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與明治維新

福澤諭吉與明治維新　　 余 楷　　 兩年前，我去日本旅遊，看到一萬日元鈔票上印著一個人的頭像，問導遊才知道，那是日本明治維新時代最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他在日本家喻戶曉，被稱為「明治維新之父」。我一直對明治維新非常感興趣，卻對這位福澤諭吉知之甚少。　　 明治維新之迷　　 1868年，日本開始了走向現代工業文明的明治維新，只經過短短二十多年便大見成效。1895年，日本海軍在甲午戰爭中擊敗清朝北洋水師，使中國割讓台灣又賠巨款。十年後的1905年，日本又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羅斯，一躍成為世界列強之一，震撼了全世界。　　日本的明治維新為什麼能取得如此快速的成功？為什麼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間，由一個落後鎖國的封建國家一躍成為世界一流強國？為什麼別的亞洲國家做不到？　　 這些謎團曾經吸引了世界各國眾多的學者專家去研究明治維新，各種各樣的研究成果和專著可以說是汗牛充棟。但這些研究成果大多僅僅在知識界的小圈子裡流傳，對廣大民眾沒有多大的影響。中國知道明治維新的人很多，但了解其來龍去脈的人卻很少，知道福澤諭吉及其思想的人就更少了。　　 《明治維新（附福澤諭吉傳）》（呂理州著，海南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32.00元）一反傳統學術專著的寫法，用淺顯流暢的文筆和講故事的方法，生動地介紹了明治維新的來龍去脈和福澤諭吉的經歷和思想。讀後讓人感到，原來學術研究成果也可以這樣表達，也可以這樣深入淺出，也可以這樣引人入勝！福澤諭吉寫文章一貫流暢易懂，呂理州看來在研究福澤諭吉時得到了他的真傳。　　讀了這本書，最讓人感到驚嘆是：福澤諭吉這樣的思想家竟然對明治維新有如此巨大的影響！　　 福澤諭吉認為：一個國家的時勢，亦即那個國家人民當時擁有的習氣和智德狀態，才是推動歷史影響文明的主要動力，而不是少數賢君的出現。文明的進步或落後，不是操之於少數一二人之手，而是取決於人民的素質，統治者只是起到不妨礙的作用。統治者能不妨礙文明進步就已經盡到職責了，不可能直接去加快文明的進步，那是民間的事。這接近「人民創造歷史」的觀點，但他更強調人民精神狀態的根本性作用。　　 正是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福澤諭吉一生堅持在民間做啟蒙大眾的工作，數次拒絕了政府給他的官職和各種頭銜。他長期堅持寫書、辦學、辦報紙，在日本人民中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福澤諭吉長期又艱苦的思想啟蒙工作，催生了明治維新的發生，稱他為「明治維新之父」可以說當之無愧。　　 驚人的學習精神　　 福澤諭吉出生在日本封建幕府統治的末期（1834年），封建鎖國的日本當時也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日本與中國一樣，有淪為西方列強殖民地的危險。　　 1853年，日本國門被美國軍艦強行撞開後，福澤諭吉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批日本人。他很早就認識到，真正值得追求的是西方的學問——蘭學（通過荷蘭文而學得的西方學問）。他想方設法進入了日本蘭學大師緒方洪庵所辦的「適塾」學習，他從緒方洪庵那裡得到的最寶貴教訓是：寫文章必須簡單明白，盡量不用艱澀的字眼。他後來成為影響千千萬萬日本人的啟蒙思想家，一手流暢易懂的文筆是重要原因。　　 當時適塾沒有畢業證書，更談不上就業保證，但福澤諭吉認為：「我們雖然粗衣淡食，表面上看起來是落魄的窮書生，可是思想智力卻活潑高尚，覺得連王公貴人也比不上自己。」「讀書的時候，如果一味兒地考慮自己的前途，考慮將來如何賺大錢、住華麗的房子、吃山珍海味、穿體面的衣服，把心全擺在這上頭，那麼書一定讀不好。」他這種為學問而學問的非功利的學習精神，很像當年愛因斯坦在瑞士伯爾尼當小職員時與朋友業餘組織的「奧林匹亞學院」， 愛因斯坦也認為「歡樂的貧困是最美好的事情」。這與中國書生為了科舉和功名而苦讀四書五經相比，真有天壤之別。　　 後來福澤諭吉發現，會英語更容易直接學到西方文明的精華，他毅然從頭開始學英文，採取主動拜師、自學、找同樣興趣的學習夥伴的方法，迅速學會了英文。他還不惜以僕人的身份擠進日本赴美考察團，到美國實地考察西方文明。他在美國期間，拚命找機會與美國人聊天，以增強英語會話能力。別人都忙著買各種新奇物品時，他卻買了兩本書《韋氏辭典》和《華英通語》。《韋氏辭典》是當時美國最權威的詞典，全日本還沒有人買過。9年後，福澤諭吉回憶說：「那時候，我實在高興極了，好象獲得了天地間無上的至寶。」回國後，他立即翻譯了《華英通語》，在當年出版。這是當時日本唯一的英語入門書，極為暢銷，連出了數版。福澤諭吉還由荷蘭文改教英文，他開的私塾，成了江戶（現東京）唯一教英文的私塾。　　 1862年，27歲的福澤諭吉又以翻譯的身份隨日本使節團出訪歐洲，前後用一年時間考察了六個歐洲強國。與其他團員不一樣，他不光注意先進事物的表面，還進一步追根究底，想探明背後的原理。比如他看到鐵路，便問清鐵路運輸是誰在經營？政府或民間？鋪設鐵路所需的巨額資金從哪裡籌措？利潤如何分配？等等。他想弄明白，西方文明這朵花開得如此美麗的土壤環境是什麼樣的結構？他打定主意，要把這朵花連根帶土移植到日本去。當別人買了鐘錶、望遠鏡、音樂盒等西方珍奇物品時，他卻花光身上所有的錢，買了一大堆英文書，其中大都是百科事典和初等教育的教科書，準備從開闊日本人的眼界和基礎教育做起。　　 當時日本出現了類似中國義和團的「尊王攘夷」運動，全國充滿了排外情緒，許多崇尚西方文明的洋學者被暗殺。福澤諭吉不畏艱險，決定擴大私塾，努力培養掌握西方文明的人才。他回鄉挑選學生，不讓他們參加內戰，而接到私塾加緊培養。1866年（明治維新前二年），福澤諭吉寫出了介紹歐美見聞的書《西洋事情》，目的是讓絕大部分沒有出過國的日本人也能夠大致明白西方文明的摸樣，使他們認清：西方文明無論在政治、經濟或社會制度方面，都遙遙領先日本，而不僅僅是船堅炮利而已。　　 《西洋事情》一出版，立刻成了空前的暢銷書，包括各種盜版書在內，總共賣出了25萬套，福澤諭吉成了全日本最知名的作家，當時日本各階層各派的人議論國事和爭辯日本向何處去，都必須先把《西洋事情》讀一遍，可見這本書影響之大。　　 後來福澤諭吉又爭取到第二次赴美的機會，他籌集到一筆巨款，在美國買了八大箱的英文書，包括辭典、歷史、地理、經濟、法律、數學等各方面的內容，他簡直想把西方文明知識全買回日本去。回到日本後，他又寫了《西洋事情》續集和《西洋旅行指導》兩本書，都成了暢銷書。甚至當時的封建幕府將軍也讀過《西洋事情》，而且還讀了不止一遍，可見福澤諭吉影響之大。　　 思想的力量　　 1872年，37歲的福澤諭吉寫出了他一生最大的傑作《勸學》。書一上市，立刻造成轟動。他接著寫續集，仍然很暢銷，他便一直寫下去，堅持寫了四年，一直寫到17集。每集的銷量都超過20萬冊，17集的總銷量達到340萬冊。當時日本只有三千五百萬人，其中許多人還不識字，卻賣出去了這麼多冊書，真可說是驚人的暢銷，那啟蒙的效果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在《勸學》中，福澤諭吉說了這樣一句在日本影響極大的名言：「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在人之下也不造人。」意思是說，神在造人的時候，授予每個人同等的權利，沒有一出生就註定了貴賤不同的道理。誰也不需懼怕誰，誰也不妨害誰，每個人都可以發揮自己的智慧，利用天下的物質，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快樂地度過一生，這是神的意旨。智者與愚者和身份貴賤的區別，是由有沒有學問來決定的。努力求知的人就可獲得富貴，沒學問的人就貧賤。　　 福澤諭吉所說的「學問」並不是指認識艱深的字、能讀難懂的古文、誦詠和歌、作詩等對社會沒有實際用處的學問。他認為這些學問雖然能夠撫慰人的心靈，有其價值，但絕沒有漢學者所說的那麼重要。自古以來，很少有善於賺錢的漢學者，也沒有擅長作和歌又擅長做生意的商人。因此，我們必須暫時放下這種用來打發時間的「虛學」，改學與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實學」。例如日本拼音字母的讀寫法、信的寫法、記帳法、算盤的打法、天秤的稱法等，學完這些之後，再進一步學地理學、物理學、歷史學、經濟學與修身學。這些學問無法從中國的古書中獲得，必須讀西洋書的翻譯，最好能讀原文書。只要是人，無論什麼樣的身份地位，都必須擁有實學的教養。有了這種教養之後，每個人才能盡到自己的本分，使個人和家庭獲得獨立，進而使整個國家成為真正的獨立社會。　　 福澤諭吉特彆強調，讀書人必須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人的權利是有限度的。上天授予每個人權利，這樣的權利不受任何其他人的束縛，都自由自在。但我們如果只是一味地主張自由，而不知道「自由的限度」，那麼就會淪於任性、放蕩。自由與任性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於是否妨害到他人。　　 福澤諭吉不但主張人與人平等，更主張人民和政府平等。人民如果對政府有什麼不滿，不必壓抑在心裡，大可堂堂正正地透過有關機構，心平氣和地、毫無保留地向政府訴說自己的主張。如果這個主張合乎天理、順乎人情，那麼即使冒著生命危險，也必須和政府爭到底，這樣才算盡到了國民的本分。個人也好，國家也好，都是基於天理而擁有獨立與自由。因此，如果我國的獨立遭受到侵害時，即使與世界萬國為敵也無須懼怕。如果我們個人的自由被人妨害，即使對方是政府官員，也不必客氣。政府之所以殘暴，都是由於人民的無知造成的。人民有什麼樣的水準，就有與其相稱的政府和政治。法律之嚴厲或寬大，完全隨著人民的品行高低而定。如果人民想避免暴政，就得趕緊讀書求學，充實自己才能品德，把自己的地位提高到與政府同等。　　 福澤諭吉認為人民對政府不應有感恩的心態。設定法律、保護人民本來就是政府應盡的職責，怎能說是「恩」呢？如果說政府保護人民是「恩」，那麼人民繳稅給政府何嘗不是「恩」？因此，身為人者，應該時時刻刻記得權利平等的精神，這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一件事。可以說，這種現代公民意識，直到今天仍有重大意義。　　 福澤諭吉對當時媒體知識分子與政府的關係給予了尖銳的抨擊：「現行的出版條令並不是很嚴苛，然而報紙不僅從未刊登批評政府的文字，政府稍微做點好事，便言過其實地歌功頌德，簡直就像是娼妓在取悅客人一樣。再來看看寫給政府的建議書。這些建議書可說是極盡卑屈之能事，尊崇政府彷彿把政府當成了神，卑賤自己則像罪人一般。官吏和人民都同樣是人，可是這些建議書卻故意踐踏自己，真是恬不知恥。」　　 福澤諭吉認為學問分為物質的和精神的兩種，無論何種學問，目的都在於增廣自己的知識與見聞，並藉此養成判斷事物的能力，以及明白身為人所應背負的使命。如果只是識字，而不知道事物的道理，便稱不上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明白處世的方法是學問，調查金錢的出入是學問，了解時代的動向也是學問，而且這些是與生活密切相關的活學問。只會讀漢洋書籍則不算是學問。這種把培養獨立思考、獨立判斷能力和以活學問為社會服務的使命感作為學習目的的主張，與愛因斯坦的觀點不謀而合，對當今教育仍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福澤諭吉指出：所謂人權，是指每個人的生命都很貴重，每個人的財產都不得被侵犯，每個人的尊嚴與名譽都不得被損傷。只要不妨害他人，每個人都有權利滿足慾望。福澤諭吉如此超前地具有了現代人權意識，真是難能可貴。　　 除了平等，福澤諭吉還特彆強調獨立的重要性。他深刻地指出：「我們不能以外觀來衡量一國是否文明。學校也好、工業也好、陸軍也好、海軍也好，這些都只是文明的外觀。擁有這些外觀並非難事，只要用錢買就行了。可是另有一種無形的東西，這個無形的東西，眼睛看不見，耳朵聽不到，不能買賣，也不能貸借，可是它卻能夠普遍存在於國人之間，發揮很大的作用。沒有這樣東西，學校、工業、陸軍、海軍等外觀都無法發揮真正的功能。這可說是文明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東西。它是什麼呢？它就是人民的獨立精神。」一個國家真正的崛起，是其人民獨立精神的普及，而不僅僅是經濟實力的強大。　　福澤諭吉認為，所謂獨立，是指自己能夠支配自己，沒有依賴心。自己能夠判斷事物的是非，而採取正確處理方式的人，便可以不依賴別人的智慧而獨立，獨立首先要做到經濟獨立。沒有獨立精神和能力的人，往往把自己當作國家的客人，把保衛國家的責任完全交給主人，國事與自己無關。人數很少的主人無法維持一國的獨立。沒有獨立精神的人一定會依賴別人，依賴別人的人一定會怕別人，怕別人的人一定會阿諛別人。經常怕別人、阿諛別人的人，日子久了，就會習慣這套模式。他們的臉皮厚如鐵甲，該羞恥的不以為恥，該主張的不敢主張，一看到人就反射性地彎腰。這種沒骨氣的小人，一碰到目中無人的外國人，自然膽戰心驚，不敢為國家爭權益。在國內沒有獨立地位的人，對外也無法獨立。所以，個人的獨立決定了國家的獨立，越是有獨立精神的國民就越愛國，越是沒有獨立精神的國民越不愛國。愛國之士不論朝野，應先謀求自己的獨立，倘若還有餘力，便幫助他人獨立。父兄幫子弟獨立，教師勸學生獨立，士農工商全民都獨立之後，自然可以保衛國家。總之，政府與其束縛人民，自己憂勞國事，倒不如解放人民，與人民同甘共苦，才是明智之舉。　　 獨立精神如此重要，那麼怎樣才能具備獨立精神呢？福澤諭吉告訴人們首先要學會懷疑：「在相信的世界裡，有很多偽詐；在懷疑的世界裡，反而有很多真理。……文明進步的原因，在於人類不斷地研究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的運作本質，而挖掘出其真理。西洋各國為什麼會達到今日文明的境界呢？追本溯源，應歸功於『懷疑』兩字。伽利略因懷疑傳統的天文學說，而發現地球繞著太陽旋轉的現象；加爾瓦尼看到死青蛙的腿微微抽動，起了疑惑，而發現動物體內的感電現象；牛頓看到蘋果掉落地面，也起了疑惑，而發現引力的法則；瓦特對水壺的熱氣感興趣，懷疑是水蒸汽的作用，而發明了蒸汽機。以上這些例子，都是先經過懷疑的過程，最後才抵達真理。不只是自然科學的領域如此，社會的進步也有賴於懷疑精神。托馬斯.克拉森因為懷疑販賣奴隸的不合理,四處奔波,終於斷絕了這個天底下最大的毒害;馬丁.路德因為懷疑羅馬舊教的荒誕,起而倡導宗教改革;法國人民因懷疑貴族的跋扈,而引發大革命;美國十三個州的人民因為懷疑英國法令的正當性,而獨立成功.……在西方,某個學說出現之後,立即有另一個學說出來反駁,異說源源不斷,爭論綿延不斷。相反,亞洲各國的人民,輕信虛誕妄說,沉溺於巫蠱神佛,或者深信孔孟聖賢的話,直到萬世之後還無法擺脫這些聖賢的思想框框。西方與東方,兩者在見識的優劣上,或志氣的勇怯上,差距大得無法相提並論。」　　 福澤諭吉對在日本影響巨大的儒家學說給予了嚴厲批判，他指出：「後世研讀孔子思想的人，必須把時代的因素考慮在內，善加取捨。如果到了現在，還有人全盤接受孔子的思想，那就是不懂事物的價值會隨時代而改變的道理。跟這種食古不化的人沒什麼好談的。」「清國是個拙於改革的國家，一千年來，兩千年來，始終守著古人說的話，絲毫不懂臨機應變。他們患了自大症，以為自己的國家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國家，因此從不向他國虛心學習，也不力圖改革。」這種「與時俱進」地對待傳統學問的態度，是非常值得我國當今那些把「國學」奉若神明的人學習。在福澤諭吉看來，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東方道德，其目的在於形成人的奴性，而西方文明精神則讓人獨立自尊，日本必須揚棄前者，追求後者。　　 福澤諭吉深知啟蒙之難，他特彆強調洋學者在民間身體力行的模範帶頭作用：「如今，為了促進我國的文明，必須先把深植人心的舊習一掃而盡才行。可是，要怎麼個掃法呢？這很難靠政府下令，也很難靠個人的說教，一定要有一批人站在民眾的前頭，身體力行，做民眾的模範。這批能夠成為民眾模範的人在哪裡呢？他們不在農民之中，不在商人之中，也不在國學者或漢學者之中，只有洋學者才能擔當這項大任……。可是他們讀了洋書之後，不是不了解洋書中的真正含義，就是了解其含義後，卻不身體力行，這些學者君子只知做大官，而不知做大事，他們只想在政府中謀求一官半職，卻不願在民間做事……。民間的事業中，十有八七都與政府扯上關係。於是，世上人心越來越被這股風潮所影響，他們由崇拜官方而依賴官方，由懼怕官方而獻媚官方，沒有一點發揮獨立心的勇氣。這樣的醜態實在令人不忍卒睹。」　　 福澤諭吉認為：「創造文明的主要力量，不是來自於上面的政府，也不是來自於下面的小民，而是來自於夾在兩者之間的中間層。從西洋各國的歷史可知，商業和工業，沒有一樣是政府創造出來的，而是位於中間層的知識分子竭盡心智所促成。蒸汽機為瓦特所發明，鐵路的出現是史蒂文森的功勞，首先論述經濟原理而改變商業手法的則是亞當.斯密。這些人都是所謂的中產階級，非政府官吏，也非勞工小民……。政府的工作應該只是在於不妨礙他們，讓他們自由創造，並且體察人心之所向，而給予保護。因此，創造文明是民間的事，保護文明則是政府的事。」這種思想，放在今天的中國，仍然有指導意義。　　 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在男尊女卑觀念極為強烈的日本，福澤諭吉大力提倡女權：「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以對社會的用處而言，天下沒有一日可以不要男性，也沒有一日可以不要女性。二者的用處都是一樣大，不同的只是男人力氣大，女人力氣小罷了。」對孔孟之道主張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福澤諭吉的回答是：「不管孔子也好，孟子也罷，只要其主張違反天理，我們就不必理會。提出這種主張的人可說是人類的罪人。……所謂不孝，應該是指為人子者做出不合情理的事，讓父母的身體或精神感到痛苦。……孝順父母是理所當然的事，只要是老人，即使對方與自己非親非故，也應該好好對待，何況是自己的父母。」他還認為：「孔子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為什麼惟獨女人與下層人民很難應付呢？因為儒家思想要他們卑屈，束縛他們，不給他們絲毫的行動自由，久而久之，他們心中自然積累成一股怨氣，性情也變得很難應付。」　　 福澤諭吉認為：「日本是女性的地獄」。他指出，在古代的日本，女性地位其實與男性平等，後來因為受到儒家思想和封建家長制的影響，女性的地位才一落千丈。他大力主張用教育來提高女性的地位：「女子教育的目的在於讓女性獲得知識，了解事物的道理，並懂得捍衛自己的權利。」他對丈夫提出這樣的要求：「身為丈夫者，應該分擔妻子的辛勞，即使外面工作繁忙，也必須抽空幫助妻子養育子女，讓妻子偶爾可獲得休息。」他認為：「洗衣煮飯維持一家的清潔衛生，以及養育子女等等，都是人生居家的重要事情，這與男人在外面的工作相比，沒有難易輕重之別。」他還認為婚姻是一種男女間的契約，如果夫妻有一方淫亂不德，冷落對方，就是毀約行為，被害的一方可堂堂正正地向對方問罪。他還極為超前地主張男女結婚後，可從雙方的姓氏中各取一字，作為夫妻的共同姓。　　 福澤諭吉寫的《勸學》在日本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1873年7月，日本政府公布了今後的教育方針：　　 1、 過去的學問只屬於武士階級，與庶民和女性無緣。今後必須普及教育，讓全國沒有一位文盲。　　 2、 過去的學問只偏重於文字的記憶暗誦，與實際生活脫節。今後的學問必須對日常生活有直接用處才行。　　 3、 過去的學問是為了國家，今後的學問則必須為個人，讓每個人都有獨立生活的能力。　　 這三點教育方針全是抄自福澤諭吉的《勸學》，可見《勸學》影響之大。　　 中國為什麼引進西方文明總是不成功？　　 1875年8月，福澤諭吉又出版了另一本代表作《文明論之概略》。在書中，福澤諭吉對「截長補短論」進行了批判。　　 日本和中國一樣，在西方工業文明衝擊下，也出現了一批折中人物，他們認為東西文明各有優點，西方優點在物質（或科技），東方優點在精神（或道德）。因此引進西方文明時，只需選擇對方的優點——物質即可，這就是「截長補短論」。這與中國張之洞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及一些日本思想家主張的「東方的道德，西方的技術」是一致的。　　 福澤諭吉根本否定這種論調，他指出：　　 1、 文明可分為外觀和精神兩個部分。外觀是指食、衣、住、行，以及法律、政令等。精神指人民的習氣或人心風俗。　　 2、 無論是文明的外觀也好，文明的精神也好，東方（亞洲）都遠遜於西方（歐美）　　 3、 引進文明的外觀較容易，有錢就可辦到。引進文明的精神則難得多。同樣是文明的外觀，引進食、衣、住、行較容易，引進法律政令較難。　　 4、 在引進的先後順序上，必須先從難的著手，即先引進文明的精神，其次是法律政令，最後才是食、衣、住、行。因為只要大多數人民都擁有文明的精神，文明的外觀就不請自來。相反，如果一開頭就汲汲於追求文明的外觀，而忽略掉文明的精神的話，文明化的工作一定會窒礙難行，或者出現進一步退兩步的情況。　　 這些觀點簡直是在批判中國以「中體西用」論為號召的一大批讀書人的糊塗思想。特別是福澤諭吉主張的引進西方文明必須「先難後易」的觀點，尤為擊中了中國人的要害，中國對外開放的許多弊端，都是因為反著來，總是「先易後難」，重外觀不重精神。　　 為什麼中國引進西方文明總是不那麼成功呢？福澤諭吉深刻地指出：　　 「西洋文明流入中日兩國的途徑大不相同。中國是通過商人流入，日本是通過知識分子流入。　　 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滿腦子儒家思想，對西洋文明不感興趣，他們即使看到了西洋的船舶器械等科技產品，也不為所動，覺得那只是夷狄的奇技淫巧，沒什麼大不了。　　 可是這些商人文化水平較低，他們對西洋文明並沒什麼興趣，只是想與洋人貿易賺錢罷了。因此，他們即使學會洋話，也只是學會簡單的日常用語。他們雖進口洋貨，可這些洋貨中卻很少有西洋書籍，尤其是科學方面的書更是幾近於無。　　 因此，通過中國商人流入的西洋文明，只停留在外觀的層次，只是讓市面上多了一些舶來品，以及讓一部分商人學會日常會話用的洋文罷了。換言之，西洋文明的流入並沒有對中國人產生思想上的根本變化。　　 日本則與此相反，在二百多年的鎖國時代，日本的知識分子（蘭學者）努力研究西洋學問（蘭學），並且借著開班授徒與著書立說，把吸收來的西洋學問傳授給其他日本人。因此，西洋文明可說是通過知識分子流入日本。　　 這些知識分子因為文化水平較高，所吸收的都是西洋文明中最深層的部分，因此西洋文明通過他們流入後，便在日本產生思想上的根本變化。　　 中國引進了西洋文明的膚淺外觀，日本則引進了西洋文明的深層內涵，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文明化腳步如此遲緩，而日本的文明化腳步那麼快捷的原因。」　　 這種觀點真可說是振聾發聵！當今中國主導社會風氣的仍然不是代表先進文明的知識分子，而是急功近利的商人，再加上格調日益低下的媒體助陣，所以社會上瀰漫著不擇一切手段發財的流氓無賴風氣，大眾學不來西方文明最優秀的精神內核，而把那些膚淺甚至墮落的外觀迅速學了來。　　 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擔當不了文明傳播的大任呢？原因是科舉制度造成的。當時中國的讀書人只關心金榜題名以便做官發財，而科舉的出題範圍卻只是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四書五經。中國的讀書人十年寒窗所學的，正是福澤諭吉眼中「與實際生活脫節的學問」。他們不會去讀洋學，因為科舉不考。何況他們認為洋學是夷狄的學問，有什麼值得學的呢？　　 相反，日本沒有科舉制度，歷史上幾乎樣樣向中國學習的日本人，偏偏沒有學長期束縛中國讀書人思想的科舉制度，日本人真有慧眼，也是日本的大幸。即使在鎖國時代，日本的知識界也相當多元化，有人學漢學，有人學國學，有人學蘭學，這必然帶來思想上的活躍，而且產生了許多洋學人才，這就是日本現代化步伐比中國快得多的主要原因。當今中國的高考制度，日益異化為新式科舉，廈門大學居然還設立了「科舉學」專業，一本正經地招研究生。不去為改革新式科舉動腦筋，卻去為科舉這個禍害中國上千年的奴化工具招魂，中國一些所謂知識分子的糊塗真是不可救藥！　　明治維新之父　　 福澤諭吉深刻地認識到：現代文明的核心是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的普及，他最被人稱道的是對科學和科學家的極大尊重。1893年，他在題為「人生的樂事」的演講中，吐露了一個長久的夢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設立一個研究所，挑選五至十名學者，讓他們衣食無憂，能夠終生在研究所里專心研究學問。他們想研究什麼學問，則完全不干涉，任憑他們自己自由決定。他說到做到，後來他兩次自己出錢，為日本著名的細菌學大師北里柴三郎建立研究所和醫院，還怕北里柴三郎因雜務纏身無法專心於研究，特地派了一名門生去負責醫院的經營管理。福澤諭吉的這些做法，和他一貫推進日本的文明進步思想是一致的。　　 在福澤諭吉影響下，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後出現了大批的啟蒙思想家和洋學者，他們從思想深處影響了日本大眾，也影響了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促使全社會和政府官員全面向西方學習。1871年，明治新政府做了一件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政府都沒做過的事：派遣了一支由46名政府官員組成的使節團到歐美各國考察。這個使節團包含了新政府近一半的決策官員，其中包括「維新三傑」中的兩傑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可以說是政府精銳盡出。這個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為團長的、平均年齡只有30歲的考察團，用了一年零九個月，先後考察了12個歐美國家，全面深入地了解和學習了西方文明的精華，回來後極大地推進了明治維新的進程，加快了日本全面進入工業文明的步伐。　　 1901年2月3日，這位日本近代最有影響力的啟蒙思想家與世長辭了，享年66歲。出殯當日，有15000人參加送葬，很多群眾站在道路兩旁目送。福澤諭吉的一位門生捧著他的牌位，牌上的法名是「大觀院獨立自尊居士」。獨立自尊正是福澤諭吉一生的寫照，也是他啟蒙大眾的思想核心。　　 當然，福澤諭吉的思想中也有一些反動霸權的內容，比如他主張日本要「脫亞入歐」，與亞洲落後國家劃清界限；在國家危急情況下國權應當暫時壓抑民權；主張用武力逼迫中國和朝鮮開放進步等等。他以傳播文明的名義公然主張侵略亞洲落後國家，這為後來日本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為日本侵略中國提供了思想依據。他對西方文明也過於深信不疑，缺乏對其弊端的深刻思考，這多少違背了他自己倡導的懷疑精神。　　 明治維新為什麼成功？　　 呂理州在《明治維新》一書中，分析了明治維新為什麼成功而中國清末改良卻難以成功的五條原因：　　 第一，日本有蘭學，而中國沒有。　　 17世紀以來，日本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但仍舊准許荷蘭人和中國人到長崎貿易。經過多年來往，在一部分日本人中逐漸形成了蘭學——通過荷蘭語學到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經過幾位日本蘭學大師多年的努力和各地蘭學私塾的培養，到1853年日本學習蘭學的人有2000多人，他們在西方衝擊來臨之前，便對西方文明有了一定的了解。日本幾乎所有的啟蒙思想家和積極推動明治維新的政府官員早年都學過蘭學。同時期的中國卻沒有任何的西式教育機構，蘭學人口為零，致使中國讀書人和朝廷官員對西方文明幾乎一無所知，甚至在鴉片戰爭中，英國人已經打到家門口了，咸豐皇帝還不知道英國在哪裡!　　 第二，中國有科舉制度，而日本沒有。　　 中國讀書人把畢生精力花費在四書五經里，對其它學問漠不關心，一心想通過科舉升官發財。即使他們考場失意，而不得不開設私塾謀生時，所教的仍然是四書五經，因為社會上沒有人願意學考試範圍以外的學問。其實早在明朝末年，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就將西方學術介紹給了徐光啟、李之藻等知識分子，但洋學卻始終沒有在中國形成氣候，因為洋學是既沒有「黃金屋」也沒有「顏如玉」的夷狄學問。直到鴉片戰爭過了65年（1905年），科舉制度才被廢除，中國讀書人的思想力和創造力才開始解放，而這時日本明治維新早已成功，並成了世界一流強國。　　 日本卻沒有科舉制度。令人讚歎的是，雖然日本人長期學中國，但科舉和宦官制度卻不學。看來日本人向來特別會學習，只學外國的精華，而糟粕從來不學。儒學雖然是日本知識分子必修的教養科目，但也僅僅是「教養」而已，與當官發財沒有直接關係。儒學在日本並不像在中國那樣有壓倒一切學問的絕對權威，因而才有蘭學和其他學問發展的空間，形成了多元化的思想格局，其應變能力就靈活敏捷得多。　　 第三，日本有武士階層，中國沒有。　　 日本在江戶時代的社會有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其中的士（武士）是統治階層，也是社會的精英，負責統治與打仗，其它階層負責生產。這些從小在尚武環境中長大的武士，基於捍衛國家的使命感，對外患的動向非常關心，會設法先收集更多的情報，以便了解敵人的情況。　　 雖然中國也有士、農、工、商之分，其中的士也是社會精英。可中國的士卻是只懂之乎者也的文士，他們不需修習武術也看不起武人，吟風弄月還行，卻根本不會打仗。因此外患出現時，他們關心的程度不如日本武士，他們的心全在科舉上，打仗是朝廷的事。　　 第四、中國遭西方衝擊在先，日本在後。　　 中國被英國在鴉片戰爭中打敗後，消息通過荷蘭和中國商人迅速傳到日本，這個亞洲自古最強大的帝國竟然被來自萬里之外的夷狄打敗，不得不割地賠款，這給近在咫尺的日本人帶來了巨大的震撼，日本的有識之士因此產生了危機意識。　　 鴉片戰爭之後13年，美國艦隊才來到日本，日本比中國遭受衝擊晚了13年，使日本朝野上下能冷靜思考，接受中國的教訓，不一味兒與強大的西方國家相對抗，而是不斷採取妥協政策，少走了許多彎路。　　 第五、中國人的文化優越感比日本人強烈的多。　　 中國讀書人歷來把儒家思想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自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是文明上國，周遭國家都是夷狄蠻貊，從來只有夷狄蠻貊向中國求教，而沒有中國向它們求教的道理。雖然中國被西方來的夷狄不斷擊敗，但絕大多數讀書人仍不承認西方文明在許多方面比中國文明優越。　　 日本知識分子歷來在中國文化面前有文化自卑感，早在唐代，日本就派了大批留學生到中國虛心求教，到了近代也能真誠地向西方求教，愛學習，也善學習，早就是日本的民族傳統。　　 呂理州歸納的五條原因極有道理，但他沒有特別指出日本有福澤諭吉，而中國沒有，其實這是更重要的一條原因。　　 我國的胡適先生有許多思想與福澤諭吉的思想驚人地一致，但胡適在中國大眾中的影響遠遠不如福澤諭吉在日本大眾中的影響。解放後，胡適思想還遭到大規模的批判，背後主導者正是主張「搶稈子裡面出政權」和「農村包圍城市」的毛澤東。　　 中國古人說過：「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孔子思想曾經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可見思想家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是多麼重要。郁達夫說過：「一個民族沒有傑出人物固然不幸，但有了傑出人物而不知愛戴更為不幸。」福澤諭吉與胡適的不同遭遇，讓人感慨系之！　　 直到今天，中國仍然落在日本後面，其中的首要責任應當由自大自滿、眼光短淺、不思進取、不善學習、熱心追求科舉名利的中國讀書人來負吧？　　 在上述五大原因中，科舉制度起到了最為根本性的惡劣作用，它在精神上絞殺獨立自尊，思想趨於一元，把讀書做學問引向做官發財的功利道路，培養讀書人對權和利的雙重奴性。在當今13億人的中國，竟然還做不到集中全民族的智慧儘快改革誤人誤國的現代科舉——高考，中國之未來，仍然讓人擔憂！　　 什麼時候，中國也出現一批福澤諭吉式的啟蒙思想家，出現一批新式的學校，出現一批有啟蒙精神的媒體，並給大眾和後代以廣泛影響，可能中國就有希望了吧？　　 當今世界，信息文明正飛速取代工業文明，一個新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又一次到來，中國還會落在日本後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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