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位哲學家

06-16

作者：杜小真
來源：愛哲學網 www.izhexue.wang

1943年6月25日，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出版，8月1日面市。44年後，《存在與虛無》中文譯本出版，又過了10年，修訂本問世。關於這本書，關於這本書的作者，總會引出不盡的話題。記得勒維納斯曾經引用過布蘭舒維克（Brunschvicq，1869－1944）在1932年說過的話：「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兩次勝利：德雷菲斯事件的勝利和1918年戰爭的勝利」。有人則把薩特的《存在與虛無》的出版與德雷菲斯事件相提並論，認為它的出版堪稱異乎尋常的事件，甚至可說是樹立了一座城池、高山和碑石。1884年，法國軍事當局誣告猶太血統的法國軍官德雷菲斯（A．Dreyfus1859－1935）出賣國防機密給德國，當局判德雷菲斯終身苦役，並藉此掀起反猶運動，鼓動對德戰爭。在事實已經證明是誣告後，當局仍堅拒重審，導至民主力量與反動勢力之間的尖銳鬥爭。在輿論壓力下，1899年德雷菲斯被特赦，1906年復職。我們可以說，《存在與虛無》出版與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在法國轟動一時的這個事件最相近的特點就是：二者似乎都反映了各自時代知識界對現實的一種關注，介入的態度，雖然它們的發生相距五十年。

《存在與虛無》誕生於1943年，這是戰爭發生轉折性變化的一年。薩特的昔日戰友、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讓·都聖·德桑第（JeanToussaintDesanti1914－）在1993《存在與虛無》出版五十周年時曾就有關此書的情況接受《世界報》記者的專題採訪。德桑第也是巴黎高師畢業生，二次大戰中曾加入過共產黨，與薩特、梅洛·龐蒂等一起積极參加抵抗運動。他大概是當今仍健在的為數不多的熟悉這本書初版情況的見證人之一。他回憶說，他與左派知識分子朋友們是在熱望中等待這部著作的問世。他們都讀過薩特《想像》、《自我的超越性》、《情感理論初探》等屬於胡塞爾現象學在法國傳播初期的作品。薩特襲用「現象」概念指定物的在場（presence），而現象學並不歸結於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而是歸結與另外一個現象，一系列另外的現象。他襲用現象學的「意向性概念」：意識是對某物的意識。

但意識是純粹的半透明性：它是依附非存在力量的絕對在者。這些思想線索深深吸引著大戰前後薩特周圍的那一群。特別是薩特把胡氏的意識理論推向極端，將胡氏的超驗領域改變為無人稱的———或可說是前人稱的，「自我」並非是意識的所有者，它是意識的對象：它總是逃逸的，並不存在於意識之中，而是在外的。這一切對當時那企圖掙脫迷惘、混沌的一代具有難以言述的誘惑力。德桑第、梅洛·龐蒂等早就知道薩特在寫這樣一部理論力作，他們迫不及待地想早些讀到此書。前些天，筆者在《中華讀書報》上讀到一篇文章，其中談到《存在與虛無》，說這本書發表時無人問津，未免有些失之偏頗。事實上，書一問世就很快在知識界名聲大震。德桑第僅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就讀完了這本磚頭一樣的厚書。許多職業哲學家都拿來看過。法國新黑格爾主義代表人物、著名哲學家讓·華爾（JeanWhal）從美國一回來，就發表了題為《論一個問題的虛無》的文章，實際是評述《存在與虛無》的第一卷第一章（第37一84頁）的內容。有趣的是，第一篇關於《存在與虛無》的書評不是出於哲學家，而是出於一位青年文學家之手，這位未來的著名電影製片人名叫阿斯退克（AlexandreAstruc），他的書評發表在《詩歌》雜誌第44期上，文中充滿對《存在與虛無》的作者的無限敬意和崇仰，可說是對這本書的第一聲歡呼。

但是，《存在與虛無》從一開始就難以被學術界正統權威勢力所接受。時至1943年，在法國占學院派統治地位的是新康德主義代表布蘭舒維克的傳人勒塞納（LeSenne1882－1954）和拉瓦勒（Laval1el883－1951），他們代表著官方教學學術機構的權威。在他們看來，《存在與虛無》實屬離經叛道之舉，這樣的書，如何能進入哲學的神聖殿堂？這些人以冷嘲熱諷的態度對待這部「哲學著作」。據德桑第回憶，他在（花神）咖啡館就聽見勒塞納與拉瓦勒在一起嘲笑薩特在書中論述的「粘滯」的概念：關注「粘滯」？這太不可思議了！

這樣的詞，怎麼能出現在哲學論著中，並且經常出現！實際上，薩特最終也沒有得到學院派的承認，他是法國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聲名如此顯赫而除了在中學執過教卻從未進入高等學府正式任教的哲學家。

但無論如何，薩特的《存在與虛無》的成功是不言而喻的。當然，它最終為人矚目，還是要到1945年戰爭結束之後。那是存在主義的時代：故爭之後的氣氛使人們不得不懷著一種悲愴的心情關注個人與歷史的關係，實質上還是知識界如何面對現實的問題。與其說《存在與虛無》以哲學著作的身份吸引了廣大讀者，毋寧說是這本書所呈現在人們面前的色彩，或者乾脆可以說是由於他的作者在書中所散發的本人的獨特魅力，即由於薩特哲學家與作家的雙重身份造成的結果。到了五十年代，存在主義在法國思想界發展成為最具影響的思潮，其影響遠遠超出了思想領域，超出了法國國界。而這部《存在與虛無》也就被視為法國存在主義運動的奠基之作，薩特本人也確定了自己在這個運動中的無可爭議的領導地位。

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存在主義勢頭銳減，結構主義大師、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逐漸替代了薩特的位置。特別是由於世界風雲的變幻，法國左派知識界隨之發生分化，對於前蘇聯，對於馬克思主義，對於恐怖分子，對於阿隆以及古巴等問題，許多人都進行了重新思考，因此對薩特的批評與指責時有所見。而六十年代以來，法國思想界否定人道主義和主體性的傾向促使人們對薩特及其思想重新審視。許多人指出，薩特一生追求的精神目標是以失敗告終的。這種反人道主義傾向最重要的功績在於衝擊了傳統、天真的人道主義的形而上學的基礎。但是，六十年代以來對人道主義的批判並沒有解決問題，批判與破壞之後並沒有建樹新的有效理論體系，雖然這些批判有時是極其深刻，極其有道理的。因此，八十年代以來，一些後來的哲學家（如阿蘭·雷諾、呂克·佛里等）們面對反人道主義的難題和由之呈現的廢墟，深感應該給予人各種思想權利，期待一種真正的、既脫離形而上學傳統又繼承人類歷史各種智慧的博大、寬容的人道主義。如是，六十年代後的懷疑一代，認為薩特的思想過於人道主義，而八十年代的批判人道主義一代又認它過於「形而上學」。

總之，《存在與虛無》一書，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它在半個多世紀中一直是一部受人關注的學術著作。1993年，也就是《存在與虛無》發表五十年、薩特逝世十三年後，法國許多報刊都組織了專門文章，一些協會紛紛舉行各種活動，伽利瑪出版社再版《文學批評集》（袖珍本），米那爾出版社新版《中介的薩特》，《薩特書目》等。而且，有關方面決定：從1993年起，《存在與虛無》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即有關與他人的關係以及有關人的自由的部分）已正式列入法國大中教師資格考試的內容。法國學界似乎出現了對這位法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再度關注。但是，應該指出，這種關注是對薩特的及其思想的有距離的關注，人們會覺得，薩特離開人世僅僅十多年，從年代上講，離我們還很近，但他的思想卻似乎離我們很遠了。他的本體人學在某種意義上講好像比許多古典哲學離我們還要遠。這種遠是一種歷史紀念碑式的遠，他的哲學變成大學生與教師經常參觀的博物館之一，這往往不是由於它揭示了真理，而是由於在和諧陳列中表現出來的美麗。

法國當代令人矚目的中年哲學家阿蘭·雷諾在1993年發表了《薩特，最後一位哲學家》一書，在學界引起普遍反響。「最後一位哲學家」最早是福柯以嘲笑的口氣加給薩特的稱呼。說薩特是最後一位哲學家，首先因為在他以後，沒有任何人還能有他那樣的勇氣和執著企圖在著作中回答有關人的所有問題。其次，是因為他是最後一位認為自己有可能用他的思想去改變人的觀念、改變人與世界的面貌的思想家。他大概是最後一位克莉思特娃所說的想用意識形態改變人們思維方式的知識分子代表。而在今天，人們對於真理的興趣絕對小於對於意義的興趣。所以，知識分子時代預言家、真理主人的特殊責任應該取消（福柯語）。但無論如何，我們都知道，做這樣的知識分子是需要勇氣的，也正是由於這點，人們直到五十年代後的今天還會想到《存在與虛無》，想到它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