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危機干預 中國的短板

王文忠，中科院心理所危機干預中心主任，研究員。 　　南都周刊：近兩年，巨災頻仍出現，你也曾親自參與多次災區心理援助，在你看來，中國在災後心理危機的干預上，與其他成熟國家相比，還存在哪些短板？ 　　王文忠：在中國，心理學大規模服務於社會，以前是比較少的，汶川地震是我們第一次介入危機干預。剛到災區時，和其他心理援助單位一樣，有些亂。當時災區心理服務團體很多，但各做各的，方式方法也不同，缺乏協調和溝通，這種遺憾，可能與此前沒有開展過這類大型服務有關係。 　　四川地震，全民動員，社會各界的救援力量一下到達高峰，是井噴式的，接下來到玉樹地震就比較平靜了，舟曲泥石流就更平靜，心理援助也是如此，四川當時有一千多名心理志願者，玉樹就少了，舟曲就沒幾個人。 　　南都周刊：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狀況？ 　　王文忠：我剛從日本回來，他們的工作比我們系統得多，阪神大地震已經過去十五年了，他們還在跟蹤，工作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經費有保障。現在，我們這裡，中央對災後危機干預很重視了，可如果各大學和研究機構沒有經費，也很難作出反應。我了解到的情況是，有些心理援助團體是沒錢的，目前在四川的心理工作者，能維持三年的，也就我們一家，北大、北師大逐漸撤回了，在玉樹只有我們中科院心理所。 　　我個人的體會是，地方上的官員，對硬性指標關注多一些，災後比如樓房、道路、醫院的重建，看得見摸得著，涉及他們的政績，而心理層面的東西，缺乏考核標準，基層政府積極性不足，這是我們工作的難點，所以，現在的中國心理援助，還停留在學術探索和民間支持的階段，不過，我覺得任何一個事情都有一個民間先行、學術先行的過程，政府會慢慢跟進。 　　南都周刊：你們做危機干預，當地不配合怎麼辦？ 　　王文忠：我們到了當地以後，先要給官員做工作，協助他做一些管理，得到認可後再來開展心理援助。也有不配合的情況，有的地方災後很忙，他們不願意接洽這事，我們就得花大力氣獲得他的支持。 　　我記得，四川地震災後49天，按照當地風俗，和尚道士都要來，當地政府不同意，認為這是封建迷信，更重要的是，他們怕災民聚集在一起，相互影響會導致群體性事件，但我們覺得，死者「七七」很重要，對災民心理疏導很有意義，我們說服了當地政府就去做了。我們還組織了一些生產自救和聯誼活動，學習書法和繪畫，這都是有心理學原理作依據的。 　　南都周刊：地方政府部門可能也會組織相關人員在做，他們做的，和你們做的，有怎樣的不同？ 　　王文忠：就效果而言，區別應該不算很大，政府力求穩定、快速開展重建，我們危機干預，也期望受災群眾自立自強，目標是一樣的。 　　災民一方面很悲傷，另一方面他們又很需要政府賠償，政府不願意讓專業人員介入是因為中國有個傳統，叫家醜不可外揚，政府不願意外部力量協助他們處理與民眾有關的問題，他自己關起門搞來相對簡單一些，因為外人來既是幫忙又是監督，甚至會覺得是牽絆。 　　作為災區心理援助力量，我們去過不少地方，不是很受歡迎，這是實話。 　　南都周刊：與地震這樣的大災相比，像南平校園血案，受害者的心理危機是不是更容易受忽視？ 　　王文忠：地震、海嘯等大災難，災民多是聽天由命，因此危機干預尤其重視二次創傷的弱化，因為它涉及人群廣，情況更嚴重，災民一旦覺得災難有人為因素，對政府的不滿就出現了，比如說四川災民提出追究豆腐渣工程當事人。而南平這類犯罪案件，雖然也讓人們關注到了政府責任和社會不公，但有很大不同，這一類案件，二次創傷可能有也可能沒有。但重大天災往往都有二次創傷，對此，政府要做一個積極的信息發布者，而不是消極的應對者。 　　拿伊春空難為例，其實空難影響到的人數還是相對較少的，包括遇難者家屬、倖存者、空乘人員等，但當地政府可能沒有有效應對當事人家屬和記者們，由此造成的二次創傷，後果更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