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後「歷史認識」的思想水脈 高坂正堯 明治百年 司馬遼太郎

8日，甘肅省教育廳發布微博證實「甘肅農業大學『堅決制止』日本青年學者加藤嘉一赴該校訪問」，並稱「該舉措是在了解到網友的抵制呼聲後，經與校方聯繫予以制止的，加藤嘉一公開質疑南京大屠殺的真實事實，是任何理智的中國人所不能忍受的，不制止是失職」、「個人受委屈可忍受，民族榮譽和自尊一點都不能受玷污，這應是中國人的底線。」

對於加藤而言，這恐怕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換個角度而言，若能引起中日對「歷史認識」問題的再思考，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談及日本人的「歷史認識」、為何「不反省」，國內大多歸咎於戰後戰犯重回政界等原因，卻較少關注戰後日本思想水脈的流向轉換，本文試著做一下粗略的解讀。

長期以來，我們對日本的認識都遵循將「一小撮右翼」與「友好的日本人民」區別對待的「二分法」原則，但正如石原慎太郎的支持率居高不下、「購島計劃」得到民意支持所顯示得那樣，當我們批評「右翼」時，「友好的日本人民」並不與我們為伍。於是，我們又會走向另一個極端——疾呼日本正走向「右傾化」、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輿論甚囂塵上，而對日本人究竟如何看待歷史仍只有一個模糊的認識。

北海道大學教授高井潔司將影響中日關係的因素分為三類：釣魚島主權、油氣田開發及台灣問題等是「潛在因素」；參拜靖國神社、歷史教科書、南京大屠殺等屬於「刺激因素」；中日媒體都心存警戒和「情緒化」報道則構成了「助長因素」。

雖為「刺激因素」，但「歷史認識」問題無疑是中日之間最敏感的地帶，也是造成兩國國民理解鴻溝的主因所在。一個民族如何「溯流而上」，去記憶、敘述和評價其歷史，固然重要，但往往伴隨著「當局者迷」，因為生活在當下的人擁有的只是有限的、片面的「間接經驗」，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所言，「與其說是對過去的敘述，不如說是對現在的評價和對將來的指向」。

實事求是地說，將日本引向極端民族主義之路的「皇國史觀」，伴隨著戰爭的慘敗和東京審判的真相揭露，已被絕大部分日本人在思想上拋棄。完成這一「解構」任務的當屬「戰後三大家」——丸山真男、大冢久雄和川島武宜。

筆者來日本的第一年，導師指定必讀的第一本書便是丸山真男解讀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概略》，他除了系統解讀福澤諭吉外，還從政治學的角度，深入研究日本儒學、國學和徂徠學的相互關係從而尋求日本近代的內在演進，並通過解析由天皇制、軍部、官僚構成的「超國家主義」，指出日本人自我意識的缺失。他迫切希望日本人回歸福澤諭吉主張的「個體獨立」，重建基於「個人自由」的民族主義。

大冢久雄則從經濟史角度出發，強調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沒有出現市民社會所必須的「自覺意識」；川島武宜從法社會學的角度認為，明治維新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天皇制」，讓日本的「家制度」延伸至國家層面，並最終發展成極端的國家主義。

在他們看來，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的「近代化」只停留在物質、技術層面，在精神上並沒有確立「個體獨立」，沒有完成「民主化」的任務，這樣的「殘留」與極權主義結合便構成了戰爭的根源，因此戰後日本必須在「和平憲法」的基礎上，進行徹底的民主改革和「精神革命」。丸山真男甚至主張，日本近代史的開端應從1945年戰敗，而非1868年明治維新算起。

這種對日本近代史的徹底解剖和批判，曾成為戰後日本人歷史認知的主流，但這樣的「認知」建立在共同的戰爭體驗和戰敗後脆弱的經濟基礎之上，隨著經濟恢復，特別是經濟高速增長期的到來，桑原武夫等學者開始倡導對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進行「再評價」。

與此同時，美國也開始興起「現代化理論」，美國學界開始將日本定位為「唯一成功走上了現代化的非西方國家，理應成為新興國家學習的樣板」。站在最前沿的無疑是肯尼迪總統剛任命的新駐日大使、著名的日本問題專家賴肖爾（Reischauer），1960年8月，他聯合赫爾（Hall）等美英學者，與丸山真男、川島武宜等人圍繞著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現代化」道路展開激辯。美英學者將城市化、識字率、人均收入、工業化、大眾傳媒、官僚體系以及理性化等作為客觀標準，認為「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至戰敗的近70年正是一段典型的民主主義發生、發展的歷史，在此期間日本取得了歐洲用幾個世紀才取得的成果」。

賴肖爾等人的論調雖然遭到丸山、川島等日本學者的抵制，但對日本輿論界的衝擊非常深遠，加上日本國力漸強，「日本大國論」、「國家利益論」、「民族意識論」等逐漸興起，賴肖爾成為最終的「勝利者」，曾擔任防衛大學校長的著名學者豬木正道及其弟子高坂正堯等新一代輿論精英紛紛呼應賴肖爾的主張，日本出現重新評價近代日本的思潮。

高坂正堯甚至在《海洋國家日本的構想》一書中指出，「從本質上講，日本不是一個亞洲國家，擺在日本面前的唯一道路是徹底完成『脫亞』進程，從而發展成一個『遠西國家』（Far Western Country）」。如今活躍在政界的前原誠司、山田宏，以及中西寬、坂元一哉、戶部良一、中西輝政、岩間陽子、田所昌幸、佐古承等保守派學者皆出自高坂門下。豬木正道的弟子們則多活躍在防衛領域，得意門生五百旗頭真更是官至防衛大學校長。

在這樣的思潮之下，日本政府於1968年聲勢浩大地舉辦了「明治百年」紀念，將明治之後的日本描繪成民族「趕英超美」的歷史，而在此過程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對中國等受害國所犯下的罪行，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樣的紀念活動自然得到了正享受高速經濟增長實惠的普通日本國民的支持，赫爾（Hall）在當時曾撰文評論道，「新一代人正在出現，對現實的自信使他們對於歷史的爭論缺乏興趣，包括哪些不再拘泥於舊的記憶和過時的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

同時，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人物就是日本戰後最受歡迎的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他從1956年至1988年共出版了57部小說，幾乎獲得了日本所有著名的文學獎項。司馬遼太郎雖然對近代日本也多有批判，但他用如花妙筆對「明治人」無以復加地予以美化，他塑造的坂本龍馬等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毫不誇張地說，筆者認識的很多日本人，他們自認對歷史的「認識」更多來自司馬遼太郎的小說，而非歷史教科書。司馬遼太郎的人氣也正說明了，肯定日本百年近現代史的思潮已超出了政治和思想爭辯的領域，而是深入到了一般大眾。

在「大歷史」 被反覆肯定的前提下，對於其間經歷的負面「雜音」——戰爭，日本人的歷史認識開始出現混亂。有人認為那是一場「自衛戰爭」，日本雖然幹了壞事，但純屬迫不得已，日本處於美、英、中的包圍中，不得不拿起武器進行戰爭，戰死去的日本軍人都是具有愛國精神、為國捐軀的英靈；有人認為，從世界近代史來看，是歐美列強首先侵略、搶佔殖民地，日本不過是步其後塵的模仿國，要說日本有罪，英美同樣有罪；更有甚者認為，那是一場「大東亞共榮戰」，其目的是為了使亞洲各民族擺脫歐洲列強、獲得獨立。

在日本，對政治家而言，「侵略戰爭」這個詞本身就是一個忌諱的「敏感詞」，正式場合基本上不會說。在歷屆日本首相中，也很少有人公開用「侵略戰爭」這個詞。細川護熙在1993年的首相就職記者會上公開說「我認為先前的大戰是錯誤的侵略戰爭」，立即引起日本社會的軒然大波，遭到各方面的攻擊。此後，他不得不改稱「殖民地統治」。

朝日新聞在1980年代中期曾開設了一個名為「戰爭」的專欄，共刊登了1025篇有關戰爭體驗的投稿，但約84％（863 篇）是談「受害體驗」，談「加害體驗」的來稿僅10％（104篇）。這一數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部分日本人對戰爭的認識水平。

在筆者接觸的日本大學生中，對中日戰爭普遍了解甚少。中日兩國歷史教科書存在一個顯著的不同，中國是通過強化對近代百年「屈辱史」的教育，培養「愛國主義」；日本則對近現代史著力較少，側重於古代史的教育。這意味著，中日兩國的年輕人在未相遇前，就已經對「歷史認識」存在嚴重分歧和信息不對稱。

如今，日本人對於自身現代化的反思，大多限於對環境破壞、道德頹廢等物質主義層面的批判，而對其引以為傲的「百年輝煌」、「亞洲唯一成功的現代化國家」所伴隨的代價，尤其是對他國曾經的侵略和掠奪，無疑反應是遲鈍的。

可以說，要真正解決中日之間的「歷史認識」問題還需從長計議，只有中日兩國都能超越「民族」的層次，站在「亞洲」乃至「世界」的層面上重新審視自己的歷史時，才有可能重建對「歷史問題」的共識。當然，這也有賴於中國等亞洲國家全球地位的提高，只有當「西方」不再是唯一的世界中心時，日本才有可能擺脫「脫亞入歐」思維的束縛，重新思考本國在世界上的定位。

（文/蔡成平本文刊登在FT中文網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4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