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村昌平的蛆蟲世界

利維坦按：此文出自《南方周末》，是當年今村昌平去世（2006年）時刊發的。今村算是目前我最喜歡的日本導演之一（另外兩位是小林正樹、黑澤明），他的那句「我將書寫蛆蟲，至死方止」，也深得我心。套用寺山修司的話說，「（在今村的電影中）無人能確切知曉何謂真實，何謂幻想。對於日本影評人而言，今村的罪過在於他將兩者融匯得天衣無縫，不可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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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蕾

日本導演今村昌平（右二）

「你從父親那裡學到了什麼？」天願大介回答：「電影不賺錢。看看父親就知道了，拿了獎並不等於就能賺錢。」

5月30日（註：指2006年），天願的父親、日本導演今村昌平，因肝癌醫治無效在東京去世，享年80歲。

今村昌平一生還有很多稱謂：紀錄片導演、電影教育家、日本電影學校創始人、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兩次得主——全世界只有5位導演取得這一成就。

「我們感到非常悲痛，今村先生是日本電影活生生的傳說。」對今村昌平的去世，法國文化部長德瓦布爾這樣說，而日本官方卻至今未曾表態。

「到了今村君，終於出現了一個願意表現日本戰敗的導演。」日本著名電影學者佐藤忠男這樣評價。74歲的佐藤與今村相識48年，在1975年協助今村創辦了日本電影學校，並於1996年接替今村擔任校長至今。6月5日，去參加今村葬禮前，佐藤忠男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電話訪問，他這樣歸納今村的電影創作：「他慾望的形態展現了戰後日本人從底層往上爬的形象，是戰後日本電影界的代表人物。」

當天，出席葬禮的有包括350名電影界人士，他們在葬禮上齊聲三呼「萬歲！」今村的長子天願大介親手將父親生前最愛的香煙、西裝和未能開拍的《新宿櫻幻想》劇本放入棺木陪葬。

葬禮結束之後，天願大介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電話訪問，聽筒那邊的聲音疲憊而又彬彬有禮———天願不跟父親姓今村，「我的父親在電影上沒有給我特別的影響」，為了讓自己能夠獨立發展，他在上大學時候給自己取了一個日本沒有的姓氏：「天願」。

「我叫天願大介，但我依舊是今村家的人，這是毫無疑問的。」電話那頭的天願大介一字一頓地說。

「一看就知道是大器晚成的鈍牛」

今村昌平（左一）在導演現場

「我父親從來不玩音樂，也不玩書畫古董之類有文人氣質的東西。他經常喝得爛醉回到家裡來，還往家裡招來些不三不四的人。」天願大介回憶起自己的父親說，「第一次有人告訴我，我父親是個著名的電影導演時，我一點都沒感覺。」

1926年，今村昌平出生在東京，當時他的父親已經42歲，母親32歲。他的父親是個醫生，開耳鼻喉科診所，收入頗豐——很多妓女都來找他治病。

小時候今村不愛讀書、不愛說話，既沒有顯示出什麼責任心，也沒人發覺他有什麼遠大志向。

「他各科科目都不優秀，」今村中學漢文老師曾這樣評價，「一看就知道是大器晚成的鈍牛。」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今村只有11歲，不用參軍，但他的兩個哥哥都被召入了軍隊，沒多久傳來噩耗，大哥乘坐的軍艦在天津塘沽港外被炸沉。

大哥戰死、二哥下落不明、父親的診所因經濟蕭條而倒閉，1944年，剛剛高中畢業的今村不得不承擔起養家糊口的職責。

他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一個月干下來，今村才知道這戶人家也沒有錢。最後他們拿出家裡珍藏的6瓶朝鮮燒酒，希望今村能收下抵作工錢。

今村拎著燒酒不知所措，怯生生地拿到當地黑市上去賣，沒想到一瓶就賣出了300日元，比他該得的工錢還高。這筆買賣令今村家成為附近的「富人」，也讓他找到了新的職業———黑市販子。

他的黑市生活一直持續到「二戰」之後很多年，成為全家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還令他攢足了上私立大學早稻田大學的學費。日本戰後滿目瘡痍，黑市交易非常活躍，今村要兼顧生意、學習和家教，大學成績一塌糊塗。但學校的法語老師還是很喜愛學習西洋文學的今村，因為他能從這個學生那裡買到很緊俏的黑市香煙。

後來，今村辭掉了利潤微薄的家教工作，一下子多出一塊能夠自由支配的時間來，他去電影院看了黑澤明的《酩酊天使》。

黑澤明《酩酊天使》（1948）劇照

《酩酊天使》是黑澤明「戰後混沌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第一部真正體現「人本主義」風格的黑澤明電影。今村一下子被這部電影迷住了，「誰能讓三船敏郎這麼爛的演員演起幫派分子時，竟然如此真實？那副嘴臉，簡直跟我廝混的那些黑道分子一模一樣。黑澤明一定是最偉大的導演，才能將他調教得這麼傑出。」電影中不斷出現小診所、妓院這些今村昌平十分熟悉的場景———這部影片拍的簡直就是他的生活。

幾天後，今村昌平又掏錢買票，重看了一次《酩酊天使》，這是他一生中惟一看過兩次的電影。

這兩張電影票改變了今村昌平的一生———他立志要拍電影。

1951年，今村大學畢業之後，找到了黑澤明所屬的東寶影廠，希望能給黑澤明做副導演。不巧的是，東寶因為左翼運動引發的工潮而焦頭爛額，連黑澤明也無法開拍新片，所以不招收新人。

今村只得轉報松竹大船影廠。

他不喜歡松竹，在自傳中，曾這樣評價：「松竹是日本成立最早、思想最守舊的影廠，員工平均年齡44歲。」

松竹卻不是想去就能去的，超過2000人與今村同時報名，而影廠只收7人。今村究竟是怎麼從2000人中脫穎而出的，已無從考證，但毫無疑問的是，他從此進入了電影圈——第一份工作是擔任小津安二郎的副導演。

「只有喪失情感的人種，才能成為導演？」

「我是猜拳猜輸了，才到小津組拍片的。」今村昌平從來都把進小津組當成一件很沮喪的事情。

今村昌平常被冠以「小津傳人」的頭銜，今村與小津兩位電影大師「分道揚鑣」的故事也成為電影界的傳奇。事實上，這兩位電影大師根本不存在「分道揚鑣」，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走上過同一條道路。

「小津希望描寫人性美的一面，今村想要丑的一面、真實的一面。不管在選擇題材上，還是在美學的愛好和情趣上，小津和今村在一切方面都正好相反。」佐藤忠男說。

今村進入松竹時，松竹採用的是學徒制：將新人分配進各個導演組，在影片上署名為「副導演」，實際上與導演是學徒與導師的關係。當時，松竹剛好有7位導演，其中6位在片場拍戲，小津在奈良拍《麥秋》。

小津安二郎的《麥秋》（1951）劇照

在當時日本年輕人的眼中，木下才是這7名導演中的真正電影大師——幾乎所有進松竹的人都投報了木下組。電影廠為了平衡，讓年輕人猜拳決定——今村就是「受害者」，其他人哪怕沒能抽中木下組，也都馬上加入各自的劇組開始幹活了，而今村只能呆著苦等小津回來：「他們去拍麥子了，遲遲都不回來，讓我苦等了兩個星期。」

今村被任命為小津的第五副導演，收入真正「僅夠糊口」——月工資3000日元，剛好能買60碗陽春麵。

今村不得不重操舊業，到黑市上倒買倒賣。

更令今村痛苦的是，他完全不認同小津所走的道路。

「戰敗讓富裕的家庭和貧民家庭差別沒有那麼大了。戰敗之後日本很多人都下鄉勞作去了，今村也是這樣，這之後他才覺得只有底層的才是真實的生活。」佐藤忠男說，今村昌平探求的始終是活生生的人物，而小津對於這活生生的東西一概不感興趣，他追求的是完美而洗鍊的樣式。

在松竹的「學徒制」中，副導演由雜務干起，培訓期長達10年以上，其間如果顯示出天分，可以為導演寫劇本。今村曾為小津寫過多個劇本，都沒獲得通過。

「對於我們這些在黑市長大的一群來說，根本沒有見過小津電影里那樣的家庭。」今村昌平在自己的自傳中說，「要說榻榻米，我們也只是看過黑市中那些又小又髒的而已。我的作品裡，怎麼都拍不出像小津那些白白的乾淨的高雅的日本客廳。」

在這段日子裡，今村白天在影廠工作，晚上去黑市倒買倒賣，回到家裡躺在床上看哥哥遺留下來的左派書籍，用他的話是：「讀著紅色的書籍，賣著黑色的東西，看著白色的電影。」

這種生活，令今村對電影產生了懷疑，「是否只有喪失情感的人種，才能成為導演？」他這樣問自己。

隨著今村在小津組日漸顯示出才華，學生與老師的分歧越來越大。

1954年，今村寫出一個名為《豬肉與軍艦》的故事，交給小津審查。小津看過劇本後，厭惡地問：「你為什麼總想拍這些蛆蟲一樣的人？」

「我將書寫蛆蟲，至死方止。」今村回答。

同年，今村昌平從松竹影廠辭職，跳槽到重組的日活影廠。

「像豬一樣吃食、不知羞恥的男人們」

日活曾是日本惟一能與松竹抗衡的老牌影廠，其創作部門在戰爭中被近衛內閣成員小林一三擁有的東寶影廠吞併。1953年9月，日活發表「再開自主製作聲明」，重建創作部門——方法就是到處挖角，從松竹挖導演、副導演和演員，從新東寶和大映挖攝影和美術人員。

今村昌平就是在這股挖角風潮中被挖到日活的。

在日活影廠，今村繼續當副導演，這次加入的是川島雄三組。川島雄三沒有小津那麼大牌，為人也更加隨和，在他的班子里，今村發揮著更大的作用——他開始兌現自己終身「書寫蛆蟲」的誓言。

1958年，今村根據自己的經歷，為川島創作了《幕末太陽傳》的劇本：主人公是個騙子，長期混跡於妓院，故事的高潮是他搭救被賣進妓院的少女，以及密謀去燒英國領事館。這部影片是川島導演生涯的巔峰，在《電影旬報》評選的20世紀日本百部最佳影片中排行第五，介於小津的《東京物語》和黑澤明的《羅生門》之間。

川島雄三《幕末太陽傳》（1957）海報及劇照

「1950年代有很多人看電影，也有很多人投資，而且當時可以描寫的東西很多，可以描寫戰爭、建立民主社會……非常多的題材。」佐藤說。

1958年，日本電影年觀影人數達到歷史最高點，有11.27億人次去看了電影，人均看了11.7部。「大映」社長曾宣稱：「即使只掛上一塊白銀幕都會有觀眾來。」而當時日本影院仍堅持「買一張票，看兩部戲」，所以對影片的需求非常巨大，一批年輕的副導演獲得機會晉陞為導演，拍出了大量反思戰爭和反映戰後生活苦悶的影片，掀起了「日本電影新浪潮」運動。今村昌平、大島渚、筱田正浩和鈴木清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被稱為「日本新浪潮四大導演」。

1958年，今村導演了處女作《被盜的慾望》，而且在這一年裡一口氣導了3部電影。

《被盜的慾望》（1958）劇照

1961年是今村生命中重要的一年。這年，他導演了《豬肉與軍艦》——就是當初被小津唾棄的那個劇本。

《豬肉與軍艦》（1961）劇照

今村迷戀在電影中使用動物做隱喻，比如《楢山節考》里的蛇；《鰻魚》里的鰻魚。《豬肉與軍艦》的宣傳語就是「一群像豬一樣吃食、不知羞恥的男人們」。

影片的背景是駐日美軍基地，講述了一個在美國海軍基地外經營黑市豬肉買賣的黑道人物的經歷——有美軍就有賣春業，就有麻木的妓女和寄生的皮條客。皮條客最後轉行去餵豬，站在一堆豬里說：「只有豬才能了解我。」影片在橫須賀市拍攝，為追求寫實的效果，今村搜刮集合了當時市內所有的豬——足足有1000頭。

這種追求的後果是，影片超支400萬日元，相當於當時一部主流電影的製作費。此後兩年，沒有影廠找過他拍電影。

「1950年代人們的理想就是富裕一點，大家充滿了理想，但是到了1960年代，理想實現之後，人們發現富裕也沒有什麼可以高興的。人們失去了目標，反戰題材和反戰思考也漸漸消失。」佐藤說，從戰爭中走出來的黑澤明、今村、大島渚等導演，都無法停止自己的戰後反思，「有沒有名和能不能為公司賺錢，是兩回事，今村並不是影廠喜歡的導演。」

今村的夥伴們也都是不被影廠喜歡的導演，1961年，大島渚拍完《飼育》，變成了一個「不拍電影的電影導演」；鈴木清順在1967年被趕出日活電影廠，整整10年完全沒有電影可拍……196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新浪潮」偃旗息鼓。

「願為電影終身挨窮！」

拍不成電影，就意味著沒有收入。今村不得不舉家從城裡遷往郊區，住在一座小山背後。

在那段日子裡，今村最企盼下大雨——大雨之後，屋後山坡上的樹林里會長出很多蘑菇。今村把蘑菇採回來，細細剁碎，包在餃子里。兒子放學回到家，咬開餃子，看到裡面有棕色的碎末，會歡天喜地地大叫：「有肉吃了！有肉吃了！」「父親一般不在家裡談電影的事情，他並不是一個豪傑，有時也會好面子，有時也會小氣，但他的電影非常有趣。」天願回憶說。

這些「有趣」的電影包括：追蹤戰後一名到城市為娼，像昆蟲一樣頑強依靠本能生存下來的村姑一生的《日本昆蟲記》（1963年《電影旬報》年度10佳第一名）；講述專拍黃色小電影的男人經歷的《人類學入門》（1966）；描寫遠離現代社會的日本南方小島上，一個弱肉強食的性混亂村落的《諸神的慾望》（1968）等。

《日本昆蟲記》（1963）劇照

《赤色殺機》（1964）劇照

《人類學入門》（1966）劇照

《諸神的慾望》（1968）劇照

進入1970年代，今村10年里只拍出了一部《復仇在我》。

《復仇在我》（1979）藍光封套及劇照

當時，電視的普及大量擠壓了電影的生存空間，使得拍電影更加成為一門微利的買賣。今村對電視劇的反感集中在表演方面，「電視劇這種東西，所謂演員的表演令人膩煩不已，怎麼演都不是那麼回事。」他曾這樣說。

有這種想法的人不在少數，但只有今村採取了行動——他創辦了日本電影學校，「我創辦這個學校，就是為了辦自己的表演系，要打倒那些無趣、令人不快的演員。」

「個人創建學校，你必須有錢，今村卻沒錢。」日本電影學校教務長五十嵐滿已經在學校工作29年了，他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回憶，「他不顧一切地大筆借貸，另一方面四處向朋友求援，大概籌集了1億日元，都是借來的。」

今村在日本電影圈中，以性格孤傲著稱，當時很多人都很難相信他也會有求人的一天。松竹影廠前會長奧山融回憶：「今村君經常熱情地跑來找我們所有電影業界的人，大家都說，『今村君現在頻頻低下高貴的頭顱』。」

北京電影學院從事日本影視文化研究的支菲娜曾訪問過日本電影學校，對比起北京電影學院，「那裡的條件真的很差，但學生們真的可以實際操作拍攝電影。」

電影學校令原本經濟就不寬裕的今村更加捉襟見肘。

到了1983年，今村改編了深澤七郎的小說《楢山節考》拍成電影。今村的前輩木下惠介1958年時也曾將這部電影搬上銀幕。「木下君表現得非常唯美，母子間非常溫情。而今村君拍了動物性交的場面，拍了扔老太太的場面，拍了男人需要解決生理問題的場面，很殘酷，不溫情。」與今村合作22年的剪輯師岡安肇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總結。

《楢山節考》（1983）劇照

這個「不溫情」的版本，卻為今村贏得了一戛納金棕櫚獎。當時今村根本沒想到自己能夠獲獎，所以沒去戛納。影片獲獎的消息傳回日本，在慶功宴上，正陷於經濟危機的今村很激動，揮舞著拳頭髮誓：「我願為電影終身挨窮！」

今村一生獲過5次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提名，但他卻不喜歡出國，甚至連1997年《鰻魚》為他贏得另一座金棕櫚獎座，他也沒去現場。只有一次例外——1983年，他的《販賣婦女的人》獲得提名，他得知消息後，決定動身前往法國。他要讓更多人知道這部影片，因為這是集他13年艱苦的紀錄片調查拍攝之大成的作品。

「他拍的紀錄片不會再有人拍」

「1970年到1979年今村沒拍片，是因為他在拍電視紀錄片。沒有人出資讓他拍片，特別是拍他的戰後嚴肅題材。黑澤明也等了5年才有電影可拍。」佐藤忠男回憶的時候語氣中帶著淡淡的哀傷。

1969年，「日映新社」請今村用舊新聞片剪輯一部日本文獻集錦片，還起好了片名———《日本戰後史》。

這本來是剪刀加漿糊的工作，今村卻提出了自己的構想：「與其只是對過去的資料進行編輯，不如將資料放給親歷者看，並請觀看者當場回憶自己的生活和具體感受，用攝影機和話筒把當事人的講述紀錄下來。這樣，影片才能真正呈現我們的戰後歷史。」

今村找到的是從小輟學做黑市生意的赤座惠美子，一個混跡於警察、黑道、軍官、士兵中的女人。在影片即將結束時，她當著不懂日語的美國丈夫，用日語在鏡頭前說：「我和他年齡相差太大，早晚是要分開的。不過，在這之前只要能夠取得美國國籍，可以繼續在那裡做生意也就足夠了。」——《日本戰後史》被今村變成了《日本戰後史——女酒吧侍應的生活》。

《日本戰後史——女酒吧侍應的生活》

「我最喜歡女人的下半身。」日本NHK電視台一直猶豫是否該把今村的這段發言刪去———其實今村已經十分注意修辭了，否則他會把「女人」換成「妓女」。

由於小時候父親經常給妓女看病，今村在父親診所里見過很多妓女。

今村成年後，一大愛好就是流連於酒吧。戰爭時期，日本政府不準年輕人去玩樂；戰後束縛沒了，大家就開始盡情玩樂。「當時的年輕人都喜歡去酒吧，今村也不例外。」佐藤忠男說。

1956年，日本政府頒布了《防止賣春法案》。實際上，妓女只是由「官娼」轉成了「私窯」———娼業為近代日本經濟的發展作出了不少貢獻，比如明治維新後到南洋的妓女。

拍完《日本戰後史》，今村看到了大場升寫的關於「Karayuki－San」的書——《季子》。季子出生於1899年的廣島，3歲喪父，10歲喪母，17歲從神戶被賣到馬來西亞，價格是500日元，其後被轉賣不下5次，直到74歲才回到日本。

「Karayuki－San」興起於日本江戶時代，明治維新時期人數增加。這個詞原意是「遠赴海外的人們」，但由於在世紀初，日本人到海外當勞工的少，從事娼樓買賣的多，「Karayuki－San」便特指在海外工作的妓女，有人翻譯成「南洋姐」——《望鄉》里的阿岐婆就是「南洋姐」。

《季子》給了今村很大的觸動，他將工作重心轉到尋找和拍攝「那些被國家拋棄的人」上。

當時東京12電視台要做一組電視紀錄片，找到今村。雖然今村對電視充滿惡感，但拍不成電影的他依舊接受了拍電視紀錄片的任務。

給電視台拍片的好處是：拍什麼他們不管，只要按時交回給他們播出，並保證不賣給別的電視台；電視台給的費用也還算不少，而且拍電視的資金遠遠少於拍電影。

今村找到製片武重邦夫、剪輯岡安肇等7個好朋友，組成8人的今村組，開始赴南洋的調查採訪之旅。

「今村特別喜歡戰後題材，他說過，戰後，日本人有太多東西被國家所拋棄。」岡安肇對本報記者說。岡安肇已年過七旬，跟著今村做紀錄片22年，紀錄片不能養活自己，他另有一份賺錢的工作——拍色情電影。

《妓女的誕生》中的「南洋姐」

1973年，今村組推出了讓日本政府頗為惱火的電視紀錄片——講述「南洋姐」的《妓女的誕生》。這部紀錄片將「南洋姐」產生的根源歸結為國家行為：國家輸出女性來加強周邊國家對日本的接受，哪怕輸出的是從事娼樓買賣的女性；國家也「輸入」她們帶來的大量財富。

這部紀錄片播出時，東寶影廠正在籌備將山崎朋子的小說《望鄉》改編成電影。《望鄉》是戰後題材，又是講述今村最喜歡的「妓女」，簡直就是為今村量身打造的劇本。東寶希望由今村來導演這部電影。

今村仔細拜讀了山崎朋子的《望鄉》，合上小說，他告訴東寶：《望鄉》，他不能拍。

不拍《望鄉》的原因是——小說過於溫情。他認為真正的「南洋姐」比阿岐婆悲慘得多，她們絕大部分到死也沒有遇到像山崎朋子那樣的同情者。他認為《望鄉》沒有揭示「南洋姐」現象下面醜陋的政治原因——是國家促使她們遠走南洋賣淫，輸出日本文化、獲得經濟收入，最後國家為了掩蓋不光彩的政治，拋棄了這些妓女。

山崎朋子沒有修改自己的小說，今村昌平也不肯讓步，東寶只好找到熊井啟來拍攝此片。

今村組的紀錄片分為馬來西亞篇和泰國篇，其中包括《追尋未歸家的老兵》、《海賊》、《藤田上等兵三十三年未歸家》等，「我個人覺得《藤田上等兵三十三年未歸家》最能表現這種來自國家的遺棄感。」岡安肇說。

「今村在日本後無來者，」岡安肇在電話那頭停頓了一下，「他拍的紀錄片在日本不會再有人拍。」

《肝臟大夫》（1998）海報及劇照

今村並非後繼無人。1986年，在今村的支持下，他的學生原一男拍出了紀錄片《前進！神軍》———影片內容涉及對天皇制的批評及在二戰期間日軍吃人肉事件等敏感問題，儘管國內外對這部影片好評如潮，但各大電影公司懾於日本右翼勢力，一直不願正式發行本片。經過知識界的重重努力，影片終於在日本公映，連映26周，刷新了影片單院連映的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