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封禪

秦始皇帝嬴政（公元前259－前210年），是在戰國紛爭的條件下，滅六國建立統一封建帝國的皇帝。他於公元前246年即帝位,時年13歲。即帝位後，勵精圖治，為建立統一大帝國東征西伐。於公元前230年滅韓，前225年滅魏，隨後,在前223年至前221年內，連續滅楚、趙、燕、齊,並於公元前221年宣告統一大帝國的建成。這個大帝國幅員之大，在此之前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比擬。據《史記》記載，秦的疆域「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滅六國，統一天下，靠的是武功，南征北伐： 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後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 … （《史記.秦始皇本紀》） 這是秦始皇在統一天下之後給丞相、御史命令中的話，文中連用六個「誅」字加一個「擊滅」字樣，可見秦統一全是武力殺伐的結果。至於原因，當然是嬴政一面之詞。至少，《史記》中就有「秦滅六國，楚最無罪」的話。當然，具體地判定六國是非，是沒有意義的。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問題，春秋戰國，五霸七雄，歷經550年，「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統一雖未必給人民帶來實質性的恩惠，但免於刀槍劍戟之苦，卻是現實的。毫無疑問，競爭，對失敗者說，是非常殘酷的；對勝利者而言，卻是嚴峻的。在軍事上消滅六國政權之後，秦始皇必須採取行政的和制度上的措施，將統一政權定型化。 廢分封，立郡縣。眾所周知，周朝實行分封制，似乎將地塊劃撥在自家家族手中，分兵把守四方，江山才穩固。時間推移，血緣親族之情逐漸淡化，而權力利益之爭逐漸強化，久而久之，血緣親情，煙消雲散，而權力利益之爭卻愈演愈烈，歷史的發展，將分封制擊得粉碎。秦建國後，是重複歷史的舊制？還是另辭現實社會的新規？自然有一番爭執：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兩種意見，尖銳地擺在嬴政的面前。王綰的意見，顯然是因襲的慣性。然而，歷史的教訓是深刻的。春秋戰國550年的紛爭,原因固然多多，但分封制的弊病，也是顯而易見的。秦始皇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傑出的人物，首先是他敢於突破歷史的成見，開創新的局面。當著王綰和李斯的意見相左時，他立即表示意見，總結歷史的教訓拋棄陳腐觀念，支持李斯，另立新的規章。他說:「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能哉！廷尉議是。」毫不誇張地說，秦始皇放棄分封制，建立郡縣制,是一項歷史性的改革，也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柳宗元在《封建論》一文中對「封建」（即分封制）的批評，可以看作是對郡縣制的褒獎：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其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分封制，實質上是「家天下」，代代相傳。代代相傳的世襲制，不能保證賢人「以立於天下」，並且，必定是腐敗的溫床。西周分封的失敗，歷代封建王朝「父傳子，家天下」導致的後果，是盡人皆知的。因此，秦始皇廢分封，設郡縣是一大創舉。當然，秦始皇設郡縣的目的，並不是簡單的「天下共苦戰鬥不休」，而是為了秦王朝的「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秦王朝依據贏政的決斷，將當時的中國分為36郡，奠定了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的行政區劃的基本格局。 秦始皇的「統一」措施有幾項是社會生活必需的制度： 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史記.秦始皇本紀》） 我們說過，度量衡制度是聯繫群眾、組織生產、進行交換必不可少的條件。「車同軌」和「書同文字」兩項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度量衡的作用是相等的。車兩輪之間的距離固定，是車的標準件，標準件可互換，這對於戰爭和運輸都十分有利。六國的割據，造成文字的差異，統一文字可以統一政令。從文字學的角度來說，自秦開始，中國文字實現了統一，而且貫徹始終。這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歷史的經驗證明，奪取政權，建立政權並不等於鞏固政權。鞏固政權需要在奪取政權建立政權之後進行長期不懈的努力。就特殊性而言，鞏固政權，對秦始皇而言，尤為重要，因為秦信奉法家學說，講法、術、勢以御臣下，崇尚皇帝的絕對權威。對政治上的反對派嚴刑峻法，甚至是殘酷鎮壓。更為嚴重的是，在鎮壓六國貴族反抗的同時，對六國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榨，擴大了對立面，肆意製造自身的掘墓人。對知識分子的特殊性沒有清醒的認識，對朋友、敵人和社會寄生力量不加分析和區別，甚至焚書坑儒，粗暴地破壞文化傳統。在社會的長期紛爭戰亂之後，不知休生養息，不知愛惜民力，窮奢極欲，好大喜功，驅使成千上萬的勞動力大興土木工程，殘民以逞，竭澤而漁，天怨人怒，立國僅12年，就在農民大起義的怒濤聲中滅亡了。凡此等等，都說明剛剛建立的秦統一政權實際上存在著嚴重的危機。 秦始皇在政治上是十分敏感的，對秦建立後的政治狀況，有清醒的認識：「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因東遊以厭之」（《 史記.高祖本紀》）。所謂「東南有天子氣」，就是說「東南」(主要是指楚國轄地)有反抗秦王朝並企圖取而代之的政治基礎和力量。「東遊以厭之」的「厭」是「壓」的假借字，「厭」就是「鎮壓」。這就是秦始皇於公元前219年開始東巡的重要原因。我們認真考察一下秦始皇所說的「東南有天子氣」的內容，對我們了解秦始皇的泰山封禪是極為有益的。 東方反抗秦王朝的政治主要力量有兩個方面： 一是六國貴族的剩餘力量。《史記.留侯世家》載：「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張良本不姓張，而姓姬。秦滅韓，他為韓報仇，求刺客，並且終於找到了刺客刺殺秦始皇： 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史記.留侯世家》） 張良收買刺客刺殺秦始皇，就目的而言，是政治性的報復，秦滅韓，被滅的韓統治集團的殘餘力量伺機報復，可以理解。但行為本身又過分簡單化。得一力士，在秦始皇被前呼後擁、護衛如林的情況下行刺,風險實在太大。結果，不得不改姓更名，逃亡到江蘇下邳。毫無疑問,張良逃亡下邳,是張良的失敗。 一個有作為的人，在失敗之後，就應該認真地研究失敗的教訓，從失敗的教訓中尋找成功的秘決。歷史學家有時也是幽默的，用一個生動的故事來發表議論。相傳張良逃到下邳後，遇到一位圯上老人。老人見張良，有意將鞋墜入圯下，令張良去拾取，又令張良給穿上。張良一一完成之後，老人笑而去。隨後，老人返回，約張良「後五日平明」在圯上相會。五日後，張良如約前往，而老人先在。老人批評張良:「與老人期，後，何也？」再約，又不成。又約五日，張良半夜而往。老人大喜，送給張良一本《太公兵法》，並說：「讀此則為王者師矣 。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所以後人因稱圯上老人為黃石公。《太公兵法》固然是解釋張良後來常有奇計的原因，但是，故事本身卻告訴人們一個歷史的經驗，復仇要有耐心，不可急躁。耐心能出現計謀和智慧，耐心能組織和聚集力量。這個故事顯然是針對著張良在博浪沙的失敗而發的。張良後來能剋制急躁而忍耐,是因為接受了這個教訓。此後，張良聚少年百餘人，投奔劉邦，終成大業。 隨後在江東起兵反秦的項梁和項羽，和張良相似,屬於六國貴族的政治勢力。 二是六國人民不堪重壓而起兵反抗：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 （《史記.陳涉世家》） 這裡講了兩個問題，一是六國人民與秦統治集團的矛盾。秦建國之後，北修長城，咸陽大修宮殿，其工程之浩大，令人瞠目結舌。范文瀾先生在所著《中國通史》第2冊中說:「秦時全中國人口約二千萬左右，被徵發造宮室墳墓共一百五十萬人，守五嶺五十萬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萬人，築長城假定五十萬人,再加其他雜役,總數不下三百萬人，佔總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實非民力所能勝任。雖然形式上不發閭左，但刑法苛暴，很多農民被稱為罪人去服各種勞役，實際上等於部分的發閭左。秦始皇末年，農民起義已經接近了爆發點。」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 陳涉世家 》中說的「會天大雨，道不通 。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就是說明秦的刑法苛暴。勞役要按期到達，如不按期到達，皆斬，連大雨的耽誤，也算入犯法之內，實在不近情理。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相從者風起雲湧，可見秦王朝與人民的矛盾嚴重到了何種程度。二是秦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十分嚴重。秦始皇信奉韓非的學說，韓非的學說十分重視皇帝的權威，從價值觀念的取向上,向上層統治集團傾斜，皇帝是最受尊寵的人。另一方面對人民，對臣下，又嚴刑峻法。歷史的辯證法常常與統治集團的荒唐願望相反。秦始皇以為設郡縣，銷兵器，御臣下，就可以長治久安，王朝萬世。殊不知權力越集中，越容易產生爭權的矛盾，皇權越專有，越容易產生政變。秦始皇之世存在兩大內部矛盾。知識分子集團在秦中央集權制下非常不適應。本來，七雄並世，知識分子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政見不合，拔腿就走，另謀高就。俗話說，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蘇秦、張儀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到了秦一統天下，政見不合，要受到糾纏。六國滅亡，另謀高就只是一句壯膽的空話，此處不留人，就再也沒有留人處了。習慣於百家爭鳴的士人，只能改腔變調，附和一家之言。這其間免不了種種矛盾和鬥爭。焚書坑儒是秦始皇採取的苛刑暴政，以此來解決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有人說，坑儒不是「坑」的知識分子，只是一批方術之士，其中不乏不逞之徒。這話當然不是完全沒有依據，不過秦殺了一些不同意見的士，也是不爭的事實。退一步說,即使一位士也沒殺，但焚書卻是無可否認的真實。史書上說過，馬上得天下，並不能馬上治天下。奪天下要武人也要文人，治天下也要文人也要武人。秦始皇建國之後，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是他一生的重大失策。其次，權力過分集中，必然導致權力腐敗。舉一個很小的事例：秦始皇的一大功績是「行同倫」，力求統一全國的人倫風俗和道德觀念。他在東巡浙江時，有《會稽刻石辭》，稱「防隔內外，禁止淫佚」,「夫為寄豭, 殺之無罪」。這當然是一個維持社會良好風尚的決定，但是，秦始皇建國後大修宮殿，在咸陽仿六國宮殿形式，修建宮殿145處， 藏美女萬人以上。最為奢侈的當是「阿房宮」：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雩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台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凄凄。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 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弦，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見者，三十六年！… … （杜牧《阿房宮賦》） 文人的筆墨雖不免有細節的誇張，但阿房宮確確實實是「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的宏偉建築。惟此，秦始皇是偉大的創業者，又是罕見的腐敗分子，而且這種腐敗象瘟疫一樣，在統治集團內部擴散、蔓延，直至不可救藥。秦代的腐敗，迅速化為內部的權力之爭，秦二世和趙高勾結，利用種種手段，獲得政權，殺長兄扶蘇，又殺秦始皇子女22人。為了鞏固權力，「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因此，秦政權雖有創始之勞，但同時又是一個內外交困、運轉畸形的的政權。 《陳涉世家》所反映的問題，是秦始皇在世的時代就存在，秦始皇作為政治家，極富于敏感性，並不遲鈍。他一生自始至終注視著東方問題。

從公元前219年開始東巡，第一件事就是封禪泰山：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 （《史記.秦始皇本紀》） 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征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上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史記.封禪書》） 這是我們目前能見到的最早的關於秦始皇封禪泰山的權威性見解。但是，出於司馬遷一人之手的這兩段材料，又不那麼權威，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疑竇。首先，秦始皇上泰山和下泰山的路線就不清楚。按《封禪書》，秦始皇上泰山是陽上陰下，即從山南上山，從山北面下山。《 秦始皇本紀 》則不說上下路線。但是，上下路線不清，「休於大樹下」的大樹在南在北，則是問題。如果我們確認《封禪書》正確,則「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的大樹則在泰山之陽,即山之南。那麼,《秦始皇本紀》的「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中的「樹」，則當在泰山之北。歷代記載的「秦松挺秀」之松皆在泰山之南， 「樹」成為「松」如此說來，《封禪書》和《秦始皇本紀》在秦始皇上泰山的線路問題上 ，必有一誤。較大的可能是，《秦始皇本紀》中的 「下，風雨暴至」之「下」乃後世誤刻。其次，「立石」，「刻所立石」。按《秦始皇本紀》，將「立石」和「刻所立石」分寫，甚至是「刻所立石」一句在「禪梁父」之後，人們很容易認為在泰山上「立石」，而在泰山下樑父山「刻所立石」。按《封禪書》，「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秦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則當是在山頂立石刻字。於是，問題產生，秦始皇在泰山之顛既立石又刻石呢，還是「立石」和「刻石」是一回事？非常有趣的是，泰山上既有所謂「立石」（今存，許多人稱為「無字碑」，指為秦始皇所立），又有「刻石」（已廢，今人據拓本重刻）。 岳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五尺，而銘文並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為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按，漢武帝劉徹）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徵。《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為漢武帝所立，而後世之不讀史者，誤以為秦耳。 （《日知錄.泰山立石》） 顧炎武的推論當然不無道理。但是，宋以後的文人相傳已久，特別是明人公然刻碑於其側，為秦物，是亦各習難改。顧炎武在同書中進一步從秦始皇東巡刻石的體制和史家文字之嚴密證明泰山頂之「無字碑」非秦物，乃漢物，是頗有說服力的： 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雲「立石」，下雲「刻石頌秦德」 ；於泰山 ，則上雲「立石」,下雲「刻所立石」；於之罘，則二十八年雲「立石」，二十九年雲「刻石」；於琅琊，則雲「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雲「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雲「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始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記？使漢武有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同上） 在中國封建社會裡，修史的人，無論官修或私修，都必需遵循一定的規則，否則，就不成體系。顧炎武從秦始皇東巡刻石的修史體例著眼，有說服力。不管立石刻石的結論如何，李斯小篆保存在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上，使後人一睹真跡，從文字學的角度說，確乎令人讚賞。 我們已經概述過秦建國以後的社會政治狀況，也指出秦始皇東巡的目的（其實也是泰山封禪的目的）和他要解決社會政治問題密切相關。這當然不是我們的臆說，而是有確實可靠的歷史文獻作依據。秦始皇東巡的社會政治目的應該從他的東巡文告中概括出來。《史記》一書所載東巡刻石共7塊，實際收文6則： 泰山刻石 琅琊刻石 之罘刻石 附《東觀》一則 碣石門刻石 會稽刻石 縱觀全部刻石文詞,主題大同小異，無非歌頌秦功德，聲討六國罪惡。秦統一有理,六國滅亡應該。推行秦的法令，宣揚中原文化人倫。力求社會穩定，有秩序運轉。泰山刻石辭如下：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並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跡，本原事業，只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凈，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史記.秦始皇本紀》） 毫無疑問，泰山刻石辭是政治性的，是秦始皇的政治文告。秦始皇十分崇信法家的學說，他以為準備了充足的軍隊，加上他的政治文告，天下臣民就會「罔不賓服」。只要「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就一定能「化及無窮」，永世太平，長治久安。秦始皇以為,他不斷地東巡視察,不斷地發布永久性的政治文告，就可以消除東南的「天子氣 」。相傳秦始皇巡到今江蘇省南京市附近時，人稱南京市南之穆陵關有「天子氣」。這個民間傳說，也不完全是無稽之談，秦始皇在意識形態上，確也有令人遺憾的地方：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治，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史記.秦始皇本紀》） 《漢書.郊祀志》說，「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採用」。五德說和五行說是一致的，所謂「五德終始」，就是五行之德終始相遞傳。五行說，又稱「陰陽五行」，是戰國時期的一個哲學學派，其代表人物是鄒衍。《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介紹鄒衍及其學說，稱： 鄒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 大聖 》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 這一段記載最為重要的是兩句話：「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古人以為，陰陽是事物正反兩個方面，向日為陽，背日為陰；暖為陽，冷為陰，因此，陰陽是一對哲學範疇。陰陽的聚合、消長就形成事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陰陽之說，又充實以五行。所謂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中國古代流傳五行相生相剋觀念，說「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相生相剋說明事物之間的關係，或相互促進，或相互排斥。所謂五德 ，就是金木水火土。這一派學人將陰陽五行和人類社會政治倫理聯繫在一起，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不僅周而復始地轉移，而且是一個王朝政治運作的特殊標誌。將神秘的天人合一或神道設教搞到政治生活中來。秦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說周朝是火德，秦代周，自然是水德，因為按五行說，水克火。於是改十月為正月，因為從十月開始為冬季，冬是水的標誌。此外，旗旄上黑，黑是水的標誌。水主陰，陰則刑殺，所以「刻削毋仁恩和義」，才合乎水德的要求。凡此等等，說明秦始皇雖然崇尚著法家學說，但內心深處，卻又深刻地受著「天人感應」、「神道設教」等迷信思想的影響。 問題是，秦始皇的東巡，泰山封禪,除了前邊闡述的社會政治因素而外，是不是還包含迷信的因素？回答是肯定的。 既已，齊人徐?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盧生說秦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葯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葯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 （《史記.秦始皇本紀》） 這兩條記載，說明了秦始皇的精神狀態。就個人而言，秦始皇在消滅六國，建立統一政權之後，個人慾望開始膨脹，個人的精神素質開始改變。簡單地說，個人的享樂、長生、權勢等要求，越來越強烈，甚至到了心理變態的地步。派徐?去求仙，派盧生求不死之葯，就是這種變態心理的反映。秦始皇不僅單向地派徐市、盧生等人求仙、求不死之葯，而且還為求仙長生鬧內部矛盾。當盧生等人說「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和「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葯殆可得」的話後，他宣布，有言說他住處的，「死罪」。有一次,他在出巡中,看見丞相車從過多，表示不滿。有人將此意見告訴丞相，丞相就減少了車從。秦始皇得知丞相減少車從，以為「此中人泄吾語」，將當時在旁的人，統統殺掉。可見他追求做「真人」和求不死之葯到了何等瘋狂的地步。就社會環境而言，神仙迷信之說，由來已久，西周末年，就有成仙之說，前文引述的徐、盧生，以及見於史書的韓終、侯公、石生，皆以求仙、求不死之葯以干謁帝王，倘非當時社會迷信之風盛行，焉能有此等現象。《史記》說秦始皇封禪泰山時「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大概是因為秦始皇個人有求長壽成仙之請，故而如此。 總而言之，秦始皇封禪泰山，是當時政治的需要。他東巡的目的是維護政權的統一，當然也包含消除東方人民的反抗情緒。可以說，他終生的憾事是並沒有正確地解決東方問題。為他殉葬的兵馬俑，嚴陣以待，面向東方，可見東方問題，是他死不瞑目的情結。秦始皇不懂得，以武力得天下，必須伴之以文治，一味嚴刑峻法，將武力奪天下的辦法延長為治國是不能維持長久的；秦始皇更不懂得個人的慾望和消耗，必須與社會生產水平與人民大眾的承載力相適應，窮奢極欲，殘民以逞，必然導致社會的動蕩和結構的崩潰；秦始皇又不懂得，六國的死亡，統一大帝國的形成是一次社會結構的大變動，大變動必伴之以大穩定。質言之，要變動六國政權，必須穩定六國人民，否則，不加區別，六國的政治力量和六國生產力量一起變動，社會必然陷入動蕩和混亂。因此，秦始皇不在政策上加以調整部署，而企圖用政治文告宣揚自身功德和神道設教的封禪來解決社會問題，只能是緣木求魚，毫無結果。但是，他封禪泰山，不僅留下了李斯小篆碑讓後世人讚賞，不僅留下了五大夫松（今已不存）遺迹，讓人留連忘返，發懷古之幽情，更為重要的是，他開創了有正史記載的帝王封禪泰山的先河，使後世有名望的帝王心向泰山，將泰山正式引入帝王生活的政治圈，在歷代王朝的歷史上起過不大不小的作用，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頁，使泰山的名望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隨著歷史的綿延而綿延！