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 時代的噪音：音樂如何介入社會——艾曉明博客
各位來賓，非常歡迎大家在這個下午來到新港路的「學而優」，我首先介紹一下今天來的嘉賓，他是台灣非常有名的搖滾與政治評論家——張鐵志，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生，他剛才跟我說，特別要註明一下，還沒讀完。讀了七、八年了。
（讀者插話）他比博士生高一級……
主持人：哦，因為高級所以讀那麼久……誰知道是什麼呀……還有他的名頭，是現在台灣一本——不知道是不是台港唯一的新聞類的周刊，叫《新新聞》的副主編，他剛剛走馬上任不久。當然對於他的情況，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我之所以剛才做這麼長的贅述是怕有人走錯門，在各種簽售或者是講座中，這種情況時有發生。
其實他有兩本著作在大陸出版，其中一本叫《聲音與憤怒》，那是前兩年。這本叫《時代的噪音》，都是講搖滾樂、社會運動、政治、革命等等這些相關詞。所以當我在網上聽說鐵志要來開這麼一個講座，說實話，我心裡有點嘀咕：這個當口兒他來得了嗎？可以我到這兒一來發現，好像人真來了，一個也沒空，還算是不錯。不過剛才由於電閘發生……結果還是空了張椅子……不過大家千萬不要瞎聯想，這個空椅子和別的沒關係。所以有時候我在想，很多時候是不是他們多想，有時候是我們多想了。反正鐵志今天來了，我們非常熱烈地歡迎他。
張鐵志：各位朋友好，非常感謝「學而優」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跟廣州的朋友分享這個新書。謝謝平克老師，平克是《南方周末》的資深記者，是我最早認識的一批大陸的好朋友。我們曾經同居過一段時間，在北京，住在他們家的時候。那也感謝今天的嘉賓——五條人，我是五條人的忠實粉絲。他們今天能夠來演出，真的非常高興。事實上我們這四個人有一定的關係，去年平克在做《南方周末》2009年年度原創音樂選的時候，我是評委；我就大力推薦了五條人，因為我覺得五條人非常棒。後來五條人當選，我們覺得非常非常的驕傲，也非常光榮。因為五條人受到這樣的肯定，一個來自廣東的樂隊，能獲得《南方周末》當年的年度原創的話。我跟平克都各自、我負責年度的總結，平克寫了一段五條人的介紹，所以有這個緣分。今天我不知道大家為什麼來啊，是為了五條人還是為了《時代的噪音》……
其實音樂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原聲帶，或者說它是扮演一個黏合劑，很多人聽到這些音樂，聽到鮑勃迪倫（Bob Dylan）的歌聲，開始關心所謂的民權運動，開始關心反戰運動。或者有更多的人，因為這些音樂，他們知道在別的地方，在另一個校園，在另一個角落，有人跟他們一樣關心這些事情。所以它可以說是黏著或者凝聚了一個世代的青年文化。那這讓我有很大的震撼，發現原來我從小喜歡搖滾樂，是有這麼一個強大的力量在。
後來我在台灣念研究生，就是念政治學，到了研究生繼續念政治學，當時念政治學是有一個興趣，因為台灣當時處於一個後解嚴時代的一個轉型不確定期。台灣從1987年開始解嚴，解嚴就是解除戒嚴，過去是採用軍事戒嚴的體制。台灣是號稱20世紀最長的軍事戒嚴體制，從1949年到1987年。那民主化之後，民主化初期充滿了不確定性，因為不知道民主的方向走向何方。
我們知道過去的體制瓦解，但真的不知道下一步在哪裡。當時台灣的國會，也就是立法院還沒有改選，所謂的總統也還沒有直選。所以很多不確定，還有很多威權時代的法令，限制我們的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所以當時念政治學就是很想要知道：怎麼去理解或者去研究，世界上最好的政治經濟體制是什麼？那最可行的體制是什麼？關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民主、獨裁這些的辯論，所以覺得很大的興趣。
我從來沒有想過寫音樂的東西，自己覺得就是喜歡音樂的東西，聽這些東西很棒。然後到了我研究生大概三年級的時候，1997年吧，當時就有朋友知道我，在媒體的知道我很喜歡音樂，就讓我寫寫看。當研究生時我已經投稿報紙，寫一些時評，在《中國時報》上。當時我記得最早開始寫的，應該是些埃爾頓·約翰（Elton John）吧，因為當時黛安娜王妃死了，埃爾頓·約翰做了一首candle in the wind，重新改歌詞做這首歌。所以就發現，寫音樂是個蠻有趣的事情。然後再把它跟政治聯繫在一起是因為1998年的時候，發生了一個事情。也就是當時英國首相布萊爾1997年上台，號稱新工黨路線。到1998年的時候，我就看英國的音樂雜誌，一整期都在批判托尼·布萊爾，而且當時英國最牛的，我們最喜歡的英式搖滾的人。這裡如果有樂迷的話，一定聽過像什麼Blur（污漬樂隊）啊，Suede（山羊皮樂隊）。這些著名的英國樂隊，突然都變得很激進，在批評托尼·布萊爾他的政策是多麼對不起工人階級，對不起學生。上禮拜不是英國學生暴動，當時布萊爾也是刪減了很多對高等教育的補貼，因為要走向市場化。
我覺得這非常有趣，一方面我對這些政治經濟議題很有興趣。另外一方面因為我是一個樂迷。我想台灣可能沒有這方面的介紹，所以就想寫一個東西，這是第一篇。然後第二篇也是，因為1999年的時候，U2當時開始參與反全球化，或者關於世界貧窮的問題。我覺得很有趣，他參與這些行動，可是大部分中國讀者可能不知道，甚至Radiohead，Radiohead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樂團。他去參與了，1998年吧，在德國一個反對G8的一個高峰會。當時我覺得這些都非常有趣，因為這種反抗的行動是我從小就關心的，就像我剛剛說的。那再就是背後所涉及的議題，我覺得非常有趣；再加上自己的音樂理想，所以我想把它寫出來。
後來就開始有比較，回頭去看整個搖滾樂的歷史，其實包括剛剛也有記者朋友問我說，為什麼要談這種東西。我會說其實不管任何時代，任何一種文化領域。各位看，音樂也好，電影也好，藝術也好，其實藝術家很多時候都嘗試在質問這個時代重大的歷史問題，想要去質問這個時代重大的歷史矛盾。各位看中國電影，從張藝謀到賈樟柯，我想都是想回答這個社會轉型的問題——我是說以前的張藝謀。像得獎，比如說像剛剛的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略薩或尤薩，他一直用作品反抗拉丁美洲的獨裁政權。換言之，我覺得這是藝術領域很重要一個傳統。當然有的藝術家去質問人性，但很多藝術家想要去質問這個時代的很多問題。
我覺得，搖滾樂特別有這個理想主義的傳統也好，或者說跟時代對話的傳統也好，我覺得每一個時代重要的音樂人幾乎都是這樣子的。有些人可能是一時的商業成功，但我們看每個時代，看1960年代我們談鮑勃·迪倫（Bob Dylan），談約翰·列儂（John Lenno），1970年代談朋克（Punk），1980年代到現在，各位要是喜歡搖滾音樂的話，可能知道美國有個最大的搖滾樂隊是R·E·M，他當時簽華納的時候，簽約金最高。可能在英國愛爾蘭的U2樂隊，或者各位喜歡搖滾樂的，這十年來比較有影響力的可能是Radiohead或者Coldplay，每一個樂隊其實都蠻關心公共事務的。那我覺得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影響力，超越一時的商業影響力，也是因為他們抓到了集體的、時代的焦慮或者是時代的想像。
所以我覺得這個脈絡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才做這樣的工作。這不代表我只聽這樣的音樂，或者只有這樣的音樂才是好的。我也聽很多失戀聽來撫慰心靈的音樂，或者是純粹拿來high的音樂，年輕人拿來跳舞的音樂。音樂確實有很多功能，搖滾文化也非常豐富，我覺得只是一方面，這個傳統我想把它挖掘出來。這個當然也有我自己專業的關係。
2002年，我30歲，到紐約去念政治學博士。本來想出一本書，把自己青春時代的寫搖滾的東西告別，同時好好專心做學術，畢竟搖滾屬於青春期的衝動。沒想到那本書就是剛才平克介紹的《聲音與憤怒》，不但不是我搖滾旅程的終結，反而是我寫作旅程的開始。在台灣出版之後，獲得還不錯的反響。當年獲得十大好書，很多年輕人開始買這本書，開始有很多媒體邀約。所以就一路寫下來，包括寫政治、寫文化或寫音樂的評論。
不過我要說，我常常會很尷尬。常常有人說我是樂評人，我覺得這個名字對我來說很不恰當，因為我很少寫碟評或者樂評這樣的東西。我只是對搖滾文化或者搖滾跟社會產生興趣，就像我台灣的另外一個朋友馬世芳，我覺得他也不是樂評人，他更多的寫一些搖滾的散文。所以我們號稱台灣的兩大樂評人，其實是非常尷尬的。
這本書就是《聲音與憤怒》之後寫的，主要是因為《聲音與憤怒》出來之後，我覺得自己對於搖滾樂，對於搖滾跟抗議之間，還有太多的不了解，太陌生。所以這本書就是2006年的時候，在台灣一個比較好的雜誌叫《印刻》文學雜誌，邀請我寫一個專欄。那個時候說實話也蠻高興、蠻興奮的，能去到文學雜誌寫專欄，自己寫寫音樂就變成到頂級的文學雜誌，是有點小小的虛榮的。當時開始寫，我決定寫人的故事。因為人的故事會更有意思，比如說一個創作者怎麼去思考他的時代，或者一個創作者怎麼去面臨其他的很多誘惑，關於明星、關於虛榮的誘惑……我覺得這都是藝術家面臨的重大誘惑。比如說在U2，在很多樂團身上都看到這樣的掙扎、思考。所以就決定寫這樣一個專欄。
當然時間不多，我今天想聽五條人唱歌，所以今天不會講很多。這個人叫Woody Guthrie，他可以說是20世紀美國民歌之父，他當時就去各地採集，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很辛苦的勞動者，他就到各地去採集人民的歌，並且為他們唱歌。所以我寫他的標題是：「唱人民的歌」或者「為人民唱歌」。他後來非常成功，以至於後來美國的國會圖書館都邀請他去錄音，錄下這些來自各地的歌，因為這些民歌就負載了各地人民的苦痛、憤怒，他們的哀愁。
所以這個是民歌最早的定義。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是因為，要理解鮑勃·迪倫為什麼唱抗議歌曲的時候，我覺得20世紀上半期美國的民歌跟左翼運動有相當強的連接。尤其在20世紀上半期的時候，當時美國是有蠻強大的左翼運動，一直到冷戰時期，蘇聯跟美國對立，在美國所謂的共產黨才被連根拔起。就像台灣一樣，台灣在1949年以後跟各位分離，在台灣出現了反共的風潮。當時一樣，1949年以後在美國開始出現了反對共產主義的想法。可以在早期的時候是非常強烈的左翼運動，跟當時的民歌是非常強的……
Woody Guthrie做了非常多的公益歌曲，他到處為工人唱歌。有一首歌特別有名，在美國幾乎是家喻戶曉，每個人都會唱的……《這是你的土地》：
this land is your land，
this land is my land，
這是你的土地，
這是我的土地。
大家看這個歌歌詞很簡單，這是你的土地，這是我的土地，從加州到紐約……這首歌一直被誤解，在美國很大程度上被誤解成愛國歌曲，因為好像在歌頌土地，一種傳統的鄉土的感情。但實際上這是一首很左翼的歌曲，因為它指的你跟我，就是你跟我，是沒權沒勢的人，是一般的人。他說這個土地是屬於你跟我，而不是屬於那些有錢的資本家的，我想這首歌現在蠻適合在大陸唱的。我最近在台灣寫了篇時評文章，就是用這個做標題，因為台灣今年也出現了嚴重的拆遷問題，就是怪手直接開到台灣農民的田地去要蓋科學園區，我就用這首歌做文章的標題。
等一下我會放……跟Woody Guthrie同時的一個人叫Peter Seeger，這個人的故事也很有趣。他老爸就是美國社會音樂的始祖，開山祖師，也是共產黨。他繼承了父親，又關心音樂又是左翼分子……他到哈佛大學念了一年就不念了，開始玩音樂。特別是開始研究斑鳩琴，他認識Woody Guthrie之後就非常喜歡Woody Guthrie，因為Woody Guthrie簡直就是我們每個人都嚮往的一個吟遊詩人的形象，抱著吉他在各地流浪，他根本就是屬於人民的一部分。這個人是哈佛的學生，不能說是紈絝子弟，是一個出身背景都很好的人。可是他開始跟著Woody Guthrie一樣，在各地採集民歌。而且他們組成的樂團，開始為工人唱歌。
Peter Seeger，我自己非常佩服他，我覺得他幾乎穿越了整個20世紀的鬥爭。從20世紀上半期，我剛才說的美國的左翼運動，到20世紀50年代的麥卡錫白色恐怖，他深受其害，因為他跟共產黨關係密切。然後到1960年代，因為麥卡錫主義，他不能上媒體，成為一個敏感詞。但這個敏感詞，他更積極地參加草根的民權運動跟反戰運動。到1970年代以後，他回到家鄉，在紐約的上州，開始參與當地的環保運動。過去幾年，在2000年，小布希上台，他出來跟年輕的樂隊，大家可能喜歡的Sonic Youth一起辦反戰演唱會。非常牛的老頭，去年90歲，還在不斷地唱歌，一直不斷地反抗。
我書裡面寫的故事，也是我在《紐約客》裡面看到的故事，我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說實話，也在掉眼淚。各位可能看過這個書，知道這個故事。就是有一個人的朋友在雨天的時候，開車，下雨，各位知道紐約的郊區是很空寂的，就看到前面一個人怪怪的，舉著一個什麼東西，看不出來。車開更近的時候他看見那個人舉著的牌子寫著stop war，停止戰爭，但一個人站在那邊，所有的車從他旁邊開過。那是一個下雨的夜晚，當他的車開得更近的時候，他發現是Peter Seeger這個八十幾歲的老先生。以他的名聲，他大可以通知媒體，但他仍然有自己的堅持，每個月要去那邊站幾天，舉起自己的牌子，告訴大家，要反對戰爭，反對伊拉克戰爭。幾十年來，他都是這樣一個堅持的人，我自己非常佩服。
他有一首歌，可以說是20世紀一個非常重要的抗爭歌曲，叫 we shall overcome，我們一定會勝利。這首歌本來是一首典型的民歌，不可考，不知道誰做的。只知道20世紀上半期的時候，在南方的黑人周末到講堂唱的歌，因為平常工作很辛苦，被壓榨，所以他們周日到教堂唱這首歌，我們一定會勝利，一定會克服。後來到1940年代有一天，在一個罷工場合，一群煙草廠的女工出來罷工，這個時候突然天降大雨。這不是我講得戲劇性，而是我看到故事本身很誇張，太戲劇性了。一群女工手牽著手圍著，天下大雨，就有一個女工突然唱起了這首歌，we shall overcome，我們一定會克服，這首歌就突然成為一首……你們知道教堂的那種勵志歌曲，變成一首集體抗爭的歌曲。
然後1950年代開始南方民權運動開始的時候，各位都知道民權運動吧，我不需要多加介紹，書裡面寫了一些。因為我個人非常喜歡民權運動的歷史，我覺得那是20世紀很重要的一個少數人對抗不公平的權力，然後爭取到權力，最後獲得勝利，非常有啟發性。這麼多黑人被壓迫，通過一個非暴力的方式，獲得了，起碼獲得了一些表面的權力。雖然美國到現在黑白種族問題還是很嚴重，還是不平等。但這首歌，we shall overcome，Peter Seeger就到處在很多地方教唱，這首歌非常適合現場唱。各位等一下我們一句一句來教唱一下，因為這首歌唱的時候你會起雞皮疙瘩，你會有一種越來越鼓舞人的感覺。我在台灣的街頭教年輕人唱過。這首歌被翻譯成各國語言的版本，在1980年的韓國光州事件唱過，在拉丁美洲的反獨裁唱過，因為旋律很好聽，歌詞又很簡單。
接下來鮑勃·迪倫（Bob Dylan）我想我就不多講，因為我想這邊敘述都很多，既有的書寫都很多。我想講一個事情，就是我這個書其實是想處理一個小小的問題。鮑勃·迪倫（Bob Dylan）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抗議歌手的代名詞、代言人。但他其實不是一個真正的抗議歌手，他只有前幾年的時候，寫了很多關於時事的歌曲。但是到1964年的時候，開始逐漸告別革命，開始不唱這些歌了，開始轉向自己內心或者音樂從民謠轉向搖滾。大家都很熟悉這個故事，我其實只是想問為什麼。
後來我發現，所以我說，其實整個1960年代初期的民謠氣氛其實是跟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的。因為整個20世紀的上半葉，民歌跟左翼運動其實是結合緊密的。那我覺得鮑勃·迪倫（Bob Dylan）作為一個剛進入民謠的人，他非常崇拜Woody Guthrie。大家知道，他甚至第一張專輯就寫了一首歌叫song to Woody ，給伍迪的歌。他到紐約來，就是為了尋找Woody Guthrie的蹤影；當時Woody Guthrie已經病重在醫院了，鮑勃·迪倫（Bob Dylan）就去醫院唱歌給他聽。所以我覺得鮑勃迪倫（Bob Dylan）作為一個年輕的、學習民謠技藝的人，他當然很受那種傳統的影響。所以他早期寫了很多關於正在發生的、正在燃燒的一些種族的議題，或者反戰的議題。我覺得他可能很快就發現，那不是他自己真正有興趣的議題。這是一個有趣的事情，對於鮑勃·迪倫（Bob Dylan）我就不多講，對我來說，他真的是一個天才。我想講約翰·列儂（John Lennon）。
時代的噪音：音樂如何介入社會（下）
因為剛剛過他30周年的忌日，而且我覺得列儂的例子實在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在1968年的時候，他寫了首歌叫《革命》，後來他成為了國家的敵人，這五個字應該不是敏感詞。1968年的時候，這就是我這個書的命題，我覺得很有趣，一個時代的變遷，藝術家怎麼去反思這個問題。所以當時我想，1968是一個多麼風雲動蕩的年代。大家知道，在美國或者在法國巴黎的學生大革命，大家知道布拉格之春；在日本，1968年是一個非常迷幻的年代，各種事情都在發生。我就好奇，那當時最大的兩個樂隊Beatles（披頭士樂隊）跟 Rolling Stones（滾石樂隊）會怎麼面對這個事情呢？結果果然他們都有各自不同的面對方式。我在書裡面寫了的一章專門來談這個問題，我覺得非常有趣。
比如說，當時的披頭士，是約翰·列儂寫了一首歌，叫revolution。他當時一開始看到街頭這麼多暴力衝動，他是質疑這樣的事情的。所以歌詞當中說：
你告訴我這是一場革命，
你知道我們都想改變世界，
但你想要談到破壞時，
你不能把我算進去……
因為他是反對暴力的，他當時其實還是一個嬉皮。他們前一年還做了一首歌，叫All You Need Is Love，你所需要的是愛。大家都知道嬉皮運動就是在1967年最盛行，所以當時列儂還是一個充滿愛的嬉皮，愛才是解放的目標。所以下一句很好，他說：
你說你要改變體制，
你知道我們都想改變你的頭腦，
你告訴我關鍵的是制度，
但你知道，你最好解放你自己的心靈……
其實對他來說，改變種種都沒有用，最重要的是改變心靈。這個當時我覺得美國主要是兩大派，嬉皮當然關心的是心靈，另一派左派可能覺得制度更重要。當時列儂站在心靈這一派，最後兩句話跟大家比較有關的：「如果你要帶著毛主席的照片上街頭，無論如何你是不會成功的」。大家知道在西方的左派是非常崇拜文化大革命的，手上拿著毛主席語錄，彷彿覺得自己是西方的紅衛兵。所以他質疑這樣的街頭暴力的傾向。
另外一個樂隊，滾石樂隊，我剛剛說到，滾石樂隊的米克·賈格爾（Mick Jagger)參與了當時倫敦的反美遊行。他看到在海峽的一邊，巴黎的學生革命，所以他寫下一首歌叫Street Fighting Man，街頭鬥士，那一首歌從前奏聽起來就非常像是一首戰歌，非常的好聽。
1968年的時候，英國的左派知識分子真的非常認真地討論搖滾樂有沒有可能作為革命的力量。所以他們看到米克·賈格爾的歌詞Street Fighting Man，覺得非常興奮。然後他們在那一期，就登了米克·賈格爾的歌詞，還登了另外一個是恩格斯的《談街頭運動》。我覺得太牛逼了，一個恩格斯跟米克·賈格爾放在一起。而且他們另外寫一篇文章批判約翰·列儂，說你背叛無產階級，因為你不贊同我們的革命，你批判暴力。那這個語言大家都很熟悉，我覺得更有意思的是約翰·列儂後來自己寫了一篇文章回應，這個在我書裡面都翻譯出來了，這篇文章。他們就辯論到底改革、改變世界到底什麼最重要。我覺得那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但更有意思的是說，歷史在這邊走了非常不同的兩條道路。當時被視為，被左派視為政治英雄的滾石樂隊，他其實也就做了這麼一首政治歌曲，之後就再也沒有做了，繼續去做他們的搖滾政治明星。當然他們在搖滾樂上確實是一個非常棒的樂隊，然後就慢慢變明星，然後就變恐龍，到1980年代之後，沒有再多大的太興奮的音樂。
可是約翰·列儂1968年之後就變得不一樣了，就和一個女人，他認識一個很棒的女人叫洋子，小野洋子。小野洋子也一樣，就跟鮑勃·迪倫一樣，所以我覺得選擇另一半蠻重要的。他認識小野洋子之後就變得更積極，因為小野洋子比他更聰明，是一個前衛藝術家，而且更關心政治。所以那一年開始，他開始更積極地涉入反戰運動，他當時是很反對這類事情的。包括他們……大家知道的照片……他們去阿姆斯特丹度蜜月，在床上，施行了床上靜坐的行動。做了歌曲，Give peace a chance 《給和平一次機會》之類的，也參與了實際的街頭運動。
到1970年他搬到美國去，因為小野洋子，他開始跟一些左派，包括當時美國的黑豹黨、新左派、艾倫·金斯堡這些人開始混在一起。他們想要掀起反文化的力量，去震撼政權。因為當時在美國，1972年是尼克森……尼克松……我知道大陸的翻譯……要競選連任總統。因為那一年美國要改變選舉制度，從20歲降到18歲，也就是說會多出幾百萬個年輕選民，所以約翰·列儂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於是尼克松就害怕了，當時有參議員就跟當時FBI胡佛，調查局長鬍佛就說，這傢伙是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毫無疑問，約翰·列儂，所以當時就把他驅逐出境。那從此，因為約翰·列儂當時在英國因為持有大麻被捕的例子，所以就開始，列儂開始跟這個國家打了持續4年的官司，到1979年才贏。大家知道，贏了之後他也沒有快樂很久，在三十年前的12月，他被槍殺。
我記得幾年前讀到這個例子的時候覺得蠻誇張的，一個民主國家，會把國際巨星當做敵人要驅逐出境，這個當然是非常難以想像的事情。我自己也很喜歡，我這裡面寫到一句話，我覺得也是約翰·列儂非常重要的一句話。約翰·列儂是1960年代反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大家知道60年代結束了，其實好像沒有換來多少東西。好像60年代沒有沉澱下來太多，所以在1970年，約翰·列儂到美國的時候，他參加一場演唱會，他就說了，他說：60年代的花枝力量……就是flower power，就是嬉皮的東西，花枝力量失敗了；那又怎麼樣，so what， 我們重來一遍就是了。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非常牛逼的一個態度，就是說上一場、60年代那些想像、那些夢想失敗了，那又怎麼樣呢？在這個十年的開端，我們重新再來一遍就是了。當然我剛剛也說了，雖然要重新再來一遍，但是他撞牆了，撞到了尼克松政府。在1980年代，他並沒有機會實行下一個十年了，這是非常遺憾的。
這個是我很愛的一個女人，叫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而且我很高興她的新書，大家知道她的新書明年應該就會在「學而優「出現了。她的自傳Just Kids今年獲得了美國圖書獎非虛構類的得主。不知道是不是廣西師大要出，台灣也會出中文版。
在搖滾樂之前，幾乎沒有這樣一個形象，可能只有Jefferson Airplane是比較兇悍的這樣一個女子的形象，她就為女性開啟一種新的可能。那我自己今年讀到一個新的資料，我更想要在這裡跟大家分享。她說她一開始進入音樂的時候是以一種政治的角度進入的，這種政治不是狹義的政治，政治是說，如何影響年輕人的心靈。我覺得這個是說我們對搖滾樂的期待，都在她身上表現出來了。1960年代的時候，我們有肯尼迪總統，有鮑勃·迪倫，有滾石，是一個興奮的年代。1970年代開始，一切都變得保守了。
她是1975年開始進入搖滾樂的。她希望打開年輕人的心靈，她希望美國保守的1970年代能夠開啟新的可能，讓同志同性戀、讓小偷、讓黑人、讓各種怪人有一個空間。我覺得某一個程度，你不能說她沒有做到。大家都知道在七十年代中期，因為她還有其他一些搖滾人，「雷蒙斯」(The Ramones),「傳聲頭像" (The Talking Heads)這些，確實打開了美國音樂一個新的空間，而且這個朋克運動流到英國，形成了英國的朋克運動。所以他們確實打開了新的可能，包括後來的音速青春（Sonic Youth）這些樂團都是受他們影響。所以在美國七十年代後期，整個音樂文化都是非常豐富的。包括No Wave這些實驗噪音運動的出現。到八十年代的時候，1980年代她退隱江湖，跑去結婚生子，在密歇根。她說，本來我進入搖滾樂就不是為了成名，不是為了當明星，我是為了打開這個空間，現在我的任務結束了，所以她覺得我可以退隱了。而且她覺得，我沒有太多的話要說。
我自己非常欣賞她這個態度，我覺得她到現在都還是一個蠻堅持朋克精神的一個人。怎麼說呢，什麼叫朋克。我覺得朋克當時的一個重點就是說，把音樂的詮釋權重新奪回到人民身上。搖滾樂到六十年代後期，發展得越來越龐大了。這個大家很熟悉，好像就是說，要上很大的地方，體育館，一定要技術很牛逼才能玩搖滾樂。而朋克打破了這種東西，希望把音樂重新從商業機器中奪回來，奪到人民的手中。我過去，2006年去紐約，五年，我看了五次Patti Smith的演出，因為真的很便宜。她已經是一個這麼傳奇的人物，都還有這麼便宜的演出。有一次在我們學校，哥大，表演，她跟他長期的夥伴萊尼·凱（Lenny Kaye）一起表演。她出一本詩集，只要7塊錢美金，我覺得真的是很划算。7塊錢，這麼一個傳奇的人物。然後又一次，她出專輯叫Twelve，十二，大家知道這張專輯，她在裡面有翻唱涅槃的歌。出這張專輯，辦發片演唱會，15塊美金；而且還送專輯。不過當然了，因為是發片，她只唱了3首歌，是一個很短的set，當然我也覺得也很值回票價了。
更何況還有這個……這是我，這是追星族，這是小時候。可是我印象中是，不知道盜版碟有沒有賣，她的一部紀錄片，有賣嗎？叫Dream of Life，這是Patti Smith去年的一部紀錄片，前年吧。台灣金馬獎也有演，那個紀錄片拍得非常的詩意。這部紀錄片在紐約演的時候，是在一個藝術電影院，很小。在那裡演出的時候，她每一場都出席映后座談，跟導演在現場聊天。因為這個戲院很小，寬度跟這個大概差不多。演完之後，我就去買咖啡。她也突然出現在我旁邊買咖啡。這種巨星不是應該躲起來，或者旁邊有保鏢之類的嗎。她竟然在我旁邊買咖啡，我想不能錯過，還是很害羞地上去，追星一下，跟她拍了這張照片。
這個The Clash，朋克樂隊，我想也寫得蠻多，我也不再多介紹了。我只想講幾句話，就是我自己寫的幾句話。我覺得這個話還蠻好的。我比較這個The Clash衝擊樂隊跟性手槍Sex Pistol。我說，如果性手槍是要拆解搖滾樂的神話，衝擊樂隊則是要改變搖滾樂，它成為一個重要的樂隊。如果性手槍是無政府主義似的發泄年輕人的不滿，衝擊樂隊則寫下一篇篇激進的政治宣言。他們批判腐敗的國家機器、社會貧富不均、青年失業，以及種族不平等問題。如果說性手槍是個人式的與虛無，是要摧毀體制，衝擊樂隊則要人們團結起來，要在破壞之後重建。然後那個主唱叫Joe Strummer，叫做喬。喬說，他們不是無政府主義，也不相信無秩序，而是希望人們知道自己的權利。
這是他們的一首歌，叫Know Your Right，知道自己的權利。並爭取自己的power，另外一個權力。他說，朋克音樂本質上就應該是抗議音樂，就是一種社會運動。他說我們試圖做出我們認為對這個時代重要的政治工作，也希望這些工作能夠進一步啟發更多的世代。同樣，我覺得這個Know Your Right這個歌也蠻適合放在現在的中國大陸的。
最後，講大家都很熟悉的。講了這麼多古老的，終於到最貼近的U2了。我覺得U2很有意思的，很值得做一個分析。他們大概曾經三十年……我寫這個文章的時候就是許知遠那個《單向街》雜誌邀我，就是前年吧。就是因為U2三十年，寫U2 三十年的音樂與政治。他們三十年來的確都在思考他們那個時代最重大的問題。八十年代他們剛出道的時候，他們作為愛爾蘭的樂隊，關注北愛爾蘭的問題，關注波蘭團結工聯的問題。然後到八十年中期，1986年，最有名的專輯《約書亞樹》（The Joshua Tree），他們開始關注美國在中南美洲的外交政策的問題。
其實當時我小時候聽這個音樂的時候，我並沒有這樣的質疑。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因為《約書亞樹》太多有名的歌曲，With or Without You，這些超級搖滾金曲，這張專輯也有一些比較不出名的歌曲，是討論，是他自己去了尼加拉瓜、薩爾瓦多，他看到當時的人權問題，以及美國如何扶持當地的右翼政權，造成了很多問題。因為他當時是跟大赦國際合作，因為U2當時剛剛跟大赦國際合作，Amnesty International，在美國做一個巡迴演出。後來他去了，看到當地，美國如何破壞人權問題。到1990年他做了很多歌，關於兩德統一的，2001年送給昂山素姬的，Walk On。
過去十年，差不多從1999年一直到現在，搖滾史上，可能從來沒有人比U2的Bono，有這麼強的政治影響力。他參與各種，比如達沃斯的座談，世界經濟論壇。然後跟從柯林頓，到小布希，到教宗，跟所有的人去遊說，讓他們去解決非洲的貧窮問題。這個我在書裡面做了比較詳細的分析。可是有趣的是什麼，我發現，有趣的是，過去十年，當他的身影在政治舞台上無比巨大的時候，他卻沒有寫這些歌曲。他說，我當然知道，拿著一個汽油彈在街頭點火的形象會比拿著一個公事包，裡面裝著各種政策性的文件，更sexy，更性感。但是他覺得政策性的遊說還是一個更重要的事情。
其實我在書裡面討論了他說的是不是合理。甚至於說很巧的是，我在04年出版《聲音與憤怒》的時候，當時括了他一句話。當時他接受《時代》雜誌訪問，他說他慢慢開始不相信，在大型的體育館裡面辦演唱會，會比去從事政治遊說更重要的工作。他說他開始不相信這些事情了。所以當時非洲貧窮問題，他沒有去辦什麼演唱會。我這個書2004年出版之後，2005年，大家知道他們辦了超級大型的演唱會。2005年當時有一個八大國家的高峰會G8在蘇格蘭舉行，那年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非洲貧窮的問題，非洲發展的問題。當時他們就在西方辦了6場演唱會。同時辦，取名叫Live Eight。
比如說我寫到布魯斯?斯普林汀（Bruce Springteen），斯普林汀早期寫了非常多關於勞工的歌曲。但是現在他已經是美國的超級大巨星了。他的演唱會是兩秒鐘之內就會賣完。我們台灣講叫秒殺，我不知道大陸是不是這樣講。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的演唱會，因為都是秒殺。就是兩秒鐘就殺光了，沒票了。大陸有沒有這樣講？這個台灣名詞可以學一下，很好玩。可是我說了，斯普林汀不是一個像Peter Seeger或者我剛剛有一個圖片的Billy Bragg，一個英國的社會主義歌手，他們不是像他一樣，是一個Activist，不是一個運動者，或者鮑勃·迪倫。但我覺得又何妨，因為布魯斯?斯普林汀以他是一個超級巨星的位置，只要他仍然願意寫出社會關懷的歌，他是一個公民嘛，我覺得這個公民的角色他就扮演得很好。我不要期待每一個都是投入運動者。就像我剛才說的鮑勃·迪倫或者周雲蓬，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他不同的關懷。我也許喜歡抒情的詩，我也許喜歡討論愛情，就像周雲蓬，聽說最近在《城市畫報》開愛情專欄，蠻好看的，因為老周是非常幽默的人。
你到現在，各位有機會看到U2的演唱會的話，還是非常牛逼的演唱會。非常高級的聲光效果，可是他還是有很多方法，非常煽情的，去傳遞他所要傳遞的政治信息跟社會信息。那我最喜歡講的一個，放的一個視頻，在大陸不能放。在台灣我都會放的一個Youtube的片段，其實沒什麼。就是1986年的時候，U2寫一首歌，叫做Mother of the Disappeared，消失者的母親。誰是消失者就？就是當年在獨裁政權體制下,有很多阿根廷、智利的這些人被逮捕，被綁架、消失。後來這些人的母親站出來，組成一個廣場母親的團體，所以說U2他們寫了這首歌。1998年的時候，U2樂團到聖地亞哥辦演唱會，那個視頻在Youtube上有，我昨天晚上找了，在優酷網和土豆網上沒有。他唱這首歌的時候，他就把這些母親一一叫上台。這些母親就舉著他們孩子的牌子，一個一個念著他們孩子的名字，然後他們開始唱這首歌。
歌詞是這樣的，他說：
午夜，我們的兒子還有女兒，
從我們的身邊被帶走，
我們聽見他們的心跳，在風中，
我們聽見他們的笑聲，在雨中，
我們看見他們的眼淚，
聽見他們的心跳。
我們的兒子赤裸的站在牆邊，
我們的女兒在哭泣，她們在雨中垂淚。
然後他跟著唱了這首歌，就是Mother of the Disappeared，這個，說實話，我也是意有所指的，當然另外一群母親也是一樣。最後，我想放一首歌，作為今天這個報告的結尾……
片尾U2 演唱視頻：消失者的母親
MOTHERS OF THE DISAPPEARED
Midnight, our sons and daughters
Were cut down and taken from us
Hear their heartbeat...
We hear their heartbeat
In the wind, we hear their laughter
In the rain we see their tears
Hear their heartbeat...,
we hear their heartbeat
Night hangs like a prisoner
Stretched over black and blue
Hear their heartbeat...,
we hear their heartbeat
In the trees our sons stand naked
Through the walls our daughters cry
See their tears in the rainfall
記錄：李瑩瑩 整理：艾曉明
2010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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