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說」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道理嗎？

在金朝亡國十三年之後的蒙古定宗二年（1247年），時為藩王的忽必烈召見金朝遺老張德輝，並向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或雲『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張德輝回答說：「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見。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皆不預；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134]張德輝對「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說法斷然加以否認，但他之所答並非忽必烈之所問。所謂「金以儒亡」，是說金朝因過分的漢化而喪失其民族傳統，最終導致亡國，而不是說金朝亡於儒生之手。張德輝顯然誤解了這句話的意思。然而令人奇怪的倒是，張德輝似乎從未聽說過這種說法，不過從忽必烈的提問來看，這一定是當時社會上比較流行的一種言論，是當時人對遼、金兩朝國祚傾覆的歷史經驗的總結。

歷史記載表明，金朝之亡國，並不是由於君王的無道、政治的腐敗、吏治的衰弊。金朝的末代皇帝哀宗完顏守緒是一位勤勉有為、勵精圖治的政治家，在他亡國之後仍受到人們的普遍讚揚。劉祁在總結金朝亡國的原因時說：「末帝非有桀紂之惡，害不及民。」[135]金末進士、後仕元至翰林學士承旨的王鶚，在《汝南遺事》卷四「總論」中列舉了哀宗的許多德政，對他評價甚高，謂「雖未洽於太平，亦可謂小康小息者矣。屬天開一統，地入大朝，遂至滅亡，猶足稱頌」。以一位亡國之君，尚且可稱「小康」，尚且「猶足稱頌」，這評價不可謂不高。郝經在一首詠史詩《汝南行》中如此評價哀宗：「天興（哀宗年號）不是亡國主，不幸遭逢真可惜。十年嗣位稱小康，若比先朝少遺失。」[136]詩中充溢著惋惜之情。歷代亡國之君大都是遭人唾罵的，大概只有金哀宗和明崇禎皇帝才是例外。

總的來看，金朝末年的政治尚屬清明。金源一代，僅發生過一次比較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即宣宗時期的紅襖軍起義。這次起義距金之亡國尚有二十年，沒有給晚金的國勢帶來直接的影響。金末的內政給人們留下了比較好的印象，《金史》卷一一九「贊」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這可以代表元人的看法。尤其值得稱道的是金末的吏治，金朝遺民楊宏道在金亡以後寫下過這樣的詩句：「興定紀年後，治道日修飭。縣令選尤重，非人莫輕得。」[137]興定（1217—1222年）是金宣宗的年號，「興定紀年後」主要指的是哀宗一朝。哀宗時期的吏治何以會贏得人們的讚許？《金史》是這樣解釋的：「至哀宗正大元年，乃立法，命監察御史、司農司官，先訪察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清慎明潔可為舉主者，然後移文使舉所知，仍以六事課殿最，而升黜舉主。故舉主既為之盡心，而被舉者亦為之儘力。是時雖迫危亡，而縣令號為得人，由作法有足取雲。」[138]看來這一套制度確實行之有效。

如上所述，對於金末的國君和晚金的國政，元人是普遍予以讚許的，可見金朝之亡國，顯然不是因為內政的緣故。前面曾經說到，在金朝亡國以後，社會上流傳著「金以儒亡」的說法。這就是說，當時已經有人將金朝的亡國原因歸結為女真人的全盤漢化。我覺得這種說法基本上是符合歷史事實的。那麼，女真人的漢化何以會導致金朝走向覆亡呢？我想就以下兩點關鍵性的因素加以說明。

第一，女真人的漢化徹底改變了其傳統的生活方式，養成他們懶惰奢靡、耽於逸樂的生活作風，從而使這個一度生氣勃勃的民族最終走向衰落。

女真人本以狩獵和農耕為生，生活質樸，不事奢華。但當他們遷入漢地之後，原有的生活方式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世宗對朝廷臣僚所說的一段話清楚地表明了當時一般女真人的生活狀況：「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戶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紈綺，酒食游宴，貧者爭慕效之，慾望家給人足，難矣。近已禁賣奴婢，約其吉凶之禮，更當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飲酒。」[139]《金史》里的類似記載屢見不鮮。當時中原各地的女真人，或者「以田租人，而預借三二年租課」，或者「種而不耘，聽其荒蕪」，[140]甚至靠出賣奴婢和土地來維持其寄生生活。到了金代後期，女真人奢侈懶惰的生活積習更是臻於極致，陳規在寫成於貞佑四年（1216年）的一篇奏議中，稱南遷的猛安謀克軍戶均為「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飲賭博，習以成風」。[141]顯見得已是無可救藥了。金源一朝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猛安謀克的盛衰，金朝後期的猛安謀克完全喪失了戰鬥力，這對金的敗亡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生活在金源內地的女真人也同樣染上了懶惰奢靡之風。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世宗巡遊上京時，聽說上京「宗室子往往不事生業」，而女真官僚「隨仕之子，父沒不還本土，以此多好遊盪」。[142]次年四月，世宗在離開上京時，十分傷感地對前來送行的宗室戚屬們說：「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艱難。」[143]留居金源內地的女真人，理應能夠保存較多的民族傳統，可就連他們也陷入了這種可悲的境地。

在元初女真人李直夫創作的雜劇《虎頭牌》[144]中，非常生動地塑造了一群金代中後期女真貴族破落子弟的典型形象。此劇主人公行樞密院事山壽馬（女真人）有兩位叔父，一稱金住馬，一稱銀住馬，他們的祖上「是開國舊功臣」，而到了他們這一代卻變得一貧如洗。金住馬懷念他早年的富貴生活時唱道：「往常我便打扮的別，梳妝的善：干皂靴鹿皮綿團也似軟，那一領家夾襖子是藍腰線。……我那珍珠豌豆也似圓，我尚兀自揀擇穿，頭巾上砌的粉花兒現，我系的那一條玉兔鶻是金廂面。」但他後來竟一步步淪落到饑寒交迫的悲慘境地。他自稱「往常我幔幕紗幮在綉圍里眠，到如今枕著一塊半頭磚，土炕上彎著片破席薦」。當銀住馬被侄子山壽馬授以金牌上千戶（猛安），奉命前去鎮守夾山口子時，金住馬特地向他討了一件舊棉襖以抵擋嚴寒。

金住馬何以會從一個貴族子弟淪落到這般田地呢？從他的自述中也可以看出個大概：「我也曾有那往日的家緣、舊日的莊田，如今折罰的我無片瓦根椽、大針麻線，著甚做細米也那白面，厚絹也那薄綿」；「我無賣也那無典，無吃也那無穿，一年不如一年」。恰如我們在《金史》里看到的那樣，金住馬的貧困正是他奢侈、懶惰、不事生產的結果，於是一份好端端的家業最終被他「折罰」得一無所有。金住馬還有一個名叫狗皮的兒子，已經離家多年，一直在外面四處遊盪。當銀住馬向他問起狗皮時，他答道：「有人向中都曾見，伴著火潑男也那潑女，茶房也那酒肆，在那瓦市裡穿，幾年間再沒個信兒傳。」這個狗皮也是一個很典型的女真貴族破落子弟的形象。

從金住馬父子身上，我們看到了金代後期女真社會的一種世相，這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晚清的八旗子弟。女真人走到這一步，與他們的全盤漢化顯然很有關係，而這正是當初世宗和章宗想要極力避免的結果。

第二，女真人的漢化徹底銷蝕了其傳統的尚武精神，使得這個昔日強大無比的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鐵蹄下變得不堪一擊。

十二世紀初的女真人，曾經創造過一部神話般的歷史：僅以二千五百人起兵的完顏阿骨打，僅用了十二年的時間，就將遼、宋兩大帝國徹底征服。當時的女真為何如此強大？《金史·兵志》這樣解釋說：「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鷙勁，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作為一個新興的馬上民族，女真人具有一種天然的尚武精神，這就是他們當時無敵於天下的主要原因。

然而，僅僅三四十年之後，女真人就盡失其昔日的勇銳。陳亮謂金人一自南遷漢地，便「舍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145]據南宋歸正人說，海陵末年，金人在其最擅長的騎射方面已不如宋人，「虜人所射弓不過五斗，本朝戰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者」。[146]至世宗時，統治者開始清醒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世宗曾對兵部郎中高通說：「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為樂。今則奕碁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147]大定八年（1168年），朝廷從猛安謀克中遴選侍衛親軍，而「其中多不能弓矢」。[148]可見女真人的日趨文弱化已經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

自金初以來，金宋兩國使節相互往來時，照例要舉行射弓宴，雙方在宴會上射箭以決勝負。金朝前期，金人在這種場合往往是勝多負少，然而從世宗以後，勝負就顛倒過來了。大定十年（1170年），宋使來賀皇帝生辰，世宗「命護衛中善射者押賜宋使射弓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才中其七」。[149]衛紹王崇慶元年（1212年），南宋賀金國正旦國信使程卓至中都，在朝廷例行的射弓宴上，金朝方面的「伴射昭勇大將軍、殿前右衛將軍完顏守榮，自午初射，伴射連不中」。[150]由於這種情況屢屢發生，令金人感到很失面子，早在世宗時，太子允恭就曾提請朝廷注意這個問題：「每遣奉使入宋國，朝射往往不勝，有損國威。今後使人射不勝者乞加罪。」左司郎中粘割沒雅遂建議說：「今後所差奉使，乞降指揮預選，令於南京考射閱習。」[151]據大定十年（1170年）跟隨賀正旦使汪大猷到過中都的宋人樓鑰說，在這年正月四日舉行的射弓宴上，由金人完顏仲雄押宴，「仲雄於進趨酬應一無所能，手有雕青細字，蓋以射選借官而來。射雖不能命中，而善於發矢，人多服之」。[152]這大概就是採納了粘割沒雅上述建議的結果。從金代墓葬的變遷中也能看出女真尚武精神的蛻化。考古文物工作者的研究結果表明，金初女真人有隨葬鞍馬的習俗，但到金朝中後期就很少見了，金墓與漢墓基本無異，鮮有自己的特徵；相比之下，遼墓雖也摹仿漢墓，但無論是墓室結構，還是葬具、隨葬品等等，都始終保留著一些契丹人的特點。[153]

更值得注意的是，喪失了傳統尚武精神的並不只是移居中原的那些猛 安謀克。章宗明昌間，右丞相夾谷清臣到胡里改路省親，回朝以後，章宗問他：「胡里改路風俗何如？」夾谷清臣回答說：「視舊則稍知禮貌，而勇勁不及矣。」又謂「西南、西北等路軍人，其閑習弓矢，亦非復囊時」。[154]西南、西北路招討司位於長城以北的蒙古草原，胡里改路則位於黑龍江下游地區，地處邊裔。胡里改人在金初還不被認為是女真人，當地部族素以「勇悍」著稱，開化程度不及女真。[155]但到了金朝中後期，就連這種地方也未能避免漢化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女真人的漢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們昔日的好戰精神和勇敢無畏的性格。宋人對此做過比較：「金人之初甚微，……當時止知殺敵，不知畏死，戰勝則財物、子女、玉帛盡均分之，其所以每戰輒勝也。今則久居南地，識上下之分，知有妻孥、親戚之愛，視去就死生甚重，無復有昔時輕銳果敢之氣。故前日罷榷場之後，沿淮置巡鋪，每兩月一替，當其出軍，其金人與親戚泣別，自謂極邊，有往而不返之慮。其軍畏怯如此。」[156]這是說的海陵末年的情況。世宗大定十年（1170年），因蒙古侵擾而用兵北邊，這年正月，宋使回程途中經過相州時，聽當地女真人私下對他們說：「舊時見說廝殺都歡喜，而今只怕簽起去。」[157]這種厭戰情緒真實地反映了女真人的精神狀態。

金代中期，作為國家主要軍事力量的猛安謀克軍已經日趨衰敗。大定十八年（1178年），朝廷臣僚向世宗指出當時軍政存在的嚴重問題：「軍政不修幾三十年，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疲老之餘，不堪戰陣。大定初已萬萬不如天會時，今沉溺宴安，消靡殆盡矣。願與諸大臣講明軍政，以為自立之計。」[158]在女真人生活上墮落、精神上缺乏鬥志的情況下，猛安謀克軍制必然要走向廢弛。據《金史》卷九一《孛 魯阿魯罕傳》記載，世宗時，阿魯罕任陝西路統軍使，「陝西軍籍有闕，舊例用子弟補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魯罕於阿里喜、旗鼓手內選補」。這裡說的「子弟」，是指猛安謀克軍戶的正軍子弟，他們本應是作戰的主力，而阿里喜、旗鼓手等多是以驅口充任的，但由於女真甲軍子弟「材多不堪用」，只好以阿里喜、旗鼓手來補充缺額。對猛安謀克甲兵的庸懦無能，金朝中期詩人史旭已經看得很明白，他有詩寫道：「郎君坐馬臂雕弧，手捻一雙金僕姑。畢竟太平何處用，只堪妝點早行圖。」元好問評論說：「景陽（史旭字）大定中作此詩，已知國朝兵不可用，是則詩人之憂思深矣。

金朝以兵立國，女真人從尚武到不武的轉變，給大金王朝的國運興衰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借用一句元人的話來說，就是「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

這就是我對「金以儒亡」說的理解。

然而，在蒙元初期的漢族士人中，對金朝的亡國原因還有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解釋。就在蒙古滅金的次年，劉祁寫下了《辯亡》一文，意在總結金朝亡國的經驗教訓，他說：「金國之所以亡何哉？……大抵金國之政，雜遼宋非全用本國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別蕃漢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長久。」又謂「宣孝太子（即世宗太子允恭）最高明絕人，讀書喜文，欲變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世。……向使大定後宣孝得立，盡行中國法，明昌、承安間復知保守整頓以防後患，南渡之後能內修政令，以恢復為志，則其國祚亦未必遽絕也」。[161]按照劉祁的說法，金朝之所以亡，是因為漢化得還不夠徹底，如果世宗太子允恭有幸能夠繼承皇位，像北魏孝文帝那樣「盡行中國法」的話，金國就未必會敗亡得這麼快了。

持有類似觀點的還有元初的漢族儒士郝經和許衡。郝經在作於中統元年（1260年）的《立政議》中，極力鼓吹當行漢法，並以金朝作為前代北族王朝行漢法的成功例子，謂金人「一用遼宋制度」，「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可以為鑒也」。[162]因此要求忽必烈以金朝為榜樣，力行漢法。許衡在至元二年（1265年）向忽必烈奏上的《時務五事》，其中有一段文字說：「自古立國，皆有規模。……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163]《時務五事》的主旨也是勸諫蒙古統治者採用漢法，並且斷言「必行漢法，乃可長久」，認為金朝之所以能立國百餘年，乃是因為行用漢制的緣故。

上述觀點與「金以儒亡」的說法是完全背道而馳的。為什麼對金朝的亡國原因會有如此大的分歧？這與蒙元初期的時代背景有關。蒙古人初入漢地，統治手段相當野蠻，根本無視漢文化的價值，對漢族文明持抵制的態度，因此當時的漢族士人總是積極鼓動蒙古統治者推行漢法。在這種特定的政治氛圍中，他們當然不肯接受「金以儒亡」的說法，而是把金朝當作漢化成功的典範來看待，甚至要說金朝的亡國是因為漢化程度還不夠！這種苦衷我們是不難理解的。

時過境遷之後，十七世紀的滿洲人就完全是另外一種說法了。清太宗皇太極曾向宗室諸王和滿漢大臣闡述他對金朝亡國的看法：「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合喇及完顏亮之世盡廢之，耽於酒色，盤樂無度，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即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效漢俗，預為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為訓，衣服語言，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忘其騎射。至於哀宗，社稷傾危，國遂滅亡。」[164]皇太極的這種解釋，與「金以儒亡」的說法基本上是吻合的，後來的清朝諸帝也都持有類似的觀點。由於滿洲統治者所處的地位與當初的女真人極為相似，所以他們對於金朝敗亡的教訓有比常人更為深切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