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女性意識、宏大敘事與性別建構

女性意識、宏大敘事與性別建構

郭冰茹

摘要：在20世紀中國小說史的研究框架中，「女性意識」主導下的性別視角成為一種洞見，昭示出女性寫作中被民族解放、國家獨立、階級革命等宏大敘事所遮蔽的性別經驗。然而，由於現代文學始終參與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女性寫作因此成為這一宏大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性別問題也並非一個孤立的存在，而總是與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文化傳統等諸多因素相勾連。因此只有將女性意識與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和思想文化問題相對應，才能彰顯出女性寫作的豐富性與複雜性，從而凸顯出女性寫作之於20世紀中國小說史，之於女性性別建構的獨特意義。

關鍵詞：女性意識；宏大敘事；性別建構

一

在20世紀中國小說史的框架中討論女性寫作問題，自然離不開女性主義理論對女性意識的開掘、推動和梳理。何謂「女性意識」，借用樂黛雲的定義，女性意識包括三個層面：「第一是社會層面，從社會階級結構看女性所受的壓迫及其反抗壓迫的覺醒；第二是自然層面，以女性生理特點研究女性自我，如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經驗；第三是文化層面，以男性為參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獨特處境，從女性角度探討以男性為中心的主流文化以外的女性創造的『邊緣文化』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觀，感覺方式和敘事方法」。¹因此，在「女性意識」的觀照下，「女人」被發現、被解讀、被重視；也正是在「女性意識」的觀照下，女性文本獨立於現代文學史的價值和意義得以凸顯。

冰心、廬隱、丁玲、蕭紅是較早進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女作家。文學史家看重的是冰心的「問題小說」對「五四」時期家庭、教育乃至社會人生等諸多問題的思考；廬隱對一面背負著幾千年的傳統負荷，一面渴望追求人生意義和「自我發展」的「五四」青年們的生動寫照；丁玲對「五四」退潮後小資階級內心幻滅的刻畫以及這一代知識分子從個人主義走向集體主義過程；蕭紅筆下「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²，等等。然而，有了「女性意識」的參照，冰心藉助男性口吻對女性的描述「顯而易見地包含著某種屈服於秩序的意味」³。廬隱小說中女學生們徘徊在父親的門與丈夫的門之間飽受「情智激戰」的煎熬，永遠都只是「娜拉的瞬間」；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被視為追求個性解放，肯定女性自身慾望的女性主義經典文本；蕭紅的《生死場》從女性的種種身體經驗去透視生死以及民族存亡的宏大主題。⁴ 至於張愛玲，則是在「重寫文學史」的學術清理工作中「浮出歷史地表」，並受到了持續的關注。她雜糅古典白話的語言形式、細膩的心理描寫、對世事人情的體察和揭示以及從女性主義角度來解讀她對女性命運的關注都成為常論常新的話題。

在「女性意識」的燭照中，越來越多的女作家開始「浮出歷史地表」。比如原先一直只存在於廬隱的文字中，只因與共產黨早期黨員高君宇的愛情故事留名於世的石評梅，她的詩歌、散文和小說創作以及編輯理念開始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比如由於人事或文學觀念等原因而被文學史的主流敘述所「懸置」的「珞珈 女傑」：蘇雪林、袁昌英和凌淑華，她們既是名教授又是名作家，蘇雪林的散文、袁昌英的戲劇和凌淑華的小說在20世紀30年代前後的中國文壇中很有影響，如今又重新受到研究者的重視；比如白薇，早在1925年就寫出了詩劇《琳麗》，後來又有劇本《打 幽靈塔》《樂土》以及小說《炸彈與征鳥》《悲劇生涯》等，她的「浮出」成為我們今天了解20世紀20、30那個狂飆突進的年代裡女性處境的難得文本；再比如蘇青，這個集作家、編輯、版商、書商於一身的女人，以她的《結婚十年》和一系列口無遮攔的散文道出新女性的尷尬、無奈、荒誕與絕望。「女性意識」主導下的性別視角因此成為一種}同見，昭示出被民族解放、國家獨立、階級革命等宏大敘事所遮蔽的性別經驗。

藉助「女性意識」，研究者們一方面清理了文學史，一方面也介人當下具體的文學書寫，總結其成果和經驗，并力圖將部分作品經典化。在這種功利性地解讀中，張潔的小說《方舟》被認為是新時期初年一部具有明確女性意識的作品，特別是小說的題記「你將格外的不幸，因為你是女人」所表達的情緒，更使之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女性宣言。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我在哪兒錯過了你》展示了女性「雄化」後所造成的兩性關係的緊張和社會結構的不穩定，從某種角度上質疑了新中國以來所確立的「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男女平等」標準。王安憶的「三戀」，以及《逐鹿中街》《香港的情與愛》《長恨歌》等作品序列則是在修正此前的「男女平等」口號，在承認並肯定性別差異之後，對女性「主內」角色的多向度探討。至於20世紀90年代閃耀文壇的林白和陳染，更是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文本實踐者，她們的文學創作都能使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批評找到西方的理論參照。在女性主義批評的理論實踐中，諶容、張抗抗、王安憶、鐵凝、畢淑敏、遲子建、徐小斌、衛慧、棉棉等女作家分別構成了新時期不同階段女性文學的研究點。而被歸入其他文學現象的代表作家，比如「朦朧詩」中的舒婷、「先鋒小說」中的殘雪、「新寫實小說」里的池莉、還有慣以諷刺筆法寫教授學者小世界的徐坤等等，都被納入女性主義批評的體系和框架中進行了解讀。一時間眾多的女作家構成了一部蔚為壯觀的當代女性寫作圖景。

有了不同歷史時期的女作家群體，書寫「女性文學史」便成為可能。盛英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出版於1995年，這應該是較早的一部比較全面系統地梳理20世紀 l生寫作的文學史著作。該著作按照現代文學史的書寫體例，將20世紀的中國依照重大的政治事件分為五個歷史階段，每個歷史階段自成一篇，篇首有「概說」來介紹這一階段的社會文化語境以及女性寫作的特色，然後分節來介紹這一階段的代表作家，最後附以這一階段女作家主要作品簡表。在對每個女作家進行評述時，也是依照文學史的書寫規範，先有作家簡介，繼而是代表作品的賞析和評價。這部上下兩卷的「女性文學史」收人的女作家之多之全，足以使其成為「女性文學史」的奠基之作，它為以後的女性文學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史料和文獻準備。

文學史的撰寫往往以時間為經，串聯起不同歷史時期的作家作品，有著固定的模式。然而，編撰者的史觀不同，對作家作品的評價就有差異。比如在大陸通行的各種版本的現代文學史著作中，魯迅、郭沫若、茅盾的地位和影響不容撼動，而在夏志清編寫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張愛玲、錢鍾書被特別給予重視。相應的，女性文學史是從女性意識出發，以性別視角來凸顯女性寫作的價值和意義。顯然，當我們把女性作為一個性別群體，將女性寫作作為女性主義理論的實踐工具時，為了達到既定的敘述目的，對20世紀女性文學進行歸納總結，去除枝蔓，突出女性意識的覺醒和表達不僅是有效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這也是以往的女性主義批評實踐所做的重要工作。但是這種做法的代價便是遮蔽了女性寫作自身的豐富性，無疑也將女作家的作品價值窄化了。換言之，僅僅依賴性別視角，關於女作家作品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便難以解答，比如被目為「五四之女」的冰心為什麼從未在作品中表達出「五四」一代的叛逆精神，反而始終強調「賢妻良母」的女性觀?《莎菲女士的日記》被女性主義者視為書寫女性個體慾望的經典之作，然而為什麼丁玲在一次訪談中否認這篇小說寫得是女人的情慾?「五四」時期為什麼幾乎所有的女作家都寫過同性情誼，這是否如一些女性主義研究者認為的那樣與禮教制約下的性壓抑有關?張愛玲、蘇青這些在淪陷區盛極一時的女作家為什麼很長時間沒能進人現代文學史?如果不僅僅局限於「女性意識」，而是將這些文學書寫放置在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中，這些問題也許不難解決。

此外，在一些女作家的文學書寫中，由於文本的內容、價值或意義並不與「女性意識」的闡釋珠聯璧合。比如鐵凝的《哦，香雪》《沒有紐扣的紅襯衫》《麥秸垛》《遭遇禮拜八》《甜蜜的拍打》《對面》等等，常被批評家認為其「性別特徵其實並不顯著，甚至，她的寫作還有意迴避了單一的性別視角，而更多的是在描繪人類的某種普遍性——普遍的善，普遍的心靈困難，普遍的猶疑，以及人性里普遍的脆弱」⁵。比如遲子建的《北極村童話》《白雪的墓園》《霧月牛欄》《清水洗塵》等等，都著力在重寫文學與故鄉、童年和大自然的關係，這是她小說風格的基本元素，與性別視角的關係並不是特別緊密。方方的《風景》被譽為新寫實小說的開山之作，那個一家九口擁擠在十三平米的窩棚里，沒有尊嚴，幾近動物般的物質生存與女性主義批評的性別訴求相差太遠，因而許多文學史中關於女性寫作的章節都將方方排除在外。對於這些女性書寫，女性主義批評又該如何闡釋呢?

與此相關的是，雖然女性主義理論著力於闡發女性寫作的價值和意義，但很多女作家並不願意被冠以性別的標識，比如張潔，她始終強調自己是一個「熾熱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⁶，堅信婦女真正的解放有賴於人類社會的全面進步，因此無論如何不能接受一個「女權主義者」的封號。在20世紀80年代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張潔的「非女權」宣言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當時主流話語的一個註腳，我們不難理解，在一個張揚人道主義和啟蒙主義旗幟的時代里強調「女權」無疑是偏狹的，是囿於性別而忽略「人類」的。然而當20世紀90年代「女性主義」成為一種潮流之後，張潔仍然表示：「西方女權主義向男性挑戰，我對此不以為然。我不認為這個世界屬於男性，也不認為它僅屬於女性。世界是屬於我們大家的。一個男子，如果他勇敢，正直，品格高尚，熱愛正義，尊重女性，那他也會得到我的尊重。」⁷還有王安憶，她雖然強調性別，但同樣拒絕「女性主義者」的標籤，她主張在「男女平等」的主流宣傳中重新檢視性別差異，並將女性歸位於傳統的「主內」角色，進而探討女性在「分內」實現個人價值的可能性。

女性主義理論在解讀女性文本時遇到的問題，以及女作家不願意接受「女性主義者」的封號，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女性意識」或者「性別」視角處理中國問題時的局限。

二

晚清以來現代女性寫作是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現代文學始終參與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女性寫作的歷史脈絡也始終是與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相關聯的。換言之，女性寫作的轉承起合都深刻地打上了這一元敘事的烙印。

女性主義理論的傳播、「女性意識」的覺醒本質上是服務於女性解放的終極目標。自晚清始，女性解放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並與維新運動相伴生。變法維新與女權運動原本是兩種不同性質的革命，二者的聯繫，除了社會變革可能對女性的社會地位產生影響外，還得益於晚清維新人士將對女性解放的倡導與「強國保種」的國家訴求勾連在一起的。由是女性解放的話題從一開始就被置入政治體制的變革之中。1902年梁啟超發表《(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明確地體現了維新黨人在「國家」範圍內討論「女性解放」的思路。當中國傳統的性別規範令妻「受命於家」而與國家、民族絕緣時，維新人士把女性與「強國保種」聯繫起來，為女性走出家庭，登上社會舞台創造了條件，同時也為女性解放提供了合法性。

「百日維新」之後，關於女性解放問題的討論積極熱烈，當時的「女界之盧梭」金天翮、《女學報》的主筆陳擷芬以及諸多關注女權問題的有識之士，紛紛撰文強調女子應該謀求女學和女權，鼓吹男女平權和女子獨立。這些文章雖然各有側重，但所有的論說最終都落實在「以備教育後來國民之用」上，顯然，將女性解放與國家興衰相連接是當時思考女性問題的共識，換言之，對女性問題的關注始終都是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緊密勾連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使女性解放的問題觸及到了思想文化的根源。從某種意義上說，新文化運動中的「打倒孔家店」正是從女性問題人手的，新文化運動借女性在家庭、婚姻、貞操、倫理道德等方面的劣勢地位來批判禮教、確立「個人」，但這裡的「個人」並沒有具體的性別指向。所謂「獨立健全的人格」，所謂「做一個真獨立的『人』吧!」⁸以及子君那句經典對白「我是我自己的，他

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力」適用於每一個想要衝破舊家庭桎梏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說，男性從禮教中解放了自己，並在與國家民族天然的同構關係中獲得了自身的性別認同；女性同樣也從禮教中解放了自己，只是這個「自己」是與男性一樣的「人」，她也需要和男人一樣建立起與國家民族的同構關係，確立自己的性別認同。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在倡導「人」的解放和青年人「獨立自主的人格」時，將女性解放納入這一話語體系，這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思想界對女性問題的特別關注，也暗示了「五四」時期的女性解放與晚清以及民國初年一樣，只能在整個社會的思想解放中順勢跟進。

救亡壓倒啟蒙是從思想文化的角度對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的一種敘述。如果我們撇開對此的辨析和歧見，可以肯定的是，與個性解放、自由獨立相關的「五四」思潮退場了，代之而起的是包含階級解放、民族獨立的主流敘事和政黨意識形態。此時對性別問題的關注雖然與晚清時期的「強國保種」、「五四」時期的「個人解放」有了歷史語境的不同，但其受制於社會政治的大格局並沒有改變。在這個複雜的社會語境中，丁玲放棄了「莎菲式」的小資產階級的苦悶，投身革命的洪流，書寫工農革命；張愛玲借淪陷區新文學的退場，寫男歡女愛，寫世俗生活，成為耀眼的明星作家；蕭紅則始終專註於對個體生存境況的書寫，對革命既有所介人，又有所疏離。這些不同的文學書寫，不僅留下了大時代中的個人生命的印記，也留下了至今難解的困惑。這一時期女性書寫的歷史，依然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最複雜的歷史。

在中國革命的歷史大背景中，女性解放始終是從屬於民族解放運動的，不論是維新派倡導「國民之母」，辛亥革命者宣傳「女國民」、新文化運動的先覺者們鼓吹女子的「獨立人格」，還是共產黨人動員女性參與社會革命，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服務於民族解放。所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總有許多女性主動參與民族解放運動。但是兩者結合併不能掩蓋彼此的差異，從根本上說，女性解放和民族／國家解放是兩種性質的革命。女權運動需要改變的是社會的倫理秩序，而民族國家運動則要觸動社會的政治體制。所以當政權的爭奪暫時告一段落時，二者之間的差異，或者說矛盾就顯現出來了。

秋瑾的革命歷程昭示了女性解放與民族解放之間的矛盾。這位希望實現民族革命與女界革命並舉理想的革命者，在具體的革命過程中已然意識到實現二者的手段是不一樣的，前者可以依賴迅猛的暴力革命，後者則需要進行必要而漫長的思想啟蒙。秋瑾在權衡兩者的輕重緩急之後終以民族解放為重，義無反顧地投身於起義的暴力革命中。事實上，對許多投身革命的女界人士而言，民族解放只是女性解放道路的第一階段。所以，辛亥革命勝利之後，女子作為曾經的革命同盟者立即組建了「女子參政同志會」「女子同盟會」「女革命會」等政治團體，她們上書參議院，要求立法保障男女平等，並且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她們希望通過贏得參政權而干預國家立法以解決女子面臨的教育、自由婚姻、禁止纏足等諸多問題。然而，狂飆突進般的暴力革命並不能代替必要而且漫長的思想啟蒙，民族解放的勝利果實也不可能輕易地嫁接給婦女解放運動。這便不難理解在「女子參政同志會」提出女子參政權時，孫中山最終以女子應首先「增進知識，養成高等資格」而予以駁回⁹。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婦女解放運動同樣不具備獨立性。1 922年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了「婦女解放是要伴著勞動者的解放進行的，只有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婦女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的方針，從此「婦女解放即是勞動者的解放」成為一種政治思想共識始終貫穿於這一革命進程中，而革命的勝利也意昧著婦女解放運動的勝利。新中國憲法對男女平權的法律保障，直接使女性坐享其成地享受了本應經歷長期的思想啟蒙和艱苦鬥爭才能取得的勝利成果，從中央到地方所設立的各級婦女聯合會以行政機構的運作保障了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完善的法律保障和組織結構使女權運動失去了革命的目標。不過這種保障忽視了婦女解放運動自身思想文化的建設，也存在著出一定程度的不足之處。

從某種意義上說，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隨著女性的性別改造／重塑展開的。類似於「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婦女能頂半邊天」這樣的標語口號重新塑造了女性的身體和精神，這使女性作為一個群體的特性，消隱在「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革命目標中。如果說，「五四」時期倡導「個人」的解放，卻沒有具體的性別指向，那麼在這個時代，性別指向的目標明確了，「個人」卻消失了。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

新時期與「五四」時期一樣，都是要求打破思想禁錮，要求撥亂反正。胡適那篇《敬告青年》同樣也適用於20世紀80年代的「人的覺醒」：「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¹⁰。不過，在20世紀80

年代的具體語境中，胡適所說的「他人」已經不是「五四」時期的倫理道德和婚姻家庭，而是極「左」思潮、迷信權威，這些號l生別問題無關；而伴隨這些問題引發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啟蒙運動，討論的也不是女性的解放，而是人的解放。因此，80年代初的知識分子，包括女性知識分子首先考慮的都不是女性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描述重工業部改革的艱辛；諶容的《人到中年》表達了對知識分子生存的關注和呼喚；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描述了期待已久的機會來臨時，人與人之間殘酷的競爭；而戴厚英的《人啊，人》後記則鮮明地彰顯出了那個大寫的「人」：「我走出角色，發現了自己。原來，我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憎，有七情六慾和思維能力的人。我應該有自己的人的價值，而不應該被貶抑為或自甘墮落為『馴服的工具」¹¹。張辛欣、戴厚英的作品發表之後引出諸多爭議甚至是批判都與女性問題無關，雖然這些文本後來得到了女性主義的解讀。顯然，在80年代的語境中，精英知識分子的人道主義文化立場才是思想解放潮流中的最強音。

縱觀女性寫作的歷史，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顯示出歷史大勢之於女眭寫作的巨大影響。丁玲在1942年的檢討預示了女性話語面對民族國家話語巨大力量之後的妥協，而這種妥協綿延至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當20世紀80年代西方女權／女I生主義理論隨著思想解放的潮流風靡中國大陸時，幾乎所有的女作家都否認自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因為她們自認並非只為女性而寫作，而如果將其寫作限定在「女性」的範圍之內，那麼則局限了她們的寫作意義。

三

從某種意義上說，女性寫作探討的是女性如何成為「女性」，成為怎樣的「女性」的問題，或者說女性寫作是女性性別建構的過程和體現。波伏娃說：「一個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¹²換言之，性別問題總是與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文化傳統等諸多因素相勾連的。因此對女性寫作的研究也不能僅僅局限於「女性意識」或性別視角，而應在其中加入一些與性別相

關或無關的參照系，比如官方宣導的意識形態與民間私人生活之問可能存在的差異、不同階級、階層、經濟水平、地域、社會／生活圈、年齡、受教育程度、生活經歷等所造成的個體差異，等等。此外如前所述，女性寫作作為建構現代民族國家宏大敘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性別建構的考察也必須與同一歷史時期宏大敘事相參照。

從晚清到「五四」是中國社會發生巨大歷史變革的時期。在建構現代民族家的過程中，女權運動隨勢興起，婦女解放因此而與社會歷史變革相關聯。女性獲得了「國民」的身份，從而改變了她們在傳統社會秩序中的位置，而隨著「五四」思想解放運動的啟蒙，催生女性的社會生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儘管知識界作為「他者」對女性的塑造帶有歷史的局限，但女性意識和女性寫作因此而獲得了發育和成長的土壤，性別認同的問題由此凸現。晚清不斷推進的女子解放和維新派確立起來的文學(特別是小說)的巨大感召力為現代女作家的出現孕育了條件，而投身寫作也為剛剛獲得「解放」走入社會的青年(包括女青年)提供了自我實現的途徑和經濟獨立的可能，儘管在當時，女性從事文學創作並沒有受到特別的鼓勵或者限制。

現代女作家的出現，意味著女性有了自由言說的可能。「五四」之女們著力描畫「新女性」走人社會後如何面對婚姻、家庭、職業、愛情、革命等問題，藉此來思考「新女性」的性別建構問題。這正是從晚清到「五四」的歷史變動過程中知識界塑造女性的必然結果。換言之，如果沒有現代民族國家敘事的興起，也就沒有「現代女性」的出現。在這個意義上，女性的覺醒和社會化，始終是在「他者」的影響下進行的。歷史首先是一個巨大的「他者」，它總是以大勢規定女性解放在現代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中的位置和順序，因此女性解放始終是這一元敘事的一部分。知識界則是另外一個「他者」，它在參與宏大敘事的過程中塑造女性。正因為有了這些「他者」，冰心始終堅持女性在家庭中以奉獻和自我犧牲為主調的賢妻良母觀；蘇雪林寧願做個「養家男人」，不願成為「司家的主婦」；廬隱追問那些受過高等教育，卻既不善持家，又無力兼顧社會事業的「新女性」們「何處是歸程」；也正是有了這些「他者」，丁玲將個體情慾的表達視為追求自我的體現而非情慾本身；凌叔華對新女性在家庭中精神和情感空間的探索有了新的維度。雖然歷史的規定和知識界的塑造，也使女性的性別建構帶有了宿命性的困境，但是，當女性能夠以文字的方式介入社會、國家時，當女性參與宏大敘事的建構同時也表達自己對性別問題的思考時，女性寫作之於文學史的獨特意義也就顯示出來。

20世紀30年代和4O年代是中國戰爭頻仍的階段。亂世棄絕了傳統的性別規範，也中斷了「新女性」基於婚姻、愛情、家庭等方面對性別建構的探索。這其中有人放棄覺醒了的「自我」而投身革命，從而與革命構成了同構關係，此時的革命不再是「他者」，而成為「主體」的一部分。或許正因如此，丁玲才能徹底放棄她早期小說中的那些憂鬱、苦悶、頹廢且執著於個體情愫的modern girl，轉而去書寫她不怎麼熟悉的工農兵；謝冰瑩才能在《從軍日記》中記錄她的所見所聞而忽略戰場上的性別問題；楊沫才能將《青春之歌》中一個女人對個人情感的選擇講述成知識分子對中國革命道路的選擇；這其中也有人放逐了英雄、理想、愛情等主題的宏大意義，在文本中塑造一份常態的日常生活，讓文本溢出「民族解放」「戰爭」「革命」這些時代的主流話語。此時這些主流話語仍然是「他者」，只不過是被懸置起來的「他者」。比如蘇青的《結婚十年》、潘柳黛的《退職夫人自傳》寫出了婚姻的現實和無情；張愛玲的《傾城之戀》《連環套》《紅玫瑰與白玫瑰》寫出了愛情極為物質且世俗一面；還有人既介入革命又疏離於革命，此時的革命作為「他者」，始終「在場」。比如蕭紅，她短暫的寫作生涯從未正面處理過革命題材，但她的H常生活被戰爭所籠罩。她的《生死場》《馬伯樂》與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相吻合，可她進入這一宏大敘事的角度和方式卻極為個人化，她始終自覺地從生存的角度來觀照她的寫作對象。這些不同的路徑，不僅是革命戰爭年代錯綜複雜關係的折射，也呈現出這一複雜語境中探索性別建構的多樣性。

社會主義革命對日常生活的改造對女性的意義非比尋常，雖然新政權及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法令讓每個人(包括男性)都意識到了重新修正自己以適應新生活的必要，但女性在革命成功後所面臨的問題更為突出。「婦女能頂半邊天」「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標識新中國婦女解放程度的核心概念，這樣的口號把作為個體的女人和作為性別群體的女性一起納入現代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中，重新塑造了女性的價值觀。相應的，這一階段的女性寫作對性別建構的探索呈現出與宏大敘事高度的同質性。草明、茹志鵑雖然也寫婚姻家庭和愛情，但文本的主旨是：只有把一己之愛升華為對國家、對社會主義的愛，只有走出自己的小家庭，獻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才能使女性收穫真正的幸福；文本中的女主人公，也首先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翁，她們首先對社會主義事業負責，與之相比，小家庭和一己之愛都是微不足道的。這樣的表達方式是當時意識形態宣傳的一部分，也是婚姻、家庭、愛情等現代女性寫作的核心主題淡出建國後女性文本的原因。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性別建構問題在歷史轉向新時期的過程中重新「浮出歷史地表」。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宏大敘事，重構了當代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也改變了女性的生存狀態。雖然新時期伊始，性別問題並不是知識分子首先考慮的問題，甚至該問題也沒能像晚清和「五四」時期那樣，構成知識分子思考民族國家宏大敘事的切人點，但「思想解放」運動所帶來的觀念解放和思想變革以及世俗生活的合法化都為性別意識的生長提供了土壤，在參與宏大敘事的寫作中，女作家既突出了時代主題，也發現了現代化進程中的角色衝突，新時期女性的性別建構由此展開。從某種意義上說，新時期的性別建構過程是由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介入推進的，因為所有能夠被納入女性主義批評闡釋系統的文本都得到了認真而嚴肅的意義闡發，比如《人到中年》《在同一地平線上》《山上的小屋》等等。但幾乎與此同時，女作家們卻試圖在女性主義理論之外，探索性別建構的中國方式，比如王安憶的《逐鹿中街》《弟兄們》以及張潔的《紅蘑菇》從「性別之戰」的角度思考女性解放是否只是一場權力之爭，像西方女權主義者所宣稱的那樣，贏得了「性別之戰」是否就能使女性獲得主體性。鐵凝的《棉花垛》《玫瑰門》則將女性置於歷史中，從而質疑了女性主義理論賦予女性參與歷史建構的主體性。顯然，新時期的女作家們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所標舉的「女性意識」持懷疑態度，同時也將自己對性別問題的思考「融化」在她們書寫社會生活的宏大敘事中，這未嘗不是新時期女性性別建構的獨特所在。

與新時期女性淡化「女性意識」的性別建構相對應的是20世紀90年代強化個人經驗的性別建構。強調性別身分，注重個體的心理和生理經驗在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書寫中蔚然成風，這是新時期思想文化背景重構的一個衍生結果。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尋根文學」「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新歷史小說」等文學現象紛紛重新設計了「個人」進入歷史的方式，「個人」不再是英雄抑或精英，也不再是集體中的一員，敘述的主旨開始回歸日常生活，回歸「原生態」，宏大敘事逐漸被解構。這一寫作潮流原本與性別建構沒有必然聯繫，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尤其是關於「身體寫作」的理論在這一潮流中找到了切人點，相應的，迎合這一潮流的「個人化寫作」也為女性主義理論提供了可操作的文本和範例。林白將女性身體經驗的展露視為性別建構的途徑，在《日午》《同心愛者不能分手》《致命的飛翔》《一個人的戰爭》這一文本序列中，多米們沉靜在自我撫慰所帶來的自足與快感中獲得了自我的釋放；陳染也以私密性的女性經驗來呈現性別建構的困境，只是這種私密性的經驗不僅表現為身體和慾望的表達，更體現為敏感、脆弱、碎裂、隔膜的內心生活。比如《巫女與她的夢中之門》《空心人誕生》《與往事乾杯》等文本體現出女兒對父親、替代性父親／情人的複雜感受，而《私人生活》「從哲學的層面說正是討論『個人』的存在與位置，討論了現代人內心的疏離感、迷失感和不安全感等焦慮」¹³。「個人」是孤獨的，陳染最終在《破開》中將女性的性別建構指向「五四」前輩們的「同性情誼」，但她賦予了姐妹們更強烈、更自覺的主體意識。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百年，女性的性別建構又回到了起點，但顯然，此起點已非彼起點。

回顧百餘年女性書寫的歷史，當我們將女性視為一個性別群體，將女性寫作視為「女性意識」的覺醒和表達時，一部去除枝蔓，線索清晰的女性文學史得以呈現，對文學研究而言，這一學術工作不僅是有效的而且也是必要的。然而這種目標明確批評梳理將女性寫作與20世紀中國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相剝離，剔除了所謂的「旁枝末節」，也遮蔽了女性寫作自身的豐富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女性書寫的歷史也是女性自身進行性別建構的歷史，而性別建構與具體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密切相關，當我們撇開既定的規則和目標，重新進入故事講述的年代，觸摸那些文本，並將其與當時的思想文化問題相關聯時，枝蔓叢生、枝節凸起、紛繁駁雜的女性文學史才因此得以繪就。

注釋：

1.樂黛云：《中國女性意識的覺醒》，《文學自由談》1991年第3期。

2.魯迅：《(生死場)序言》，《且介亭雜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08頁。

3.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頁。

4.劉禾：《文本、批評與民族舊家文學》，唐小兵主編：《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北京：北京大學}h版禮2007年版。

5.謝有順：《發現人類生活中殘存的善》，鐵凝：《第十二夜》，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頁。

6.米歇爾·坎一阿克曼：《訪張潔》，《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張潔研究專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頁。

7.林達·婕雯：《與社會烙印搏鬥的人》，原載香港《亞洲周刊}1984年l2月9日，轉引自戴錦華：《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頁。

8.鄧穎超：《姐妹們起來呦!》，《女權運動同盟會直隸支部特tq1》1923年3月。

9.孫中山曾面允林宗素日後會賦予女子參政權，但是當這則消息見報後，又因不敵社會保守勢力的責難，而否認了此前的言論。相關史料見1912年1、2月間《申報》《天鐸報》的相關報道。

10.胡適：《敬告青年》，《青年雜誌》1915年第l期。

11. 戴厚英：《(人啊，人)後記》，《人啊，人》，廣州：花城出版社198o年版，第352頁。

12. 兩蒙·波娃：《第二性》，桑竹影、南珊譯，長沙：湖南文藝版社1986年版，第23頁。

13.術術：《陳染：生活在遺忘中》，《新京報》2004年5月27日.

作者簡介：郭冰茹，中山大學中文系(廣東廣州510275)教授，主要從事2O世紀中國小說史、社會性別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