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誰避免了大明帝國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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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生前曾經在宮門口立下一面三尺高的鐵碑，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

這是文化不高的洪武皇帝在惡補歷史後得出的影響一個帝國興衰的基本判斷。

碑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朱元璋死了近四十年後，一個太監明張目膽地把開國皇帝立下的鐵碑移走了。誰說太監不能干涉朝政？

這個膽大包天的太監叫王振。

王振是山西蔚州人，早年為教官。在永樂年間自願放棄做男人凈身入宮，在太監隊伍中，王振因為具備一定的知識文化，頓顯鶴立雞群。後來明宣宗朱瞻基讓他教太子朱祁鎮讀書，成為了朱祁鎮身邊最為信任的紅人和心腹。宣德十一年（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逝世，年僅九歲的朱祁鎮成為了大明帝國的第六任皇帝。

從洪武開國到仁宣之治，大明帝國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輝煌與興盛後，開始進入另一個歷史拐點。王振成為了這個拐點上最關鍵的人物，帝師加心腹的身份，使他很快將正統朝的朝政從最初的「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輔政的局面變成了王振獨掌朝政。

治理國政不是王振的特長，他把持下的朝政，政治日顯黑暗，國力下降，農民起義不斷，北邊崛起的瓦剌人也開始頻頻擾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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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剌是北方蒙古族的一個分支，在蒙古草原西部一帶活動。永樂初，其首領猛可帖木兒稱瓦剌王。明初明帝國的主要精力用在對付另一個主要的蒙古族敵人——韃靼，對瓦剌部採取拉攏的方針，猛可帖木兒之後的三位瓦剌首領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就分別被明朝廷封為順寧王、賢義王、安樂王，其中順寧王馬哈木一部逐漸強大，其子脫歡成為了草原的強勢者。先是襲殺韃靼部的首領阿魯台，到了正統初，連滅賢義、安樂兩王，統一了蒙古草原。脫歡立元皇室後裔脫脫不花為可汗，自為丞相。正統四年（1439年），脫歡死後，其子也先稱太師淮王，

繼續保持著強勢，其勢力西起西亞，東接朝鮮，北連西伯利亞，南抵中國長城，

開始不斷對明帝國邊境進行襲擾。

正統十二年（1447年），瓦剌也先率軍降服了蒙古朵顏三衛後，於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開始對明境進行大規模的襲擾。他兵分四路：也先率部向大同進攻；阿剌進攻宣府，圍赤城；可汗脫脫不花進攻遼東；另以一部騎兵精銳進攻甘肅。

瓦剌多路兵馬入侵明境，目的很簡單，掠搶財物，但他們並不對大明的邊防和國土構成威脅。四路人馬中，除了也先一部，其他幾部不敢過於深入。

但當瓦剌入境的消息傳到北京紫禁城，王振的神經興奮了。

自從明成祖朱棣五征漠北後，仁、宣期間，明朝廷再沒有進行大規模的戰爭。王振要再起兵事，讓人們知道，這個不是男人的男人其實很男人。

朝中大多數朝臣都認為對付瓦剌只需要慎固封守、堅壁清野，就可以抑止瓦剌人的入侵。王振不幹，他提出了一個天才的創意——御駕親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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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鎮被老師的點子誘惑了，皇宮的生活太沉悶，帶著幾十萬大軍去把蒙古人殺個落花流水，是一件多麼痛快的事！

有點理智的臣子都持反對意見，自古皇帝親征，只有在兩種情形下才會發生：一是有必勝之把握；二是國家到了危難關頭，非皇帝出馬不能挽回局勢。此次瓦剌北犯，很明顯與兩種情況都沒沾上邊。可惜王振不這麼想，他要用親征來顯示和建立自己無上的權威。

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五日，朱祁鎮宣布御駕親征，命其弟朱祁鈺留守北京，打開國庫，給每名士兵發銀一兩，從武器庫發出八十萬件武器和若干火器，和王振組織了五十萬大軍（實數），帶上一大堆文武大臣，包括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等。

這是一支很奇怪的隊伍，一個小隊裡面的士兵第一天認識他們的戰友或是隊長，對發到手裡的武器也不熟悉，很多人拿著火器並不懂怎麼使用，只有口袋裡一兩銀子比較暖心。

大軍浩浩蕩蕩經居庸關（今北京昌平西）向大同出發，一路伴隨的是風雨飄搖以及隨軍大臣的滿腹牢騷，走了十天，大軍就缺糧了。

八月一日，明軍走到了大同，也先部也早已撤軍，而雨也一直下。朱祁鎮在大臣們不停的牢騷中也失去了繼續親征的興趣，王振只有選擇撤軍回師。

朱祁鎮親征，原本只會是歷史上的一出鬧劇，但王振在撤軍歸途中的一個舉措把鬧劇變成了悲劇。

由大同回北京的路有兩條：一條經紫荊關（今河北易縣），一條經宣府。經紫荊關的路雖遠，但比較安全；而從宣府，則大軍的側面容易暴露在瓦剌軍的攻擊下。王振選擇了從宣府回京，理由很簡單，從紫荊關回北京，要路經他的家鄉蔚州，到時候五十萬大軍必然會踐踏到王振家鄉父老的田地，他王振可不能幹損害老鄉利益的事。

也先在大同附近的大軍一直在監視著明軍的動向，得知明軍從宣府北側撤退，他知道戰機來了，立即率軍突入，跟蹤獵物。

八月十二日，朱祁鎮到了雷家站（今河北新保安）的時候，聽到了也先軍跟來的消息，王振神經一下短路，忘記他是帶著年輕的皇帝來出征的，也不組織作戰，拉著皇帝的手就跑，只想擺脫該死的天氣和蒙古人，回北京洗個熱水澡。

負責斷後的吳伯忠部被也先的追兵打了個大敗。成國公朱勇又率四萬眾阻擊，結果全軍覆沒，朱勇戰死，無法阻止也先追趕的步伐。

十四日，王振、朱祁鎮的大部隊撤到了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南）。土木堡距懷來城僅二十里，有鑒於瓦剌人的步步逼進，兵部尚書鄺埜等人建議先選派精兵送朱祁鎮入居庸關，其他主力部隊斷後對付瓦剌大軍。王振拒絕這一機會。

十五日，瓦剌人包圍了土木堡，並向明軍發動了攻擊。明軍毫無抵抗力，兩軍對決成了一邊倒的屠殺。明軍死傷數十萬，幾十位當朝大臣犧牲，朱祁鎮被俘，

那位王振則被氣憤的護衛將軍樊忠所擊殺。

也先只不過想入關搶點東西，結果卻俘獲了一個大明皇帝，殺死了數倍於瓦剌軍的明軍，這種戰果以前他做夢都沒夢到過。

戰利品太多了，也先部無法一下清掃完戰場（于謙後來派士兵去土木堡，竟然撿回了九千個頭盔、五千件盔甲、一萬一千桿火槍、二萬支神銃、四十四萬枚火箭、八百門火炮）。

——朱祁鎮才是也先最想要的戰利品。

有了朱祁鎮這塊護身符，也先的信心更足，野心更大，中原的金銀財寶已滿足不了他，他把目光放到了北京。

正統十四年（1449年）十月，瓦剌軍長驅直入，朝北京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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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北京，可謂是無兵無將，朱祁鎮、王振帶走了五十萬大軍，北京城只剩十萬老弱病殘士卒。朝中眾多大臣都在王振的帶領下共赴黃泉，誰來拯救處於絕望和恐慌中的帝國？

于謙站出來了。

于謙字廷益，號節庵，浙江錢塘人，少即胸懷大志，十二歲的少年于謙就作下了《石灰吟》的立志詩（這也成為了他一生的真實寫照）。永樂十九年（1421年）

于謙中進士，並跟隨明宣宗朱瞻基討伐漢王朱高熾的叛亂。

宣宗時代的于謙憑著自己的能力上升為當時最耀眼的政治新星，三十二歲時，于謙被任命為兵部侍郎、副部級三品大員。正統初年輔政的「三楊」對小於的評價也相當高，一致認為可以做他們的接班人，成為帝國未來的中流砥柱。

之後，于謙外放地方，在山西、河南一帶做巡撫。但隨著王振的當權，他的政治生涯迎來低谷。于謙為官清廉，不肯巴結王振，別的地方官進京，都是攜金帶銀，巴結王振，于謙從來不搞這套，慢慢上了王振的黑名單。于謙不僅提升無望，王振還一度想除掉這塊硬骨頭。他在正統六年（1441年）的時候找了個莫須有的借口將于謙打入大牢。但令王振想不到的是，在他眼中一個小小的三品巡撫人氣竟然非常高，當朝很多大臣都來替于謙求情。眾怒難犯，王振只好放了于謙。

不久後，于謙被調回京師，依舊做他的兵部侍郎。

在大部分重臣均死於土木堡的情況下，于謙是朝廷中最有能力和威望的大臣了。

土木堡事變後，北京剩下的朝臣們在於謙的主持下，於 9月 18日，由皇太后任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監國；九月二十九日，眾臣擁戴朱祁鈺為大明帝國的第七任皇帝（明代宗），而在也先手裡的王牌——朱祁禛變成了太上皇，價值頓時大打折扣。

于謙被任命為新的兵部尚書，其他各部缺額也陸續補上。王振的幾個私黨則在明帝國的朝堂上被文官們群毆致死。朝廷平息了眾怒，並堅決撲滅了南遷逃亡派的聲音，正統年間以來的朝堂第一次空前團結。

對蒙古人的捲土重來，于謙做足了戰備：一面加緊趕製和到各地調集兵器（在土木堡就撿到不少）；二是儲備數百石糧及軍餉，做好了長期戰鬥的準備；三是加強軍備，修築城防。面對剛剛滅掉五十萬明軍的瓦剌軍，于謙沒有憑城死守，而是將主力全部調集至北京九門城外，以硬碰硬。十月十一日，也先的主力到達北京。在彰義門，都督高禮、毛壽義擊退了也先前鋒部隊。

十二日，也先祭出讓北京方面頗覺尷尬的一招，通知北京城明帝國高層來接他們的太上皇。最開始朱祁鈺派了兩個低級別官吏去接，被也先打發回來，說需要更高的官吏和更多的錢。于謙在這個時候再次說服代宗，拒絕了也先要求，說太上皇我們也不要了，要錢就提刀亮劍來拿。

十三日，瓦剌軍進攻德勝門。于謙派少數騎兵迎接挑戰，然後詐敗，把也先的萬餘騎兵誘入伏擊圈，神機營火槍手大顯身手，大敗瓦剌軍，也先的弟弟勃羅、平章卯那等大將中炮身亡，也先遇到了進入中原以來的最大一次挫折。

十四日，再次發起攻擊的瓦剌軍在彰義門等地遇到了明軍的阻止。而北京附近的民眾和士兵都自發組織起來，用各種手段打擊瓦剌人。

對北京城攻擊的失敗，各路明軍的來援，加上手頭籌碼的貶值，明智的也先選擇了撤退。他已經夠本了，土木堡的神奇勝利，是蒙古人在中原所發的最後一筆橫財。

而北京保衛戰的勝利，讓明帝國在土木堡的慘敗後，避免了像北宋帝國一樣的非正常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