涼山的想像和二百四十萬人的不平等

上月末我因為有事去了一趟雲南，乘坐的中午一點鐘從成都始發的K113次火車。我乘坐的那節卧鋪車廂有一部分乘客是雲南建水的一個旅行團的團員，他們大多是中老年人，有一些帶著孩子或孫子。從他們的言談之中能聽出他們剛結束在九寨溝的遊玩，搭乘這趟火車回雲南。其餘的乘客一些或是到甘洛、西昌，或是到終點站昆明。

我的車票是下鋪，上鋪是一位約五十歲的阿姨，她在徵得我的同意後領著小孫女坐在我的鋪位休息。小女孩可愛又聽話，上車就不停地吃各種零食，然後安靜地開始睡午覺。我坐在一旁看書，阿姨無事找我閑聊，聽她講她是漢族，十多年前就離開甘洛，去到成都做生意，現在女兒也在成都生活，她幫著女兒帶孫女，時不時回一趟甘洛看一下老房子。這趟是領著小孫女回甘洛避暑。

火車駛過峨嵋車站，便徐徐駛進大小涼山。「大涼山不大，小涼山不小」，列車沿著大渡河在崇山峻岭間穿行，一路高山峽谷，風光旖旎。「這裡是蠻子的地盤，這些山上都住著老彝胞，他們又懶又不講衛生，很野蠻……」（原話為雲南方言），突然間我隔壁鋪位傳來了這句話。我伸過頭，看見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正指著車窗外對身旁的兩個年輕人說到。我和我身旁的阿姨面面相覷，面有難色，沉默不語。這句話使我彷彿回到了從前，至少在三十年前，成昆線上的「文明人」還會告誡自己孩子，不要在這裡下車，不要和這裡的孩子做朋友，「這裡是蠻人的地方」。

由於涼山地理位置相對偏辟，外界總是對它充滿想像。就如此時若你百度「涼山彝族」，網頁第一頁面就會出現「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人品怎麼樣？人家說很野蠻是不是真的？百度知道」這樣的問題。

中國有近千萬彝族人，約240萬在涼山，他們自稱「諾蘇」。「一直以來，漢族人對彝人的稱呼均為『猓猓』或『玀玀』」，更有甚者稱呼讓彝族人深惡痛絕的「蠻子」，「抗戰爆發後，隨著戰事進程，西南地區地位日益突出，中央政府以邊疆民族名稱均作犬旁，含有藐視之意，不合政府以平等對待國內各民族的原則，特頒明令予以禁止。」（段美喬：《觀察與反思：抗戰時期大涼山夷區生活之寫照》）

每次意識到「蠻子」、「老彝胞」這些詞所隱藏的貶義，我總會被這件事刺痛。就像「小姐」一詞在漢語中隱藏著的語焉不詳的貶義一樣。我一直希望自己不要活在任何意義上的一個群體概念之下，然而你也根本無法逃脫這件事。人總會被這個世界歸納定義，然後被扔進某一個評價體系。「四川人」是一個，「中國人」是另一個，「老蠻子」則是我不幸在裡面的一個，但這裡面裝了240萬人。一個國家，用權力造就權利的不平等，然後把整整240萬人扔進浸透貶義的評價體系，我既憤怒，又有點嘆服。

按照我有限的歷史學和人類學知識，今天涼山的社會病只是一個西南少數民族在短短半個世紀中經歷空前巨變——從部落社會跨入社會主義集體公社制，再一百八十度翻轉到市場經濟——後出現的問題，它也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民族政策的現代性後果之一，在中國鄉村普遍運命之上，又疊加了這層少數民族運命。

涼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國最大的彝族自治州，也是最大的彝族聚居區。在大眾模糊的印象里，這裡偏僻閉塞，經年貧窮，被毒品艾滋困擾。470萬人口中近半數是彝族，境內六萬餘平方公里幾乎全是山地，平均海拔2000——2500米，州轄下17個縣市，國家級貧困縣佔到11個。其實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涼山也在發展，只是與內地的差距越來越大。做為中國14個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之一，涼山只是國家發展不平衡的一個縮影。這個縮影就像州府西昌的擴張與其他16個縣的貧窮，如出一轍。

很多人說到涼山，首先想到的便是州府西昌，在許多人觀念里，涼山就是西昌，西昌就等於涼山。確實西昌畢竟是6萬餘平方公里內，涼山州唯一像樣的城市，隨著連接成都的高速公路修通，越來越多人去到西昌旅遊，這座體現了漢族城市明清仿古喜好的川西小城給外人留下了安靜休閑的印象。但西昌是建給外面的世界看的，無法代表真實的涼山。

1950年代，涼山還處於奴隸制、農奴制和封建制並存的階段，且較為完整地保持著該區域民族、社會、經濟發展的特殊樣式和民族特有的文化傳統。但1950年代的民族識別，讓彝族人的群體地位被貶得極低，成為「1950年代中國僅存的奴隸社會」。在經歷了民主改革和人民公社化後，隨著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城鎮化和市場改革，未受教育的彝族年輕人以一種「出去耍」的心態，走出大涼山，與外部世界的溝通都有受挫的經驗，在傳統觀念和挫折感的影響，使盜竊和搶劫這些卑劣行為在這個群體中卻成為某種榮耀，這些人在沾染上毒品後更加不可收拾。這些有違治安的行為令城市居民感到威脅不安，對彝族充滿負面印象。且當越來越多來自各地的農民、少數民族都遷移到城市之中，同時爭取有限的工作機會和發展資源時，彝族人的機遇便每況愈下。

中央民族大學的彝族教授侯遠高是近兩年還在公共空間有零星發聲的彝族學者之一，我偶爾會搜搜他的新聞，看他有講了些什麼。在去年《北京青年報》對他的一次採訪中，他提到政府和企業在涼山開發自然資源，卻缺乏觀照鄉村發展。「比如為了修水電站，把河谷的鄉民搬遷到山上去住，發的電輸到東部去了，山上的農民還在點煤油燈。而且這些企業的註冊地不在涼山，當地每年因此流失稅收上百億。」

涼山擁有豐富的水電資源和礦產資源，巨能水電外輸，卻仍有一些本地山村未能通電。新建的企業並未給當地居民帶來實惠，很多企業都以「文化水平低」、「不衛生」、「落後」等為由，招工時拒絕當地年輕人。這些企業逢年過節都會以「獻愛心」、「送溫暖」等名義，給當地一些貧困家庭送去一些柴米油鹽。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為此感到高興，如果一個人被奪去整個世界，卻獲得一顆糖，他會為這顆糖高興嗎？也許會的。如果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失去的，一顆糖總是一顆糖。

在那次採訪中，侯遠高教授還說，2007年前後伴隨東部民工荒出現的彝族民工潮，驅動四五十萬彝族人在外打工，佔到了涼山彝族人口的四分之一。當來自大山的人們逐漸適應了城市生活，有了合法穩定就業的機會，吸販毒的人自然會越來越少……

因為對這個問題的關心，2010年夏天，我在廣東鶴山生活了四個月，我粗略地了解過在廣東務工彝族人的情況。相比東莞等地，鶴山只有零零散散一些彝族打工人員。當時我聽普格的一個朋友說，東莞已經有兩萬的彝族人在那裡務工。不知真假。他們有的是幾個親戚朋友約著一起來的，有的是包工頭領來的。由於彝族人能吃苦耐勞，很受喜愛，但民族身份、漢語不流利、年齡和自身生活習慣問題，面試淘汰率很高。進廠以後也只是做一些純勞力工作或低端技術工作，每月能掙到三千多塊的工資。聽上去很不錯，可由於好面子、講義氣、愛喝酒等習慣，加之沒有長輩管理約束，工資很快就用光了，沒有幾人每月能有存於。我遇見一個19歲的沙馬XX，剛領到第一個月工資，便去買了一雙NIKE鞋，然後請朋友吃飯喝酒唱歌，第三天就已身無分文，只好依靠親戚朋友幫助生活。

今年火把節期間，我看到一篇名為介紹在廣東打工的彝族人生活狀況的文章，《三十萬涼山彝人在東莞的獨特生活》。近幾年的沿海企業的用工荒，讓企業把招工目光轉向了涼山，彝族人維繫生存的家支制度又與現代現代工廠結合，在珠三角生根發芽。2008年新的勞動合同法通過，正式明確了勞務派遣公司的註冊條件和法律地位，彝族工頭有了合法依託，發展蓬勃。

但這篇文章也反映出很多現實問題：工人不和工廠簽合同，只同勞務公司簽用工合同，合同條款非常不詳細，沒有「五險一金」；多數人文化程度較低，漢語表達不流利，只能成為臨時工，經歷「倒閉潮」之後，很多企業產業升級，彝族人處境更加困難；多數人不具備同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和信心，當出現工傷、拖欠工資等情況時，不大會走勞動仲裁程序，也沒有相應機構給予幫助；隨父母外出打工的子女在用工地學校入學困難。當然，文章沒有提及一些其它現實問題。

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教育水平低下、沒有專業技能、語言不通是他們外出打工面臨的最大困難。現代勞工市場理論要求，每個人通過在教育和技能方面的投資，自由地與人簽約來出售自己的服務，從而「改善自己的處境」，這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原話。但對於還在貧困線徘徊的彝族年輕人，個人對於自己教育和技能方面的投資，是否可以由政府來完成？或政府交由一些機構代為完成？教他們漢語、專業技能、城市生活知識和基本法律法規，致細到如何過馬路，如何上公共廁所等基本常識。

幾年前，詩人鄒波來涼山採訪，在與侯遠高的交談中，侯遠高說：「一個民間機構救不了整個社會。主要還得靠政府。」

去年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了台灣人類學者劉紹華教授的著作《我的涼山兄弟》，寫彝族年輕人。這本中文民族志是從她2011年美國史丹佛大學出版社發行的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改寫而成，該本英文書同時被收入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叢書系列。我兩年多前看過此書的台灣中文繁體版。因為涉及少數民族、毒品和艾滋病，時間跨度又超過五十年，作者討論的命題顯得非常複雜。但我想普通人依然能在最淺顯的層面被觸動。

我自幼在涼山生活，書中很多細節都是我身邊所發生的，我一點也不陌生。但當我看到書中寫幾個彝族青年將死去的朋友屍體秘密運回涼山，用大被子綁起來，先乘火車再坐汽車，放在車頂行李架上，一路疲憊，大家都累得睡著了，醒來卻發現屍體被偷，最後是在路旁溝渠里找到的，「顯然是被嚇壞的小偷情急之下遺棄在此」。一想到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我就沒辦法不被它敲打靈魂。這個故事讓我想起來趙本山主演的電影《落葉歸根》，這是根據湖南人李紹為千里背屍的故事改編的，我不大喜歡趙本山擠眉弄眼的表演和那種不加克制的煽情，在我的想像中，如果這個故事被賈樟柯拍出來，也許會有一種更加隱秘的傷痛，就像真正的涼山，傷口入骨，我們能看見的，只是一點傷痕。

2014年5月我因病住院（在雲南），因為要做一個小手術，便請了一位護工照料生活。住院期間我重讀《我的涼山兄弟》，一天午飯後那位護工坐在病床邊翻看這本書，當他看見書里寫的：「 2004年時，昭覺縣仍有十三萬人生活在國家訂定的貧窮線之下，即年收入低於一千元人民幣。同時，全縣二十萬七千七百一十二名居民當中，四萬三千一百六十八人（相當於21%的人口）生活在當地標準的貧窮線之下，亦即人均年收入不到六百二十五元人民幣。」（台版P72）他以為他看錯了，又看了一遍，然後問我是真的嗎？我說「真的」。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2004年時我們這裡吃碗米線都要六塊錢了哦。」

這些年涼山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新聞：以前是毒品艾滋，前年是「童工問題」，去年是「史上最悲傷作文」，今年是「懸崖村」。童工、貧窮、偏僻加上古老的奴隸制度、艾滋、毒品、精神虛無、死亡……所有這些，疊加上「涼山彝族」的標籤，總能分秒鐘刷爆朋友圈，人們想像著那個地方的模樣。我對這些涼山的想像沒有太大興趣，我關注的事情，要枯燥無聊的多：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戶籍制度、土地流轉權、進城人員子女受教育權……也許這些問題解決了，關於涼山的想像也就不存在了。在《動物農莊》里，「所有動物一律平等，有的動物較之其他動物更為平等」，在我們這裡，「所有人類生來奴役，有些人類較之其他人類更為奴役」，即使自由遙不可及，我們也不應該把不平等視為理所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