還是在南宋，鄱陽湖地域都是文學家密集的區域，由梅新林先生關於長江流域文學軸線聚集下游的第二波、第三波運動之描述可知，由於江西水域與長江水域只能通過鄱陽湖交接，所以，鄱陽湖地域接受第二波、第三波文學浪潮的影響自然更便捷、更直接，這個地域成為文學家的密集地，當在情理之中。

第三，鄱陽湖地域是兩宋時期江西文學家高密度聚集區域，這一特徵又與這一地域政治人才高密度聚集特徵相吻合。宋代江西15位宰相中，屬今鄱陽湖地域的有11人；文武科鼎甲34人中，屬今鄱陽湖地域的共22人；5545名進士中，屬今鄱陽湖地域的共3470人。在1322名文學家中，就有644名為進士，其中撫州150人，上饒119人，吉安110人，宜春74人，九江56人，南昌27人，贛州19人，景德鎮31人，新餘29人，鷹潭23人，萍鄉6人。這與這些地區文學家的數量成正比，在地域分布上，也呈現出以鄱陽湖地域為核心的特徵。正是因為在這個地域出現了如此多的政治人才，所以才促進該地域文學家的崛起，使江西的人才走向全國。

第四，由於鄱陽湖地域是兩宋江西文學家的密集地，因此它在當時的江西文學中也處於核心地位，並肩負起這樣一個重任，即將長江流域文學軸線的第二波、第三波影響，通過注入鄱陽湖的五大水系（贛江、饒河、信江、修河、撫河）東進南擴，把這種影響輸入到江西的腹地。正是憑藉黃河流域文學軸心向長江流域文學軸心轉移這一股強勁「東風」，晉唐五代時期江西文學的點點星火，到兩宋時期終於形成燎原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